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彭兆荣：《再议“中国”隅隈边界》
中国
【作者简介】彭兆荣，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人类学高级论坛副主席。
【摘要】近代以降，“中国”一直是学术界重新讨论、反思、辨析的“老而新”的概念，特别是如何定位“中国”的边界。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主权、领土、边界的现代国家强烈地撞击着“天下中国”之无际有疆(界)王朝形制，是为一。中华传统素以“农正”(农政)为本、为源，“乡土中国”成了共识性概念。“游牧”历史性地被“污名”、被忽略、被失忆，也因此被区隔于“汉族中国”之外，是为二。地理的多重指喻，将“中国西部”历史性地裂化为“中国/西域”的二元对峙结构之中。“游牧”的本义只是顺应自然环境的生计方式，由此演化出的“游牧文明”，她一直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为三。研究表明，以传统的“农耕”“乡土”定位“中国”不妥，当以“农耕﹢游牧”定位之，也因此化解了一些历史的难题。
【关键词】“中国”；天下；民族国家；游牧；西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阶段性成果(11＆ZD123)
【来源】思想战线,2016,01:111-119.
“隅隈”，角边相交之谓也。屈子问天，天之大，重重叠叠，交叉错杂，谁能尽数？王逸注：“言天地广大，隅隈众多，宁有知其数乎？”天文如此，地文如此，人文亦然。“中国”之大，做“天下”观，边界隅隈何在？今之“中国”，以民族为名，在隅隈错落、边界纵横中取其一。然语境所致，未必得其为惟一。中华文明，多元多样，“民族”何以包容？尤以区隔游牧文明于“界外”，大有问题。“乡土中国”以农耕为本，似是而非。长城内外，西出阳关，安无“故人”？本文主张，中华文明实为多种文明之代表，“中国”应以“农耕+游牧”为基本，如此方显大度与大方。然，历史之“中国”却以“汉族中国”“农耕文明”为重者。今日观之，若不予以匡正，则使天下伦理于无序、文明评诉于无力、地物正名于无助之窘境。
作为“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表述，“天下观”形成了“自我体系”的传统格局。今日世界之“国家”，有疆有域、有边有界。囿于我“天下中国”，甚不契吻。“民族国家”乃西方赠予世界的礼物，从来不是中国自己的遗产。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虽有数千年的历史，却只有众多的王朝而没有一个国名，如果有就只有“天下”(《中国积弱溯源论》)。只是到了近代，这样的格局才被“国家”所替代。沟口雄三认为：
就“天下”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天下”的确是输给了“国家”。然而正因为这一败北仅仅是中华独尊意识的败北，所以后来对“天下”才会采取彻底自我否定的态度，并因此在“国家”面前越发痛感自身的“落后”。但这不过是因败北而以为自己落后了的“天下”的自我意识，并不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把败北看做是必败无疑的既定事实，仅仅是从“天下”的意识出发所看到的结果，而和“天下”本身并没有关系。
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原有自己的边界，有学者将其分为三层：
(1)世界整个大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存在论的基本结构“天、地、人”中的“地”。当然，与地在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也属于“地”的概念。地为世界所有人所共有，人民拥有对大地的先验权利，所以是最大的分物，是公共财产；(2)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存在论语境中大体相当于“天、地、人”中的“人”，而在政治社会语境里又相当于“民”。人也是天下的存在，而且是核心存在者。如果更准确一些，应该是指所有人的人心所向，即总体上的民心(general heart)，有些类似于“公意”(general will)。显然，得民心才算得天下……(3)一种世界制度。
在这一“天下体系”中，“天”被具体化了；“天子”以“君天下”(“君天下曰天子”《礼记·曲礼》)，“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蔡邕《独断·卷1》)，“天子以四海为家”(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等，似乎“家国天下”之隅隈有体，边界有形。
既然有疆界，也就有了诸如“边疆”“边缘”和“边陲”。当我们思索这个问题时，首先面临着一系列学理上、概念上的梳理工作。任何边疆都是相对于一个历史的政治地理学整体存在。只有在确指某一个历史国家版图——以其特指的政治中心为根据，才会出现所谓的“边陲”“边疆”等概念。但是“边疆”的边界何在？这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我国古代并没有一门地理学的独立学科，而是政治历史的辅助材料。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地理学是在近代由西方传入。就传统的“华夏秩序”而言，“地理”是想象的，是政治的认知性借用符号。钱穆在其《古史地理论丛》开篇“周初地理考”中的第一句话是：“周人起于晋，而旧误以为在秦，故言周初地理者纷岐无定说。”“中国”古代地理之误有三：一是来自于对地理客观上的无知；二是对于“华夏中心”和“大一统”的坚持与固守；三是过分相信史籍的记录，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梁漱溟先生公然称“司马迁《史记》多不可信”。
