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

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点与破解黄祖辉 叶海键 胡伟斌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行列。同时，中国已打赢脱贫攻坚战，总体上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并且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重视共同富裕，走共同富裕发展道路，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而且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应对国际复杂多变形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尽管中国目前已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总体上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但从共同富裕的特征和城乡、区域、阶层3个层面看，在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公共保障、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和“短板”。为了应对分配不均这一全球性难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将“推动共同富裕”列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任务，并且将浙江作为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的示范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确保“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并进一步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一、共同富裕的内涵、认识偏差与相关经验（一） 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从追求国民“总体富裕”逐渐转向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共同富裕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一是共同富裕对象的拓展。由贫困群体向全体人民延伸，由解决贫困群体的绝对贫困向缓解全社会的相对贫困过渡。二是共同富裕内涵的拓展。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物质财富增长向经济繁荣、生活繁荣、精神富裕方面拓展，更多地与人民生活、民生保障联系在一起。同时，新阶段共同富裕的进程与实现将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相结合，成为实现现代化中国的重要指标。（二） 共同富裕的认识偏差1. 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劫富济贫”，认为共同富裕应注重“消除”或减少富人，简单将其理解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手段，降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种认识偏差本质上源于对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的错误认知。事实上，新阶段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次分配是致力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只有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才能有效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目的。2. 将共同富裕理解为“重切蛋糕”，忽视“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的内在关系，简单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理解为重切国民收入这块“蛋糕”。这种认识偏差从根本上讲，是对共同富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重视二者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顺序差别。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经济发展以效率优先，同时重视公平问题；公共保障与公共服务以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问题。3. 将共同富裕理解为“朝夕之功”，错误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使命，将其视为单纯的财富分配，可由政府推动“一蹴而就”。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各地区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4. 将共同富裕理解为“物质富裕”，忽略了共同富裕的“精神富裕”方面，仅将重点关注于“物质生活”领域。共同富裕不仅要解决地区、城乡、阶层收入分配过于悬殊问题，而且要丰富人民生活、拓展精神文化，是物质与精神文化全方位的“富裕”。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只有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才是高质量的共同富裕。（三） 共同富裕的相关经验与启示1. 德国的经验和做法。一是构建稳定的收入渠道。二是打造均等的教育体系。三是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四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 日本的经验和做法。一是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二是提高农民收入。三是推行教育机会均等政策。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3. 美国的经验和做法。一是推动“第三次分配”。二是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三是健全反歧视、反垄断政策。4. 经验及启示。一是建立稳定和多元的收入渠道。二是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三是完善三次分配制度。二、推进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建议（一） 明确“共富”发展核心重点和抓手中国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要关注三大重点。一是共同富裕发展的重点对象。要重点瞄准农村居民、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外来农民工群体。二是共同富裕发展的重点内容。要着重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居住环境和文化生活的“短板”问题。三是共同富裕发展的重点工作。要抓好稳底板、扬长板、补短板工作。“稳底板”就是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风险防控和社会保障能力；“扬长板”就是要强化比较优势，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就是要消解弱项，着重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1. 突出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必须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增强“三农”发展领导力；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提高“三农”要素配置效率；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实现“三农”政策普惠；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补上“三农”公共体系“短板”。二是将教育与就业的优先发展重点面向农村。要重视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改善的教育优先。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化乡村教育空间布局，推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扩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优先。完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和用工制度，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农民以自主就业、受雇就业、合作就业、兼职就业等多种就业形态的发展，确保广大农民能实现充分就业和就业增收。2. 突出脱贫攻坚成果的“三拓展”和“三衔接”。一是能力拓展。通过教育赋能和改革赋权的途径，使贫困农户和小农在技能掌握、权利获得、社会融入、市场进入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与拓展。二是就业拓展。通过能力拓展、平台建构、政策鼓励等措施配套，使贫困农户和小农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三是帮扶拓展。在巩固完善政府主导型帮扶体系与体制的同时，拓展社会帮扶功能，推进政府帮扶主导体系向政府与社会帮扶并举体系的转变，提高社会三次分配的帮扶功能与共富效率。在“三衔接”中，一是制度衔接。加快国家公共保障制度的城乡并轨，实现二次分配的城乡公平性。二是产业衔接。要总结政策性产业扶贫经验，推进政策性帮扶产业与市场的衔接，实现政府主导型产业向市场主导型产业的转型。三是主体衔接。通过脱贫攻坚成果的“三拓展”，帮扶产业与市场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和服务体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机制，增强新型主体及其组织对脱贫农户和小农的包容性和带动性，实现脱贫主体、小农与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3. 突出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的“两带动一融合”。一是供给带动。在农民农村共富发展进程中，城市对农村供给带动的重要性，不仅应体现在城市对农村居民生活用品设施的供给，而且更应体现在城市的优势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对农村的供给带动，以形成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的优势互补，城乡融合的互利共赢，农民农村共富发展的新格局。二是需求带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已从土地、劳动力、农产品为主的需求扩展到对乡村生态、历史文化和乡村民宿与休闲等方面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实现路径并不体现为乡村要素与物品进城，而是体现为城市居民进乡。三是空间融合。在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国民财富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在空间上的效率。（二） 破解“共富”发展关键性难题1.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的重点是：（1）坚定不移破解城乡基本公共保障不平衡的制度。（2）加快建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重点是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城乡资源配置、城市带动乡村、要素市场激活3个方面进行突破。2. 破解乡村公共服务效率低下难题。探索共同富裕发展路径，关键需要厘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性着重体现在城乡一体与平等的公共保障制度的建立；而效率则着重体现在以教育医疗为重点的公共服务在区域空间的优化配置。大多数农村地区的人口分布过于分散，农村整体交通等基础设施仍很薄弱，使公共服务难以有效延伸和惠及至农村分散的人口。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视再次分配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是公共品，必须在坚持公平优先原则的同时，高度重视公共品公平配置基础上的效率，实现有效率的公平。3. 破解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难题。首先必须下决心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其次要把国家教育与就业优先发展的重点面向农村和农民；再次，要高度重视初次分配效率基础上的公平性；此外，要重视先富带后富的制度设计与优化，做好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现阶段应突出相关制度完善，以及先富带后富与“引导”“激励”相结合的推进思路。总之，新阶段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侧重点将由追求“总体富裕”转向全体人民的“共享富裕”，要将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高度重视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变，把农民农村的共富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新阶段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宗旨是在做大国民收入“蛋糕”的同时，要切好“蛋糕”；在经济发展中仍要以效率优先，同时重视公平问题；在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要以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问题。在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解决阶层收入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既要解决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要妥善治理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地区发展差距较大等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实现“居民收入有保障、收入差距水平能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能同步”的共同富裕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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