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访谈】徐杰舜/问，赵旭东/答：《文化表达与文化转型——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访谈录》
●徐杰舜（194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赵旭东（1965—），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与社会转型相比照，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今天的文化潜在地有了一种转型，其基础在于我们的心不在一起，或者我们的情感不在一起，我们的学术不在一起。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从人对于自然界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并就此达成新的观念意识。切实需要告别反思、拒绝批评与消解权力，由此而达到真正地和而不同的在一起。
【关键词】文化；文化表达；文化转型
【来源】民族论坛,2014,09:5-12.
●徐杰舜：
早就想跟您好好的聊，因为您的人类学功夫很深，而且能够紧密联系中国人类学的实际，且您对文化的思考，从您送给我的《文化表达》的那本书……
■赵旭东：
那是我阅读的积累，关于文化解释的阅读。
●徐杰舜：
我也在思考文化的表达，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种方式展示出来，那就是一个表达问题。怎么表达？不同的人类学家就有不同的表达。所谓的进化论，它的表达就是文化是进化的。所以文化的表达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学派，人类学的基础就是这些东西。文化是传播的，以后就是功能、结构，到现在的解释、象征、符号等，这些都是对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人类学研究人和人的行为方式，总要一种表达，但是我的思考肤浅，你的思考深刻。你写了一本书，对西方的文化表达做了一些分析，足见你的功夫。去年在车上，谈到了文化的问题，提到的文化转型，没想到是你理论的基础。奇怪的是，最近我将这篇文章拿给一个主编，他竟然说不能发这篇文章，说文化转型还要转到哪里去？马克思还要转型呀？！这让我目瞪口呆。我心想，这个主编也是人类学博士，难道就不懂人类学研究什么？费孝通先生当年也讲文化转型呀。很遗憾，这家杂志最终没接受这组关于文化转型的文章，除了你的文章之外，还有周大鸣和关凯的。……文化转型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当下，中国的发展很快，社会转型也很快、很激烈，其他的事业也发展得很快，但从某种意义来看，我们似乎有点儿迷失方向，目标在哪里？要走向哪里？最近，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想？
■赵旭东：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明天的会上我会讲，明天晚上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上我还是会讲这个问题。文化转型的人类学，我试图将转型定位为人类学的一种概念，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可能这个思考会越来越偏离最原初的人类学静态、定点、微观、有情调的趋向。中国的变化让人类学的田野需要转型，这是在人类学中自身发生的问题，就是要在自身中转型。文化转变不像其他东西一样显现，我们需要慢慢看这些所谓的文化，通过一些维度表现的转变，去看文化的转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去碰的是权力的问题，转变其实是权力的转变，权力不像我们看到的直接的冲突，会慢慢的变成隐形。今天的世界，用理性来解释世界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这会使知识变得专业化和理性化，这会致使人的另一半——一般通过文化来表现的人的激情和情感，出现一些问题。从社会来说，就是社会的苦痛变得越来越让人们感受到孤寂。这不是说经济发展了，社会富裕了，它就会消失。我上个礼拜在韩国参加了一个有关人文讨论的论坛，这个论坛为什么要在韩国开呢？因为在韩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治疗方式，这就是文化形式的医疗，即出现了诗歌、舞蹈、艺术等方式的治疗实践，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艺术的实践缓解了这一苦痛。当然在中国也有这样的实践，值得研究者去注意和研究。
