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张雪兰 |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
作 者 何德旭 张雪兰
简 介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100006；
张雪兰（通讯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430073。
刊 期 《财贸经济》2023年第1期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金融体系强化“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金融经济共生共荣”三大理念，同时具备“政治性、人民性、安全性、效益性、创新性、开放性”六大特征。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领导 以人民为中心 金融安全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做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全面擘画，为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多面体，各占一面却又相互连接，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厦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金融则是混凝土增强剂，渗透并活跃在每一面，支撑并见证中国式现代化大厦的巍然耸立。
（一）人口规模巨大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从人口数量看，截至2021年，中国人口数量已达14.1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8%，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的1.5倍以上。如此巨大规模人口整体迈向现代化，其难度之大史无前例。从人口结构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意味着我国老龄人口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对GDP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人口增长停滞和老龄化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库兹涅茨则指出，大国“往往允许陈旧的结构和过时的产业存活下来”（奥尔法·阿卢伊尼，2020）。一方面，这意味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同样巨大。但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规模，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内需释放存在巨大空间。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突破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广度的制约”，分工细化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后者导致消费扩展、刺激市场广度，诱致劳动力分工进一步细化，从而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并以巨量需求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而为了改善交易和信息成本，金融系统有一个主要功能，即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促进资源的跨时空分配（Merton和Bodie, 1995），这意味着金融能够极大地提升人类减少生存风险和跨期配置资源以促进增长的能力，有助于有效应对转型期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种种挑战，由于“产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金融作为产业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催化剂”，更可助推产业体系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几乎没有个人财产到个人财产的高速积累与显著分化”（赵人伟，2021），尽管党中央逐步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总体而言，中国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需要金融发挥弥合作用。一方面，金融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和Zervos, 1998），且金融组织对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有直接影响（Lenin, 1916）。具体而言，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使金融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等方面（何德旭，2022）。另一方面，金融对于防止两极分化不可或缺。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研究表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负相关（Banerjee和Newman, 1993; Galor和Zeira, 1993），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信贷可得性的增加使更多家庭可以基于支出的合理安排做出选择，收入不平等程度将趋于下降（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在财富不平等方面，差别准入造成的信贷获取能力差异使某些群体的财富增值凌驾于其他群体。正如托马斯·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性收入的分配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在美国，由于获得抵押贷款的能力弱（Pager和Shepherd, 2008），非裔美国人的房屋拥有率长期落后于白人，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金融化带来的分配效应，即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食利性收入快速攀升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不容小觑，而普惠金融若是“普”而不“惠”（如掠夺性贷款）亦有可能加大收入差距。张晓晶（2021）认为，适度、规范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轻不平等。正如罗伯特·希勒（2012）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指出的，金融有足够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因为金融对风险的有效管理以及对随机性的减少能够带来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降低。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对物质文明的影响毋庸多言。此处仅以精神文明的土壤——文化为例。一方面，文化无所不在地渗入各项金融活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斯兰银行和金融的全球发展（Jackson, 1999），此外，还有包括宗教动机驱动的投资基金，以及旨在保护和促进参与主流金融市场的信徒的信仰表达甄别机制（Kurtz和diBartolomeo，2005；Mueller， 1994）。一项以中国为背景的研究也表明，由于文化适应压力影响交易成本、资源整合、信任水平，其对银行业市场结构与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关联存在调节作用，随着文化适应压力的下降，银行集中度下降对当地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增强（张雪兰、杨瑞桐，2022）。另一方面，金融亦能形塑文化。关于合会这一替代性金融形式的研究为与金融相关的社会关系、声望和价值文化提供了洞见。例如，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政府试图用合会（Arisan）来培养社区主义的精神；关于加勒比地区的合会（Susu）也有这样表述：“它们的精神气质（曾）……指导后殖民地农业的本土发展”（Besson, 1995）。换言之，类似合会这样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往往与国家及意识形态工程关联在一起。不仅如此，金融始终与文化同频共振。人类学的记载表明，“通过多样的宗教上变化的技巧对金融的去神圣化和再神圣化的引入，不仅仅是金融从世俗到神圣，从渎神到敬神，从虚构到真实等的循环转化。在这种循环中产生的振动，也使重塑和扩大了的新金融工具的市场产生共鸣并找到了解决方式”（卡瑞恩·克诺尔·塞蒂娜、亚力克斯·普瑞达，2019）。