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国，短暂的辉煌后，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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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34篇文章。
吞并南宋的蒙古兵团并没放弃继续征服世界的步伐，但是，强大的军团在征服日本、安南、爪哇这样的小国时，却屡受挫折，终于终止征战的步伐。
同时，它虽然占领了中国本土，并建立了大元帝国，但却并不能征服汉民族的心，终于在汉族人民不断地反抗下，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一、元政府的建立
南宋帝国灭亡，使尘埃落定。
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扩张完成。这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在当时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采取地方分权制度，把疆域划分为下表所列的六个子国，平等的并列于最高元首——大汗之下。
吐蕃宗教国，是我们姑且加给它的名称。它本是一个王国，并以强大的武力于第七第八两世纪，使唐政府焦头烂额。九世纪之后，政府瓦解，分散为无数部落。但大唐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努力推广的佛教，已深入人心。经过一番传说不一的演变，吐蕃人民的信仰归向于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密宗，也称喇嘛教。又因僧侣都穿红色袈裟，所以也称红教。有名望而又有统御力的一位高僧，被尊为法王。喇嘛教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天主教一样，法王就是教皇。蒙古大汗在征服了吐蕃之后，即接受了喇嘛教，并册封法王巴思八当蒙古帝国的国师。国师除了为国祈福外，仍兼任吐蕃地区政教合一的元首。巴思八是一位聪明睿智的高僧，他曾为蒙古制定文字。
1271年，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把原来属于西夏帝国、金帝国、宋帝国、大理帝国，四国的土地和蒙古本土，合并组成一个元帝国——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称之为元王朝，由大汗兼任皇帝（蒙古人了解汉人习惯皇帝，不习惯可汗）。中央政府完全仿效金帝国的组织，所以也属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只有一点不同，即传统上占重要位置的尚书省和门下省，从金帝国时就不再设立，元政府亦然。不过元政府要同时充当蒙占帝国政府，所以组织复杂繁琐，十分庞大。各官署的首长，有时竟达十数人之多。但它的中枢机构，只有三个，我们用下列表格说明：
换一句好理解的话，元帝国只是蒙古帝国大汗的直辖殖民地，在这个直辖殖民地上，划分为十一个行政地区，它们的名称列于下表。所在的位置和辖区，跟现代的行政地区相近。
“行中书省”本是官署名称，即中书省的支部或分部，也就是现代的省政府。每一个行中书省，都有一定的管辖区域。但久而久之，行省的意义，除了偶尔指官署外，大多数都指所辖的地区。——十四世纪明王朝时，作为官署的“省”（省政府）取消，改称“布政司”，但作为地区的“省”仍在，一直沿用到今天。
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代和辽、金帝国时代，汉人也曾被异民族统治过，但整个汉民族全部沦落到异民族之下，现在却是第一次。
元政府把帝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当然是蒙古人，他们是天之骄子，充任各级政府的首长。第二等是中亚人（色目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所以也称回回；当亡国奴较早（像花刺子模王国），也较能得到主子信任。第三等人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淮河以北）的中国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淮河以南）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却最低贱。
元政府更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人民，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吏佐，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技术人员）；八、娼（娼妓）；九、儒（儒家·道学家）；十、丐（乞丐）。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道学家知识分子士大夫，在蒙古人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比儒家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臭老九”成为知识分子的蔑称也来源于此。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
二、蒙古兵团的最后五次征伐
侵略扩张是没有终点的，永远不会自动停止。