“天下体系”的政治实践是以一个想像的寰宇世界所建立的以朝贡为秩序的宗属关系，即“无边”(天下)与“有界”(中心/边缘)的格局。这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述《禹贡》中就已定格：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意思是九州已经定下，自然已有秩序，四海皆已归顺，土地业已盘清，都以三等田地来制定“中国”的赋税。“贡”即贡献，《广雅》：“贡，献也。”又云“税也”。凡田赋方物的进献，皆可谓“贡”。这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而事实上，“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演变，一方面符合古代国家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它有着鲜明的特殊性——疆土辽阔和地缘政治。这些特点使得“中心/边缘”在历史上并不固定，而是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产生“移位”。
“天下观”之“中国”原是一对悖论性的关系：前者无际，后者有疆(界)。“中国”(即“宅兹中国”)最早出现于何尊铭文中。在何尊铭文中，“中国”的含义是指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周(洛邑)地区。其实，在古代，“国”并没有今日之“国家”的意思，更接近者乃“城郭”。早在周代，“城郭”(囗、國)的营造以“囗”为形，可见“国家”是以一个具体的城郭为中心的“天下观”，我国大量城郭遗址足以证明。梁思成认为，《史记·周公世家》所载，成王之时，周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此为我国史籍中关于都市设计最古之实录。天子都城之制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而“中国”(王城)所代表“天下”的中心，泛指伊河、洛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种形制不仅贯穿于我国漫长的历史之中，甚至“外国”，比如高丽(朝鲜)在很长的时期，凡到“中国”来宾贡、学习、朝圣、经商、旅行并记录“中国”之事物者，大多以“朝天录”或“朝天记”称之，因为“中国”是“天朝”。只是近代以降，传统相互定位的“形象”才发生了变化。
“天下中国”的这种悖论分明表现出对两种情形判定上的无助：(1)“王朝之制”的帝王为异族；(2)“有疆无际”之域外边界的历史变迁。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和历史论述》一书中认为，学术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以政治边界当文化空间——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论述。”而“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元朝和清朝两个帝国的历史。”这便是对第一种情形在论述上的无助。第二种情形，除了历史上“中国”边疆的不断迁移的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即与西方的“帝国”形制相互交错。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将古代“王朝中国”与“帝国”连缀似乎也存有误解，有削足适履之嫌。钱穆这样说：
“帝国主义”这个名词起源于西方，“中国”则向来没有。由秦汉到明代，“中国”向不成为一帝国。帝国必然有他的征服地，征服地不蒙本国政府平等的统治，譬如英国在香港，以前在印度，都是派总督。法国在安南，也是派总督，对这些征服地另外管理。这才叫帝国主义。美国人不愿菲律宾加入联邦，但亦不愿派总督去统治，因派总督就变为帝国了……。清代有所谓的“本部十八省”，外面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辨又不同。因清人待蒙古人比待“中国”本部的人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没有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钱氏判断在于以西方的“帝国主义”为标准审视我国历史上的“帝”“国”和“帝国”。其实，中国有自己的“帝国”的观念、理念和概念。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谈及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历史遗产时，列举了八大要点中第一点就是：“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始终保持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帝国的形象，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在这里，两个“帝国”的边界并不重叠。我们并不必要以西方所设定的“帝国”边界来框囿自己。中国早有“帝”的概念。钱氏之说是借西方帝国主义说起，故曰中国无“帝国”之谓。以笔者之见，中国虽无西方的“帝国主义”的制度和体制，却未必没有自己的“帝”“天帝”“帝国”之语、之义。
