【人类学学科定位】陈沛照：《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省思》
【作者简介】陈沛照，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摘 要】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还没有形成共识，这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当前人类学一级学科的设置时机已基本成熟，但仍然存在一系列窘境和困惑。随着我国人类学在理论方法的创新突破，本土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应用研究的深入开展和人类学知识的普及，中国人类学就会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功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也会不断得到巩固。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地位；困惑；前瞻
当前中国人类学和“三科并列”中的其他两科民族学、社会学相比，还处于相对弱势位置。自人类学恢复重建以来，学科地位问题一直是人类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历次讨论中，人们对人类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这影响和制约着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中西语境下的人类学学科地位
作为一个同时创建于西方多国的学科，人类学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注定了其学科传统的多元性和和学科地位的变动性。因此，一百年前中国到欧美留学的学子学成归来后也就继承了源自西方的不同的名称和传统，并且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国家语境变化，形成了与西方有所区别的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
（一）作为多样性起源的西方人类学
人类学的起源是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认知视野逐渐扩大相关的。殖民地官员、传教士、旅行家们关于遥远异邦不同人类群体奇风异俗的报道，刺激着人们关于人类本性、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在启蒙运动中许多著名的学者如卢梭、洛克、孔多塞、休谟、圣西门等，已经开始了关于人类及其文化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为人类学在19世纪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进化论的兴起，学者们开始以进化的观点来审视非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他们将当时西方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顶点，并以之为尺度将非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排列，确立各文化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位置。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论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诞生，也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形成。
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使用的是民族学，后来才用人类学。两者曾经互相兼容，有时民族学包括人类学，有时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有时相提并论，有的地区民族学学科名称逐渐为人类学所取代。1839年，巴黎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该会纲领称民族学研究旨在“鉴别人类种族的要素，其身体构造、知识与道德的特质，语言、历史的传统”。1859年法国人类学会成立，认为人类学研究人类的生命与生活的全部，将民族学附属于人类学。英国早在1843年就在伦敦成立民族学会，至1863年成立伦敦人类学会，人类学才包括体质和文化的研究，1871年两会合并为人类学学院，后来又将研究文化的部分称为社会人类学。美国于1842年在纽约成立民族学学会，1879年建立华盛顿人类学协会，1901年把人类学分为体质和文化两个部分，创立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名称。在俄、德、奥等欧陆国家，用人类学指体质人类学，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的体质形态；民族学则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日本在二战前就采用欧陆的学科样式，1934年成立日本民族学会，而早在1884年就成立的日本人类学会是研究体质的。战后随着美国学术思想的渗透，日本学者根据自己的爱好同时使用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用语，但逐渐呈现出用文化人类学代替民族学的趋势。所以，作为年轻的学科，民族学、人类学“是在19世纪以后，在欧美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受各国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影响，至今在欧美各国仍没有就学科名称、定义和研究范畴等方面达成完全的统一”[1]。
（二）国内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
如果以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为标志，人类学进入中国已历经了一百余年的风雨历程。建国前中国许多著名的人类学者如吴文藻、李济、凌纯声、林惠祥、费孝通、林耀华等均有过欧美人类学的留学经历或训练背景。在西方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把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看成与民族学类同的学科，都是以人类的文化为研究对象。社会学学科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和人类学学科贯通互渗的过程。在中国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身上是很难发现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科的明显区别的，这些学者中的不少人既是人类学家，也是民族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而真正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讨论，则是在建国后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展开的。建国后，依照苏联模式，中国对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人类学、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撤销了。尽管一些学校开设了民族学课程，培养出一批民族学科研和教学人才，许多学者都参加过民族学调查并从事民族学研究，但“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仅未得到承认，而且还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受到批判。[2]文化大革命期间民族学最终被取消。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的重建与发展，学术界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关系和学科地位的讨论主要有以下正反两种观点：
1.人类学与民族学是同一门学科
杨堃认为：“若就学科本身来讲，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应指一门学科而言。” [3]林耀华指出：“英国‘社会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和当前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无论从研究对象和范围来说，都基本等同于民族学，彼此之间也经常互相通用。”[4]黄淑娉认为：“就社会文化研究方面来说，通常所称的文化人类学一般指狭义而言，与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三者相通，……当前我国使用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名称都无不可，不需强求一致。[5]杨圣敏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因此，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规范民族学的研究，是民族学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6]持此相似观点的学者还有童恩正（1989）、王建民（1997）、宋蜀华（2002）、何星亮（2006）等。以上学者大都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一致性来提出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两个学科都是研究人类群体的社会文化及其发展规律，都强调实地调查、直接观察的方法，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体系上它们也是相同的，没有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区分，它们共同创立和使用这些理论，各个学派提出的理论都是探索文化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从事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工作者彼此都视作同行。
