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学科定位】姜又春：《学科互动：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
【作者简介】姜又春，人类学博士，怀化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从学术起源、互为学科性以及必要性、可行性等角度，分析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作为姊妹学科的学科关系史；人类学与民族学和社会学在中国化过程中互为学科性特征；以及人类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学科的发展现实。认为中国人类学建立一级学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地位；一级学科
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祝会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多科共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共同发展”[1]，卓有远见地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只有获得平等的学科地位，才能有利于各学科的发展，并促进整体社会科学的繁荣与进步。今天离费老的讲话已经过去30余年了，虽然社会学与民族学已经获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然而，人类学却仍然只是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分支学科。这种状况既与国际学术界的人类学地位不相匹配，也是对中国人类学百年发展历史的忽视，更是不能体现当前中国人类学发展现实状况。本文仅就人类学的学术起源、人类学与社会学和民族学互为学科性以及建立人类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做个简单的论述。
一、从学术起源看，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姊妹学科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均源自于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和浪漫民族主义，并伴随着大工业生产、城市化和殖民开拓而不断发展。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大学科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在理论交织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但是，从学科的独立性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看，这三大学科又是相互区别的。在学科产生之初，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就比较清晰。社会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文化变迁问题，重在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的研究，而人类学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为了研究殖民地“蛮族”或“原始部落”的文化而兴起的，将之与国内文明人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以促进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改进殖民政府的统治。所以从一开始，人类学就背负着为殖民统治服务的指责，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一直主导着传统人类学理论。简单地说，社会学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内社会与文化的学科，而人类学是研究殖民地原始部落“异文化”的学科，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郑杭生教授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2]一般来说，社会学偏重定量研究。而人类学是一门试图从整体的观点来研究人的科学，它一方面将人作为一个生物种类进行研究，偏重于人类学体质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在特定环境下所创造的文化进行研究。著名的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现代人类学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到全世界去开拓殖民地时，与非西方文化尤其是原始文化接触后所发展出来的一门新学问。这个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多种文化形态之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作法所获得的有关社会人文的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3]2可见，人类学主要研究非西方的“异文化”，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和跨文化比较，偏重于定性研究。但社会学与人类学在美国也曾一度交义，如派克(R. Park)教授主导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则主张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城市的社区调查，而同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则主张将社会学小型社区的整体研究的方法用于原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则显得比较复杂，这一方而源于学术概念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则源于学者群的研究取向。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科学，从开始大体上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其中文化人类学又包括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三个分支学科。后来研究体质部分的体质人类学归于生物学学科的研究范围，而研究文化部分的文化人类学，在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anthropology)，在英国则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则称为民族学(ethnology)。也就是说，人类学人体上是英美等英语国家的研究传统，而民族学是欧洲大陆的研究传统，在学科本质上是一致的。英国著名功能主义大师Radcliffe-Brown曾说：“民族学和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这几个名词，用于文化或文明研究上，通常是没有一定区别的。”要说这三者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民族学为用历史重建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学科名，而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是为寻求文化现象所具有的通则的学科名。”民族学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而且以田野民族志作为研究文化的第一步。民族志包括从事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技术，作为文化现象如武器、工具、信仰、制度等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也就是说“民族学是包括民族志的，并构成其推广的意义。[4]20
“文化人类学”一词是美国人类学家霍姆斯(N. M.Holmes)于1901年创用的，用以区别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最初主要偏重于研究较原始的部落或族群的文化，探讨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开展文化比较，借以推断人类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历史及其文化之原貌或反思文明社会的文化行为。文化人类学成为北美人类学的主要传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一词范围非常广泛，它不但包括工具、建筑、艺术、信仰、礼仪、风俗、习惯，而且包括社会互动。而社会互动则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题材。
