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庆文化】刘铁梁：《社会发展与春节文化》
作者简介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体现出大众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的主体作用。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体系的拓展、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强、交通工具的发达等原因，当代民众在春节期间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多元性、公共性、消费性等特征。特别是在当代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组织的公共性春节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居民由此进入空前开放的节日仪式与节日交往的场域。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之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
【关键词】社会发展；春节；文化感受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2,01：80-83.
人类学高级论坛(AFA)
一、春节时空与文化感受
在今年6月召开的“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上，我作了题为“感受春节”的发言，着重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和身体参与的角度对春节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讨论，也就是强调要站在大众的立场理解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认为，如果不能体会大众对于春节以及日常生活的感受，那么对于春节活动所作出的任何批评和建议都可能是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的。关于大众在春节期间的文化感受，我的概括是：归家感与亲情感、历史感与尊严感、狂欢感与参与感等。这些感受，既源自个人在传统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在节日活动中得到了与身体记忆密切联系的强化、自省与升华。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春节文化传统都具有塑造其民族性格的意义，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应该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我想进一步说明，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方式的改变，孤立地观察春节文化的变化。我们不妨从春节文化本身的时空结构说起。春节作为全社会的集体通过仪式，突出地表现于家庭和地域社会这两个时空场合。当然，这种节日时空的形成是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演变的结果，凸显出所有个人在“家”、“乡里”和“天下”之中的生存位置。近代以来，尽管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革，但是村庄并没有解体，春节民俗的时空结构得以长期保持，表现出传统的强大惯性。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是人际关系的改变，春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复这一改变所带来的情感危机，但是要解决当代人的感情危机问题，却不要以为单单靠保留春节等民俗形式就能奏效。在进入全球化体系的今天，春节民俗的时空形式却开始与日常生活秩序失去紧密联系。现在的人们觉得“年味淡了”，固然是由于日常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丰富，以前那种在节日中的享受感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主要还是由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感与角色感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改变。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相配合，正在构建起凸显个人权益的公民社会体系，冲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关系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春节期间唤回原来那些角色感就很不现实了。以前是一家人的“忙年”和亲友邻里间的礼尚往来的“拜年”，现在则一方面想从这种过年习俗中逃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想借助春节从日常奔波劳累而缺乏亲情的处境中逃离出来，谈何容易!
具体说来，当代人所面临的，一方面是家庭的小型化、残缺化，另一方面是村落等传统社区的松散化。处于重建过程中的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社区生活秩序，一时还不能填补人们在情感上的缺失。这突出地表现在，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增长的指标严重挤压了社会发展的指标。所以，我们不能脱离开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讨论，简单地批评春节文化的缺失。年味淡了，既是一个具有发展指标意义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大众比较普遍的主观感受，反映出人们对于春节文化期待值的增高，但是这种感受也是一种促成文化自觉和社会合理发展的强大力量。由于这些切身的感受都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因而就可以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协商与社会批评的原动力，从而转化为全社会对于现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促成全社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极大关注。事实上，这种感同身受的文化力量，已表现于当下春节期间的公共话语之上，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新年味已是呼之欲出。
二、节日文化的民众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正在发生巨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地民众正在有所选择和创造性地运用自身的民俗文化，使之继续发挥出加强地方社会认同、增强人际互助关系的内在价值。包括节日走亲、结社表演、婚丧嫁娶、生日贺礼、拜师学艺、口述故事等活动在内的民俗活动，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热火非常，在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春节作为全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更是在各个地方呈现出缤纷的色彩，体现出民众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上的主体作用。这说明，在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民俗文化所承载的传统亲情关系是绝对不能遭受破坏的社会基础。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家庭与传统社区一方面作为利益攸关的经济主体，一方面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归属性群体，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依托于家庭和传统社区中的民俗文化，特别是依靠地方社会传承而实现其内在价值的春节文化也就不会消失。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民俗文化的某些形式由于受到科技进步与社会关系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消失和发生新变，而不切实际地保留或恢复这些民俗形式并不是解决文化危机的根本办法。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对于原有的文化必然要有所取舍、有所创新，但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