有学者在对“帝”的训诂中发现，“帝”字的原型即为“天象”。美国汉学家班大为对“帝”的解读非常独特，认为“帝”为天象星图，即公元前2150年前后北天极位置的星图。可以支持的材料包括：商王死后被冠以“帝”的名号，以及“中国”历代帝王“天子”称号，都说明其与天象相关。
在古代，“天”的符号和意义一直是至高无上的神祇。“天”为神之所在。上天神圣的观念在殷代已经出现。据甲骨文可知，殷(自称“商”)将其都城称作“天邑都”(商的神圣之都)。公元前1088年殷亡，周取而代之，认为此兴亡变故源于天命。陈梦家认为：“殷代的帝是上帝，和上下之‘上’不同。卜辞的‘天’没有作‘上天’之义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而且在周代有了“配天”之说。“对于周人来说，天，而不是商朝的神帝，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神权。在周人看来，天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力量，相当于西方概念中的宇宙。天的支持是国王统治所必须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暗示，周王后来之所以改变主意而攻打商朝，是因为上天决定支持他成为国王。”而谁要是当上国王，谁也就统管“天下”。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天下观”恰恰以其政治大一统在理念上的“无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在现实中，以“王国”(帝国)的“中心”(一点四方)形制实现“有界”的现实管理。胡适认为，在纪元前230年到前221年之间，秦国平定六国，建立了第一次统一的帝国，后陈胜、吴广起义造反，接着楚汉相争，又经过15年的战乱，第二个统一的帝国，即汉帝国创立，“从此以后，中国便上了统一帝国的轨道”。经过“国”400余年统一生活的训练，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从前只有“齐人”“秦人”“楚人”“晋人”的意识，到这个时候才有“中国人”的意识。这个意见是中肯的，符合历史事实的。虽然，胡氏诸如“民族”“中国(人)”的概念也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为圭旨回顾“中国”历史，但并不妨碍得其要者。同时，在进行历史表述时，也常常出现在理念上作“天下观”(无边)，在具体事像上却贯彻“中国”(有界)的原则。顾颉刚在言及中国传统的民间传说时认为：“以中国立国之久，地方之大，传说不知有几千万件……。”
于是，值得反思的问题出现了：真正的“中国”之惑还在于当今世界之“民族国家”所惑，即将“中国”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在“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共同体”的众条款中，“主权”与“领土”是其重要的依据。它也成为计量现代国家的一个尺度。而在我国古代“莫非王土”的天下体系中，“边界”无需计量。
一直以来，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共识性看法：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土地伦理”之上，是一个“土地捆绑”(Earth Bound China)的“乡土中国”。《周易·系辞传》：“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耜耒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管子·轻重戍》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吕览·慎势》：“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在这些表述中，“天下”之本为农。“天下社稷”是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国语、周语上又称“农正”。“中国”乃本之社稷，名之社稷。
这样的认知虽不错，却不周。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形态做判断，“文明”通常为首选，诸如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海洋文明。在某一种文明类型中，又可次分之，比如农耕文明中可分为麦作文明、稻作文明；甚至还可以再细分之，诸如“干地农耕”“湿地农耕”等。也可以根据不同文明的交织和交错而采用诸如“半农半牧”“山地农牧”等。在对“中国”历史的定性和定义中，毫无疑问，“农耕文明”成为常识；是故自古就有“农本”“农正(政)”之说。然而，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谬误。中华文明从来就包含着多种文明形态，笔者认为，以“农耕+游牧文明”更切合对“中国”的定位。
