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类学】巴战龙：《打造双语家庭 ——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
【作者简介】巴战龙，裕固族，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族群人类学、政策人类学。
【摘要】裕固族是中国人口只有1.4万余人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但却拥有两种本族语言：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由于多种原因所致，目前两种裕固语均已是濒危语言。进入新世纪以来，裕固族聚居区掀起了多种旨在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实践活动，但这些实践活动可归为学校和社会两种传承模式，其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鉴于国际经验和本土实际，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同时将其作为政策选项提上语言政策议程。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濒危语言；双语家庭；语言政策；教育人类学
一、引论：求解全球性难题
教育人类学界普遍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交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学习工具。语言虽只是文化的事项之一，但也无法想象没有语言，人类的文化还能够存在。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无法仅仅根据语言学标准将“语言”和“方言”区分开来，（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是具有海陆空部队的方言”），学术界至今没能就当前人类语言种类的准确统计数字达成共识[1](P13-14)，只能大致估计在3000-7000种之间。
2009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指出，在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一半以上的语言濒临消失的危险[2]。那么，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濒危语言究竟该何去何从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全球性难题：一方面，从长时段的历时性分析看，濒危语言很可能是全球语言系统自然演化的产物[3]；另一方面，从横截面的共时性分析看，濒危语言又从不只是濒危语言而已，相反它不仅关涉身份认同、社群权利和文化尊严，而且还与社会团结、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甚至人类福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人们对裕固族语言使用情况的研判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和趋于精准的过程。2004年裕固族语言抢救保护项目被文化部和国家民委列入“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工程”全国试点抢救保护项目，这一事件成为裕固族语言使用的“分水岭”，从此“裕固族语言是濒危语言”的认识开始在裕固族地区广为传播，同时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也将裕固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在学术界也兴起了一股研究包括语言文化遗产在内的裕固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热潮。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裕固族地区兴起了多种有关裕固族语言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活动。
笔者自1996年开始在裕固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以来，一直在关注和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即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究竟该如何传承。本文以教育人类学为基本学科视角，在历次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已有实践模式展开分析，提出可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新思路，并阐述其语言政策价值。
二、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已有实践模式
作为中国政府识别认定的56个民族之一，裕固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以古代回鹘人的一支——“撒里畏兀儿”为主体，融合蒙古、藏、土、汉等族群成分发展而来，现在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同时，作为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该民族共有14378人。裕固族拥有两种本族语言，分别被称作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裕固族的本族文字为回鹘文，使用至18世纪初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曾一度使用藏文和汉文叙事纪行，目前裕固族地区通行的语文是汉语文。
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社会与学术价值，早在裕固族进入现在学术视野伊始就受到关注和重视，例如，作为第一位到达尧乎尔（裕固族自称译音）地区的现代学者——俄国生物学家波塔宁（Grigorij NikolajevichPotanin，1835-1920）就对裕固族语言作了朴素记述[5]。但是几经巨大的政治经济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裕固族语言使用转型情况，特别是转用汉语的人数所占比例持续增高，而使用本族语言的人数所占比例持续降低的情况和如何传承本族语言文化遗产的问题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6-12]。
与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社会实践相比，学术研究常常是滞后的，换句话说，社会实践常常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对象和丰富的资源。如果自1983年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率先开展普及西部裕固语的教学活动算起，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实践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每一步都走得很艰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学校传承和社会传承两种实践模式。兹将上述两种实践模式及其具体做法分述如下：
（一）学校传承模式