“社会人类学”是由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于1908年创造，并成为英国及其他一些英语国家的传统“社会人类学并不像文化人类学那样注重研究文化层面，它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的各种社会类型，侧重研究其组织、结构、制度及其功能，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5]4-5，所以，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时，不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一开始就关注民俗、工艺、宗教等“文化现象”，而是注重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制度等资料，并通过建立一定的模式去分析该社会群体的社会结构与功能。英美人类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差异比较人，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两国的人类学研究日益交义，以至于后来学者们将英美人类学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相当于欧洲人陆的“民族学”。
总之，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产生于人致相同的时代背景，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相互交义，相互渗透，成为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姊妹学科。从学科发展史看，这三大学科几乎是同时代流传到中国，并且每个学科的各个理论流派都对中国学术界的代表学者产生了巨人影响。如陈水龄先生的概括，我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曾受到以下五大学派的影响：(1)古典进化学派影响了蔡元培、刘咸等学者；(2)德奥传播学派，以陶云连为代表；(3)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以孙本文、黄文山为代表；(4)德国民族学派，以杨敏、杨成志、凌纯声为代表；(5)英国功能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6]229-261这些学者是中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旱期代表，一直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直至今天。所以，从西方学术渊源来看，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三大学科应该是并列的、地位相等的三个独立学科，它们不是谁包含谁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姊妹学科关系。
二、从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看，人类学具有与民族学和社会学互为学科性的地位
人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现代科学后很快就传播到中国。光绪末年严复等人即翻译了《天演论》等进化论思想的书籍。1903年，林纾和魏易把德国哥伯兰的一本人类学著作翻译为《民种学》，而刘师培等人开始初步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解读中国历史，著有《中国民族志》一书。1903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将人种学列入国史和西洋史课程讲授内容。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的文学门、哲学门、历史学门和地理学门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高等师范本科教育的历史地理部第3学年开设考占学概要和人类学概要各一学期，每周3课时。1916年，孙学悟、陈映磺分别出版了《人类学概论》和《人类学》，迈出了中国人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第一发“人类学”一词在20世纪初已经是我国学术界的通用学名。
190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不惑之年留学德国专攻哲学与人类学,1926年他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蔡元培以国民党元老的特殊身份，为“民族学”正名，使得“民族学”在扎根于中国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获得“先天优势”。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实质上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学研究机构中有人类学团队；二是人类学机构的学者由民族学学者构成，两者的研究基本相通。作为民族学者的蔡元培担任北大校民期间(1917～1927)，在北大开设人类学讲座。任中央研究院院民时(1928)，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民族学组，兼任主任；接着设人类学组，增加体质人类学科目，并开展少数民族实地调查，先后调查了广西凌云的瑶族、台湾高山族、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我国早一辈民族学与人类学家颜复礼、商承祖、林惠详、凌纯声、芮逸夫等人，都是在蔡元培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蔡元培的带领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已经基本成形。之所以这么说，有以下几个方而的依据：
1.研究的阵营和队伍已经基本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1)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详、芮逸夫、刘咸、李济、商承祖、颜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藻、闻宥、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杨敏、陶云连、田汝康等。
(2)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民寿、丁骕、陈国钧等。
(3)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王兴瑞、罗致平、梁钊韬等。
(4)西南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方壮猷、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胡庆钧等[7]。
2.形成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广泛传入，中国的各种学术团体和学术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当时的政府也组织了一批人类学、民族学的专门研究机构。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同时，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计划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20世纪纪30年代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辖4个组，民族学组为第一组，组民由蔡元培兼任。1928年9月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辖8个组，其中第七组即为人类学民族学组。