但我想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新发展之后，我们不仅要去看成就，也要回头去看这样的发展对我们社会实际造成的苦痛究竟在哪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中精神类疾病、自杀率等的持续增加。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社会扭曲，那就是分离意识的增强。今天最大的分离就是所谓理性上的分离，实际上它最重要的功用就是把自我之间、人跟他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做一种清晰的分离。由此会将一个人的苦痛变成全世界的苦痛，甚至可能会将一个人的苦痛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灾难。这使得每个人都会去面对全世界的复杂性、灾难性及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人很难去承受的，所以文化会慢慢发展出来一些避开这种痛苦形成的新方式，我们将这样的方式称为文化转型。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人跟人之间倾向于相互依赖并非分离，或者说一些文化的形式能够让大家相互帮助、相互对话以及相互解决各自的问题。我们应该去赞赏一种能够让大家相互融通而不是各自分离的方式。理性的观念发展之初有一种假设，即我们完全可以理性的去思考问题，由此一个人可以不跟任何人接触而独自过上一天。但今天，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在一起讨论、一起聚会，比古代的人有更多的自由。因为古代的人完全依照时间和空间来安排一年的交流，但我们今天的通讯技术使得我们完全可以任意选择时间，网络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去，这些新的转变都需要进入到今天人类学家的新视野中去。也许我们过去也曾经有过文化转型一般的中国文化的塑造，比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所塑造出来的空前繁荣的中国文化体系，但是今天这种文化变得有些不完整了。一个所谓新的技术，尤其是网络的交往方式，将把原来最原始的情感直接表露出来，能够使得一种过度理性的文化转换到有激情、有人文关怀的文化上来。
我2003 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反思本土文化结构》中，对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学术本土化中本土文化建构的方式做了一些反省，目的是打破我们从西方人的角度伪装起来的一种，即转换成好像那样的表述才能说明我们是东方人。2011 年我对这本书做了修订，增加和删减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本土异域间》。在这本新书中，我最后会反思到，中国的学术必须要跳出既有的西方、东方的二元动态。所以今天中国的文化，它可能有无数的形式，应该让他们去自由的成长，不能通过某种的理性反思去消灭一种文化，然后再用另外一种理性的反思去构建一种你所喜欢的文化。之前在一篇论述“一体多元”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花园的逻辑，花园是什么花都可以成长的，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凡是各种花都生长的才叫做花园。过去的不切实际的反思是将有一些类似于花园里的花草的东西都给反思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要告别反思，拒绝批评。这不是一个对与错的批评，而是对被贴上标签的那种文化喜好的批评，由此才可以使得我们用一种宽容之心让各种的文化形式得以表达。否则我们的文化从整体上就成为了一种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所说的人的压抑，某种文化的东西被压抑到最为深层的地方却又在那里不停地涌动，所以会使人感觉到很难受。我们今天应该像古代的社会那样，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一种仪式性的安排让这些东西通过社会的途径并借助文化的观念表达出来，即弗洛伊德说的力比多（libido）的现实化。否则我们只能是以积累去创造所谓理想中的幸福生活，用理性来规范我们本该可以自由发生的行为，再加上以一种快速的发展追求来安排我们日常的生活，这些都可能将人性的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压抑到最狭窄的那一层空间里去，却又在社会的层面上不断地创造出来类似疯狂、带有病态的一些反社会者。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能应该去承认或倡导能力的释放，通过文化的方式让我们将理性的东西变得有激情，让规范的生活逐渐变化，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够理解的东西。