学校传承模式一直是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主要实践模式。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裕固族聚居区，无论是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还是族群精英和社区民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坚持认为学校在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并强烈要求在裕固族聚居区基础教育学校组织中开设裕固族语言课程[13]。换言之，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是当代裕固人的一个“文化心结”。正是这种社会心态和文化认知，为学校传承模式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校传承模式虽然只经历了短暂的发展历程，其具体做法虽谈不上“百花齐放”，但也绝非“铁板一块”[14]。总结起来，学校传承模式的具体做法有三种：（1）课堂教学，即教师利用课堂教学生听说裕固族语言，例如1983年9月至1984年7月间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的裕固族语言传承活动和2007年9月至今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的裕固族语言传承活动就采用了这种做法；（2）兴趣小组，即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裕固族语言学习活动，例如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小学的裕固族语言传承活动就采用了这种做法；（3）口语展示，即教师组织部分学生以竞赛的形式展示裕固族语言生活技能，以激发和调动更多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本族语言的兴趣和积极性，例如自2011年至今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的裕固族语言传承活动就采用了这种做法。
学校传承模式的优势在于目的性、计划性和组织性较强，学习效率和社会效益较高，但是要想使学校传承模式运行良好，至少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较好的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生态环境，例如语言文化遗产活动具有政治、行政、社会和法律这四方面的合法性、各利益相关者都能对传承活动持积极态度、政府组织能为传承活动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等等；二是要有较高综合素质的语言教师，例如这些教师要能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要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裕固学资料，特别是语言词典、词汇集、话语材料等语言描写研究资料；三是要有科学严谨、合理细致的语言规划和课程标准，这两个政策文件是支撑和规范传承实践最重要的政策文件，是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这项系统工程的“道德”和“智力”水准的集中反映。
（二）社会传承模式
在这里，广义的社会传承模式应该包括一切非学校内部、非家庭内部的活动模式。如此看来，社会传承模式比学校传承模式的历史要长的多。狭义的社会传承模式，是专指由除学校和家庭以外的各类组织和个人有目的、有计划地发起的活动模式。学术研究，自从作为国际突厥-回鹘学界“祖师爷”之一的俄罗斯学者马洛夫（Sergej Efimovich Malov，1880-1957）于1909-1911年、1913-1915年两次赴尧乎尔地区调查“撒里尧乎尔语”（西部裕固语），之后出版了文章和著作，在裕固学研究历程中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始，语言研究就与历史研究、民俗研究一起被称为传统裕固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系列成果，也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自“如何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这一问题提上社会议程之后，族群精英和各类组织发起和探索的社会传承模式的具体做法有如下三种：（1）培训班，即由专业的语言工作者面向特定的学习群体开班授课，主要目的在于训练用国际音标或裕固语记音符号（拉丁字母）记录和转写裕固语，例如，2005年9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抢救与保护试点·裕固族语言调查培训班”，特邀两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突厥语言学家陈宗振和蒙古语言学家照那斯图作课程主讲，又如2010年7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和大河乡西岭村共同举办了“大河乡西岭村裕固族语言培训班”，特邀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三位语言工作者——阿尔斯兰、卓玛和白雪为培训班教师[15]；（2）合唱团，即由社会公益组织发起，利用假期在裕固族聚居区举办的以传唱传统民歌为活动形式的合唱团，旨在以艺术的形式激发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的热情，从而达到坚定语言信念、提升语言活力，使裕固族语言摆脱濒危状态的目的，例如，2011年暑期开始至今，兰州大学文化行者“文化多样性保护项目——寻找安妮”项目的志愿者发起了“寻找安妮——裕固族儿童语言及民族文化教育与传承计划”，每年暑假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办“花儿朵朵——裕固族民歌童声合唱团”；（3）媒体传播，即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媒体为手段，制作并传播与裕固语相关的信息，达到提升语言意识和语言活力的目的，例如，2003年6月至2004年12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广播电台播出“民族之声”节目，内容包括用裕固族语言播出肃南新闻、介绍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播放传统民歌等，每天分３次播出，每次10-15分钟，共播出36期。
裕固族聚居区共两镇四乡，由三个不连片的“板块”组成：东部板块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中部板块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大河乡和红湾寺镇，西部板块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和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这给社会传承模式的实践探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具体活动开展起来，因为交通距离远、信息沟通难等因素限制，能参与和受益的人群较小。笔者田野调查时的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联通普及和更新换代，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种媒体将成为未来极具潜力的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工具。例如，目前，已经建成“裕固学”、“裕固族教育研究”等微信群，成员间可直接用裕固族语言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8月，作为公益组织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所”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随即开展了“裕固族语言文化师资培训及传承体系构建”的项目设计工作，目前已经获得至少55万元的社会捐赠，之后由裕固族学者安维武主持建设的“裕固学文献资料中心”和阿尔斯兰主持建设的“裕固族语言数字资源库”已经启动，这些项目的成果将为学校传承模式和社会传承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发展、巩固和完善提供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类资源保障。