学界对“游牧”“游牧社会”认知虽不统一，但对移动性的生计方式则为共识。“游牧”是汉语名词，在中国，大约在明代开始出现。英文Nomadism常被译为“游牧”，基本意思是“带着牲口迁徙的人群”。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游牧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根据历史进化理论，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游牧民作为“野蛮人”来分类。但是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则告诉我们，游牧民的文化曾长久地影响着当地的文化甚至占相当长的文化主导地位。从物质文化上来讲，游牧民只能被看做是“局部型社会”(part-society)，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定居社会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和依赖，所以有时很难区分。今天的学者们开始探讨更为细致的问题，生态学、权力与统治、种族进化、认知与价值体系等研究课题成为流行的研究主题。无论如何，游牧的最本质意义，指因生态环境的差异而进行“自然选择”其生计方式的族群。
对于游牧文明之间的认识与差异，学术界存在争议。总结起来大致有表1中的这些模式。
以文明类型论，游牧突出的特点是“移动”。如果“中国”的定位中包含了大量的游牧因素，认识论上也就包含了所拟构的移动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移动的边界包含以下几层基本意思：(1)“天下观”的无边际观与“一点四方”的有边界性存在着悖论化的混杂；(2)不同的“中国”历史观念的边界不同，并不断地发生交错累叠现象；(3)不同的历史时段中“王朝”统治和治理的区域空间不同；(4)“中国”与“属地”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特殊的“主属”空间关系；(5)不同文明之间的“边界”并置、交错和共融关系；(6)以不同的族群关系所形成的认同性互动边界(boundaries)；(7)“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具有“主权”“领土”的边界。
表1：“游牧文化”的界定模式
“中国”的西部原本包含了农耕与游牧交接地带，就文明而论，其鲜明特色正是农牧的交融。正如许倬云所说：
我以为，东方牧业文化，应在新石器文化时代，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生产能力。其北面极限，已推到相当于日后长城一线，更往北去，温度雨量都已不利于农耕。于是，今日内蒙一带，农业只能勉强维持百姓生计，必须以采集和渔猎补充食粮之不足。饲养牲口不得不在较大的空间放牧，以就食于水草。这一初步的游牧生活，限于人类的体力，不能超越一定的空间。须在驯养马匹的知识，由中亚逐步传入东方草原后，东亚方有了长程移动的游牧，谋生的能力遂大为增强……凡此条件，遂使大型复杂社会可能出现，草原大帝国，几乎都是以“滚雪球”的方式，席卷大群牧民，以其骑射专长，飆起为强大的战斗体……这种组织方式与骑马作战的速度，遂使草原上牧民帝国，有其迅速崛起又迅速解散的发展过程，其中征服南方农业文化的中国，并能入主中原的大帝国，则又消融于完全迥异的生态环境，终于为农业大帝国同化了。
所以，以“农耕”来定位“汉族中国”，不仅自找麻烦，而且自我窄化；它甚至常常无法解释简单的历史事实和器物事实：比如马在青铜器中的形象，早就成为“中国”的形象之一。西方学者迪柯斯摩(Nicola Di Cosmo)认为，公元前8世纪，“中国”最早将马作为坐骑的地区是在东北(西辽河流域)。虽然在汉族地区也有饲养马的历史，但多因太矮而只能拉重，不宜用于快跑和作战，除了育种工作外，到“西域”引进良马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要事务，“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向游牧民族索求良马，如西周孝王时西戎“献马”，汉代更甚，武帝甚至于公元前104年，派遣大军向大宛索马。至于“龙”，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表述中，它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考古材料证明，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玉猪龙以及玉制C龙等，都以红山文化为代表。这些文物皆出自西域，与游牧文明关系密切。而龙与马结合的“龙马”，一直与帝王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帝王陵墓中都有各式各样的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来自西域，甚至中亚，比如大宛“汗血宝马”。这些文物的材料、意象、符号皆与西域之游牧文明有涉。
即便是“首都”北京，其城市形象中也遗留了大量游牧文明的因子。从王城的历史看，北京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累叠的过程；北京是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辉之历史遗产。今日之北京是从740年前开始建设的元大都算起，由刘秉忠依照《周礼·考工记》在什刹海边儿上另建了一座新城，四四方方的城厢，形成了北京城的基本形制和格局。格鲁塞说：
