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聿东 褚 席 | 数字生活的就业效应：内在机制与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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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戚聿东 褚 席
简 介：
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100875；
褚席（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5。
刊 期：《财贸经济》2021年第4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即AI，Big Data，Cloud Computing，以下简称“ABC技术”）为代表的底层数字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生态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业已进入到了“数字化生存”阶段。但从就业的视角下，数字生活能否通过“新就业”破解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进而实现全面充分就业，仍是有待确认的重要课题。
本文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检证了数字生活对个人就业概率的显著作用。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数字生活对于就业概率的影响，并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法（PSM-DID）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生活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就业概率，PSM-DID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另外，与非农业户口个体相比，数字生活对农业户口个体的就业概率影响更大。在排除了2012年后经济增速下行对于就业概率的影响之后，数字生活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数字生活能拓展“关系”网络，通过提升和维护社会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另一方面，数字生活能够重塑个人发展路径，通过提升个人人力资本增加个人就业概率。异质性研究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生活对中西部地区个体的就业概率提升更大；并且，数字生活对男性的就业概率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支持国家经济数字化转型、提升居民数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首次评估了数字生活对于个人就业概率的影响，为提高居民就业水平提供了新视角，丰富了关于就业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2）揭示了数字生活带来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提升是影响就业概率提升的主要路径，为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具体途径；（3）分析了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对不同户籍状况、不同区域、不同性别的就业效应，突出了数字生活建设的重点方向与人群，为实现数字生活普惠共享提供了理论依据；（4）在经济新常态和贸易摩擦风险相对较高的背景下，为支持国家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第一，新基建作为新一轮投资的着力点，是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增加新基建投资力度，加快新一代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步伐。加快制定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推进5G、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第二，政府应支持行业平台化转型、大平台建设，注重平台建设过程中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投入和使用，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竞争优势明显的跨领域、跨行业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增长的质量。第三，政府需要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与包容审慎监管之间进行动态权衡，及时预防与制止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维护数字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不断激发市场的创新创造活力，实现数字企业整体共生与健康有序发展。第四，政府应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节奏，研判社情民意，做好顶层设计。着重宣传数字生活与传统生活方式相比存在的显著优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数字终端、软件平台的使用条件、操作步骤和风险防范技能，调动居民生活数字化转型积极性。重点提高农村人群、老年人群、低教育水平人群的数字生活参与度，防止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鸿沟和社会隔离，提高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的普及度，进而提升居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就业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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