三、打造双语家庭：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的新思路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在过往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研究和实践中，家庭的功能和角色几乎完全被忽视了，追溯其原因，可归之于是由“现代性教育”这把双刃剑造成的后果。我们知道，何谓教育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教育学认为，广义的教育指“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活动”[16](P2)，而教育人类学则从文化视角进一步认为，广义的教育是人类群体历时性地传承文化和共时性地传播文化的过程[17](P23)。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以其发生和运行的空间为依据，可将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但是自现代学校教育兴起以来，现代社会就深陷把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的“迷思”之中，从而不但使学校教育背上了沉重的社会负担和被赋予无法实现的文化使命，而且使年轻一代鲜活的成长经验被越来越多地束缚在学校教育的桎梏当中[17](P284-292)。
在“现代性教育”已然扎根与弥散的现实背景下，如何重视发挥家庭的功能和不断调整家庭的角色，常常成为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成败的关键所在。作为社会制度的家庭，虽然在当今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多样化趋势，但是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家庭仍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换言之，家庭是长辈向儿童传递文化的首要场所[18](P314)。
在少数族群语言教育研究的英语学术界，至迟到1990年就已经认识到家庭在少数族群语言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利特贝尔（Dick Littlebear）就曾指出，就土著语言教学而言，（1）最有效的语言教学实践就是家庭语言文化传承，因为家庭语言文化传承已经实践了数千年之久；（2）家庭是教学语言的恰当场所，应该在家庭里重新慢慢灌输语言文化的价值，而不只是希望学校去做这些；（3）相对于家庭和社区而言，学校语言教学的资源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学校也只能在家庭语言习得的基础上强化儿童语言学习[19]。另外，世界知名的语言社会学家费什曼（Joshua Aaron Fishman，1926-2015）也曾指出，少数族群语言的复兴最关键的是父母和孩子的参与，在家庭中的跨代使用是这种（些）语言存续的根本[20]。
值得注意的是，把在教育中实行双语政策当作“一生中最艰难的任务”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2015）在回顾新加坡双语政策演变时也曾谈到，“在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学生的家庭用语是关键”[21](P3)，“脑神经专家证实，学习语言最好是在孩提时候。家里、游戏班、幼稚园、小学都为孩子提供无穷的语言学习机会”[21](P4)。尽管中国大陆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研究起步较晚[22]，但至少目前已有专家学者认识到，“家庭是最早的语言学校，家庭对语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3]。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发挥和扮演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功能和角色，裕固族聚居区亦不例外。
中国社会语言学家周庆生曾根据1986-1988年的有关统计数据，以双语人口占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为标准将裕固族归为“双语普遍型”民族，当时裕固族双语人口占民族总人口的60.65%[24](P85)。就目前的现实而言，裕固族聚居区的确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双语家庭，因为裕固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兼用汉语，且又部分保留两种本族语言的民族。如果不考虑家庭内部代际语言使用极其复杂的情况，裕固族聚居区家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汉语单语家庭和裕—汉双语家庭。裕—汉双语家庭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典型”类型双语家庭和两种“次生”类型双语家庭，两种“典型”类型双语家庭是指西部裕固语—汉语家庭和东部裕固语—汉语家庭，两种“次生”类型是指兼通西部和东部裕固语—汉语家庭和兼通东部裕固语和藏语—汉语家庭，其中“次生”类型家庭兼通的两种少数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以使用某种语言为主。
已经被前辈学者所析出的影响裕固族本族语言使用的因素有汉语推广、学校教育、异族通婚、社会流动、生计方式等[25]，但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是复杂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变化的。相对而言，变化中不变的现象是，年轻一代弃用本族语言转用汉语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家庭内部。这样，在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问题上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现象，即，家庭在逐渐弃用本族语言，而学校和社会在努力传承本族语言。
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现象，动员裕固族聚居区全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地打造裕—汉双语家庭就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支持：（1）培养双语儿童是保护已属濒危语言的裕固族语言的最关键的举措，因为能否代代相传是评估语言活力的首要指标；（2）双语家庭是培养双语儿童的“天然”场所，因为家庭常常被视为一个具有“面对面”交往互动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s）；（3）儿童在家庭中获得的一定双语能力，将为学校和社会传承本族语言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只有构建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传承体系才是结构完整、功能互补的。