●徐杰舜：
你的看法是拒绝反思？费老一直在反思。
■赵旭东：
是告别反思，因为今天的我们太喜欢反思了。费老是在反思，但是他并没有太多批评性的反思，他是在建构一种反思，是对反思的反思，所以他是在无意的巧妙的化解很多的问题，如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文化自觉不仅是要去知道我们的文化，同时，文化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玄机，这是文化的智慧，也是文化自觉的归宿。
●徐杰舜：
文化自觉不是对自我的反思么？
■赵旭东：
不是，解读是带有个人性的，这是要让每一种解读都可以存在，就是让差异性存在，而我们今天许多的反思就是想让一种存在，而让另一种消失掉，即结果造成主流的西方的存在。我们不是这样做的么？这是我们需要真正去加以反思的。
●徐杰舜：
你的看法是和别人不同的。
■赵旭东：
我认为今天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而西方已经在这个路上往前走一步了，已经学会宽容、谅解和包容了。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样一点，且在做了。
●徐杰舜：
这就是费老说的“各美其美”了。
■赵旭东：
对，当然这个说法过于直白了，因为它的直白，已经造成没有什么可探讨的空间了，费老在那样的身份、地位上，作为题词随手用毛笔字写下的。那到底什么才是“各美其美”？或者说，什么是美？再或者说，什么是各自的美？在我们理性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真的能做到一种理想中的各美其美吗？怎么一个途径去让各美其美的处境在生活中有一种自然地流露呢？可能，当我们不再讨论各美其美的时候，各美其美反到得到了张扬。
●徐杰舜：
我希望你再加以分析……
■赵旭东：
费老能够从中国文化的立场说中国文化应该有反思性的自觉，就是应该知道自己文化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反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去阅读它时，文化自己会有一种无意的结果，就是它能够保持住文化的多样性，真正意义上的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如何有一种自觉，就是社会想尽办法的做到大家在一起，这是今天的文化要去解决的。
●徐杰舜：
那两者要结合。
■赵旭东：
对，就是自觉的存在和发生是不能够通过反思和批评去加以证明和提出的。
●徐杰舜：
自觉是客观存在的。
■赵旭东：
对。什么叫客观存在呢？就是文化、一些表述和一些书写的客观存在。
●徐杰舜：
你的文化无论是有人表述的，还是无人表述的，有人研究的，还是无人研究的……它都存在。你意识到它的存在没有？
■赵旭东：
我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去理解的。我们是通过阅读、宣传和被教育才懂的。我们要感受文化。
●徐杰舜：
那恰恰是你要表达的文化表达的问题了。
■赵旭东：
表达有多种，我想感受是最重要的，身在其中，人类学之所以还有吸引力，就是我们要去做田野。当然今天我们过度的依赖于文本和书写，而忘记了非书写的文化的表达。
●徐杰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宽容什么？
■赵旭东：
我想应该宽容各种各样的存在，实际上我们是学会了用一种怀疑的精神去创造一种知识，现在科学规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通过怀疑一切去创造新的知识，然后运用到文化科学上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新知识需要理性的反思，对于文化除了欣赏和包容外，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所有的批评有一种“你想把文化怎么着”？这是我们经验上看到的问题。
●徐杰舜：
所有的批评都是这样的。
■赵旭东：
但是我们为了走这个极端，放弃了批评的逻辑。任何观点都不可能完整，不可能一个观点能解决所有问题。
●徐杰舜：
那批评还是不受广大欢迎的。
■赵旭东：
对，我觉得可能要重新反省批评。
●徐杰舜：
若你真达到一种境界了，那你对批评就达到了像毛泽东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古话说的“闻过则喜”。
■赵旭东：
我所谓的达不到，文化有个特点就是树立一个榜样，所谓“修身则平天下”的道理，和西方文化不同的根源在于批评和反思，最后结果超越了，但是文化不可以超越，缺的恰恰是在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方面高度发展。中国在观念上是包容的，但实际上走了极端。
●徐杰舜：
这就是中庸。
■赵旭东：
对，它不是走那个极端，西方人要求有高峰体验，这是要走极端，最后就是自损，就是自己文化的衰落，因为它此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走了。
