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海500年：中国海洋大国的没落与崛起（深度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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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远方（微信公号大众收藏专栏作家）点击查看：01、盘古开天辟地到慈禧败光大清，系统了解中国史 02、美国的控欧镇德遏俄大战略布局 03、得海峡者得天下 04、朱棣时代
今日之中国早已非昨日之中国！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背后是实力的支撑！
当然，要想细究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才能更为清晰。
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失海史。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也即是说，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因此，中国近代史，就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其中，1511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年份。
可以说，自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是这里的宗主国。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
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300年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一则数据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中国大陆至少遭受了世界列强479次的入侵，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还有港湾岛屿，更是屡遭外强蹂躏。
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挫折是成长的代价，失败是前进的动力。在历史的汪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永远保持一帆风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换一种思维，也是一部重新走向海洋的历史。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海洋，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我们的蓝色领土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而这种转变，至今仍在延续——中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且必须是理念上的，而不仅仅是国力上的。
不错，在失海500年后，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中国又回来了！
1，海洋帝国的崛起
沉没在海底的南宋商船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睡狮的最南端是一片蓝色。那是南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大国思维》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是的，菲律宾紧邻中国的蓝色领土，离中国的黄岩岛只有约100海里的距离。而在历史上，最迟自宋元以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是多个朝代的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虽然华夏文明一直多以土为尊，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
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及至唐初，经白村江海战，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而至宋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繁荣一时。
开封，北宋的都城。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为摆脱“内忧外患”，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为此，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然而，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了——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南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结果显而易见，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当金军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又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再之后，金朝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
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 32 46811 32 15288 0 0 1155 0 0:00:40 0:00:13 0:00:27 3370 32 46811 32 15288 0 0 1062 0 0:00:44 0:00:14 0:00:30 3258 32 46811 32 15288 0 0 946 0 0:00:49 0:00:16 0:00:33 2763 32 46811 32 15288 0 0 891 0 0:00:52 0:00:17 0:00:35 2618要来源。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大船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指南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凭借无可比拟的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甚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而随后更加强大的元朝最终征服南宋，也是靠强大的水军。
灭南宋，只是元朝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已经将元朝建造成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如何联通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呢？最初的路线就是骑兵的行军路线，但是，不久人们发现，虽然军队可以依靠战马在陆上快速穿梭，但数量巨大的货物还是以水运为便。1279年，元朝在全国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台，最北的测点接近北极圈，而最南的测点在中国南海。同时，在元朝，隋唐以来利用大运河运送漕粮的方式，改由海运完成。
海运漕粮，只是元朝海上事业很小的一部分。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公元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有幸目睹了帝国强盛的海上事业，并写就了众所周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200年后的1492年8月3日，又一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航海家率领3艘船，踏上了前往寻找中国的航程，他的名字叫哥伦布。在随身行囊中，哥伦布携带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在《元史新编》中，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指出：“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
来自草原腹地，但不仅不排斥海洋，反而努力沟通陆地和海洋，这是元代世界观的基本特征。通过海洋，世界被连成一体。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权，而公平的自由贸易是第一原则。相比之下，后来崛起于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显得是那样的狭小和局限。
2，1433年：中国海权的拐点
郑和（1371年－1433年）画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明朝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断送了中国强大的海权。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延续唐、宋、元各朝鼓励远洋贸易的策略，而是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与他的起家有关。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是开国之初，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不仅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好在出了一位“逆子”朱棣。公元1403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个国家派出使节。他修订了父亲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性律令，并解除了对胡椒等舶来品的进口限制。朱棣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从侄子手里夺下江山的皇帝，依旧不敢碰“开国禁海”这条祖宗旧制，坚持限制民间出海，同时用官营的船队垄断了海洋贸易——最重要的是，皇帝“部分开海”的主要目的为宣威，而非盈利。
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几个月后，郑和命令船队在距离卡里卡特5海里的洋面上抛锚。卡里卡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古里。它是郑和首航的目的地。
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地传递到317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万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媲美。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
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
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但是，随着公元1424年7月，64岁的朱棣病逝在远征蒙古的归途中，反对“下西洋”劳民伤财，继续遵循“开国禁海”这条祖宗旧制的声音开始高涨起来。
郑和下西洋，跟纪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他们对国家贡献和东西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朱棣逝世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朱高炽左右那批儒家的理学大亨，把下西洋当作老爹的暴政之一，下令停止，甚至把一些重要档案都加以销毁，以防后来再有英雄人物效法。
六年后，因朝贡的国家减少，当时的皇帝朱瞻基（朱高炽的儿子），命郑和做第七次出航，也是最后一次出航。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最后一次来到马六甲。七次下西洋，他六次造访这里。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在朱棣登基的当年，也就是1403年10月，就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并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很快，历史的车轮驶到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但是，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这一年，则可能得到另外一个答案。比如郑和之死。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他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