由此可见，金融不仅有助于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金融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2016）明确指出：“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体系则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绿色金融发展在全球蔚为潮流，旨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赤道原则》等绿色金融规范成为金融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ESG）评价在投资者/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企业完善气候信息披露，提升企业和经济体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方面正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大量经验研究证实，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支持可持续发展行业、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以及帮助企业控制环境风险等途径促进绿色发展（帕瓦达瓦蒂尼·桑达拉彦等，2016；Volz,2018），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正如习近平（2014）指出的，“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金融在推动走和平发展道路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发展普惠金融是推动包容性增长和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这已成为全球共识，金融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推动作用在实践中亦有典型案例可循。全球第一个社会股票交易所——影响力投资交易所（Impact Investment Exchange）的创始人Durreen Shahnaz就主张促进金融包容能够缩小不平等差距这一冲突的关键来源。通过发行妇女生计债券、妇女健康债券和可持续渔业债券等创新金融工具，影响力投资交易所成功地影响了40个国家1500多万弱势群体。其于2018年发起可持续和平创新金融倡议（Innovative Finance for Sustainable Peace），其使命正是利用金融市场的力量推进全球建设和平议程。另一方面，金融已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球资本市场的力量早已能够影响政府决策（Arrighi, 1994），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逻辑本身也已成为经济政策的规则（Sassen, 2008）。“全球化融合了制度变革动力和政策因素，将资本市场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制度秩序”。这种日益正式的制度秩序是碎片化的、专业化的，但并不遵循各个国家的法律。这也就使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考虑金融因素。不仅如此，在极端情况下，“以战止战”求和平，也必须仰仗金融的力量，因为“战争已经成为财政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双重考验”（Carruthers, 1996）。而罗伯特·希勒（2012）则指出，金融关联度能够预防战争的爆发，不仅是因为战争影响资本流动，更重要的是其提供了一个能够宣泄人类进犯本性的舞台。综上所述，当今世界谋求和平与发展，金融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观照到人口、技术进步、制度等长期经济增长要素，又兼顾人类面临的气候、老龄化、不平等三大经济挑战。规模巨大的人口要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离不开党的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离不开对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关注，也离不开坚实的经济物质技术基础。因而，金融体系要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强化“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金融经济共生共荣”三大理念。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金融体系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历经多次重大风险考验，没有发生过全面的金融危机，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关键正在于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十年中国金融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特色。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性政党（鄢一龙，2020），是通过领导、组织与动员党员及人民，实现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型政党。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式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面对层出不穷的严峻考验，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2022a），党在金融工作中举旗定向，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加强法治建设为保障、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金融改革务实渐进，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因为恰当的政府干预和制度约束能够通过中断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内生过程，并以非市场决定的数值作为“初始条件”而再次启动经济过程，从而改变金融不稳定的表现和周期的形状（Minsky, 1973）。不仅如此，由于金融问题的全局性与中国渐进式改革局部性之间的矛盾导致结构性套利机会长期存在（何佳，2020），金融资产定价机制扭曲，使资产价格对风险不敏感，从而引发更多的套利行为，导致金融创新偏向跨界和跨境的套利，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效抑制渐进性改革的结构性套利机会需要依靠金融体系外部的力量，最主要的就是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以人民为中心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金融体系理当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与西方金融逻辑的本质区别。“文明进步，群治日新，必借鉴于古先，乃可求其幸福”（王栻，1980）。“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缘于“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2022b），要“深刻认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性”（习近平，2022c），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2022d）。这就要求金融体系想人民所想，解人民所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切实解决贷款难贷款贵问题”（习近平，2022e），解决“特别需要支持的一些‘三农’、小微、科技、创新企业等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尚未得到充分支持”（黄益平、王勋，2022）等问题，用金融服务化解社会痛点和百姓难点，担当社会责任，为人民美好的金融生活添砖加瓦。
“以人民为中心”，不仅惠及中国人民，而且兼济人类命运共同体。“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中华民族治国理念中一直都保有着“天下大同”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主张，“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要致力于与有关国家“加强合作，实现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金融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肩负着以金融促进和平发展的重任，必须持续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新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不断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大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形成系统性、制度性开放局面，扎实牢筑金融安全网，为开放之路保驾护航。
