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徐新建：《科学与国史：李济先生民族考古的开创意义》
李济(1896.7.12-1979.8.1) 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中研院”第一届院士（1948），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55-1972）。
※作 者 简 介
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特聘教授。
【摘要】民国年间，李济赴山西考古，对于近代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李济民族考古的价值可谓严复之后、费孝通之前人类学在中国的时代象征。其成果标志是以人体数据和出土遗存为基础、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出发，催生出一整套与以往汉语经典截然不同的表述话语。正是在这套新式话语的支持推动下，人类学开启并领导了对古今“中国”的整体重写，并通过这些重写持续地形塑着有关“中国”的重新认知和追忆。
【关键词】李济；国史；考古学；山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11ZD＆1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甘青川藏族口传文化汇典”阶段性成果(13＆ZD138)
在2014年9月人类学高级论坛于介休召开的专题会上，笔者提出了从地方人类学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角度重新关注“黄土文明”的观点，强调：
以介休的地方演变为例，从人类学角度关注和研究“黄土文明”，可视为人类学中国道路的一种转型。从学术分类上讲，称得上是“区域研究”与“地方人类学”的结合。
联系学界同行近来倡导突破以功能主义为基础的“村落人类学”局限，我当时想表达的看法是，“地方人类学的创建，无论对介休、对黄土高原、还是整个东亚大陆，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即是此后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分类梳理及对山西等地的实地考察，选择以李济的“国史叙事”为个案而形成的成果之一。
通过对近代以来学术与社会的演变历程加以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世界观和思想工具的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根本性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有着一系列重要标志。在思想理念和治学方式上，除了严复通过《天演论》的出版，使“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广泛传播，费孝通由乡村调查的实地个案及其后延伸出的“多元一体”格局概述以外，在历史节点上还可以举出的突出代表，当推李济领头的体质测量、史前考古及其代表的科学史观对旧史学方式的挑战和替代。
20世纪20年代前期，李济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学业，于1925-1926年期间，以国际合作项目主持人的身份，带队从北京前往山西，途径介休、临汾和运城等地，分两次考察了位于夏县的“西阴村”遗址。选择该址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而事情的源起则是受到了西洋科学，尤其是地质学与考古学成果的激励。其中有挑战也有开启。李济说过，“中国史前的研究始自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Dr.J.G.Anderson)”。在后来写成的考察报告里，李济又写道：
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晚期的文化……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
关于中国北部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来源及其与后世历史的关系，李济承认安特生已做了相当讨论，但其提出的诸多假设还缺乏“切实的证据”。于是，为对上述问题进一步讨论寻找切实证据，就成了李济带队考察西阴村的另一动机。
通过对遗址出土石器及彩陶等物品的初步分析，李济显示出他的研究即是对安特生等西洋科学的承继和回应，同时也同意西阴村的出土器物应放置到全球视野中加以关注。在发表的考察报告中，李济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1)西阴遗址的陶器可与安诺及苏萨的类似器物对比；(2)尚无十分可靠的证据可以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到的带彩陶器发源于西方”。李济的报告强调了西阴村文化具有的本土特色，称“这地方陶业的演化自成统系，并且那最高的境界是别处没得到的”。
安诺(Anau)与苏萨(Susa)是20世纪初人类学家在中亚和近东发现的著名考古遗址，在李济之前便有西方科学家将它们与中国北部的出土遗址做过对比，其中安特生还以对仰韶遗址的分析为例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推论。由于李济提出的结论恰好相反，他对西方成果的援引及发挥可视为一种积极的反向回应：一方面主动接纳在作为整体世界格局中认识中国史前遗址这样的视野和胸怀，从而识别出其与新石器时期人类其他类型的异和同；另一方面又通过自主发掘的考古材料，为中国史前文化的本土性做出积极辩护。
多年以后，李济对现代中国的考古事业加以总结，概述说这一事业担负着两项重要责任：一是探寻“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二是考察“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也就是要通过考古追问并回答：谁是最早的中国人？中国文明是怎样发展的？
