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龙晔生，李陶红：《第二种人类学史——以徐杰舜教授“中国人类学者访谈录”为研究对象》
荣仕星、徐杰舜：《人类学世纪真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龙晔生，湖南邵阳人，民族论坛杂志社主编，副编审，研究方向：民族理论政策。
李陶红，云南大姚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族群与区域文化。
【摘要】徐杰舜教授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自1999年延续至今，已有丰硕成果。他的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将人类学的口述史从对“他者”的研究拉回到对“自我”的研究，在对人类学学者自我的口述史呈现中，实现自省与内观。同时，以“人”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弥补了既往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之不足，丰富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内涵，成为“第二种人类学史”。
【关键词】徐杰舜；人类学；口述史
一、他者与自我：
人类学者与口述史
口述史(oral history)研究最早始于历史学学科，且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脉是较晚出现的，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口述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就是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将储存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用口头表达的方式，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经过整理形成文字材料。[1]“口述”一是作为与“文字”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口述的材料来源于人的叙述之口，而非以文字形式呈现的资料形式，同时，口述也形成了对既有文字的补充，更是消散文字背后的权力霸权，口述史以言说意义现场的方式，为我们增进对对象的认识提供了另一层面的视角；二是作为与“历史”相对而言的概念，口述呈现的是对逝去历史的追溯，是以记忆的形式给历史增加注解。访谈（Interview）是口述史研究重要的方法。访谈呈现的是“交互”的属性，不仅是陈述者在表达自我，同时也是陈述者根据访谈对象的反馈来进一步回应的过程，其间是一种表达——回应不断循环递深的反应形式。同时，访谈作为一种对话之旅，具有相对的开放性与发散性。正因开放与发散，对于一个核心问题的探讨可以由几个发散点来补充回应，以形成对核心问题尽量全面的多方位表现。口述史的运用甚至能够帮助研究者听到群体中不同个体的声音。
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正宗”是对于“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因此，口述史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秘密武器，人类学赖此获得了大量文字历史之外的资料，并借助知识社会学的反思，将口述历史和文字历史的“真实性”等量齐观。[2]口述史研究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被广泛运用，田野调查从一定意义来讲就是人类学学者将田野过程中的口述史资料转换为文字资料，进而进行研究的过程。王铭铭在谈及人类学与口述史的关系时，就将人类学学家定位为“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3]。
口述史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人类学，其广泛运用就是人类学学者把过去与现在相连结的尝试。因此，人类学的口述史的研究对象已不再是传统的“故纸堆”，而是活生生的人，也恰恰是在与人打交道这一点上，历史学家远不能与受过专门训练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相比。[4]
长期以来，人类学始终重在对“他者”的关注，口述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口述史的研究关注的对象是人类学学者之外的口述史的呈现，“客位”研究的凸显，使得对“主位”关照不够。针对不足，在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过程中，也渐渐对“自我”进行关照与反思，徐教授所做的人类学家的口述史研究就是将人类学对“他者”的研究转向对“自我”的研究的尝试，这一尝试将人类学学者这一主体从研究者变成被研究的对象。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是在扩展和延伸实验民族志基础上的本土化尝试[5]，不仅仅是抢救一个人类学家的生命史材料，同时也是通过一个人类学家生命史，来反映近代以来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曲折的学术发展史。
一般说来，学术史的呈现较为普遍的是以学科为中心的形式，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学术史也不例外。在人类学学术史的历史叙述中，时间成为一个天然而且离不开的线索。不论是王建民的《中国民族学史》、胡鸿保的《中国人类学史》还是黄剑波的《人类学理论史》，线性时间是串联学术史的主要线索。但以时间刻度或线索的叙述甚至可能被处理为简单的编年史，使得历史过于简单化，过于线性，过于清晰，而掩盖掉了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实。我们从不否认学术史研究中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呈现，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呈现是传统与基础。但应该看到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史能呈现枝干的同时，却难呈现包罗枝叶的丰茂形态。为服务于人类学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镜像，在整合学术史脉络的过程中，对学者学术史的实践及实践背后的思考会被轻描淡写，自然抑或无奈摒弃支撑学科背后的鲜活学者的故事。