蒙古帝国并不因已获有广大领土而满足，灭掉宋帝国后，大汗忽必烈又列出一张狩猎名单，名单上是一些还没有完全降服的邻邦。干是，就在十三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他共发动了五次征伐：1、征日本；2、征缅甸；3、征占城；4、征安南；5、征爪哇。
不过忽必烈并没有动员蒙古帝国全部力量，而仅由直辖国之一的元帝国担任主角。
蒙古帝国于1259年完全征服高丽王国后，听说在更东方的大海上，还有一个日本帝国，便于1266年，派遣使节前往招降。日本当时是龟山天皇在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蒙古帝国这回事。对这种来历不明的使节，自然不予理会。这种冷淡态度，引起两次无妄的灾难：
第一次，1274年，元兵团1.5万人，在蒙古大将忻都、高丽大将洪茶丘率领下，乘战舰900艘，从朝鲜半岛合浦港出发，攻陷对马岛，在日本肥前沿海登陆。日本集结12万人抵抗，死伤惨重，但坚守不退。后来元兵团的箭用尽，无法补充，只好撤回。
七年后的1281年，即南宋帝国亡后第三年，大汗忽必烈在高丽王国首都开京（朝鲜开城）设征东司令部（征东行省），由蒙古大将阿刺罕担任总司令（行省右丞相）、汉人大将范文虎担任副总司令（行省右丞），分南北两路，在对马岛上会师。
会师之后，阿刺罕逝世。大汗忽必烈命副宰相（中书省右丞）阿塔海前往接替。可是范文虎企图由他来完成这件英雄事业，没有等阿塔海到达，即行进军，在日本平壶岛（长崎北）登陆。战舰4400艘，漫天遍海，旌旗蔽日。
日本第一次面对着这么强大的敌人，全国震怖，自知不能抵抗，唯有奔走呼号，祈祷上苍拯救。这时候是阴历七月，正逢西南太平洋上台风季节。内陆人民不可能了解台风所带来的可怕破坏力，即令今天，几十万吨以上的船舰，得到台风消息，都要躲避。
当日本慌张失措，朝不保夕之际，台风适时而至。八月一日，突然间海上风浪大作，暴雨倾盆，4400艘战舰在怒风骇浪中，四处飘散，像鸭蛋壳一样，互相被撞击粉碎，或被波涛吞噬，几乎全部沉没。战士尸体，漂满海面。军储粮秣以及弓箭武器，都在舰上，也全部丧失。
这次台风历时四天，八月五日，好不容易风雨停住，范文虎发现他已无法收拾这个残局，就把已经登陆驻扎在五龙山下的近十万人的部属，全部遗弃。自己和一批高级将领，乘上残余的几艘战舰，悄悄逃走。十万登陆五龙山的部队，当发觉被他们的统帅遗弃时，好像被遗弃的孤儿，相对大哭。但他们立即组织起来，推举一位张百户（营长阶级）当司令官，伐木作舟，准备逃回。但时间已不许可，八月七日，日本反攻，登陆五龙山部队奋战两昼夜，箭已射尽，粮也食尽，结果是六七万人被杀，未死的二三万人，于八月九日被日军驱到八角岛，凡蒙古人、高丽人、中国北方人（汉人），全部处斩。只留下中国南方人（南人），日本称为“唐人”的，免死，充作奴隶。
登陆五龙山的十万部队，只有三个幸运儿逃掉，分别偷乘破烂的渔舟，漂回中国。然而，最悲惨的是，这件全军覆没的悲剧，竟没有引起责任问题。范文虎向忽必烈报告说：“我们到了日本，正准备攻击太宰府时，不料暴风把船摧毁。我们仍然照原计划行事，可是某将领某将领（这些人都被遗弃在五龙山下，死无对证），不听指挥，率军先退，大军只好跟随。全体战士于回到合浦港后解散，已各回本乡。”
忽必烈相信他的话，逃回的三个人虽拆穿了他的谎言，死难者的家属虽向政府申诉，但这声音是太微弱了，忽必烈根本听不到，蒙古帝国高阶层已开始腐烂。
——这一台风拯救了日本，日本感谢它，称它为“神风”。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组织自杀飞机，即称“神风特攻队”，希望神风第二次降临。结果虽然失望，但可看出这次台风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检查蒙古帝国东征失败的原因，我们认为可归纳为三项：1、将领们统大军渡海作战，却没有一个人对海洋气候了解；2、任用渣滓范文虎当统帅；3、在出发时，忽必烈拒绝配备马匹和回回炮，否则前期登陆五龙山的部队可能在巨炮掩护下，支持到撤退使用的新舰造成。
东征失败后第三年（1283），蒙古帝国的使节被缅甸王国驱逐，遂向缅甸攻击，继续作战六年，到1289年，缅甸始告屈服，降为臣属。
而在进攻缅甸王国的前一年（1282），占城王国（越南南部地区）囚禁蒙古帝国的使节，元兵团在蒙古大将唆都率领下，乘战舰一千艘，由广州出发攻击。占城王国坚壁清野，退人丛林山谷。元兵团攻陷它的首都，但归路和粮道却被切断，狼狈撤退，几乎全被歼灭。
1284年，蒙古帝国向安南王国（越南北部地区）借路，计划纵穿安南，从陆道进攻占城。安南王国拒绝，它不敢冒这个险。忽必烈命他的儿子脱欢当总司令，攻击安南王国。安南是热带地方，森林连旦，密不见天日，又有地区性的瘴气恶雾，以及北方战士从没有见过的毒蛇猛兽和致使的蚊虫蚂蝗。元兵团首先发生瘟疫，又加上安南军不断伏击，以致死伤狼藉，大败而还。
三年后（1287），脱欢亲王对安南王国作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攻陷安南首都螺城（越南河内）。但安南军切断元兵团的粮道，节节反攻。元兵团只好放弃螺城，且战且退，沿途毒蛇毒箭，雨一般落下，战士将领，死亡殆尽，脱欢亲王只剩下一条性命逃归。
不过，安南国王陈日烜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绝不能长期触怒这个庞大的邻邦，仍然派遣使节到大都（北京），献出用黄金铸成的自己的跪像，代替自己谢罪。占城王国也明智地请求和解，它也不愿作为北方巨怪的长期敌人。
蒙古帝国最后一次扩张，是远征爪哇王国（印尼爪哇岛）。爪哇王国不过一个小岛，比日本还要小而且还要远。但蒙古使节也到了那里招降，结果爪哇国王在他脸上刺字后赶走，以表示对蒙古的轻蔑。1292年，元兵团二万人，战舰500艘，在蒙古大将亦黑迷失、汉人大将史粥率领下，从泉州（福建泉州）出发，越洋攻击，次年登陆爪哇岛。恰巧遇上爪哇国王被他的邻邦葛郎国王所杀。爪哇国王的女婿土罕必阇耶是一个有谋略的领袖人物，他投降元兵团，引导大军击灭葛郎王国。然后，他再对元兵团发动奇袭，元兵团大败，勉强撤回泉州。此役共三千余人葬身在那个荒岛。