为了解答这两个在当时几乎已成为关涉中国认同乃至国家定位的最根本问题，李济认同的根本方向是科学，具体的路径则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的结合。1922年，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向美国人类学会做报告时，李济就把“中国的人类学问题”分为两大类即带普遍性的问题和中国特有的问题，并认为后者潜藏着巨大的科学探索空间。为此他进一步指出，若以科学的路线进入中国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有考古学的调查、民族志的调查和人体测量学的调查”。
在体质人类学领域，李济首先关注的是史前中国人的种属类别，也就是体质分类意义上的“蒙古人种”及其分布演变。这是李济的长项。1920-1923年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的就是体质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民族的形成》，考察的结论是：有5个大的民族单位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人。他们是：黄帝的后裔、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对于这5个民族群体的关系和地位，李济的看法是：“黄帝的后裔即最早的中国人，在孔子时代仅见于黄河两岸。”
留美回国后，李济一面继续他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一面把重心转向对史前中国的考古探寻。这时他对人种问题的关注，就不仅在于从聚焦“谁是中国人”的角度参与对蒙古人种的讨论，而且增加了辨析蒙古人种与后期“黄帝后裔”的体质关联。也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关联把黄帝之前的时代拉长、做实，从而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延续“国史”——中国上古史、史前史找出人种学证据。有关“蒙古人种”的命名，源自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在他于19世纪提出的人种体系里，人类在体质构成上被分成了5个大类型，即：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高加索人种、马来人种和印第安人种。以这种分类为基础，美籍德裔的魏敦瑞(Weidenreich，Franz，1873-1948)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对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头骨进行分析，不仅提出北京猿人与蒙古人种有所关联，而且推断华北地区很可能是后者的起源地。
西方学者的此类学说对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李济在力图解答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这样的问题时，话题一转，即刻就引出了对“蒙古人种”一说的回应和辨析，因为如果不将此弄明白，就无法从主人身份的角度对“何谓中国”予以确定。正因如此，便出现了1924年去往山西南部考察途中，李济在介休停留下来进行的人体测量。联系李济为复原“中国史前史”而提出的人类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主张来看，这次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介休测量”同样具有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意义。它不仅显示出李济本人回国后的具体践行，而且标志着中国人类学——以体质与考古交汇的形式在黄河沿岸的首次汇集。
李济的团队于1926年2月12日(阴历新年之际)到达介休，停留了10天左右。期间除了对县城及郊外绵山的佛、道庙宇，做了大致考察外，李济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以驻扎城内的士兵和警察为样本，做了人类学的体质测量。李济自己评论说，这是继他在黄陂和黄冈之后，“在一个县的范围内所作的规模最大的一组人体测量”。测量的内容十分完整，包括：
(1)测量：身高、听高、坐高、头长、头宽、头水平周长、最小额径、横经颧骨之面部直径、鼻腔距、鼻长、鼻宽；
(2)目测：发色、眼睛、眉毛、下颚、鼻型、颧骨、面型、牙床凸度、牙齿。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对比后发现，上述的人体测量内容几乎与李济在哈佛做博士学位论文的设计完全一样。可见李济是力图把在哈佛学到的体质人类学方法带回中国，并以此为基础，在本土社会里将“谁是中国人”的探讨引向科学之路。
对于介休测量的初步结果，李济在发表的报告里做了说明。他首先就在介休观察的直观印象做了介绍，称当地居民很像是“一群异种系的人”——其中有的人因长有连鬓胡而“堪与一般的亚美利亚人媲美”；继而对测量结果加以小结说：当地最常见的一种体质形态是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所谓的不协调型”。对此，李济指出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长颅的和短颅的人在这里都能见到”。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协调型的原因，很可能是这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所致。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考古与体质方面的科学证据不断增加，李济对在“介休测量”中提出的类型混合说予以发挥，表达了有关蒙古人种的新看法。他认为，通过对身高、头型与鼻型这3个基本指标的收集对比，可以推断古代中国人的来源与蒙古人种有关但远非出自纯一人种。李济写道，事实就是：
现代中国人的头盖骨是从所有北蒙古系列中进一步分化而来的……而与南方的其他东方人群体相比，中国人系列则显示出与他们有着特征混合的关系。