●徐杰舜：
那样你讲的文化的表达，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赵旭东：
应该使更多的人享受和欣赏自己的文化，同时理解其他文化，但我们没有时间和情调去做，最后带给我们很大的问题。
●徐杰舜：
30多年了，发展很快了。
■赵旭东：
对，实际上是经济高速发展，在以后，中国在经济上肯定会占据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这个时候中国怎么走，最高话语权的拥有者最后不是失败了吗？风水轮流转，最后退出历史舞台。那怎么保持这样的辉煌和未来，这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
●徐杰舜：
这是不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赵旭东：：
我觉得现在是需要一个阶段来想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一项具体的研究，而是方向性的追求。今天，若这个可以确立的话，它会引导你思考更大的问题，可能至少让我的学生有这样一个人文关怀，知道从哪些方面去研究更有价值。
●徐杰舜：
这种人文关怀是不是一种政治取向？
■赵旭东：
如果你将政治想成是负面的话，它就不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正面的话，它就是。
●徐杰舜：
刚才你刚刚讲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关怀，我们国家正在学习。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地位，也包涵整个中国人的尊严。
■赵旭东：
也包括你怎么面对前面的失败，美国、西方他们实际上在转型中都出现了失败，我认为未来西方世界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至少德国人是失败了。它这个民族整天都在反省。
●徐杰舜：
你认为是值得反省还是不值得反省？
■赵旭东：
我认为是值得的，今天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反省，今天是从情感内外去做了一个反省。
●徐杰舜：
我觉得德国的反省是一种蜕变，是经历痛苦而修炼出来的，是现在的一种积极的蜕变，日本人他们还没有这种蜕变和反省，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那种战争取向的。
■赵旭东：
我认为日本实际上也不承认这些东西，它也在发生转变，已经跟军国主义时代不太一样了，它的政府还有军国主义的影子，但是它的人民不是完全那样的，受欧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战争不是很有激情，尽管日本的军方是这样的姿态。
●徐杰舜：
它还有一批右翼分子。
■赵旭东：
德国也有右翼。大屠杀也好，灭绝人性也好，这都本不该是人类所拥有的，但却是发生了。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些，若是人类还有这样的战争，那么人类可真的无可救药了，我们人类学做的就是到不同地方去做更细致的、更理解性的把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凸现出来，跟我们现在的文化不同，让大家在这种不同的感受当中判断孰是孰非，这不是反省，而是一种呈现和欣赏，在自己的文化里面能够欣赏别的文化，同时对文化有趣的以及有意义的方面能够做一种把握。不是今天的文化一无是处，我们只是说培养人们有更多的一种欣赏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越来越多的被轻视，这方面的能力也在越来越降低，文化是需要欣赏的，一味的批评，我们看不到文化的真面目。
●徐杰舜：
我觉得你的这个文化的关怀，是不是想让中国文化进一步呈现方向？
■赵旭东：
我认为文化呈现的方向是有的，但是不是一个方向。
●徐杰舜：
几个方向？
■赵旭东：
实际上是各有各的方向，像树根一样，有共同的根，若是将其放在一个方向，就把所有人堵在高速路上了。
●徐杰舜：
哪个县、省不是在高速公路上了？不是高速公路上，是高铁了。
■赵旭东：
而且就是几个站，有开头和结尾，中间景色对大家没有意义，越快越好，越穿越越好，因此对今天的人而言，重要的可能就是怎么从北京到武汉，中间似乎引不起他们的实际兴趣，但所谓自然的景色都在其中。
●徐杰舜：
时间越短越好。
■赵旭东：
就是过程被抽空了，景色看不见了，所谓经历也不存在，寻求的是最快的到达，最后留下的只是到这两个地方点之间的连接。
●徐杰舜：
但是我们的经济是赶超了，人家一百多年，我们三十年可能就完成了。
■赵旭东：
但是除了这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呢？
●徐杰舜：
我们也有我们的东西。
■赵旭东：
是有，每个人都需要享受得到。
●徐杰舜：
不需要每个人都享受到啊!