征爪哇失败之后，蒙古帝国那种像着了魔似的扩张狂，终于停止。热带土地是他们所不了解的，变化莫测的海洋他们也无法克服。从1206年铁木真建立帝国，就一天都不停地对外侵略，到1293年爪哇兵败，为时88年。蒙古人的扩张力量竟持续如此之久，使人叹为观止，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如此。
三、中国的都市
蒙古帝国对外不断战争，并没有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自然成长。又因整个欧亚地区处于大汗一人统治之下，交通和贸易，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市蓬勃，更超过八世纪唐王朝时代。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处（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各子国之间的贸易，则依靠车马。自东方的山东半岛，到西方的乌克兰平原，都有广阔和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以及旅馆。又有公路巡逻队（巡防弓手），以保护商旅安全。在这种情形下，都市的繁荣，每日都在增加。我们可借十三世纪在欧洲出版的一本书，对当时的中国都市，作一鸟瞰。
这本书的作者是欧洲威尼斯王国的商人马可波罗，他于1275年随父亲来到中国，17年后的1292年，离中国西返，而于1295年回到故乡。回乡后第三年（1298），威尼斯王国跟热那亚王国开战（这两个王国的首都，现在同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城市），马可波罗担任一艘战舰的舰长，战败被俘，囚禁在热那亚监狱。就在监狱中，他口述他在中国的见闻给他的同牢朋友，由朋友把它写下来，即我们将行引用，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如果不是这本书，他已与草木同朽。这本游记跟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词句一样，以后“白祸”的兴趣，欧洲探险家相信向西方一直航行，一定可以到达遍地黄金的大汗的国土，受这本书的诱惑很大。
我们摘录一段他对杭州的描写，以了解当时中国商业都市的规模。杭州是宋帝国政府南迁后的首都，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100万以上的人口。马可波罗的生动报道，使我们回到十三世纪，置身于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连接运河两岸主要街道所架的桥，都有高级的建筑技术，使桥身高拱，以便竖有很高桅杆的船只可以从下面顺利通过。高拱的桥身并不妨碍马车通行，因为桥面在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垫高。它的坡度逐渐上升，一直升到拱桥的顶点。
杭州城内有十个巨大的广场和市场，街道两旁的商店，不计其数。每一个广场的长度都在一公里左右，广场对面则是主要街道，宽四十步，从城的这一端直通到城的那一端。运河跟一条主要街道平行，河岸上有庞大的用巨石建筑的货栈，存放着从印度或其他地方来的商人们所带的货物。这些外国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到就近的市场上交易。一星期中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个市场在这三天交易的日子里，总有四万人到五万人参加。
杭州街道全铺着石板或方砖，主要道路的两侧，各有十步宽的距离，用石板或方砖铺成，但中间却铺着小鹅卵石。阴沟纵横，使雨水得以流入运河。街道上始终非常清洁干燥，在这些小鹅卵石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样地，不停奔驰。马车是长方形的，上面有篷盖，更有丝织的窗帘和丝织的坐垫，可以容纳六个人。
从26公里外的内海所捕获的鱼虾，每天被送到杭州。当你看到那庞大的鱼虾数量，你会想到怎么能卖完。可是，不到几小时光景，就被抢购一空，因为杭州的居民实在太多。
通往市场的街道都很繁华，有些市场还设有相当多的冷水浴室，有男女侍者分别担任招待。杭州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用冷水沐浴。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认为冷水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热水浴室，不过专供外国人使用，因为外国人不能忍受那冰一样的冷水。杭州市民每天都要沐浴，沐浴的时间，大都在晚饭之前。
另外还有艺妓区，艺妓之多，使我吃惊。她们衣服华丽，粉香扑鼻。艺妓馆设备豪华，并有许多女仆侍候她们。另外一个区域，则住着医生和卜卦算命的星象家。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胜衣。她们的服装都很讲究，除了衣服是绸缎做的外，还佩带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
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欧洲人一直到十三世纪，还不知道沐浴（至少也不普遍），所以马可波罗对中国人天天沐浴，特别强调。二是绸缎，这是欧洲人非常羡慕的贵重奢侈品，而中国人竟很多人使用，所以使马可波罗惊奇不止。
四、元曲
蒙古帝国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摒弃，固然使知识分子难堪，却也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即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继续板着道学面孔。