12世纪末期亚洲地图是这样分布的：中国被一分为二，南部是以杭州为都由中国人建立的南宋；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金朝，以北京为都。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老北京城是在明朝时建的，到了清朝才基本定型。不过，林徽因在言及北京建都的历史，尤其是辽金时代时作如是说：
金建会宁府为上京，“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寨”，当尚为部落帐幕时期……至熙宗皇统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始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宋使贺金太宗登位时，所见之上京，则“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千余家，近阙有阜园，绕三数顷，高丈余，云皇城也”……金之最大的建筑活动在天德至正隆之时(公元一一四九至一一六一年)……天德三年，“诏广燕京，建宫室，按图兴修，规模宏大。”贞元元年，迁入燕京，“称中都，以迁都诏中外。”以宋之汴京为南京，大定为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
金即我国北方游牧民族。
金之先，古之肃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附高丽，其后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乃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号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统一部落，修弓矢，备器械，日臻强盛，不受辽籍。至太祖败辽兵，招渤海，乃建称大金。
而“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摹仿中原”。换言之，历史上之北京建都、定都与金人大有关系。可以说，北京城是汉文明与游牧文明之合璧。
其实，北京作为王城和作为首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北京是都城。而在外国人的眼里，历史上的北京更像是“游牧之都”。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使者多默·皮列士在1512～1515年写下了《东方志》，其中这样描述“中国”：“人们说，中国是一个有大量漂亮马匹和骡子的大国。”这些信息告诉人们：“中国皇帝”居住的城市北京是一座“北方的首都”。那里除了大量的居民外，还有大量的马匹，而且马匹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贵族最重要的——无论是生活所需，战争所需，等级所需，还是高贵的文化符号和隐喻。换言之，北京一直是一个带有明显、明确北方游牧文明和文化因子的“中国首都”。老舍的《骆驼祥子》描述了北京城曾经遍走骆驼的实景。
“中国”作为一个交融了多种生态环境、多种文明形态、多种族群文化的集合体、共同体；尤以“农牧”混合为显著。然而，“一直以来，不分东西方，只要提到游牧民，一般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直接作出负面印象的描述。从被世间称为名家的历史家或研究者，到民族学家、文明史家、评论家或作家等人士，也大致都以野蛮、杀戮等刻板印象来描述，几乎已经定型”。事实上，这样的历史“污名化”迄至今日，仍有遗毒。日本学者冈仓天心对前现代国家的“中国”做了这样的描述：
(古代的)中国人——如同鞑靼人是以游牧为生的中国人一样，他们是以农耕为生的鞑靼人——在遥远的年代里，刚定居于肥沃的黄河流域时，就立即着手发展宏大的集体主义体制……周期性地接纳鞑靼游牧族群的输入，并把他们同化融合到农耕体系中的某一个位置上。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即游牧族群的剑被改造成农夫的锄头，这一新社会成员的抵抗力也因此被削弱……然而，定居平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鞑靼人依然保持着牧民式的政治观念。古代中国分为九大区域，其长官被称为“牧”。他们信奉族长式的神，“天”就是他们的神的象征。“天”发乎仁慈之心，通过数术式的秩序，让各种命运降临在人类的身上，因为汉语中的“命”相当于命运(Fate)，即命令(Command)，所以这种宿命论的根本观念，大概就由鞑靼人传统的给阿拉伯人，从而成为回教的观念……在中国，先于农民出现的牧人，这一事实反映在他们讲述的神话中，最早的皇帝伏羲氏就是畜牧师，其后神农氏则是带有神的身份的农夫。
对此，我们很难绝对地加以判断，但说中国的文化中包含“游牧”基因却不能否认。这可以从汉字中找到“牧”的大量证据：牧，甲骨文像手持荆条鞭赶牛群。其本义为放养牛群。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调整了结构顺序。篆文承续金文字形。其基本意思为：放牛为“牧”，