■赵旭东：
任何人都会参与到某种文化中来。任何的文化，包括中国书写的文化、表演的文化、舞蹈、美术，都是每个人参与，最后变成一种精致的文化，文化不是由某个人创造出来强塞给你的。即便是宫廷的文化，也要由扮演不同角色的每个人参与进来。这是一种从情感上参与进来的文化表演，由此有一种文化意义的创造，进而萌发出文化的激情。没有这个，社会就会更为复杂而难于治理了。
●徐杰舜：
我的焦虑是社会发展、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很快，想刹车刹不下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没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来统一我们。是真的要统一还是不需要统一，可能统一也要一种状态，过去高度的统一也是一种极端。西方有基督教来统一思想，那我们什么都没有，那社会就很难控制。现在这种状态下，国学也搞了一半，但是又不能简单重复它，国学有很多精神文化在里面，它确实是在中国社会里头生长出来的一种东西，特别中国化，甚至对世界也有普适意义。那么在中国转型中，我们要建构一种新的文化，建构好了，那拿什么东西去装呢？这是很大的问题，对不对？老太太摔倒了，你不敢去扶她。这是很大的问题，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扶，而且没有任何的犹豫。而现在为什么不敢去扶？因为去扶就变成他的责任了。老太太就咬定要赔，那他完全是要被冤枉的，那怎么办呢，那为了避免，他不去扶，这很纠结，对不对？有些小姑娘她扶了，扶了后她悄悄的走掉了，一下子变成新闻了，这种本来不是新闻的事情变成新闻。
■赵旭东：
看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低调还是高调，若这种东西批评是没有用的，那越批评，越多人不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被称为极端案例的案例，比如老太太摔倒在地，以前我们看到人倒下去，不论是谁，一般都是会去搀扶的，但突然有一个极端的案例不去扶了，就会变成新闻，这样一说，好像是所有人都这样了，变成为一种公众的误解。新闻是个职业，它是要有产出的，因此新闻的语言总是会把这一点在无形中通过聚焦而放大，由此使之变成全世界或是全中国的问题。这样的新闻报道，它的偏见是非常深的，这种偏见反过来在塑造着我们的意识，及对当下社会整体状况的判断。我想文化当中有一部分是会受到这种风气影响的。当然现实当中，原来的文化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一两件这样的案例，减少我们的道德文化。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在宋代，潘金莲这样的一些人可能多的是，但她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到整体的社会道德。因为那个社会没有机会把这些人当成是他们生活世界里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随着媒体技术的发达，人们接受信息的速度也是异常的迅猛，由此而导致的文化偏见是随处可见的，由此我们很容易将社会报道中的一个人的不行或不道德当成全社会的不行或不道德。在这之前，我们可能也相信社会是坏的，所以人类学家应该去主张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可能是真正引导性的东西，是对文化报以一种赞赏，同时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一种令人心情舒畅的文化，不是要去主动地逃避一种文化。
●徐杰舜：
我有一种感觉,新的文化构建中，既有西方的东西进来，又有东方的底蕴呈现；既有虚，又有实的，各种不同的东西会朝一个方向走来……
■赵旭东：
我认为都是朝着这一方面来，在弥补一些原来虚假和真实认识论上的对立观，似乎虚假的东西也在向一些真实的，即真正有意义的东西靠近。
●徐杰舜：
你认为是正常的吧？都应该任其发展？
■赵旭东：
我认为是正常的，如果是理性的东西就应该是有其自由发展的能力的。你有一套法律，同时有一些大家的认同，有一些可以作为社会控制的规则，那你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就要很坦然，是违法就违法，也不要因为其违法，就诚惶诚恐地将整个社会的想法或是组织丢弃掉。
●徐杰舜：
这样就回到了你的观点上了，那就是宽容。100 个人有40 个人信天主教，有30个人信佛教，有20 个人信道教，还有10 个人研究国学，我觉得都没关系，自己心里面有个归宿。
■赵旭东：
我觉得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信佛教的人和不信佛教的人没法沟通，我想这是不正常的。只有当这些宗教都能够沟通了，社会才回归到了正常的状态，而且这一沟通能力是人所具有的最为共同的东西。
●徐杰舜：
那么我们不能去追求高度的思想政治境界了。
■赵旭东：
当然，这是靠领导者的睿智了，这不是靠我们来完成的。
●徐杰舜：
那不是讲领导，领导是一方面，还有大社会。
■赵旭东：
我觉得不应该，不可能有这样一些东西灌输的。如果你要有高度统一的思想，那要回到人的最初，友爱、慈善在越来越被认可，当然在中国被忽略了很多。在西方普及得很好。
●徐杰舜：
西方从小就教你去慈善啊!
