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闻重播：侯佳 - 没做过的事情不能冤枉我
谢小编注：近日，因卷入纽约市前主计长刘醇逸“捐款门”案而获刑10个月的侯佳，在下个月将面临移民法庭最后一次庭审，决定她是否可以留美。目前，纽约华人社区开展了签署求情信的活动。为帮助大家更详尽地了解具体情况，在这里我们转发曾经的媒体报道。更多信息，请查看Civil Rights微信历史记录的本日推送。
自从2012年2月28日被捕后，侯佳成了刘醇逸“捐款门”案的焦点人物。年仅27岁的侯佳，经过这场风浪之后，心里在想着什么？这场漫长的官司给她和家人带来了什么影响？她今后有何打算？日前，侯佳接受《侨报》记者专访，坦然地披露了自己的内心感受。
“现在要还击！”
采访刚开始，侯佳坚定地说：“现在要还击，fight back！”
她指的是上诉，要推翻陪审团做出的有罪判决。她指出，庭审前夕检方突然修改了起诉书的微妙措辞，陪审团只要认为侯佳“意识到”有问题却置之不理，便可以定罪。这就减轻了检方举证的负担，不必证明侯佳确实“知情”。侯佳不服地说：“我觉得verdict（判决）很ridiculous（荒唐可笑），证人所说的都对我有利。”
她承认，判刑之后，她有点犹豫是否要上诉，毕竟官司拖了这么久，现在也算有了个结果，判得也不算重。她坐下来听听家人的意见，她妈妈指出，“没有一个证人说你指使他们做了什么”。“证据很有限，我没有妥协，我要为我将来考虑，我还很年轻，”侯佳说。
被判定试图欺诈，侯佳无法接受：“这不公平，我为什么要为5月9日（指那天胡兆明做东举办的筹款会）负责呢？我与潘心武无关，所以第一项（串谋欺诈罪）被打掉了。”
“我不想给人软弱的形象”
量刑那天，侯佳在法庭上发言，她边哭边念事先写好的发言稿，声音充满了控诉，在场很多人都流下眼泪。
侯佳说：“我很害怕自己会哭，我不想给别人软弱的形象，判决下来我都没哭，因为我没做错；但宣判那天来了很多人，压力很大。”
侯佳说，当时她多次抬起头跟法官目光接触，“他非常真诚地在听我讲话，这算是我为自己做最后的争取，我用我真诚的感情与法官讲话，我放了很多感情进去，没有发生的事情不能冤枉我。”
被捕前正在准备入籍
侯佳不是美国公民，她差点要被递解出境，如果判刑一年以上的话。
侯佳说，被捕那天，她就知道有可能被递解出境，那是最糟糕的结果。她11岁来美国，至今没有入籍，她解释说，一直没去想这件事情，以为有绿卡回中国很方便。其实2011年9月她正在准备申请入籍，已经填好表格，签了名，还需找护照找出每次出入境的时间，就差那么一项。碰巧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在调查“捐款门”，在索要一些资料，侯佳当时很忙，把入籍申请表放在抽屉里，入籍的事也就耽搁了。
“他们是冲着刘醇逸来的”
侯佳小时候在北京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祖孙之间感情很深。侯佳说，庭审期间她每天都把新闻报道发给爷爷奶奶看，但刚被捕时她还没决定要不要告诉他们，当时对发生的事情没有概念。
其实，FBI第一次到她家问话，爷爷奶奶也在场，那天侯佳到父母家吃饭，一进门大衣还没脱，FBI就进来了。爷爷觉得很奇怪，感到不祥之兆，爷爷问侯佳：“他们是不是在跟踪你？”侯佳回答说：“没事吧，问的问题都回答了。”
等到了适当的时机，侯佳对爷爷奶奶说：“FBI在调查我们团队，这件事很复杂很大，但不是冲着我来的，他们是冲着John（刘醇逸）来的，他们从我这边下手，并不是我做了什么。”
侯佳说，当时她先安抚爷爷奶奶，没关系，一切会OK。其实刚开始，她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当她告诉爷爷可能被递解出境时，他有些接受不了，觉得你们父女两代人付出那么多努力，现在一切都没了。
“你们为什么抓我？”
2012年2月28日，一大早FBI到家里把侯佳带走，她蓬头垢面，不能带手机，不能给父母打电话，她弟弟的朋友从NY1看到新闻记者会，弟弟打电话给父母，他们才知道侯佳被捕。“我被逮捕这件事最早是我弟弟得知的，I felt bad，”她说。
侯佳求一个探员把手机借她给父母打电话：“我非常淡定地说，我被FBI带走了，手机都没带在身上，所以你们找不到我，要等见到律师才能了解更多情况。”
侯佳说：“我当时一点都不害怕也不紧张；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我一直在那边想啊想，如果我偷了东西，警察来我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啊？我当时有很多How和很多Why。”
看到记者才意识到事情严重
过堂前侯佳跟律师见面了两分钟，起诉书上的法律概念，她根本不了解，回想当时她啼笑皆非地说：“他们说我wire fraud，我说我没汇过钱啊？难道他们指控我们汇钱给中国？”直到过了些天，见到后来的辩护律师，才开始真正地懂了。
过完堂准备走出法庭，律师对她说，外面有很多记者，侯佳想：“不可能，没人认识我！”果然，一群记者围过来，“看到那么多记者，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但她没有躲，慢慢地走，“我不想躲，我为什么要躲呢？”
每次出庭，侯佳都表现得很轻松。“第二天跟朋友一起看哪个报纸照片最好看，很轻松，不需要装，”她说。
“刘醇逸一直都相信我”