放羊为“养”。《说文解字》：“牧，养牛人也。从攴，从牛。”《尔雅·释地》说“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周礼·牧人》：“掌牧六牲。”“牧”为生计之要，故君王也将其视为“国务”，《列子·黄帝》：“周宣王之牧正。”注：“养禽兽之长也。”“牧”也曾经是古代君王统治的一种方式，有统治之意。如《荀子·成相》：“请牧基贤者思。”注：“治也。”若从马、羊等的来历，亦可找到游牧文化的因子。由此，中国人以前也一直被认为是“蒙古人种”；说明中华民族包含游牧基因大抵是不错的。
毫无疑义，“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中国”的地理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性的，贯彻“一点四方”，“中”立其心。作为文化的滥觞，中原即为所指。而“地中”则成为“中国”之天人合一的直接造型与照相，其原型来自于《尚书·禹贡》之“五服”形制，——所谓的“回字形”模式，即以“京畿”为中心的，渐次推远的地理关系图，也是一个朝贡制度的雏形。然而，政治地理学“中国”形制常常与自然地理学形成矛盾，尤其表现为“中国—西域”，特别是蒙古高原历史的“双重结构”。
从地理上看，蒙古高原的南边，在地势上相当模糊，明确可知的是，其东南隅与华北平原接壤。高原向南微微低倾，略降至800米之后与500米的“大同盆地”相连，再接续海拔50米的华北平原。山西西部到陕西、甘肃一带，几乎为沙漠。从蒙古高原到黄土高原则是整片直接涵盖西藏高原东北部的大地。在此地域，历史上曾出现过匈奴、东胡、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及准噶尔游牧国家和族群。自秦汉以来，“万里长城”将原先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这样一个自然的地理形态走势相隔离，通过人工的方式划分政治性边界以确立“中国”。这在表面上保持了封建王朝的“连续”，却造成了文明的“断裂”，导致了历史性误解。历史上，“西域”成了误解最多的概念之一。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即说明中国古代东部(主要是河南等地区)和西部(商周的发源地)历史的演化过程，包括民族演化、迁徙、斗争、融合，王朝的发源、兴起、建立、灭亡等过程。在三代之时及三代以前，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产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主要是讲“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傅先生以夷夏两个系统既对峙斗争，又混合进展以强调“东西-华夷”在历史上文明互补，文化交融的实景。虽然以“夷夏”说“东西”的观点，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杨向奎认为，“夏和夷一样也有一个自东向西的过程”。但多数学者共识于“中国”与“西域”是一对历史上重要的概念。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历史性地成为“文明共同体”。
事实上，“西域”一直是一个飘移的概念。在汉代，西域指的是玉门以西、葱岭以东的新疆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广义上说，西域的范围还要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正在亚洲中部。因此，有“亚洲腹地”之称。文献上的“西域”，主要载于《汉书·西域传》：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以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事件为例：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设僮仆都尉，向各地征收赋税。并以西域为基地，常“侵扰”汉朝领土，武帝即位后，采取从联合西域大月氏等，以击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百余名随行人员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从如此的历史表述看，“西域”并非“中国”的领土范围，所谓“出使”，更是一种出访外国的外交辞令。
窃以为，“中国”与“西域”的关系并非今日之“国家关系”，而是文明关系——包括差异、冲突和融合。历史似乎过分地突出了“国”的概念，忽略了文明形态和文明交流。《史记·匈奴列传》对北方游牧民族有详细的描述，其始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騨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
说明匈奴与汉地的差异首先在于游牧与农耕。学界对姓氏的研究发现，像“尉迟”“慕容”“安”姓等，都与西域族群有关。汉代之“汉族中国”与西域匈奴一直伴随着战与和的交错。汉朝始祖刘邦甚至曾被匈奴帝国创建者冒顿单于打败，汉朝沦为匈奴的“附属国”，韩信败降，成为匈奴之将。至武帝，行“西域开拓”之策，恢复“中国本土”之疆域。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当时西域的情状：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窴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众，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