2.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陈国强提出：“文化人类学不仅是研究概括的，理论的，重在原理的研究，可贡献说明的原理于考古学和民族志，而且还包括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在学术上是需要的。”[7]后来，他又在国内首次提出了我国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同属一级学科的观点。庄孔韶根据英美人类学学科分类，认为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人类学可以统含民族学、民族志等名称。[8]胡鸿保透过社会学重建后与民族学拉开距离的现实，预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化将更趋明显，故此认为在我国“人类学与民族学是有密切联系的两门不同的学科”[9]。周大鸣根据国际人类学学科特点及发展趋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设中国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建议，以让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学一级学科一起共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10]和以上学者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蒋炳钊（1987）、姜永兴(1998)、容观夐（2003）、石奕龙（2012）等。
不同的学者对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定位的认识不一致，在学术界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但是多年以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官方机构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类和专业目录设置互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重视和解决，从体制上对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造成了诸多困惑。
（三）人类学可以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
建国前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是互动互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学科名称的民族学得以幸存下来以有助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解决。此后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民族识别运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研究。自此我国的民族学就开始以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国内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而偏离了以前研究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道路。这一转向标志了大陆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学科分离，并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重建也有着重要影响。
从现在国家不同部门关于民族学学科分类和专业目录设置的情况来看，民族学学科仍然是以“民族问题研究”的思路来设置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干脆就以“民族问题研究”的名称来代替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设置，和其他的学科相比这个名称显得非常别致。“民族问题研究”并不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别称，只要和“民族”和“民族问题”相关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一学科之下，从而造成了这一学科什么都是或者什么都不是的尴尬境地。再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学位授予和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社会学和民族学仍然是法学门下的两个一级学科，人类学只是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而存在。在这个目录中，作为一级学科的民族学除了所包括的小“民族学”二级学科和文化人类学应该是相当的，而其余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四个二级学科名称都沿袭了建国以来我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套路。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从官方到民间至今未能真正走向整合，而且有渐行渐远的趋势。从中国特殊的学科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来说，民族学、社会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是很难动摇的；但从学理的角度、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从我国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讲，把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已是迫在眉睫。费孝通生前也有意向教育部建议把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行。把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和费老所倡导的“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的学科发展思路也是一致的，有利于人类学的建设与发展。
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以后，其二级学科可设置为生物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应用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等。生物人类学相当于体质人类学，在做具体研究的时候可以划归生物学学科。这里的民族学大致和文化人类学一致，都是对人们共同体的文化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研究，以“民族”作为研究主体依托，既研究汉族也研究少数民族，是作为“民族学研究”而非“民族研究”。作为研究整个民间生活和文化的学科，笔者认为民俗学也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德国就称研究本国民族或民间知识的学科为“民俗学”，而把对本土以外的民族、殖民地民族或落后民族的研究称民族学，其理论和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前文也已提及，陈国强认为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王斯福也认为，中国的人类学是和民俗学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所说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许多内容是作为‘民俗研究’进行研究的”[11]。很多中国人类学学者，本来也就是从事民俗研究的民俗学家，如高丙中、周星等，是不能被单一地划为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我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文化发展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也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理论研究而应该积极地“利用人类学知识、概念和策略来解决人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性问题，借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福祉”[12]。因此，应用人类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国的人类学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国内民族，而且要积极地投入到海外民族的研究当中去，以研究他者而反观自我。这既是研究范围的拓展，也是理论与方法创新的重要源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积极投身于海外民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的需要。故海外民族志也应该成为人类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提升之困惑
1981年5月中国人类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但是和民族学、社会学相比，重建以来的人类学学科地位一直在不断地摆动，先后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关系密切。30年来，学术界要求把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但至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下面仅列举一二予以说明。
（一）学理背后的社会资源之争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专业目录中，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仍然有作为小“民族学”的二级学科；而在这两个目录中，人类学又分别属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二级学科。其实自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这几个学科之间一直发生着积极地互动，许多学者兼具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多重身份。除了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学者各有主张以外，上述国家分类标准的紊乱大概也与各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关系模糊不清有关。在欧美大多数国家，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称呼都是同时存在的；无论是从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范围与任务来说，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学科历史发展背景，和人类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民族学已经发展成了以“民族研究”或“民族问题研究”为重要特点的独立的一级学科。从重建以后的学科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的民族学逐渐具有“广义民族学”的色彩，这和诞生于西方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的传统民族学人类学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由于1950年以来学科分离，以及1980年以来国家对学科的分类与认定的影响，中国大陆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13]