学术史为突破以学科为线索的叙述局限，人类学的一些研究开始以人物为中心来“借传修史”。例如《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6]选取了人类学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学者，从早期的泰勒、摩尔根，到近期的费尔南德斯、沃尔夫，为读者呈现了21 幅人物素描。格尔兹在其学术自传式的《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7]中也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绝佳的例证，他对于印尼和北非的长期研究以及相关的众多著作其实也多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类似的研究还有阿古什《费孝通传》[8]等。徐杰舜教授的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即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学学术呈现，弥补了传统人类学学术史以学科为中心的桎梏，丰富了人类学学术史的理解维度，可以称得上是第二种人类学史。
二、初始与发展：
徐杰舜的第二种人类学史历程
徐教授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研究的初始与发展，与徐教授苦心经营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前身）息息相关，学报见证了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研究的成长。
1994年8 月徐教授受命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的工作，并担任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受命之初，徐教授就决心把学报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努力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怎样才能办好学报，使之成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阵地？成为中国人类学的一个学术园地？这就必须从人类学方面给学报一个明确的定位”。[9]在确定学报特色栏目时，他不仅突出了广西民族学院本身已具有优势的壮学、瑶学和汉民族研究，还根据当时正在兴起的人类学发展的态势，以及全国没有一家人类学专业期刊的现状，专门设置了人类学研究一栏，决心高举人类学的旗帜，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办成中国人类学的园地。[10]徐教授开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人类学专栏，出版“人类学文库”，组织“人类学高级论坛”，把人类学的“蛋糕”做大，见证了中国人类学的复兴。
徐教授从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经历解释了关注人类学研究和从事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研究的缘由。
“我在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触：第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因为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这已成为我们党中央执政的理念。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太边缘了……所以说，中国太需要人类学，而中国人类学又太边缘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在我们学报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学专栏。因为人类学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发表，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报告更没有地方发表。”[11]
据此，徐教授为中国人类学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人类学专栏不仅成为学报的特色，也是学报渐有影响力的推动力，学报与学科相得益彰，并行发展。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人类学家、香港中文大学乔健教授的论文《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和前景》[12]为标志，使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问题成了1995 年的中国学术热点之一。中国人类学界对乔先生论文的讨论，使一向默默无闻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开始引起了中国人类学界学者们的注意。发表乔先生的论文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进入了中国人类学界的视野，其后参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和活动，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逐渐得到了中国人类学界的认同，吸引了一大批人类学学者。
当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和走向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对中国的人类学家进行采访，做他们的口述史。徐教授意识到，如果人类学的资料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收集、整理和保存，随着时间推移，人，老的老了，走的走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就更加的困难。于是，徐教授于1998 年底向中国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访谈约稿信：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二是为了向国际学术界介绍我国中青年人类学家；三是为了加强中国人类学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我们深感正在崛起的中国人类学还十分年轻，要与国际人类学界接轨对话，要为国际人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她还有许多许多的路要走，还有许多的事要办，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努力、努力、再努力！”[13]
这个计划很快得到回应，第一个接受访谈的是云南大学的黄泽，学报不但刊登了采访稿，还用黄泽老师很大的一张照片来做刊头。这也是学术刊物没有过的做法。这一下学术界就热起来了，此后学者访谈也就能顺利做起来了。徐教授主编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1995 年率先担起中国人类学的核心阵地以来，收效出彩，并形成示范效应。延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发展之路，继续跟进的有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主编的《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廖明君主编的《民族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杰主编的《东方丛刊》。