不过联系李济学术历程的整体演变来看，以体质考察为对象的“介休测量”更像一次过渡，一方面可视为自哈佛开启用体质人类学探寻中国人来源的范式延伸，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其人类学焦点由体质向考古的对象转移。因此，既可称为一次中断的延续，亦可叫做延续的中断。如今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尽管深信“只有体质研究的资料，是研究世界人种问题所需要的最正确的资料，更可以用作分析各民族历史中的若干趋势”，而究竟是什么缘故致使李济在探求“中国人原始”的问题上弃体质而攻考古？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李济1926年的“介休测量”反响平平，而且差不多成为他在体质人类学路上的最后绝唱？
为了探寻中华民族的“原始形成”，就不得不跨越以往旧史的时间局限，因为“原始”的含义已延伸到了神话以前，远非文献史家所能企及。李济所处的时代，正逢科学向旧史发起猛烈冲击的时代。李济站在科学一边。他说，“中国老派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培养盲目信从远古时代又一个黄金世纪——尧舜之世的说法”。为此他还做了跨文化比较，指出这是现代科学出现前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即便欧洲早期的史学家和经院学派也如出一辙。这些人的特点是热衷于相信一种不受挑战的理论，即“自然界万物和人类世界，都是由来自虚空的无以名状的全能力量所创造”。
现代科学的诞生对旧式史学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将人类与自然关联，重新确立了事物年代和世界时间。李济写道：
最近一百年内，自然科学影响人文科学最切要的一点，是证明了人类的历史只是生物史的一部分。如此的看法，人类的历史较过去文字记录的要久远了好些倍；单从人类开始得人形说起，最少已有好几十万年了。
证据何在呢？
证实人类在若干万年前即出现于地球上最紧要的证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祖先留下来尚保存在地下或已变成化石的骸骨，又一类就是这些远古的人类用过的尚没毁灭的器具。
这就是说，在探寻中国民族和文明之源的科学大道上，除了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外，还得加上其他更多的盟友，其中不可缺少的两支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李济描述说，20世纪初科学的地质学“闯入中国”，大大动摇了旧史学家们“幼稚盲从的基础”，而接受了科学信念的学者开始追随地质学标准，为史前的中国史划定时间，并由此制定出与从“早更新统”至“全新统”相对应的一系列生物、地址与文化对照表。在李济等为中国大陆地区编制的科学年代表里，呈现的主要事项对照如下表1：
表1：科学年代项目对照表
有了这样的地质及生物年代对照，李济等一批追随科学之路的近代先驱便可为“史前中国”确立时间框架并勾勒演化进程了。例如当考古学者在黄土高原的蓝田遗址(今陕西西安附近)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后，即能以与之关联的地层及动物化石(赤狗、虎、象、野猪及班鹿等)为据，确定“蓝田人”生存的大致年代为“更新统中期”。这个年代与过去文字记载的先秦古史相比，提前的时间骤然猛增了若干倍，计算的单位也不再是日年月、甲子或朝代，而已扩展成了万年、十万年。
以此为基础，李济构想了更为宏大的新史学远景，即“把中国境内的人类史从北京人写起——也许更早一点——接连不断的一直写到中华民国开国”。这样做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其能够通过实证将中国境内的文化源头由四五千年提早到四五十万年，从而将民族自信心“更加上一百倍”。
正是在这种科学理论和国族理想的指引下，李济踏上了对国史重写具有开创意义的人类学山西考察。1926年2月9日，李济一行离开太原，进入他特地说明的“地质学上所称的黄土地区”。在1926年10月第二次到达夏县发掘西阴村遗址的过程中，又由应李济邀请一同参与考察的地质学家袁复礼描绘了该遗址的地层构造，从而为在当地获取的出土器物提供科学年代证明。
袁复礼是李济特邀参与团队考察的地质学家，其任职部门是地质调查所。该所为北洋政府创建于1912年，先后担任所长的有著名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除了探测矿产、绘制地图以及考察古生物化石等外，以该机构为核心的这批地质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对于以科学的方式更新国民的年代认知与古史记忆，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观之，1926年李济邀约袁复礼的加盟就不仅仅是学者间的个人联谊，而更是一个时代为了以科学写国史而进行的整体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与安特生一同考察“仰韶文化”经验的袁复礼，对西阴遗址的地质情况作了精细的科学描绘和剖析。其中的主要关注点为山脉、水流、土质和底层。袁复礼在报告里介绍说，西阴及其周边的地质特征是虽“遍地都盖有黄土”，但“沉积的状况及构成的材料各地各是一样”，例如绛山的岩质为泥灰岩，“构成类似三门，属第三纪”；稷王山多“寒武奥陶纪”的石灰岩。土层方面，西阴遗址从底到上依次沉淀，每层厚度约为2米至4米不等，排列为：
红粘土——红色具碱质黄土类粘土——风成的黄土——带色的沙——杂土
根据地貌特征，袁复礼推断说，由于硬质地的山脉阻隔，使西阴遗址地段免于水流侵溶，此外又以地下水位较高而判定这一段曾有过历史的繁庶。他的依据是“井水除作饮料外，还可灌地”；而(如今的)灰土岭南20里便“是一块极丰美的井灌耕地”(因而彼时的繁庶或许即为农业的兴盛——笔者注)。