被捕后，出于法律考虑，侯佳跟以前的同事中断了联系。她说：“让我感动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同事说，Jenny（侯佳）你是不是做过那些事情，他们相信我，站在我这边。”
“（对刘醇逸）我很感谢他，他也相信我，他从来没问过我，Jenny，你到底做过什么，他一直都相信我，”侯佳说，“身边也有人说‘刘醇逸害了你’，我心里最清楚，我相信John的心是向着我的，他支持我，心疼我，这就是为什么他也很气愤，我不觉得这一切是他在作秀，我最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装不出来的。”
“我对自己信心太满了”
竞选团队只有侯佳一个人被起诉，她觉得，“没有不公平，财务长只有我一人，我也想得很明白，在钱的事情上如果他们要找一个人来担当，就是我，是我的名字在财务长位置上，自然由我承担责任。”
有没有后悔当了财务长？侯佳说，“不会想应不应该接那份工作，我的确缺乏经验，我就是对自己信心太满了，那时候我在主计长办公室已经工作了10个月，所有人都对我的工作非常肯定，我就认为我真是很强。”
“我5岁时第一次见到我爸”
1986年，侯佳刚出生父亲便来了美国，3岁时母亲也来了美国。5岁时，爷爷奶奶说应该上学之前见见父母，于是带着侯佳来纽约旅游。
侯佳对妈妈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但不认识爸爸，她回忆起父母来接机：“他们带了很多朋友，很隆重，我妈穿呢大衣，我爸穿西装，买了个很大的白色娃娃给我，一群叔叔，有6、7人，我觉得我爸是叔叔中的一个。”
在纽约呆了3个月，侯佳跟父母始终比较拘束，“跟他们玩可以，但不跟他们一起睡觉，他们挺难过的，从那时候我就不跟他们表达感情，他们带我去迪斯尼我很开心，给我买玩具，买漂亮衣服，但我一直没表达，比如‘妈妈我不想走’之类的话。”可是等到要回中国，侯佳在机场突然哭得撕心裂肺，在飞机上不吃饭表示抗议。
她说：“我的坚强，不知道是不是跟小时候没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有关；我可以跟很多人交朋友，这点像我爸，我很认真，这点像我妈。”
看弟弟求情信“从头哭到尾”
侯佳有一个小7岁的弟弟，读弟弟写给法官的求情信，她从头哭到尾。他们姐弟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像女的，我像男的，我很独立，他很依赖我。那封信，我催了3个月，他一直拖，就好像明天要交作业了，才写。我说，如果因为你没为我写信我被法官重判了，你会后悔的！”
弟弟在信中回忆姐姐给他买的乐队CD，仿照儿童书上给他做的汤，指导他功课，帮他买衣服，“坦白地说，我青少年时代的衣服都是Jenny买的”，“Jenny是一个终极奉献者”。
侯佳说，很多事情她都不记得，当时她举手之劳的事情，弟弟竟然记得很清楚。一家人经历过这场风波，弟弟成熟了很多，对事物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很为我自豪，也喜欢看我的新闻，觉得我挺酷的，”侯佳说。
“这些经历会成为我的财富”
对于卷入“捐款门”，侯佳说，“我觉得没什么好后悔的，这些经历会成为我的财富，其他人遇到很小的挫折，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这么坚强，以后对待什么困难都会很坦然。”
如果上诉失败，她也接受这个失败：“现在不想让自己去想失败，我一向都把最坏的想到，然后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还会呼吁大家投票”
今后还会不会为刘醇逸工作？侯佳说，“John有他的fight，我有我的fight，我的legal fight。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将来会做什么，要看上诉的结果，现在规划还有些早。”但她自己绝对不会竞选公职，她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野心和兴趣。当时接了这份工作，她心里跟自己承诺，帮刘醇逸选上市长后就离开竞选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很多个人付出。她对社会服务感兴趣，比如非牟利机构的工作，“真正让我开心的事情是帮助别人，”她说。
侯佳说，她还会呼吁大家投票，社区不能因为这件事打击了参政热情，这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年轻人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不敢参政了。
“陌生人为我祝福”
侯佳说，在大街上会遇到陌生人，他们会认出我，为我祝福，我感到很荣幸，他们不认识我，但愿意相信我的清白。
以前是工作狂，很少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现在侯佳在父母公司上班，每天都能见到父母，家人关系也更密切。很多朋友，因为关注她而聚到一起，让她重拾起往昔的友谊。
这场风波没有把她击垮，侯佳乐观地说：“我干嘛要为别人干的蠢事伤害自己呢！？”
来源：纽约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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