到了唐代，“西域”的地理范围变迁甚大。大致从高宗统治时期开始，“西域”有了第二次西移的迹象。从《大唐西域记》到《西域图记》，“西域”所指有了明显的变化。以“于阗国”为例，唐代是西域古王国名，今新疆和阗(和田)县，又作于填、于置、于殿、于窴等。印度人称之为ckustana(屈丹)，玄奘音译为瞿萨旦那，意译作地乳。依《大唐西域记》所载，此国俗称涣那，诸胡谓之豁旦，匈奴人谓之于遁；在卷12记载，从前于阗国空旷无人，被佛教奉为四大天王之一，并认为职责是守护北方的毗沙门天王曾经来此居住。说明其为古代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唐代西域的变化，见于显庆三年(658年)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整个西域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所有，原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版图，成为唐朝的领地；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到龟兹，并设安西(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然，“西域”并属“中国”却无疑是文化交流、人员交流、物质交流、技术交流最为活跃的重大历史事件。我国以“羊”为“美”，而一些重要羊种都是由“西域”传入。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不少记述，比如：“一种矞芳羊，唐末始自西域传来，外毛不甚蓑长，内毳细软，取织绒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别绵羊。”而于阗珠玉至西域而来，迄今仍为常识，“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
与其说“中国”与“西域”由地理区分，不如说观念所致。明朝出现了被认为是“中国人”绘制的第一幅地理性行政区划图《大明混一图》。而明朝疆域最大时东、南至海，北抵西拉木伦河、阴山，西包西藏、云南，东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及哈密。明朝与“西域”的关系仍然发生了重大变迁，“西域三十六国”的历史形貌还存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西域哈烈国(都城在今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和撒马儿罕国(在今中亚一带)在与大明缓和了之前僵化不已的关系后，遣使抵达京师(今北京)朝贡，贡品包括狮子、西牛(犀牛)、西马、文豹等。朱棣大喜，遂于两国使团回国后，再次派遣文武全才的陈诚及同僚数度出使访问“西域”诸国，历史上留下了陈诚向朝廷呈送了《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狮子赋》等。
然而，“西式地图”与我国传统的“地图志”所秉承的原则不同。中国古代“中国”的“地图”首先是与“天”配合的政治地理学，其目的是为了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周礼·夏官》述：“(司马)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用贯利。”我国古代地图绘制有两大传统——知识传统与想象传统。按照使用的功能，古代“中国”地图分为几类，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历史沿革图，包括历代城郭图、历代疆域图、历代河口图、藩属图，以及“地界图”、“边防图”等。虽然在古代政治地理学的形制中，“四方—四夷”受制于“一点”，却只有“西域”被凸显，这种“历史制造”值得反思。
至近代，特别是随着欧洲“传教士时代”对“中国”的进入，空间上逐渐超越了“汉族中国”而达“西域”。“西域”作为古代历史上重要的通道和交流、交通纽带，“丝绸之路”使中亚与“中国”的关系变得紧密，从而也改变了“中国”自圆其说的状况。原因在于，“西域”与“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整体，而且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将“西域”与内陆的联结以“文明的十字路口”来思考和对待。然而，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说，与一条丝绸之路搭建的“桥梁”有关。
《禹贡》开辟“中国”，治理九州。“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天下中国”原本有形有体，更兼文明于其中。惟西式“地理”话语，世界变得有疆实界，刻板划一。“天下中国”之无际有疆体系深受诘责。而反躬之下，“天下”原本无边无际，却在政治地理学范畴内划分“中国/西域”，在文明类型中区隔“农耕/游牧”，修建长城以分别“关内/关外”。如此尴尬的“中国”隅隈边界，既与《禹贡》之“天下”不符，又与民族国家背离，需重新反省。
【来源】思想战线,2016,01:111-119.