对于李济那一代刚开始以科学方式从事考察研究的人来说，有一个难题需要克服，那就是，一方面每说一件事都得依靠证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常面对需要的证据不足的困境。对此，李济采用的办法是，除了寻求地质学、古生物学等的跨学科合作外，便是拿既有的类似成果来相互证明。在西阴遗址的年代判定上，尽管有了袁复礼所做的地质学分析，但李济还是坦言没找到多少新的、靠得住的证据。因此，他又通过将西阴出土的全体遗存与安特生分析过的仰韶六期作对比，于是得出了间接的年代判断：“西阴遗存最近于仰韶期”，也就是距今5000-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顺着这样比较和推论的思路，李济还在可反过来用于标志“史前时代”的西阴遗存中，发现了两个同时具有地域性与世界性的亮点：一个是首次在中国北部找到以前被认为只属于北太平洋文化区的“带槽的石硾”，另一个是对比出与安诺和苏萨等异邦出土之物“全不一样”的“西阴纹”。通过这种关联表述，自古无名的黄土坡地的发现，便与西方科学勾勒的人类进化连在了一起，也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使中国融入了世界。
显而易见，这样的表述在司马迁笔下不曾出现，如此的论断从孔子口中亦难以道出。如今看来，李济带队进行西阴考古的历史意义，在于首次通过中国人主导的科学发掘和年代断定，把史前中国的历史年代有据可考地往前证实了数千年。尽管同样的判断已有安特生等的西洋成果出现在先，然李济等学者的主动加入，则在表达对具有普世力量的人类纪元与科学时间的认可和跟进的提示，体现了近代中国智识阶层力图通过以科学重建“国史”，释放其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用叶公超的话来说，李济考古成就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扩展了1000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做了强有力的链环”；更为重要的是，李济的成果还“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
在李济以科学写国史的抱负和实践中，显示出一种既冲突又互补的内在纠结。一方面，他以科学的理性排斥旧史学的年代盲从，对以往文献有关尧舜之世的记载给予了否定；另一方面，作为具有中国认同的现代学者，他又力图通过科学方式，对夏都等先秦历史的存在加以证实。这一纠结在1925-1926年间的山西考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对于此次考察，李济陈述的动机实际是两个，除了试图在黄河流域探寻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力求以科学的考古方法证实传说中的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从比较理想的目标看，考察的结果最好是能通过科学的证据将石器时代与中国第一王朝连接起来，说深一点也就是依靠实证而把新旧两种史学合为一体。用李济的话说，便是要在安特生发现华北地区远古时代的石器遗址之后，进一步探明这些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
在20世纪初期，率先由安特生等人发现的“仰韶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支流的渭、汾、洛河地区，范围跨越了李济说的“西自甘肃东至奉天”的北部中国。这样，在20世纪20年代留美回国听从毕士博(CarlBishop)建议转向做田野考古时，李济首先选取这一区域就不会是随意之举。但为何又把目标定在山西南部的汾河下游呢？动因即在李济同时想要达到的另一个目标——考察中国历史的开创地。正因如此，他才会在1927年的报告《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里，开篇便说，该遗址是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发现的”。
根据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一文的纪实性描述，他和袁复礼等人组成的考察队从北京到太原后的路线，主要是沿汾河而下，先后考察了(传说中的)尧陵与舜陵，最终直奔位于夏县的夏朝王都而去。这条寻访传说古都的路线如下：
传说古都：尧帝古都→舜帝古都→夏朝古都
考察内容：尧帝陵→舜帝陵→夏王陵
现代地点：临汾县→运城县→夏县
考察时间：3月2日→3月19日→3月22日(1926年)
在从临汾到运城途中，李济还花了4天时间在中条山“往复穿行”，原因是“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由于在这里看不见开展考古的前景，才立即决定离开。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与寻访古都的路线相并置，李济领队的此次考察还呈现着对史前华北进行科学考古的另一条轨迹。
学科分类：体质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
考察内容：介休测量→黄土勘察→西阴考古
考察地点：介休县城→绛州一带→夏县
进行时间：2月上旬→3月中旬→次年底
将李济山西考察的两条交叉并置路线对照分析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他在尧陵和舜陵都做了认真的实地考察，力图对传说古都加以考证辨析，但由于所见的地面证据不足，加上“古史辨”思潮在近代出现后“连这样一个人物是否确有过还属疑问”，李济感到对旧史的怀疑不得不持续下去，“直到考古学家的铲子把它彻底弄清为止”。到达本次的考察目的地夏都后，同样的遭遇使李济因“根本无法肯定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从而放弃了“寻访古都”的路线指向，将目标聚焦于对“史前华北”的科学追寻。这样，当次年末第二次带队回访夏县时，李济一行的考察任务便只剩下计划清晰、意图明确的“西阴遗址”考古一项了。
在总结科学考古学为何在近代中国兴起时，李济指出，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启蒙运动”使之得以诞生。这个运动的口号之一便是对一切以往的旧史传说疾呼：“拿证据来!”李济认为，“这种寻找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古籍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与此同时，李济又强调现代中国的考古学工作，不能仅满足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而还要解答近代科学影响下所酝酿出的新问题，也就是探寻史前中国的文明之源。在这样的目标引导和指引下，李济及其同代的科学工作者通过汇集各处发掘的遗址证据，重新书写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史前华北”，随后又经过对安阳殷墟的科学表述，终于把这一地区的石器时代与旧史中的王朝世系连到了一起。1929年，李济领导了对安阳殷墟的正式发掘。对于该遗址的考古特征，李济总结说：“由这个坐落在河南省北部黄河北岸的遗址所表现的中国文明来看，不但相当进步，而且已臻成熟。”接下来他又评价了殷墟发现的后世意义，指出：