3.著名大学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科研单位，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人类学、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早在清朝末年的“新政”改革中，人类学和民族学即已列入国家制度化教育的正规课程体系之中，前述《奏定大学堂章程》即是例证。民国时期，著名大学里都有人类学民族学专业或相关专业，并成立人类学系、社会学系或相关研究单位。如北京大学1917年的社会学班在哲学门中开设人类学课程；厦门大学成立历史社会学系和国学研究院，重点研究苗族和瑶族；1923年，南开大学成立人类学系，由李济担任系主任；1925年，李济调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考占学讲师，招收人类学专业中国人种考的研究生。其他如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均成立社会学系或人类学教学单位，按照西方人类学专业培养模式开展本科生、研究生教育。西方人类学、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田野调查的训练，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学生培养一开始也是如此，如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一带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详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赴松花江下游调查赫哲族，1932年凌纯声、丙逸夫等赴湘西调查苗族，1934年凌纯声、陶云连去云南调查彝族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对广西花篮瑶的调查等。
4.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学会和专业期刊。到了1934年，国内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开始逐步走上整合的道路，标志之一便是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并且，1934年，在伦敦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李济被推选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理事[8]68。这说明，此时的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创办了大批本学科的研究期刊，主要有《人类学集刊》《人类学丛刊》《民族学研究集刊》《社会学刊》《西南边疆》《边疆研究论丛》《边疆人文》等刊物，达30余种。这些刊物的创办为促进中国人类学理论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平台。这些理论流派主要有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黄文山、孙本文、陈序经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学派；以凌纯声、杨成志、杨敏、陶云连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学派。
纵观20世纪前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种复杂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国际学术背景，尤其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上更是如此。陈永龄教授曾指出，民族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纠纷，大体上可分为4个时期：(1)民族学包括人类学的时期；(2)民族学与人类学对立时期；(3)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时期；(4)姊妹学科时期[6]229-261。这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而已，实质上，这些学科关系的分期也是没有明显的时刻点的。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挽救民族存亡的时代需要呼唤百花齐放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流派，而期间从海外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纷纷把西方学术思潮译介到中国，以开启民智。因此，欧洲大陆的民族学、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都同时被国内学术界所接受，其各个学术流派的理论与方法都一直影响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等人类学经典问世以后，中国人类学开始了中国化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将主要用于研究非西方初民社会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用于研究高度文明的汉族社会和有着丰富典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中国的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并没有严格拘泥于学科的“区隔”，而是综合运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研究。所谓人类学、民族学的不同称呼只是源自于西方不同地域学术术语的语言差异的缘故。费孝通先生曾经坦诚地说到：“当然，我说我并不关心别人称我是什么学家，人类学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民族学家也好，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实际上是有着共同的领域。我专攻的这一部分对象正是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学科的共同领域。简单地说是‘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指研究一个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社会组织、一定文化传统和人文环境的人类群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里，这种群体中的人们总是认同于一个或多个民族。对于这个对象进行研究既可以认为属于欧洲人陆派人类学范围，也可以认为属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范围，也可以认为属于美国文化人类学范围，在当前中国来说可以认为属于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范围。”[9]
也许，胡鸿保教授提出的“互为学科性”[10]比较切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关系。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都具有独立的基础学科地位，他们之间不是谁包含谁、谁高于谁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撑、互为学科性的关系。只有三个学科齐头并进，互相借鉴，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才会真正实现本土化，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才算得上是完整的。
三、从现实需要和发展现状看，建立人类学一级学科是必要的、可行的
但问题的事实是，人类学并没有像社会学和民族学那么幸运，至今仍未在国家体制化的学科命名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虽然，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在解放以后都曾被冠以“资本主义学术”的名号而取消，学术活动几乎停滞，但这三个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却碰到了不同的历史境遇。一方面，社会学因为其研究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处理和解释民众所关心的一些现实问题，如社会保障、社会犯罪、失业、单位制度、人口与贫困等，在近30年迅速本土化，其研究内容与对象也确实应对了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诸多期待。因此，社会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另一方面，民族学因为国家民族工作的需要在解放以后曾一度以“少数民族研究”的名义存在，而且在外延上被无限泛化，凡是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等现象都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包含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任务；但是在内涵上却已经“狭义化”，似乎民族学就等同于“少数民族学”，民族学研究就是“民族问题研究”。