乐国培:《天问解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转引自［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8页。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71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页。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李凌己:《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
参见王云五主编《尚书今注今译》，屈万里注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德］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赵蓉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4～245页。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8页。
注:“‘方各百步’，案司市，市有三期，揔于一市之上为之。若市揔一夫之地，则为大狭。盖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处，与天子二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或意为管理王城的行政长官的居住情形。参见《周礼注疏》(下)“周礼注疏”卷第四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63～1664页。
“中国”的唐代除了在“中国”国内实行科举考试外，还专门有一个吸引外国人来考试的制度，称为“宾贡”。属进士科，但单独考试，单独放榜。参见张伯伟《朝鲜半岛汉籍里的中国》，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章培恒先生学术基金编《域外文献里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参见彭兆荣《“红毛番”:一个增值的象形文本——近代西方形象在中国的变迁轨迹与互动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和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页。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和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19页。
钱穆:《中国历史政治得失》(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参见饶宗颐，［日］池田大作等《文化艺术之旅:鼎谈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美］班大为:《论“帝”的起源》，载《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4页。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2008［1988］年，第581页。
［美］韩森:《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梁侃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二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59页。
顾颉刚著，钱小柏编:《史迹俗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英］安德森·班纳迪克:《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11页、第24页。
参见《费孝通文集》第5集，“乡土中国”后记，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89页。
参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20～23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KenTeague，Nomads: Nomadic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sianCollections of the Horniman Museum，London : The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The Museu Antropológico daUniversidade de Coimbra，2000，p.16．
参见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Chicago 1973，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n-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The Hague: Mouton; Chicago: Distribut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Aldine，1978．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和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页。
参见Fredrik Barth，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
参见彭兆荣，李春霞《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载齐木德道尔吉，徐杰舜主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4页。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序”(许倬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参见许进雄《古事杂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1页。
参见田率《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8页。
田率:《文物背后的中国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69页。
刘秉忠根据《周礼·考工纪》中关于王城设计规划建立元大都，被誉为“大元帝国的设计师”，甚至元朝的国号也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记述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三千年碰撞史》，李德谋等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75～77页。
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75～77页。
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75～77页。
不过，从林徽因的叙述看，所谓“五京建制”并非今日之北京遗址，王城遗留辽金时期部族特殊的尊东向之风俗。但“燕城”的基址与今日北京城阙存在关系。其址盖在今北京宣武门迤西，越右安广宁门郊外之地。参见林徽因《林徽因谈建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71～74页。
［葡］多默·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何高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译者序”，第113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自序”，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1页。
［日］冈仓天心:《中国的美术及其他》，蔡春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18页。
蒙古人种mongoloid是过去人类学的一种分类，但其中包含了种族歧视的意味，由此，东亚国家一直对此说法表示抗议，如今蒙古人种的说法已经逐渐被废止。人类学界也放弃了必须为人类分类的观念而强调人种特性的连续性。
参见段宏振《中原的形成——以先秦考古学文化格局演进为中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458～459页。
参见何驽《从精神文化考古的维度看中原观念的出现与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参见彭兆荣《连续与断裂:我国文化遗续的两极现象》，《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载《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页。
“亚洲腹地”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时所提出的概念。其代表之一即《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另外，《西域考古图记》是斯坦因1906～1908年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详细报告。其中的“西域”包括了我国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西域”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域，事实上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源头。其中之一在于他们在重新命名和定义的“西域”中建立和建构了一个地理实体边界，把探险和寻宝扩大到古代中亚世界(即“西域”)的腹地，并充实、丰富和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参见常青《石窟寺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页。
《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9页。
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24页。
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说:“直到武帝即位前，匈奴这个国家一直是西汉朝的主人。汉武帝刘邦被匈奴帝国的创建者冒顿单于打败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汉朝以匈奴附属国之身份对其进献贡物及公主，换取和平。虽然也有中国史学者不同意这一点，但就客观事实而言应该无出其二。”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70～73页。
《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页。
常青:《石窟寺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参见荣新江，文欣《“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
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97页、第307页。
《大明混一图》(Universal Map of Great Ming)，现今所存最早的“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彩绘绢本。作者与年代不详。依据图上两个关键地名“广元县”和“龙洲”，推定此图绘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原件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明混一图》属行政区域图，彩绘绢本，图幅尺寸为386×456cm，是一幅大挂图。这幅明代世界地图，以大明王朝版图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是我国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第98页。
参见安琪:《地图》，《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和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6～257页。
［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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