这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文明，但其间不免含有残酷和黩武的因素。纵然如此，这个文化也为后来周朝的孔子及其学派所代表的人文主义哲学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这样的表述，不但传达出李济对因科学考古而得以连接的文献历史再度认可，亦确认了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早期文明范围。这个范围从仰韶区域持续到商周疆界，主要集中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黄土地区。进而言之，通过以“彩陶文化”为标志的北方新石器遗址的汇集阐释，李济推动了“考古中国”的史前叙事，只是这个中国的核心在黄河流域，横跨广袤北方，一如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文里描述的那样，其影响所及“东自满洲，西迄新疆，其中心位于河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和潼关之间的一段黄河流域”。
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正如在哈佛做博士学位论文时从体质人类学角度考辨中华民族的多族源可能一样，李济又把目光推延到了长江流域及长城以北，力图完成地域和文化类型上的更大连接。在1960年用英文写作的《古代中国文明》里，李济写道：
从安阳的发掘中人们还可以认识到，中华帝国早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就不仅完成了华北的统一，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曾区分为若干部落单位的华北合为一体，而且还有能力吸收来源于南方的许多重要的种族成分。
可见，在以科学写国史的现代路上，李济展示的蓝图是要借助考古实证的全新方式，实现“新国史”意义上“北方中国”(North China)与“南方中国”(South China)相连接、黄帝后裔与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等多民族交融的完整叙事。
回到李济最初的问题：谁是最早的中国人？怎样追寻中国民族的原始？
早在1920年前后，李济在一篇简短自传里就表达过他的人生志愿是要“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为此不惜走遍中国境内的大江南北，甚至还要“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如何实施呢？一个办法是如在哈佛和介休做的“量脑袋”，一个则是去所有地方“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也就是旧史学家们想不到也不可能去做的科学的体质测量和考古发掘。
李济对“中国人之原始”的探寻，经历了阶段性的演变。1923年在哈佛大学发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时，他的重点在于突破汉语世界中仅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旧史学局限，力图从更为宽阔的“我群”与“你群”对比、关联中辨析“中国人”的起源和特征，提出了中国人在时间上的演进论、适应论和融合论，以及空间上的民族共处论和版图变化论。李济一方面指出：“中国人远远不是在四千、三千或两千年里一成不变的”，“他们一直在征服、被征服和再征服，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并重塑新文化，所到之处，他们都吸收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又强调，“几个特点鲜明的族群共处于持续变化着的中国版图之上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的”。
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历史大局看，由中国人自己很早便已提出的这些观点，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开创价值和里程碑意义。遗憾的是，李济的博士学位论文最初只是用英文在美国发表，很晚才以汉译本的形式返回汉语世界，使得它的影响未能在中国本土及时产生，不然社会各界讨论中国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格局时，就不会仅以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多元一体”论(费孝通)与“满天星斗”说(苏秉琦)为起点了。
20世纪50年代，在总结了山西、河南等遗址的考古成果后，李济进一步提出了堪称为“多源中国”及“广义中华”的主张。他以一贯的论辩方式向旧史学提出挑战，继续以科学重塑国史，提出“两千年来的中国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就是“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李济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呼吁考古和史学家们突破长城局限，把中国“更老的老家”扩展至满洲、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李济指出：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只是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地断送给“异族”了。