儒家学派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对知识分子也就立即失去控制力量。知识分子再没有柳永“奉旨填词”的顾虑和史达祖脸上刺字的危险。因之在性灵上获得释放，呈现元曲时代。
元曲是戏剧文学部分，也是“词”的一种蜕变进步。中国戏剧一直是民间的艺术，知识分子被蒙古驱出统治阶层之后，才向这方面发展，开始写作片段的唱词或整出的剧本，统称为“曲”，因为它在蒙古帝国子国之一的元帝国时期的成就最为辉煌灿烂，所以称为“元曲”。
曲分为两种：一种称“散曲”，即没有对白的纯唱词，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歌曲；一种称“传奇”，即有对白的唱词，能够大规模在舞台上演出。
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泼，意境的超越，想象力的丰富，从前任何作品都很难望其项背。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正常发展后，创造力极为兴旺。他们嘲弄帝王将相，调侃圣贤，歌颂爱情。很少有圣人系统的意识形态，大多数被真实感情充满。这是自西汉公元前二世纪政治力量独尊儒家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现象。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实甫《西厢记》，写张君瑞和崔莺莺自由恋爱的故事。关汉卿《窦娥冤》，写少妇窦娥死于冤狱的故事。马致远《汉宫秋》，写西汉王朝皇帝刘奭跟宫女王昭君的故事。白朴《梧桐雨》，写唐王朝皇帝李隆基跟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施惠《拜月亭》，写一对夫妇在战乱中逃散而又团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记》，写一个人弃妻再娶，前妻千里寻夫的故事。
我们无法详细介绍上述的作品，它们属于传奇之类，每一部作品都是数百页的巨著。现在介绍一首散曲，作为元曲的代表，使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其中方括弧中是曲牌名，舞台上演出时演奏的音乐谱调，圆括弧中是简单的注释。
这首散曲，是马致远的《借马》：
[耍孩儿]近来时买了匹蒲梢骑（蒲梢，十三世纪时方言，谓马），性命般看承爱惜。一夜间上草料数十番，喂饲得腰腿胖肥（膘，马的胸肋肌肉）。但有些秽污早忙刷洗，微有些辛苦便下骑。竟有一种无知辈，出言要借，对面难推。
[七煞]懒洋洋牵下槽，意迟迟背后随，气忿忿懒把鞍来备。我沉吟了半晌语不语（晌，片时之意），不晓得那浑人知不知。他也不是不精细，常言说，他人弓莫挽，他人马休骑。
[六煞]不骑时啊，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面平处骑，将青春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把那背上的马鞍款款移。勤觑着鞍和辔，牢踏着宝镫，前口儿（马口中衔勒）休提。
[五煞]饥时节，喂些草。渴时节，饮些水。挨着皮肤的马鞍休使尘毡屈（不要压得太重以致鞍上毡毛为之弯曲），三山骨（马尾骨）休使鞭来打，砖瓦上休教稳着蹄（不要在碎瓦碎砖上久站，以免伤足）。一句话你仔细的记，饱时休走，饮了休驰。
[煞]抛粪（大便）时教干处抛，撒尿时教净处（清洁）尿，拴时节拣个牢固桩橛上系。路途上休要踏砖块，过水处莫教践污泥。这马知人意，似云长赤兔，如项王乌骓（云长，三国时代名将关羽别号，战马名赤兔。项王，西楚国工项羽，战马名乌骓。二马皆历史上的名马，用以描写马主心理状态）。
[三煞]有汗时休去檐下控（以免风吹生病），洗马时休教浸着颐（颐，面颊），软煮草料煎底细。上坡时务把身来耸，下坡时休教走得疾。莫道人恁般琐碎，休教鞭着xx眼，休教鞭擦着毛衣。
[二煞]不借时恶了兄弟，不借时反了面皮。马儿行嘱咐叮咛记，紧防店户将他打，刷子去掉硬毛不可疑。只叹的一声长吁气，哀哀怨怨，切切悲悲。
[一煞]早晨间借与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门专等来家内。柔肠寸寸因你断，侧耳频频听你嘶。道一声好去，早两泪双垂。
[尾]没道理，没道理。忒下的（心狠手辣之意），忒下的。刚才说的一些话君专记。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
——马主人又怨又恨，又不得不借，致愁肠百结，淋漓无遗。我们用现代人不得不把心爱的自用新汽车，借给妻子的莽撞弟弟时的心理反应去推测，会钦佩作者的观察入微。然而主要还是它所显示的幽默情调，在唠唠叨叨，一阵又一阵之后，还拍胸脯说：“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而幽默，正是酱缸中最缺少的东西。
五、对汉人的残酷统治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汉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
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从心底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1024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
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
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1286年，为了第二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元政府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