据统计，《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从1999 年第2期开始到2003 年第6 期为止，先后发表了26 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此外，《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在2000 年发表了3 篇访谈录，5 年来共发表了29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徐教授在采访和编辑访谈录之时，常有先睹为快之感。因为这些无拘无束的访谈，向国际人类学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风采、风貌和风韵。从这些坦率诚恳，如实说出的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况、意见、观点、看法和评论中，既看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又窥见了新世纪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结集了中国人类学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作的努力,对人类未来的关怀；以及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等；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忠实的、广角的记录，于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极具学术价值。
徐教授的人类学学者口述史，准备做108 个，已经结集出了两本书《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下一部为《人类学世纪欢言》，取自“三军过后尽欢颜”。李亦园先生在为《人类学世纪坦言》所做的序言中，也道出了他对人类学家口述史的感情。
“由于我一直是学报的忠实读者，所以几乎所有的访谈录都浏览阅读过，觉得很有意思，增加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行内故事，因此也常常对这些访谈录有先睹为快的感觉。如今，徐教授将这三十多篇访谈录编汇出版为《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书，让更多的读者能阅读到学者们的‘坦言’，实在是很值得庆贺的事。徐先生来信要我为本书写序，我也就义不容辞地答应了。徐杰舜教授与他的同事们访问的学者们，在年龄上包括了老中青三代，所以在时间上代表了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记忆；在区域空间分布上除去有台港的学者外，也包括北京、中南各地区的人类学工作者，所以代表了我国不同地区，受不同训练背景学者的经验。在单一访问时也许并没有真正很有计划的谈话原则，但是集结编辑成书后却似乎已构成了一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口述历史’，虽说少了较早期学者的访谈，却也代表较近代的发展过程。”[14]
李亦园先生还总结了《人类学世纪坦言》的八大意义：“一、记录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转折过程与经历；二、显示了学者们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努力；三、说明了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与建构的情况；四、展示出人类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努力；五、阐述了人类学者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六、显示了中国人类学在不同地区发展的趋向；七、凸显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状况；八、展现中国人类学者对全体人类未来的关怀。我们从这些坦率诚恳, 翔实道出我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境、意见、观点与评论中既可看到
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 也可窥见新世纪人类学在国境内发展的前景。”[15]
对于李亦园先生的这八条评价，徐教授本人在《人类学世纪坦言》前言中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一、展示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并从中总结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学恢复以来的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的两种代表模式，即由兴趣、特别是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所震撼进入人类学和从学术研究的深入探索中切入；
二、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人类学在大陆的发展中学科地位的问题在热烈的讨论之中，这种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正是人类学能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三、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人类学之树之所以长青是因为它的理论是发展的，对此中国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四、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获中国化所做的努力。本土化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对此中国的人类学家门做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创新意识和综合精神的阐述，从一个高度上记录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学本土化所作的努力；
五、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近20 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正不断被其他学科采借，在学科互动的态势下，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整合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这一类的访谈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角度记录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勃勃生机；