在如何继承与创新春节文化的实践上，政府和各方面社会力量的介入都会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前提条件是以全体人民的感情和愿望为出发点。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为满足人民过好春节的愿望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但是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基层，大量吸收那些来自各地民众的文化经验，进一步搭建起“拥政爱民”的春节文化平台。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不应该站在文化阐释权威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民众主体的立场上，身体力行地参与春节文化活动，将自己的才艺和学识回馈社会、服务人民，这才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真正保护。产业界人士在使用开发春节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也必须将文化的尊严摆在首位，避免过度的和掠夺性的开发，为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当前春节文化活动的基本经验
伴随着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转型，乡土社会中的春节正在向公民社会中的春节演变，集中地反映出每一个中国人生活处境的深刻变化。春节作为全社会参与的文化行动，当下出现了哪些新的特征呢?总的来说，由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场经济体系的拓展、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强、交通工具的发达等原因，人们在春节期间的活动，在保持万家团圆和举国同庆等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出现了与日常生活方式发生同步变化的趋势。大体来说，就是人们在春节期间的行为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多元性、公共性、消费性等特征。特别是在当代城市化的进程中，各地组织的公共性春节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居民由此进入空前开放的节日仪式与节日交往的场域，这是当前春节活动形式上所发生的最大变化。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春节文化活动的创意和组织上，大多注意到当代民众精神需求与交往方式的变化，着眼于人们的春节文化需求，在挖掘传统的地方性民俗和文化底蕴上下足功夫，赋予其新的时代性意义，吸引各种社会力量的投入和参与，为全社会提供以春节为主题的公共文化产品。例如，山东近两年来策划和实施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旅游活动的经验就十分值得注意。这一活动是首次在一个省的地域范围里开展，具有大气魄、大手笔，凸显了整个山东既统一又丰满的春节文化形象。大致说来，它是以山东地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多样统一为基础，以转变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为主导方向。从目的与效果来看，这种创意不全是在经济效益上面，而是同时注意到激活全省人民的节日精神。从切入点来说，它还注意到了当代人作为游客的一种社会心理。试想，当现代旅游消费或服务的生活方式已经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时候，节日里“串亲戚”、“逛庙会”的出行习惯就可能被结合到旅游当中来。这个经验可以在旅游业中进一步推广，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通过运用中国人注重亲情和友情的传统，使游客和接待者都能进入串亲戚式旅游的新境界。
在体恤民情民意、扶持地方特色春节文化方面，许多地区的政府部门特别是文化部门都发挥出主导的职能作用。春节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成为许多地方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整体建设成就上的重要标志，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和文化自信。例如，广东省三大民系的春节民俗都各具特色，广府人的迎春花市、客家人的大盆菜宴席、潮汕人的大锣鼓春游等，世代沿袭，今天在文化部门的呵护和鼓励下，对于这些有情有义的文化符号的运用都强化了海内外华人的认同感，加快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脚步。在佛山市，人们有意识地予以保留和发扬的当地春节习俗形式异常丰富，可大致分为腊月迎春、新正贺岁、酬神祈福三个部分，呈现出鲜明的岭南特色。政府部门注重利用年俗组织大型公共活动以加强民众对佛山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如当地独有的被称作“行通济”的元宵娱乐和酬神活动。“佛山醒狮团”还多次到海外参加节日狂欢，扮演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山西孝义市以“突出孝义文化，展示孝义魅力；弘扬孝义精神，助推跨越腾飞”为理念，举办了两届孝义年俗文化节，营造出城乡互动、全民同乐的浓郁节日文化氛围。
所有这些经验，都体现出当今政府服务于社会大众、满足当代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职能意识，他们立足于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力进行调动和组织工作，发挥文化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使本地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相互协调和促进的科学发展局面。
四、春节生活与文化心态
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继承和发扬自身文化优良传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我们讨论春节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深入了解民众的文化处境与文化需求，是决定春节文化如何传承与创新的根本依据。民众是春节文化向前发展的实践主体，春节文化活动的成效如何，要以民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的标准来检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化人才队伍，包括从事民俗学专业的同志，有必要在与民众同命运共呼吸的时代生活中，进一步调整好自己的文化心态，尽可能避免对待民俗文化传统的片面性认识，特别是要避免提出脱离社会生活发展现实的文化主张。当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在我国得到大力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有过分泛化的倾向。例如，将活生生的春节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做法颇令人费解，还有如建立生态文化博物馆的做法也很值得商榷。