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
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十三世纪元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十四世纪元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人超过忠于汉人。
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十四世纪初的1303年，第八任大汗铁穆耳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18473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
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所占领汉地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汉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220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十三世纪七十年代，几乎增加100倍，这都出在汉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南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5口计，一次就得到50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自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也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
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50万户农民（约250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
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海山继承汗位的第二年，即1308年，便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咒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
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
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
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六、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汉人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十三世纪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200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300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1344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600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1351年，征调民夫17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17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
红巾，跟二世纪东汉末年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1351），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政权，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1355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汉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汉区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十三世纪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
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1358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
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50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妥灌帖睦尔，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
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
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280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
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七、明王朝兴起
对蒙古帝国最后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国。
朱元璋是韩宋帝国的将领之一，他生于一个极度贫苦的家庭，父母双双死于瘟疫，他以一个孤儿，投入他故乡钟离（壕州·安徽凤阳）皇觉寺当小和尚，供大和尚当役使。然而遍地混战又把庙院毁掉，他只好铤而走险，去当“盗匪”，投奔变民领袖郭子兴。郭子兴欣赏他的才干，把干女儿马氏嫁给他，用他作自己的卫士，以后又任命他当军官，逐渐擢升到重要地位。
韩宋帝国建立后，郭子兴这支武装力量即行归附。郭子兴不久逝世，韩宋政府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当司令官（都元帅），朱元璋当副司令官（副都元帅），渡长江南征。
朱元璋这时野心勃勃，决定排除他的恩主之子。在进攻集庆（江苏南京）时，朱元璋的好友陈野先叛变，把郭天叙杀掉。然后朱元璋再把陈野先杀掉。韩宋政府无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长（江南行省平章事）。
朱元璋攻陷集庆（江苏南京）后，改名应天，即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全国都在跟蒙古人苦斗，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战目标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的其他抗暴力量。
当韩宋帝国三路出兵向蒙古人发起总攻的时候，朱元璋却在南方扩张——表面上看起来是韩宋帝国在扩张。
就在同时，立国十年的变民政权天完帝国内乱。1360年，宰相陈友谅政变，把皇帝徐寿辉杀掉。陈友谅上台，改称陈汉帝国，建都武昌（湖北武汉）。驻扎在成都的天完大将明玉珍得到消息，宣布独立，于1362年，迁驻重庆，建立明夏帝国。
至于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战死。而张士诚和方国珍，在接受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实际上仍保持自己独立王国的割据局面。
经过31年的改朝换代混战，胜利最后属于朱元璋。
1363年，朱元璋跟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陈友谅的运气太坏，当战斗正酣时，他从船舱中偶尔探头出来，竟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年幼，不能统率他的部队，于第二年投降朱元璋。陈汉帝国立国5年而亡。
1366年，韩宋帝国受到张士诚的攻击，宰相刘福通战死，皇帝韩林儿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请求迁都到他所控制下的应天（江苏南京），并派军队前往奉迎。一切仪式都十分隆重，充分显示一个将领对皇家的忠贞。然而，到了瓜步镇（江苏六合），登上长江的龙舟之后，奉迎的军队却把韩林儿推入长江溺死。韩宋帝国立国12年而亡，它像蜡烛一样，毁灭了自己而照亮别人。
朱元璋夺取了宝座后，于1368年即位，建立明王朝。——这是一个长命政权，长达276年，如果算上南明残留政权，更长达294年。
在之前一年，即1367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被擒，送往应天，自缢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团攻入浙江，方国珍投降。
1368年，距刘福通集结黄河劳工，反抗蒙古暴政已17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对蒙古帝国。不过这时的蒙古，已不是17年前的蒙古了，墙基已空。朱元璋兵团在大将徐达率领下北伐，进抵通州（北京通县），距大都（北京）20公里。蒙古大汗妥灌帖睦尔再度手足失措，拒绝任何固守决战的建议，带着妻子儿女和亲信大臣，向他祖先铁木真、忽必烈所来自的北方沙漠逃走。
徐达比毛贵幸运，他轻而易举地克复大都（北京）。
1371年，朱元璋兵团攻入四川，明夏帝国立国10年而亡。
1381年，蒙古人在中国版图上最后一块领土云南，被朱元璋兵团夺取，镇守云南的亲王把匝刺瓦尔密，在逃亡途中自杀。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国本土，回到他们原来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们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和子国之一的元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山摇地动般扩张征服的帝国勋业，成为过去，只遗留下片断的历史陈迹。
——蒙古帝国自1264年，迁都大都（北京），到1381年云南陷落，统治中国共118年，作了118年汉人的奴隶总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国的疆域，只漠北地区不包括在内，那里是蒙古帝国本土。明政府把全国划为下列的十五个行政区域：
起初，明王朝首都设在应天（江苏南京）。1421年，在明成祖朱棣的强势推动下，迁都蒙古帝国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将应天改作南京，而将北平改名顺天，作为北京。关于大明帝国的那些事，我们下篇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