六、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这些关于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记录和展示，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中国人类学史国际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中国人类学生命力之所在；
七、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总之，《人类学世纪坦言》从上述七个方面对中国人类学近20 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忠实、全面的记录，这对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件事情。[16]
2011年《民族论坛》回归学术，邀请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学者主持专栏，开放办刊。徐杰舜教授主持的“人类学学者访谈栏目”又成为了《民族论坛》的一个特色栏目，近三年来，先后发表了近30 篇人类学学者的访谈录。三峡大学黄柏权教授[17]、中南民族大学张莓博士[18]、广西艺术学院陈晓玲教授[19]、云南社科院杨福泉研究员[20]、厦门大学蓝达居博士[21]、中国社会科学院罗红光教授[22]等近30 余位人类学者的个人生活经历、学术经历、学术思想等以访谈录的形式连续在《民族论坛》刊出。
在《民族论坛》所刊登的人类学者访谈录中，徐教授整合了中国人类学各个地区的学者，集中了各地人类学的前沿研究。在对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的访谈中，不只可以看到瞿教授针对云南特有资源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也可以看到瞿明安教授所在的云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成长历程。[23]在对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许立坤教授的访谈中，呈现了许立坤教授对人类学学科把握的新理念与新应用，在学科认识与自身工作结合基础上，提出“文化统战”的提法，即“依托文化平台、利用文化资源、借助文化力量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24]。在对三峡大学刘冰清教授的访谈中，展现了沅水流域民族文化研究成果与前沿。[25]在对中央民族大学杨庭望教授的访谈中，梁庭望教授在壮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壮族文化开发三个方面的学术意趣得到了梳理。[26]在对贵州大学曹端波教授的访谈中，曹端波教授分享其学术心得，并指出人类学的两个研究传统：一是人类学一直研究的是异民族、异文化，二是中国的“边疆学”研究。[27]在对赵旭东教授的访谈录中，赵旭东教授针对现有的社会转型研究提出对文化转型的理解与思考，认为今天的文化潜在地有了一种转型，其基础在于我们的心不在一起，或者我们的情感不在一起，我们的学术不在一起。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28]在对赵巧艳博士的访谈录中，对其结合建筑、旅游和少数民族经济等多学科为基础展开的建筑人类学研究进行了关注。[29]
徐教授的人类学者访谈录还对人类学家做过跟踪研究，如徐教授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 年第4 期曾做过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的访谈录《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30]，主要呈现石奕龙教授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宗族研究成果。时隔13年后，徐教授又在《民族论坛》2014 年的第7 期做了石奕龙教授的访谈录《来自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思考——访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31]，此次的访谈录针对石奕龙教授人类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来折射厦门大学人类学专业发展历程。两次访谈针对同一访谈对象，但有不同的侧重点，亦能看出长时段过程中以人类学学者为主线的人类学学科发展。
在《民族论坛》发表的文章《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32]，以徐杰舜教授和彭兆荣教授、徐新建教授对话录的形式，畅谈了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研究始末、研究核心与研究意义。对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研究做了宏观的把握，追溯了口述史的发展脉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在这篇文章中，徐教授谈了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由来，从中基本囊括了徐教授长期坚持做人类学者访谈录的初衷，从筹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到人类学家访谈录的开启，到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研究文库的陆续出版，能看到徐教授一路走来的艰辛与孜孜以求。彭兆荣教授分析与总结了人类学口述史的十点意义。徐新建教授对口述史的由来、局限及其自我的矛盾做了深入的分析。
2011年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召开之后，人类学高级论坛特别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正式启动。2013 年9 月28 日，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课题组成员在四川大学聚会，就《文库》的出版和“总序”构想进行了专题对话。整个口述史计划的成果是一套丛书，就是以海峡两岸四地人类学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第一位口述史的主角就是世界著名的华人人类学家乔健先生。2014 年9 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30 万字、300 多页的《乔健口述史》面世。《乔健口述史》用“故国家园”、“宝岛回忆”、“赴美留学”、“香江岁月”、“重返台湾”、“海峡两岸行”6 个部分，全面描述了乔健求知求学、学术探索、教书育人、提携后学、报效国家和家乡、推动两岸三地人类学发展的完整轨迹，既是对乔健人生道路的全方位总结，也为后来者了解和学习乔健先生“为师之道”和学术人本色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33]