本文的主旨在于提出可以把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路，至于如何打造双语家庭，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谨遵“从实求知”的原则，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规划设计。我们倡导打造双语家庭，是基于“语言文化研究”的打造，而不是基于“语言民族主义”和“官方行政命令”的打造，绝不能感情用事、盲目狂热、一哄而起，那样反而容易造成对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事业的毁坏，甚或戕害。
需要说明的是，从教育人类学的文化生态学理论视角看，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无法自成一体、孤立运作，它属于广义的“双语教育”的范畴，因为它最终要应对和处理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跟传承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中国教育人类学家滕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应该坚持“一个目标，两个反对，多种模式”：“一个目标”即民汉兼通；“两个反对”即反对语言同化主义和语言民族主义；“多种模式”即不论是在哪个区域或社群中，都要坚持做到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和因地制宜[26]，笔者认为，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裕固族聚居区双语教育。
四、结语：调整地方语言政策的焦点
何谓语言政策？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英语学术界，语言政策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27](P310-311)，对国家构建、族群关系和语言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在汉语学术界，更强调作为国家行为的政策活动，通常把语言政策定义为“国家制定的关于语言的重要准则和规定，是指导语言选择、使用和协调语言关系、解决语言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策略”[28](P1)。经过不懈探索，我们业已知晓：语言生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由语言政策推动和形塑的，但语言政策是影响语言生活极为重要的因素和力量。
如果说如何界定语言政策这一概念难，那么如何分析语言政策这一实体更难。值得欣喜的是，以色列社会语言学家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1932-）为我们认识和分析语言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框架，即将特定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中语言政策的三个组成部分——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语言规划区分出来[29](P7)。那么，相应地，家庭语言政策也可以由三个部分组成：（1）家庭语言实践，即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及如何使用语言；（2）家庭语言信仰，即家庭成员对选择并使用的语言（同时包括对那些可以选择和使用但却没有选择和没有使用的语言）的情感、态度和观念；（3）家庭语言规划，家庭成员对影响或改变家庭语言实践作出的具体行为。
从教育人类学视角严格审视起来，可以看出家庭是观察和评估包括语言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是否从宏观社会层面、中观层面向微观社会层面转变渗透和产生影响的基本反应单位（basic response units）。也就是说，如果说语言政策是政府组织、商业组织、学校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大众媒体等“自上而下”地努力改变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的话，那么家庭的功能则是对这些组织的“努力”作出反应。从微观层面观察，家庭之间的链接方式和互动过程不但“自下而上”地影响语言政策过程，而且与其他因素，例如公共领域的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相比，家庭语言实践和语言信仰对衡量语言政策的效益常常更具有决定性。
如何开掘和发挥好家庭在语言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功能，这是裕固族聚居区语言政策的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笔者认为，就裕固族聚居区的具体情况而言，首先要调整地方语言政策的焦点，不再仅仅关注学校和社会、政府和精英，要将家庭纳入其中，将如何打造双语家庭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使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种传承模式有机结合、共同协作这一更具现实性的社会问题提到语言政策议程上来。
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2012年12月，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也提出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0]，由此看来“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语言政策，同时表明当前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申述“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合法性，而是从“从实求知”的角度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基本语言政策。因此，无论从世界濒危语言保护，还是从中国国家语言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探索如何科学保护包括两种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在内的各民族语言文化遗产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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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潘天舒，赵德余主编：《政策人类学：基于田野洞见的启示与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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