（三）金融经济共生共荣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一方面，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金融利用期限转换、信用转换等方式实现资本跨时空配置，引导实体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其二，金融发挥其价值实现的交换功能，作用于流通过程，维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性和时间继起性，有助于生产、分工和交换的不断扩大；其三，金融发挥其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技术的信息揭示和甄别优势，通过激励相容机制来实现风险缓释和流动性不匹配的转移（Diamond和Dybvig,1983），降低实体企业风险承担，提高实体经济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反之，金融若是严重脱实向虚，资本若是无序逐利扩张，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将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破坏。习近平（2015）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就明确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另一方面，唯有经济繁荣，才能确保金融发展、实现金融稳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理解繁荣和萧条顺序的关键是利润率的运动”（Carchedi和Roberts，2018）。事实上，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长期、隐性下降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由于生产性资本萎靡不振，资本转向了诸如房地产、金融等非生产性部门。换言之，“如果资本家生产商品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他们会尝试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下游或购买其他金融工具来赚钱”。在低利率和管制放松的推动下，增加对虚拟资本而非生产性资本的投资，成为资本提高利润的一种策略，后者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而资产价格的大规模崩溃又引发了支付、投资和有效需求问题，导致经济衰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主张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也是跨越西方“资本至上”陷阱，基于对经济与金融关系观察所得出的深刻洞见。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必须牢固树立经济金融共生共荣的理念，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疏导金融体系流动性精准有效地流向实体经济，精准滴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助力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形成经济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一）政治性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新形势下各项金融工作。一是要深刻认识到坚持党对金融工作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提高政治站位，心怀“国之大者”，厚植“金融报国”情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强化金融改革政治担当，系统推进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不断提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党建入章”工作。把党的领导融入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旗帜鲜明地突出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现党发挥作用的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作用，真正把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经营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三是要坚持党管金融干部原则，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培养、选拔、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的监督，探索建立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的相关机制。四是坚持全面覆盖抓党建、以上率下抓党建、创新思路抓党建，推动金融机构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相融互促，自觉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中心工作、大事要事开展金融工作，在党建引领中筑牢金融发展之基。
（二）人民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聚焦就业、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围绕社会民生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服务下沉到更多的消费群体和更丰富的消费场景中，更好地实现金融为民、利民、惠民、安民。一是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可获得性、安全性和便捷性，有效降低金融交易门槛、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在有效市场细分的基础之上，甄别不同细分市场金融服务需求，设计或完善普惠金融产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融资技术创新，降低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以“量”补“价”，使普惠金融真正做到既“普”且“惠”又商业可持续。二是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持续加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及金融扶贫力度，以数字化手段创新金融产品，为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强化农业技术装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强化乡村基础设施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改善贫困地区的融资约束，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推动乡村善用资源禀赋、提升经营绩效，变“输血”为“造血”。三是大力发展养老金融，积极配合国家相关政策，拓展养老金融的服务对象、降低服务门槛，促进财富在不同代际、群体之间合理有序的转移。四是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倾听客户的呼声、关注客户的体验、解决客户的困难，不断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发挥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实现向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政策倾斜，缩小收入及财富差距，助力共同富裕。总量型货币政策着眼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就业；结构性货币政策加大“精准滴灌”力度，引导资金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流动，促进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进一步收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信贷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协同，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改善收入分配、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