三、价值和意义：
第二种人类学史创新
首先，人类学家的口述史研究集人类学学者的人生史、学术历程及思想，人类学的学科史于一体，三者互为串联和彰显，有血有肉，带来了一场学术的盛宴。例如张继焦提出“人类学研究还应该加强概念提炼。因为以往的研究都是描述太多，而提炼太少。这方面要提到费老他曾经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概念提炼例子，也是非常难得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中根千枝所讲的日本的‘纵向的社会结构’。在研究方面我们需要往这个方向努力。”[34]庄孔韶先生就人类学怎样看待历史文献与撰述等谈了自己的见解,并说到其本人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初始思想。认为人类学家既是文化梳理的专家，又是文化观察的杂家。[35]陈志明指出了人类学的现实关怀：“我们人类学不仅是研究文化、文化变迁、传统，归根到底是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人类学脱离不了比如探讨脱贫的问题、平等的问题、和平的问题等等。21 世纪虽然人与人之间加强了沟通，但冲突也是越来越多，没有减少。还有大国小国的竞争，也影响到每个社区的人群。所以，人类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研究社会现实的问题，这个才有意义，才是为人类做出了贡献。”[36]
其次，人类学的口述史呈现了人类学的前沿分支。口述史中所涉及到的人类学分支学科有历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覃德清的审美人类学为人类学与美学的结合找到了共同的意趣，用美学形式增加了对人类学研究中关于人类学家“参与问题”的注解，“人类学的参与意识，并不意味着放弃学术立场，而恰恰相反，更需秉持冷静思维和理性精神，以科学意识和民间视角，补正经济至上、进步理念、繁荣梦想等价值取向造成的人的失落、美的缺失、生态的失衡、人心的迷茫，促进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社会人文化，人文社会化，由追求物的富足，转向追求精神的充实，心灵的安顿和人生境界的升华。”[37]
再次，在人类学访谈录中，徐教授很重视新人，只要有思想，有创新，能给人类学带来新的空气的人类学学者，徐教授都会试图去发现并收录其间，因此人类学学者的访谈录也是人类学学科前沿与创新的展台。例如在对广西民族大学韦丹芳博士的专访中[38]，向学界传递了科技人类学的新信息：韦丹芳博士力图探讨技术与人、技术与文化的深层关系，最终将科技人类学的研究本位回归到人，从人出发，最后又回到人本身。
第四，回望徐教授的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历程，其实也与整个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风雨兼程。其间是徐教授对人类学学科发展所灌注的实践与反思。徐教授在《人类学也要反思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我们反对人类学的中心主义，人类学家并不能包办世界一切的问题，但是也不能说人类学太边缘，我们要站稳，我们要发言，我们要关怀，要关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先要关注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看法，来推动人类社会的生存，使它更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使人类健康地生活。”[39]徐教授也曾发问“21 世纪即将到来，在这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已近一个世纪的人类学,在新的一个世纪里的走向如何呢？”其中的回答便是“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将走向联合。”[40]徐教授反思的是人类学整个学科的命运，他的人类学家的口述史研究就是将人类学的反思落到了实处。从人类学学科反思的角度来看，徐教授创造了人类学学科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层、不同分支学科的学术资源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徐教授为人类学学人打破了自身学术的固步自封，而是走向这个平台，分享人类学的学术盛宴，在人的互动、思想的互动中反思人类学自身的现状。
徐教授的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在整个人类学界赢得了很好的学界评价。乔健先生2002 年5月在出席“《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出版100期座谈会”上曾动情地评价了徐教授在人类学界所做的努力：“从1994 年开始吧，我想也就八年的时间，我们无可否认，徐先生现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类学界的联络人，这个中国是一个广义的，真正包括两岸三地。在台湾可以见到他的影子，在香港也见到他的影子，在美国也见到他的影子，我跑到美国参加世界人类学大会的时候也看到徐先生，所以，至少在华人世界里头，他现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联系人，非常难得。我想这绝对不是过于夸张。通过他的联系，大家的稿子都集中到这个杂志来。透过他的联系，大家有一个机会联系在一起。”[41]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也热情地肯定说：“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我觉得这个刊物在国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和民族沾边的刊物类型当中，的确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学术性载体。……因为这里面民族学人类学占的分量比较大，对于徐杰舜教授来讲，他在这方面的用功，事实上对中国人类学界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42]黄萍教授就受益于徐教授所编的《人类学世纪坦言》，他对徐教授人类学的口述史研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想走进去，又走不进去，突然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走近，我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我走近以后发现国内人类学者们比较理想，纯粹的学者比较多，这种纯粹就是不带功利的，执着于学理的研究和探讨，学术的研究上的确需要这样一种执着的精神，这一点可能和你的《人类学世纪坦言》中你所刻画的人物的影响有关。因为你书中的那些人，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类学术界中的精英。”[43]黄萍教授还用“学术文化”概括与评价了徐教授的人类学口述史研究：“实际上对年轻学者来说是一种引领，似乎这可以说是形成了人类学的一种文化，一种学术文化。这种学术文化就是大家乐于在这个领域中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相互之间没什么功利性。”[44]方李莉教授2003 年在台湾东华大学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将徐教授的系列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称作是“中国人类学的族谱”。徐新建道出了对徐教授主办的系列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的赞赏：“我觉得这个系列访谈已逐渐成为国内相关学界沟通、互动的品牌。我对它的组织者心怀尊重。在我看来，创意、组织和策划是学术表达的另一种方式，亦即古人所谓的‘知行合一’的体现。”[45]