春节作为活生生的传统，难道跟古代留下来的书籍和文物古迹一样，也具有某种遗产的性质吗?要知道，春节比儒家经典的传承更加具有活力，因为它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身体实践，是每个人对于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体验。我相信，尽管有许多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正在消失，但春节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并非是某种固定的模式，而是既具有地方的多样性，又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以此传承着我们民族每个成员之间既相互尊重又相互认同的核心价值。不唯春节，民俗文化普遍具有这种身体性特征，是与人的身体共同存在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在春节这一聚集民俗文化的时空中，每一个人都正式扮演着在“社会戏剧”大舞台上的角色，共同演绎着生生不息的民族历史，一言一行都渗透着进入这一历史过程的激情与豪迈。历史从书本上走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中，这是春节民俗最根本的价值。
我在民俗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民众虽然也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文化心态并没有受到这一事情的很大影响。我的看法是，他们并非不懂得民俗文化的价值，而是同时也懂得民俗文化必然会在发展求变的生活中发生变化，懂得民俗文化应该如何被取舍、如何被合理运用。其实，对于一个地方社会来说，保护民俗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该地方社会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变为发展的动力和依据。但是这种历史记忆并不能单靠几个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俗事象所承载，而是需要全体社区民众普遍参与的文化实践。比如说，历史记忆是一个集体对于共同经历的生活变化的记忆，而通过个人生活史的讲述就可以丰富这种记忆。
五、春节与历史记忆
——以沁水营村为例
今年暑假里，我曾前往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调查，感觉这个村庄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代农民的文化心态。这个村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较大发展，而村落民俗文化的延续与变化也大致与此同步。村民对于村落民俗文化的保护比较自觉，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在该村文化大院中所陈列的村史展板和不同时期所使用过的各种民俗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从这些展览陈列中，从我们与村民的交谈中，我们感觉到他们是很注意保护关于村庄历史的丰富记忆的。
沁水营村是明朝初年从山西省沁水县迁徙来的移民村落，当时共有16个姓、18户人家，属凤河两岸所谓“七十二连营”的一系列移民村之一。这一历史不仅成为村民的口碑，而且在《明太祖录》等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关于从山西移民于此的传说，与华北地区普遍流传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交织在一起，作为沁水营村最久远的集体记忆，两年前被书写和图画在村委会旁边文化大院的院墙上。
具有村落认同感的标志性民俗文化，是据说形成于明代、兴盛于清代的一档“叉会”。村民都相信他们的叉会曾经受邀参加慈禧太后66岁寿诞庆典，并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最终赐予该会一把“龙叉”和一面上书“神叉老会”四个字的旗帜，从此名声大振。令村民们难忘的，还有本村在1951年成立的评剧团，参加剧团的村民达40人之多，表演过《小女婿》、《刘巧儿》、《兄妹开荒》、《打城隍》等现代戏，还有《刘云打母》、《小放牛》、《三岔口》、《锯大缸》等一批古装戏。每逢农历三月三、六月六、八月十五和春节之时，村里搭台唱戏，附近十里八村的村民都会来观看。可惜剧团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2009年建起的文化大院，现在是沁水营村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中心。东大院中有一排棚子房，展览不同时期使用过的生活设备，有水井和辘轳、压水机、石碾、石磨、铁匠用的风箱和砧子、打土墙用的木板、旧式土炕等。图书室和阅览室也在这个院子里，此外还有棋牌室、数字电影厅。院子里有篮球场、羽毛球场，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前来跳舞，其中以妇女居多。
西大院中有南北两个展厅，南展厅有“沁水营村大事记”展板，展览村里历年来获得的奖状、奖旗、奖杯等，还有清朝和民国时期买卖土地的契约，土改时的土地证，民国时期和解放后的结婚证，20世纪60年代的粮票、布票、农业券、工业券、自行车执照等，当年村办工厂时织过的地毯及工具，不同年代的学生们用过的桌凳等。北展厅陈列有两部分民俗文物，一部分是在不同时期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如煤油灯、玻璃罩灯、烧水用的铜窜子、旧电话机、第一代黑白电视机等；另一部分是农具，如木犁、耘锄，场院上的木叉等，以及大牲畜拉车用的各种器具和绳套等。
关于春节的变化，老书记说：“现在把以前过年的事讲给小孩子们听，他们还真是不爱听。那时候是盼过年，小孩子能穿上新衣服，有了零花钱。那时候还是点煤油灯的时代，平时舍不得老点着，但是大年三十晚上一定要点一宿，街上还点起柴火堆，哪儿有亮光哪儿就有人，大家围着说说笑笑。院子里铺上芝麻秸，叫‘踩祟’，其实是让你知道自家来了人了。”当问及那时候的年夜饭有没有鱼，他回忆说，以前村子周围哪儿都是水，有草鱼、大黄鳝等20多种鱼，都是野生的，饭桌上也不显得稀罕，现在河水被污染，鱼都没了。老书记还告诉我说，现在村里有的人家既不提前置办年货，也不做年夜饭了，等到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就到饭馆聚餐，总之是“多元化”了。
正是出于这类的记忆和感受，老书记非常重视公共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将公共文化的发展与村落历史、民俗文化的记忆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村里还保留着当年知青住过的集体宿舍，而当年“中央五七大学舞蹈学校”在这一带“开门办学”时留下的大院，就是现在村委会和幼儿园的所在地。
我举出这个例子，无非是想证明：人们对于春节的感受既与当下日常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其对于历史记忆的实践密切相关。从文化资源和文化心态来说，沁水营村并不拥有被政府和专家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他们在注重社会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民俗文化的做法，值得特别赞赏。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2,01：80-83.
刘铁梁: 《感受春节》，载李松、张士闪主编《节日研究》2011年第1 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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