以此来看，人类学与民族学同为一级学科，基本上是不存在学理之争的。但是重建人类学乃至构建人类学一级学科就意味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个分支学科进行整合。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研究机构中，民族学、人类学甚至社会学基本上是不分家的。既然历史赋予了学者和学科之间的模糊边界，在许多人看来，构建人类学一级学科实质上就是在要分灶吃饭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流失。多年以来受苏联和西方两种体系影响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传统还同时并存，两者的话语还未得到实质上的统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涉及到不同的地域、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的学术资源、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问题。“地盘”无疑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对于意欲整合数门学科知识的人类学来讲尤其如此。[14]在目前的学科分类背景下，在资源配置上要很好地处理好人类学一级学科和民族学、社会学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还存在操作上的难度。而人类学能否设置为一级学科，对学者个人的研究来说影响固然不大，但的的确确会严重影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二）决策部门的接纳程度和精英人物的推动力度
人类学是一门通过研究他者而反思自我的学科，也只有人类学家敢于宣称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限于研究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不可否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人以自己为中心锻造了“文明”与“野蛮”二元格局。但是20世纪初文化功能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兴起，人类学逐渐确立了他者与自我之间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对本土或者异域的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等他者的关怀仍旧是当代人类学的关注焦点。人类学设置为一级学科，意味着学科的话语权、影响力和独立性大大增强。而当今中国的政治权力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把关怀他者和文化批评作为重要学术取向的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学家到底是“解决麻烦的能手”还是“麻烦制造者”角色的混淆不清。决策部门自上而下的“统一性”思维惯性和人类学自下而上的“多样性”与“相对性”思维方式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决策部门的接纳程度是人类学能否设置一级学科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学的迅速恢复与重建，也是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强力推动密切相关的。在邓小平1979年关于社会学“需要赶快补课”讲话以后，我国新老两代社会学人，在费孝通、雷洁琼等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开始致力于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新世纪，我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先后谈到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重要性。邓小平等政治精英和费孝通等文化精英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学科地位确立过程中，起了特殊重要的、其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人类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当前的政界和学术界，也正缺乏强有力的人物对人类学学科的推动。
（三）“走出山野”与汉人社会研究
作为以“未开化”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也沿袭了这一研究传统。自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除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人为代表的汉人社区研究以外，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大都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而且费孝通、林耀华的汉人社会研究成果仅仅是其全部研究成果的小部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氛围之下，民国时期的其他人类学家如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陶云逵、杨成志等大都深入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并产生了中国人类学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
建国后，人类学被批为“资产阶级伪学科”而取消。改革开放以来，庄孔韶、王铭铭、徐杰舜、周大鸣等学者在汉人社会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制约和大量少数民族学者的成长使中国人类学“山野研究”的传统延续。因此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恢复之时，就很自然地选用了与我国传统“特色”相一致的“民族学”名称。另外有研究认为，费孝通在1979年还是支持重建人类学的，但是到了1980年，他又改变了立场，从那时起，他就站在了反对人类学重建的行列中，说中国的人类学摆脱不了其殖民地的影响。[15]亦即中国人类学还是没能“走出山野”，再者有人推测说费老认为由于社会学的地位刚刚稳固，对人类学这样一个有争议学科的重建也是没有必要耗费精力的。人类学是研究人及其文化的科学，少数民族研究只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汉人社会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边缘位置，这对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人类学一级学科的构建需要作为生力军的汉人社会研究这一重要组成部分。
（四）中国人类学社会功能的不足
人类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学派、研究方法以及大师级人物的历史，对人类近代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类学者在欧美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民间团体中经常担任要职，在政府决策、项目评估和社区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美国主要大学中都设有人类学系和开设人类学课程，而中国高校中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分布比较薄弱，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在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少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类学家及其民族志作品。建国后30年特定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使中国人类学几乎一直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学科重建以来，除了部分老一辈学者和个别中年学者以外，更多的人类学者依然处在国际人类学的话语边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掀起的“文化热”中，和历史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学等学科相比，本来专长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却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反而让其他学科在文化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使得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丧失了一次来之不易且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给其他学科的学者留下了一种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在文化研究过程中可有可无或无足轻重的负面印象。[16这种在国际和国内的双重边缘地位，也使中国人类学和社会现实生活存在较大距离，普通民众甚至政府官员对人类学民族学认知很低。因此，人类学一级学科的构建，也是一个人类学学科不断完善其社会功能的过程。
三、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之前瞻
中国人类学虽然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各种专业组织纷纷成立，研究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展，专业的人类学家队伍已经形成，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学科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服务能力日趋增强，已经基本具备一级学科设置条件。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人类学理论的运用与创新