对于来自人类学界的诸多赞誉，徐教授本人对自己进行的系列人类学学者口述史的最大意义概括为对广大青年学子的启发和砥砺作用。许多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在阅读了“中国人类学者访谈录”之后开始对人类学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走进人类学。根据徐新建教授了解的情况，四川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读到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后爱不释手，下载收集了徐教授十年以来的全部人类学学者访谈。昔日马林诺夫斯基由《金枝》吸引进入人类学殿堂的个人经历早已是人类学界的美谈，徐教授的“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也以其特别的方式吸收、影响了中国一代青年学子走向、步入人类学学科，这对于中国未来人类学人才的成长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西学东渐时代的开拓到民族国家建构时期的学科奠基，从人类学本土化的学术自觉到全球化下的多元对话，中国的人类学学科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学科迈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老中青三代中国人类学学者的个人学术成长经历与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这些弥足珍贵的人类学学者口述史记忆不仅凝聚了研究者个体“小我”的生命体验和学术经历，也如一条条娟娟溪流汇集成整个中国当代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鲜活“生命史”、“学科史”。徐杰舜教授的中国人类学者访谈录，不仅纪录中国人类学者生命史，而且纪录中国人类学学科史，成为第二种人类学史，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者代代传续的宝贵学术遗产。
徐杰舜：《人类学的世纪坦言》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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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徐杰舜.把人类学与统战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人——访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许立坤教授[J].民族论坛,2012(9）.
[25] 徐杰舜.沅水女儿沅水情结——访三峡大学刘冰清教授[J].民族论坛,2014(3）.
[26] 徐杰舜，滕兰花.一个为壮族文化鸣锣开道的人——访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J].民族论坛,2012（12）.
[27] 徐杰舜.学术是要积累的——访贵州大学曹端波教授[J].民族论坛,2014(4）.
[28] 徐杰舜.文化表达与文化转型——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访谈录[J].民族论坛,2014(9）.
[29] 徐杰舜.我血管里流淌的是人类学的血液——访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赵巧艳博士[J].民族论坛,2014(10）.
[30] 徐杰舜问，石奕龙答.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4）.
[31] 徐杰舜.来自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思考——访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J].民族论坛,2014(7）.
[33] 赵巧艳. 乔健：漂泊脚步与永恒追求[N]. 中国民族报,2015-1-16（7）.
[34] 殷鹏，关袆问；张继焦答.人类学研究应该去爱加强概念提炼——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九[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2）.
[35] 徐杰舜问，庄孔韶答.人类学世纪坦言——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3）.
[36] 徐杰舜问，陈志明答.努力促进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5）.
[37] 徐杰舜，覃德清.山水云霓任观瞻——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八[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3）.
[38] 徐杰舜.从人出发再回到人——放广西民族大学韦丹芳博士[J].民族论坛,2014(8）.
[39] 荣世星，徐杰舜.人类学世纪真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612.
[40] 徐杰舜.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4）.
[41][42] 徐杰舜. 我的人类学情结[J].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1）.
[43][44] 徐杰舜《. 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下子吸引了我——访旅游人类学黄萍教授[J].民族论坛,2012(4）.
[45] 徐杰舜，徐新建.走向人类学——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二十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5）
【来源】民族论坛,2015,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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