■赵旭东：
当然中国的孔子把这个叫“君子慎独”，这个“独”的概念蛮有意思的，在独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叫什么“独乐乐与人乐乐”，我想今天更需要“与人乐乐”的这些面向。只有人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才会相互的欣赏、宽容、帮助，维系道德的规则。
●徐杰舜：
那是在宽容上。
■赵旭东：
你没感觉到开了十年的人类学论坛，你将这个学科里的各种差异通融了很多了么？大家借此多年的聚会相互学到了各自的角度，当然也由此而避开了大家的短处。
●徐杰舜：
这个是有，我们没有提到那么高去。
■赵旭东：
我参加的那个世界人文论坛，核心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随便的一种聚会的方式，可以让人改变差异性的存在，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今天日常生活里的世俗化的仪式已经慢慢的转变了，大家能在一起也变成是一种需要，每次大家在一起，不论是空间上的还是思想上的，都属于是人和人相处、沟通最重要的方式。若是能在这一点上继续地去做，就能够达到文化的表达涵义。因此，人类学家是不应该拒绝会议的，这你同意吧。人类学家也不应该拒绝任何形式的聚会，只有在这里面，你才能发现人的差异性在这里迅速地消失。再有个性的人，通过交流都会发现别人究竟是怎样想的，过去我们很强调这些，今天相互之间因为聚少离多而有些生疏了。
●徐杰舜：
在会中，你表达了你的观点，同时别人也表达和展示，肯定会感觉别人的高度会更高一点，你会迅速的学习。这种交流是比较平等的，且应该主张。
■赵旭东：
不是权力控制的反思，无论年龄、资历、背景和学校的差异。因为社会已经将我们区分为各种各样的人了。
●徐杰舜：
这就是我们论坛的开创性，没有那么严格。这次大学本科生都可以发言，且评价还不错。
赵旭东：
是民大的吧？让我想起了在民大上课，出来遇到一个小伙子，历史学的。我觉得论坛最重要的是使得年轻人比较快速地进入到我们这行里头来，因此人类学的这个论坛很重要，能够加持10 多年的会议很不简单，希望它不要变成说某一种话语过多的会，这样也不会形成真正有助于成长的批评，论坛的有些开放性的话题还是很好。
●徐杰舜：
这也是会议文化的一种表达，我们是在表达中。所以文化转型的概念还会一直讨论。
■赵旭东：
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政治的考虑，我想是没有必要的，在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文化是会发生转变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世界观，世界观的样式不可能是一种的，今天我们还要去理解这个东西。否则改革开放就改革不了，说白了不变的去看世界就是违反科学本身的。学术上就是不应该有这种思想，一本杂志有这种思想，这种杂志也就没戏了。
●徐杰舜：
思想不解放怎么改革开放。今天和你谈了那么多，体现在你的人文关怀，这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在哪而出生的？
■赵旭东：
生在河北承德，祖籍是浙江桐庐，因为父亲是那里的。
●徐杰舜：
祖籍桐庐，大学本科在哪读？
■赵旭东：
河北师大，专业是心理学，1985-1987读两年专科，那个时候要求工作必须回承德，因此被分配到承德大学教书，教心理学，两年以后又考研考回到河北师大读心理学，研究方向是西方心理学史，那个时候对西方哲学、心理学的体系有兴趣，也比较熟悉。一直到1992 年，专门研究心理学史，也做些心理学的实验，毕业论文曾经设计过跟美国人叫卡尼曼的实验类似的重复性实验，后来他在2002年获得诺贝尔奖，我做这类实验的时候国内大概还没有人知道这个，这可以称作风险与选择的一系列实验。他是心理学家，有经济学家的背景，他的心理学底子使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后面做了一些实验，试图去验证他的东西，这些实验的核心在于说明在心理学方面，注重人受自己外在的行为约束判断的那种认知究竟是何时来自于内在的认知。当时卡尼曼也是在做这一方面的，实验的道理说白了就是，人是会犯错误的，那人在做出各种选择的时候，他会怎么去犯错误。比如我要买一辆汽车，同时卖给你一个吸尘器，你一般不会拒绝，因为吸尘器只要二、三百元，你会很快跟买车做一个比较，若这个车是就30 多万了，再搭上这个几百块钱的吸尘器，你自然就会做出买的判断，因为我们往往是依赖于情景做出判断的，30 万的车就是我们此时做判断要依赖的情景，相比车吸尘器这个东西就很小了。换到另外一个场景，你会拒绝购买这个吸尘器，比如你买一口袋粮食的时候顺便再卖你这个吸尘器，一口袋粮食绝对没有吸尘器贵，因此你就会拒绝买，这就是人虽然理性但照样犯错误的原理所在，在于人跟场景之间的比较。在经济学里，认为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但这些实验说明人在无意识中一样错误百出，无法抗拒。