从古典进化论到功能论到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从“摇椅”人类学到参与观察到参与发展，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始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包容的系统。在中国人类学百年历程中，除了建国以后的前30年“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派独尊”以外，中国人类学一直在尝试以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各民族的文化现象，并且创造了许多足以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修正和重新定义的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概念和提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开始进入一个理论取向的多元化时期，在中国本土田野和历史文献解读相结合的过程中，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点的人类学话语系统。但是目前很多中国学者还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中国文化事像的解读，并且也没有深入地把握中国传统的文化理论，还没有在国际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中体现出明显的中国智慧。今后，中国人类学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合作，规范研究方法；同时也要反对食洋不化的风气，在认识中国和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推进和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更多有创意的适合于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论，为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人类学的本土化
人类学本土化的要旨在于运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本土资料进行研究并发展出本土的人类学学科体系。本土化并不是排斥学理和田野的世界性，而是要把学科的世界性作为学科的建设方略，把学术的本土性当作学者学术努力的方向。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已经初见成效，学科重建以后人类学本土化的讨论在世纪之交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至今仍是热点话题。人类学的本土化往往和中国学派的创立相联系。有学者认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从而促进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逐步摆脱目前人类学在中国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17]这个观点的提出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一个学派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学派更多时候是一个文化积淀背景下的“形成”过程。多年以来，中国人类学界提出的“中国社区学派”、“华西学派”、“历史功能学派”，“中国乡村学派”等虽然展现出了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某些特点和范式，但还没有在国际人类学界形成为学派的共识。而中国文化所展示的特有的思想体系和学术表述系统，使中国人类学有需要也有能力用本土的文化理念去发现人类社会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以此来看，本土化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大趋势。
（三）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应用人类学借助人类学的理论、观点、方法与研究成果来探讨、评价并解决社会和文化问题，如今已经构成了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从为殖民地管理提供服务到参与发展与变迁项目，应用研究几乎伴随着人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特别是随着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援助和各国发展项目的实施，人们意识到发展并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社会问题。这样的认识使得人类学者得以进入发展的政策领域对引导社会文化变迁和改善目标人群生活状况起到重要作用。费孝通认为人类学的目的应当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18]其“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人类学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如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国家现代化建设、西部大开发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等。近年来，中国人类学者又积极地参与项目评估、艾滋病防治、戒毒、水库移民等工作。但总体来看，和其他学科相比，目前中国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还有许多迫切的现实问题需要人类学家去进行研究并提出应对方略。通过对海内外各民族发展有关的应用性课题研究，中国人类学一定能够更好地走进百姓生活和政府决策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人类学的学科地位。
（四）人类学知识的普及
在西方国家，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对人类学的了解和认识程度都比较高。在美国，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人类学的很多常见概念和基本理念就为普通民众所熟悉。而几十年来，我国的人类学知识普及程度还不高，不仅仅老百姓对人类学民族学几无所知，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人员也是一知半解，以为民族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政策的学科。政府和有关部门也不清楚民族学与人类学到底是怎样一门学科，由此造成分类上的混乱，进而给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和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等工作造成体制上的障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西部开发的持续推进，各地区、各族群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将会更加凸显，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就无法理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生态环境、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甚至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同时，普及人类学知识对我国的外贸、外交和国防等事业也有积极的意义。人类学是一门和老百姓日用常行结合非常紧密的学问，人类学家通过化生为熟、化繁为简，把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现象以及支配这些现象的观念有条有理地揭示出来，用大家都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如果只是单纯地摆弄概念、追求玄虚，既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也只会和民众愈行愈远。
随着我国人类学在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上的创新突破，其本土化的进程也会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人类学知识的熏陶与训练将会使人类学知识加快普及，人类学也会体现出强大的社会功能，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亦会越来越得到巩固和提升。
参考文献
[1]杨圣敏.当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1）.
[2]何星亮.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2008,（6）.
[3]杨堃.民族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7.
[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56.
[6]杨圣敏.近年来国内民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7]陈国强.我国人民需要人类学[A].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8.
[8]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3.
[9][14]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9.187.
[10]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1）.
[11][英]王斯福.存在一种“中国人类学”吗[J].世界民族，2001，（1）.
[12]G.Ferraro.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 Applied Perspective(second edition)[M].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38.
[13]马雪峰.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J].青海民族研究，2012，（1）.
[15][美]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9.
[16]瞿明安.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990.
[17]徐杰舜.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J].学术探索，2010，（12）.
[18]费孝通.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425.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人类学乾坤网络服务平台：www.ca101.cn，学术服务邮箱：ca10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