而这恰恰是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所需要。因此，民族学也被列为一级学科。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彼此共存、互相增长的百年历史事实。尽管人类学发展而临着种种困难，如乔健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指出：“中国人类学三大困境是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学术界对学科的名称与内容没有达成共识；功利主义的压力；现有的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11]但中国人类学学术研究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困境而放慢了前进的速度。日前，人类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而都取得巨大成就，基础理论和各个分支学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关好局而，如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公共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等快速发展。除了传统的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研究外，还在移民、贫困、妇女、饥饿、儿童养育、社会平等、毒品与犯罪、生态与环境、村民自治、参与式发展等等社会热点问题上开展了广泛研究。中国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人类学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人类学学家郝瑞的高度评价：“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成功实现了它的复苏，成为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2]由此可见，建立人类学一级学科是必要的、可行的。
第一，具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更有利于人类学学科主体性的建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被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哲学、考占学、语言学、艺术学、地理学和文学等等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借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目前唯有人类学没有获得一级学科地位，其学科的主体性也无法建立，这种不对等的学科地位最终会影响到它与其他学科的互动能力。人类学若长期处于二级学科的地位将不利于整个学术力量的整合，也不利于学科规范体系的建立，而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和现代化导致的生存危机，中国需要人类学做出科学的解释。一旦人类学一级学科地位建立，则人类学更能够发挥主体作用，在构建学科方向、规范学科体系、统一人才培养模式、建构本土化理论体系等等方而更加健全，在文化解释的理论上也将与社会学和民族学产生更好的互补。
第二，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是当今世界的学术趋势。1995年，费孝通先生提议将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三科并立为一级学科，他说，如果大家同意这个意见，由他出而与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交涉。但他的建议因遭到部分民族学界人物的反对而未果[13]。费老是因为谙熟中国国情才提出三科并列为一级学科的建议的。实际上，人类学以其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比民族学学科概念更能够应对当今世界的新问题新情况。从目前国际学术趋势也是可以看到人类学的主流地位的。以日本为例，日本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关系跟中国非常相似，长期为了两者之间的学科地位而争论不休。旱在1994年，日本民族学界有人提议将“日本民族学学会”改为“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主要理由是，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用人类学的名称可以更好地确定课程和研究课题的名称，也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再者，用人类学名称会让更多人认同这个学会。但这个建议也曾遭到民族学界的其他学者反对。直到2006年，日本学界才达成共识，将民族学学会改为人类学学会[14]。
第三，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更有利于厘清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逻辑。虽然人类学目前还是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但这只是体制化管理的勉强结果，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看，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三者之间一直是并列平等的关系。一方而，社会学包含不了人类学；另一方而，民族学由于中国民族工作的特殊需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已经习惯地将其等同于少数民族学了，所以民族学充其量只能对等于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部分。因此，将人类学置于目前学科分类的任何一个一级学科门下，都是不合符学科逻辑的。
第四，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更有利于展示中国综合实力，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周大鸣教授在近著中客观分析到，人类学一级学科地位是国家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需要[15]。诚如斯言，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并存的今天，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部分，也是中国展示大国形象，力促世界和谐的平衡杠杆。人类学专事于跨文化比较研究，其基本的学术立场是文化相对主义。发展人类学学科，不仅有利于中国理解世界，更有利于世界理解中国，消除文明冲突，促进文明对话。
第五，经过百年积累，尤其是恢复重建以来的本土化发展，中国人类学已经成为了一门成熟的学科。它凝聚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具有广泛的研究范畴，发展出诸多应用型的分支学科，如发展人类学、农业人类学、工业人类学、医药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大众传媒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等等；构建了大量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平台，相当多著名大学都设置了相应的专业、课程或者重点建设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人才培养体系。
总之，无论从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学科关系史，中国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史，还是人类学的当前实际来看，中国人类学建立一级学科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只要各方而力量消除门户之见，抛开名利之争，本着有利于学科本身发展、有利于文化人发展大繁荣的科学立场，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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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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