当时没有太多的人学心理学，研究生毕业不想教书，不想去大学，后来到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社会心理学，这样对我而言更自由些。1992 年去的，1993 年恰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心理学研究室搞一个心理学的高研班，那时心理室的李庆善先生担任班主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杨国枢院士在当时来回海峡两岸跑，找经费、请老师，那个时候办班是很困难的，但是还是坚持了很多年，培养了大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杨先生非常努力地在做，当时班里有许多年轻的学者参加，还有一些在读的硕士生，每个假期学上四十天，差不多整整一个暑假。每一年办班都选一个地方，在全国各个地方转，当时我就参加了那个班，学了三个暑假。杨先生和社科院办的那个班将台湾大学博士班12 年的心理学课程都讲一遍，来讲课的包括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李美枝、朱瑞玲、郑伯勋、叶光辉、余安邦等老师。原则是一年换一个地方，这样对老师更有吸引力，记得我去的第一年是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第二年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第三年就到了庐山，这样三年下来就把12 门课全学了一遍。以后我们人类学似乎可以用这种的方式，带动青年人，你看当时我们那个班的人，现在基本都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个班是滚动式的，每年都有新进来的学生，一年50 人左右，前后也有百余人了。现在在北大心理系、社科院社会心理室的大概都是这班里出来的，学员学习不收费，管火车票、住宿，伙食一天十元钱，我觉得那班还是挺好的一个模式，但今天去复制也是不容易的，要四十几天集体读书讨论，实在不易。1993、1994、1995 年我连续参加了三年，中间的1994 年到北大参加博士生考试。当时想学社会心理学，但全国那时都没有真正的社会心理学的博士点，我们高研班上有一个同学陈午晴是在北大读社会学博士，我考前去北大找他，去的第一天，听了费孝通先生的演讲，刚好就报了社会学，那届费先生名下招了2 个，是城乡社会学方向，1998 年毕业。当时我的论文偏到人类学方向上去了，在河北乡下做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具体就是多元纠纷解决的机制，最近我也出了一本《法律与文化》的书，算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总结。当时1998 年博士毕业就直接留在北大了，到2002 年去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半年，2003 年因为非典的缘故不能回国，直接有个一年的访问计划就去了荷兰莱顿大学。在荷兰莱顿待了一年，一直到了2004 年四月份回来北大，到了2005 年才离开了北大。
《文化的表达》应该就是这期间的成果，期间也发了一篇英文文章。到了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访问，专做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在那里比较自由，吃饱了就看书，睡醒觉也是看书，同时找资料实在方便，什么都能找到。我当时做笔记更多一些，大约有一百多万字，当时可谓是如饥似渴的。同时也有意识的要将西方的人类学进行了一些系统的梳理。