李济的民族观以体质人类学的人种分类为基础。首先，他强调要明白中国民族本身是如何开始的，就必须先了解“蒙古种”(或“黄种人”)的原始。这就是说，在“多”民族的根基下面，先有着人种的“一”。其次，他认为，所谓“民族”的内涵包括血统与文化两方面。血统是多源分别的，亦可是混合的；文化则可将多源的血统合为一体。为什么呢？在李济看来，(处于同一进化阶段的)人类智力相当，文化不过是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产物，所以普遍性是自然的，差异性(地方性)是偶然的。有利于适应环境(自然与社会)的文化就都能被不同的人群接受和习得。这样，以中国上古史为例，不但“彩陶文化”会在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地区普遍出现，而且商王朝的文化亦能够吸取东夷、西夏与前商的不同类型。
由此看来，前引段落中李济所说的“中国老家”“中华民族”以及“秦始皇”和“异族”等名称和概念，其实都已建立在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框架之上，即：“人种源一”“血统相分”与“文化兼容”。以此推论，便形成了他以“广义中华论”为基础的“多源国史”说。而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观点，原因仍在于人类学的科学观。李济指出：
环境的不同，是造成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人类智慧的普遍相同，也就是创造文化普遍性的基本原因。
可见，到了这样的时刻，李济的人类学思想就已在抒发民族主义情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突破了我族中心的局限。从表面看上去，此表述与李济在博士学位论文里提出的“黄帝的后裔即最早的中国人，在孔子时代仅见于黄河两岸”论断相抵牾，但若深入分析，亦可看出其中的内在必然，即人类学话语的整体性和普世观。此话语的基础在于认同“人类同本，四海一家”。这样，即便以华夏为核心来做观察，“仅见于黄河两岸”的黄帝后裔就只代表“狭义中华”，是东亚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而已；只有超越狭义认识的局限，方可见到这一地区以相同人种和环境及文化交流、共处为前提的“广义中华”的存在及关联。于是，尽管对以“中华”为名的共同体表述能在何种程度上获得非“黄帝后裔”的东亚人群认同还有待验证，我们仍不能不说，这一扩展后的“广义中华”，其含义甚至已不但力图作为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总称，并且也意味着人类整体的过渡环节与构成之一。在笔者看来，此表述的重要意义倒不在于实践上的实施验证，更在于理论上的突破与开拓。这是因为，通过这一表述已提出了重建中国古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李济所说的那样，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人尽管高度混杂，但却能够统一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下”；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组成之一：
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就是说，以人类学为前提来表述的考古中国，不但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内部了解“中国人群”的多元构成，更应当在宏观和整体上，通过更大、更基本的比较关联，观察并阐释“人在中国”的特色和意义。
李济先生在1925-1926年开展的山西考古工作被后人赋予了极高的评价。因被界定为“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故被视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值得纪念的划时代意义。李济也由此被称为中国的“考古学之父”和“第一位饮誉国际学坛的考古学家”。另外还有人认为，以李济为首进行的西阴考古更还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田野工作”，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历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尤其是其“对仰韶文化即夏文化之说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最后，还有人以李济首次发掘的时代意义为基础、结合70年后西阴遗址再次发掘的佐证材料，用“西阴文化”的命名替代了“仰韶文化”，把它的高度提升至“中国文明的滥觞”。
类似的赞誉不胜枚举。不过还有问题值得讨论。
（一）人种溯源：重“一”还是显“多”？
在这个问题上，李济作为人类学家的看法体现着不同层面的多种取向。一方面，他得首先承认现代人类(Human sapiens)在生物学上的“来源为一”——至少在从猿到人的意义上如此，不然就无法建立完整的生物进化体系；与此同时，又得认可人种演化上的“一分为多”，也就是要关注“蒙古人种”“印第安人种”(高加索亚种)等平行交错的相互差异。这样，依据科学来探寻“中国原人”(Proto-Chinese)，就必须区别人类整体的“一”、人种分化的“多”以及生物混血与地域共处上的“合”，继而阐释不同层次的“同源”含义，即人类之源、人种之源和族群之源。由此深入，进入“蒙古人种”的族群支系后，还必须解释更次一级的局部和整体，即作为“蒙古人”亚种的“中国原人”的“一”及其内部被称为“黄帝后裔”及“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等人群的“多”，也就是要同时解释“中国人”传承上的纵向同源及构成上的横向多元。
按照这样的公式推论，需要辨析的问题在于：如果原始“中国人”的人种相同，亦即都源自同一的“蒙古人种”，那么它的内部构成便是分化的亚种支系；如果不同，一如李济认同的魏敦瑞理论，即除了蒙古人种外，还可能包括美拉尼西亚人和爱斯基摩人等的话，它的构成就可能是混血或共处。前者标志的是人种融合，后者则仅意味着区域同在，并不构成生物与文化意义上的同一人群。
于是，如果认为“黄帝后裔”与“通古斯群”和“藏缅语群”等人群同源，就需要从体质上将他们证明为同一人种的演化分支；如不同源，他们的构成就不具有生物学的源起意义，也就是不能通过体质差异来作证明。