（三）安全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金融体系要凸显安全性特征，要从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两个层面着手。宏观政策层面，跨周期与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健全防范化解风险长效机制；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加强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金融风险识别和预警，密切关注可能爆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外溢效应及突发冲击，着力降低信用风险，维护股市、债市、汇市平稳运行；完善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机制，完善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退出机制，筑牢金融安全网；完善及顺畅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管理运作，重视提高领导干部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能力，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微观管理层面，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高度关注经济与金融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境内外监管持续趋严等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提高风险预见和预判能力，对重大风险因素设置防线，对风险动荡源、传染点、传导链和影响面做到心中有数，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与审查机制，对各类风险传导保持高度警惕并建立阻断机制，不断完善全面主动智能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提升风险防控的制度保障、科技支撑和管理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四）效益性
金融体系要提高实体经济服务质效，要以建设金融市场体系为纲，重点是破解市场分割和定价机制扭曲（徐忠，2018）。一是在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确保货币政策稳健中性、信贷合理充裕的同时，继续推进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金融资源稀缺程度、金融生态成本的金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二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宽资金包容度和覆盖面，形成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差异化融资需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将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精准高效地转化为资本，促进要素向最具潜力的领域协同集聚，提高要素配置质量和配置效率，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三是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通过加大对现代金融技术的应用，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金融机构要着眼于为实体经济减负让利，尤其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中小微企业，要从供给端入手，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与企业共渡难关。四是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在发挥传统优势支持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对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领域的金融资源投入和支持力度；在为持续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及相对薄弱区域支持战略提供金融支持的同时，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等区域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的培育，助力深化改革和产业升级。
（五）创新性
一是着眼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满足各类科创主体融资需求，以科技金融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产业迭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主要包括：发挥股权资本促进创新的作用，加快培育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市场化动作、专业化管理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形成科研、产业、金融三者的良性循环；创新运用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科创基金等多种方式，创新优化知识产权融资产品，为科创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一揽子金融服务；加大对“卡脖子”等关键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新动能的支持力度，从过去单一为客户服务转向为供应链、产业链集群客户服务，通过供应链金融、产业链资本、生态链基金等产融结合的创新，有效整合传统与非传统金融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着眼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数字绿色金融服务创新。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支持，强化“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运用多维数据评估环境和气候风险，加大支持新能源、绿色交通、传统产业降能耗减排放改造升级的力度，支持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资源集约、管理协同和智慧运营，全面推进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等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与拓展，引导社会资金有序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三是着眼于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差异化创新金融产品。规范引导各类财富管理机构从产品、服务、资金投向和准入门槛等方面进行多领域、多模式的产品创新，融合海量金融数据资产要素，全面布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领域，全面支持客户营销、产品创新、风险控制、内部管理、生态建设等多领域智能化创新，全面优化客户体验，满足不同细分市场客户群体的理财需求。
（六）开放性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依法依规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资本进入金融业，做到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激发市场主体竞争和创新活力；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巩固香港国际中心地位，扩大内地与香港市场的互联互通，进一步丰富互联互通投资品种，便利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内地和香港两个资本市场，提升境内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水平；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优势，推动市场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工具，以及稳妥高效的汇兑、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管理服务；开展本币互换，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坚持扩大开放与维护金融安全并重，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继续建立健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保留适当的跨境资本管制，尤其是对跨境银行借贷、地下渠道资本流动、衍生品跨境流动等高风险科目的管控；切实推进金融创新，创新国际化的融资模式，深化金融领域合作，打造多层次金融平台，建立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深度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推动境内外各类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断完善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制度体系，形成金融制度性、系统性高水平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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