记得回国后2005 年5 月离开的北大，去了农大。记得是在在费老过世后离开的，费老好像是4月25 日离开的，我26 号办的调离北大的手续。算起来在北大从读书到工作前后有10 年的光景，1995 年去的，2005年走的。当时费先生过世还写了一篇“十年寒窗忆费老”的小文章纪念费先生。我博士论文答辩时，费先生做答辩主席，当时还有刘铁梁、朱苏力、周星、赵世瑜、马戎、王铭铭等教授做答辩委员。费先生当时提了问题，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否还是一个乡土社会，我后来的研究就是试图去回答费先生的这个提问的。我当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权力多元与纠纷解决》，我个人私下里还是相信乡土社会在中国的实质性构成。我到了农大不久就开始去主持社会学系的工作，我的观念中觉得学术永远是第一的，我因此在这个系里开办了一个讲座，名字叫“乡土社会研究讲座”，第一期请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谢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教授，来的还有其他的老师。我于2011 年底离开农大，到我离开差不多办了72 次讲座。现在这个讲座还在继续。本来是可以把这些讲座的文字资料编成书的，但是也没有去做，一是没有专门的经费，二是我对这方面的运作能力向来不高。另外还在农大主持过一段学报的编辑工作，编了几期，大家都还认可，给予了很多鼓励，前后做了四、五年，学报风格有了一些改观，学报从2008 年变成C 刊。
●徐杰舜：
现在到中国人民大学后的方向是什么？
■赵旭东：
我是在人类学研究所，现在想着更多是从中国意识在各个不同地方的差异性或多元表达去做些具体研究。最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谈了一段关于中国社会如何走向世界的观点，我发表了一些评论，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该从中国地方社会、周边社会、现代世界这三个层次去看待中国意识的不同分布，并更多从中国意识和文化表达这些维度做些实际的关注。
●徐杰舜：
那你最后一段时间将关注文化理论研究上？
■赵旭东：
我自己用在理论的研究上更多一些，学生们让他们去做田野调查，实现中国意识差异研究。
●徐杰舜：
有课题么？
■赵旭东：
现在有一些，但都是小课题，并且实用性的居多，用这类课题做的田野去进行一些理论的思考。我的学生做田野可能做的更多一些，法律的、宗教的以及社会发展的都有。自己的关注点在于一种人文关怀，人类学对于我来说是恰巧，其他的兴趣还一直保持着。我觉得早期的训练是很重要的，尽管学得不好，但是我的研究的底色里有心理学的影子，这一点不必否认。所以对于年轻人而言，基础的教育很重要，同时学会发展自己的兴趣点也是很重要的。
●徐杰舜：
是的。你说得很对。时间不早了。这次我们就先谈这里。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赵旭东：
谢谢！
【来源】民族论坛,2014,09:5-12.
2011 年10 月25 日上午，从广东河源到广州的大巴车上。
指的是赵旭东撰写的《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这组关于文化转型的文章包括：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和关凯《互联网与文化转型：重构社会变革的形态》，后由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组稿，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
即2012年11月1日-11月4日在韩国釜山参加的由釜山市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文论坛”（2nd World Humanities Forum）。
赵旭东，2003，《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旭东，2011，《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旭东，2012，“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第4 期，第51-62 页。
指的是人类学高级论坛。
指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大二学生。
欢迎您访问“人类学乾坤网：www.ca101.cn”，微信公众号：ca101cn ，微信公众号投稿信箱：ca101@qq.com。
您可向公众号：ca101cn，分别回复关键词：费孝通，岑家梧，李亦园，乔健，王明珂，徐杰舜、周大鸣，彭兆荣，徐新建，范可，张小军，王铭铭，景军，陈志明，滕星，麻国庆，赵旭东，关凯，孙九霞，刘珩，段颖，等，将收到这些学者的相关学术文章。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