由李济讨论的“中国原人”与“蒙古人种”之关系派生的图示(略)所呈现的问题是：“中国原人”在哪个层次是同源的——智人、种族还是民族？又在哪些层次上出现了多元？与此相关，还需要解释的一个更基本问题是：在这种追本溯源的问题中，“中国”的含义是什么？血统、地域、政权还是文化、文明？
（二）中国文明：求“同”还是存“异”？
按照李济先生的界定，文明(civilization)的核心标志是文字，由此即把“中国文明”的起始定在殷商，在此之前人类在同一地区的创造成果叫做文化(Culture)，也就是以新石器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在《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文里，李济再次强调了以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至少)源自3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东夷、西夏和原商，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从其与新石器时代的关系看，被其承继的文化类型至少包括了‘彩陶’、‘黑陶’和‘白陶’”。这是由源头及类型上指出从文化到文明的客观差异。但就在指出殷商文明多来源的同时，李济也并不掩饰地突出了其以甲骨汉字为象征的中心地位，将周边的地区和人群表述为边缘，从属于这个中心。这种“中原中心”论的假定或许就源于《史记·五帝本纪》以来的文献传统。也就是说，在对于中国文化“同”与“异”的认识上，李济也没有完全脱离“旧史”的表述轨迹，正如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山西考察时的初始目标那样，仍旧视夏商周的王都故地为起点和归宿。这样的论断，一方面与《礼记·王制》阐释的“一点四方”大一统观相类似，一方面则与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提出的“满天星斗”多元格局说形成了对比。
不过值得注意的另外一点是，尽管有着中原中心论色彩，李济却又体现出对“中国”本土的超越，力图揭示国家、地区和民族表面差异背后的人类共性。为此他多次指出，文化和文明的“地方性色彩”都只是人类为适应所处环境的智慧产物，是事物呈现的表象，不能掩盖“人类智慧普遍相同”的本质。根据这样的看法，李济其实就淡化了“中国文明”在源头和构成上的差异，甚至认为可以把它们视为“一种文化单位在发展中的不同状态”。照此推论，若将“中国文明”放置到更大的世界范围，则可以同样指出，无论该文明的整体特色何等突出，也都只是地方性的小“异”而已，不可以此遮蔽与其他文明所共有的大“同”。
（三）古今国史：分段还是连续？
李济的学生张光直结合导师在考古发掘与理论阐释方面的综合成就，称其为“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并解释说“派”非指“党派”，而是代表着“研究方式”或“方法体系”的学派；该学派的特点在于“兼收并包”和“多学科并进”。也正由于创建了“人类学新路”的古史研究，张光直将李济视为研究史前中国的“开山祖师”，甚至认为“就中国考古学说来，我们仍旧生活在李济的时代”。
李济作为“开山祖师”所开创的人类学新路，其历史意义就在于以新的科学方式带动对旧国史的反思和重写，从而迈向了由“史前中国”向“朝代中国”的连接，用实证延伸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记忆，也重塑了他们的国族认同。然而正如李济坦诚的那样，这些努力愿望良好，其中不少却还只是假说和揣想，面临的难题很多，比如将怎样证实“彩陶文化”与“殷商文明”的继承、过渡？如何说明夏商周之间的横纵关联？以及从何时起出现了作为整体的“中国”？该如何看待整体“中国”在民族、疆域上的多元构成及政权上的统一和分治？等等。依照李济的意见，应有的态度是“绝不能凭想象解决”，而需要“更广阔的田野考察”和“更深度的比较研究”。
在笔者看来，李济的道路就是科学的人类学，而由于深受20世纪的时局影响，这条道路最初凸显的目标是“科学的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科学”，也就是力图借助科学来彰显民族、突出国史，把“人类学的中国问题”汇入世界体系，然后从中国立场去补充人类的科学、参与人类学的整体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李济称得上是严复以后、费孝通之前人类学的中国开拓者。
如今，在这条由李济承前启后的人类学中国道路上，已有众多的跟随者在继续行走。其中的得失利弊值得回顾、评说。
【来源】《思想战线》，2015 年第6 期，第1-9页。
徐新建:《黄土文明的区域人类学研究》，载《文化遗产研究》第4期，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84-88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200页。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47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47页。
参见［瑞典］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在安特生之前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西方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是法国的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的观点较为集中地表现在其论著《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中。相关评论可参见李帆《人种与文明:拉克伯里学说传入中国后的若干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附录部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3-328页。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
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121页。
参见李光谟的“译者注”，转引自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121页。
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附录部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29-343页。
李济:《中国人的种族历史》，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一书附录部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4-355页。
林坚:《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人民政协报》2009年8月27日。
李济在介休之后还在台中地区和台湾大学做过几次人体测量，但影响所及都不如他在考古学领域的成就。这是值得比较和辨析的。
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光谟译，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李济:《远古石器浅说》，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光谟译，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此表是笔者根据李济著作原表简化而成。参见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李济:《远古石器浅说》，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参见袁复礼以“山西西南部的地形”为题为李济主持的西阴村遗址考察写的专论部分，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4-147页。
参见李济《中国早期文明》“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2-143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西阴村史前遗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页、第126-127页。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9页。
有关安阳考古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李济1933年的《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292页。
李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载《李济文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9页。
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光谟译，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0页。
转引自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前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台北)，1952年第4期重印版“后记”。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载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6页。
王世民，李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69页。
山西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载《三晋考古》第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
韩俊红:《追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学术界》2008年第5期。
胡鸿保:《转型社会中的考古学家——李济个案的社会史剖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张立东:《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第22～24页。余著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看成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西阴时代是关键，而西阴文化则是该时代的标志和核心。
魏敦瑞(F. Weidenreich)，美籍德裔解剖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相关评论可参见吴汝康《魏敦瑞对北京猿人化石的研究及其人类演化理论》，《人类学报》1999年第3期。
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0页。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李济:《古代中国文明》，李光谟译，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9页。
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载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前言”，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陈星灿译，《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载《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