这年八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自此，明王朝再也没有派船远洋航行。民族国家与海洋权益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帝国对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诚如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所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但这支没有对手的水师却不可逆转地选择了自杀，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值得深思的是：当中国人“像村庄一样巨大”的宝船一天天从大海上消失之际，欧洲航海家们却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同样是在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69年后（1502），葡萄牙王国舰队司令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攻陷印度半岛南部的加里库特城（即中国所称的古里，今卡利卡特市），征服锡兰山王国，自称印度总督。随后，盛极一时的马六甲，引起了这个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终于，在1511年，这个大明王朝的藩属国被葡萄牙人攻陷。——假如中国能保持郑和的成果，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势将提前在海上接触，其影响必深而且远。
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失去了马六甲的明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再也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台湾学者张存武曾说过，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而当时名义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同样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表现出无动于衷。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除了一再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外，再也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在曾经强盛一世的海军“自杀”后，大明也就没有了驰救马六甲王国的能力。
而拥有了在马六甲，葡人看到了前进东方的希望，也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灿烂”的历史。此后一个多世纪，依靠海上霸权，这个只有20万平方公里土地、230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1512年，征服马六甲的葡人收买了5位中国船主，开始策划赴中国的计划。1517年，葡人正式达到中国东南沿海。1557年，他们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也就是澳门。
但专制的王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崛起，从而注定了葡萄牙盛极而衰的命运。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1641年，马六甲落入新任海上霸主荷兰的手中，继而对中国台湾进行了侵略。
福之祸之所伏，也许是荷兰的发展太过顺畅了，以至于无法适应18世纪的商业革命，很快又给“后起之秀”英国替代。1824年，英国正式“掌控”了马六甲，从此打通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可“东进”亦可“西退”的绝对海上通道，一度主导了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海区域在内的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
3，强敌来自海上
郑成功塑像
随着郑和的去世，明政府重新关闭海洋的大门。不过，政府方面有组织的航海事业虽然中止，民间并没有中止。反而由于郑和一连七次强大的海上武力展示，使民间的海上活动加强。尤其沿海一带居民，广州、泉州、潮州、漳州、以及客家人，大批地私自闯关，涌向海外，迁移到南中国海各国，使原来已有中国人的地方更为繁盛，而一些荒野也由中国人开垦，成为良田。
在郑和去世200年后的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受来自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
它的指挥者是一个几乎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明隆庆元年，即1566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每年约有150艘帆船从这里领“引票”出海贸易。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中国海商所面临的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海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公元1646年，南明平国公郑芝龙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
5年后，郑芝龙被清廷处决。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7年之久的台湾。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662年6月23日，这位民族英雄就去世了，年仅38岁。3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
康熙皇帝闻讯，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能这样评价对手的，无疑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君主。实际上，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确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
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
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馈！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这一次，太平洋的海水，载着西方列强的军舰呼啸而来。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堂堂天朝，为数万里之外的蛮夷所败，一批有头脑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了中国海防所潜伏的危机。
1841年7月13日，正在浙江戴罪的林则徐，又将被发配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专程从扬州赶来相送。8月的一天，两人在镇江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翻译的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希望能尽快编撰成书。就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内，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用10年时间，编成了100卷的巨著《海国图志》，一反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宏大的海洋蓝图。魏源指出，国家应创设一支强大的近代海军；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动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事业。
50年后，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其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他认为海军就是为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并将海军舰队、商船队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归纳为“海权”的三大组成要素。“海权论”成为了美国海上力量崛起的基石，也成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行动纲领。直至今天，强大的海权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赞马汉是“美国生活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在邻国日本得到空前的重视。日本政府曾特别命令，将两书译本分发给陆军、海军、政治领袖和学校。据说，在甲午海战前，每位日本舰长都随身携带一本《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而从1854年到1856年，短短3年间，《海国图志》至少被翻印了21个版本。
但是，在大清朝，《海国图志》却一直束之高阁。直到1874年，连近邻日本也派兵登陆台湾，企图染指中国领土后，清政府才如梦方醒，匆忙筹建水师。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这时的清朝，虽已病入膏肓，但余威犹存。北洋水师的巡航范围除了中国沿海港口，还远航至今天韩国的仁川、釜山，俄国滨海，以及南洋群岛各地……稳稳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1890年4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6艘军舰出访新加坡，当地华侨无不雀跃。华侨报纸称：“盖10年前中国与今日之中国大有不同。……中国情形，先如睡而后如醒，整军经武，昼夜不遑。”其存心不是想结怨于人，或者夺人土地，“不过欲以自强起见，保护吾民耳”。
但是，没有观念的更新，只有坚船利炮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李鸿章所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在详细评估之后，认为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8，而日本海军则名列第16位。因此，当1894年，日本为控制黄海的制海权，主动向大清开战后，世界并不看好日本：如果日本海军是一支成熟的海军，决不会去挑战北洋水师，因为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而北洋水师如果是一支成熟的海军，也决不会畏惧联合舰队的挑战，因为同样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
当然，最后的战果众所周知，北洋水师惨败。失败原因可以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劝降书来窥一斑。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感到异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间迅速传递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海防、海权再次成为上下共同的目标。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这篇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 ，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6年，政务处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4，“郑和又回来了！”
2015年3月26日，中国海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暂时中止护航任务，赴也门分两批将571名中国公民和8名外籍人士安全撤离至吉布提。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就在夫人宋庆龄和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
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联想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是的，弱国无海权。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我南沙九岛！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
但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并且，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我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战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将之交还给中国。
中国开始了一步步收复海权的努力。1949年，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转向了海洋，他奋笔疾书：“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1958年9月4日清晨，万籁俱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在鸦片战争爆发118年后，中国人终于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权，屈辱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变得熟悉，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当2008年底，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出现在距离本土4400海里之遥的非洲之角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郑和又回来了！”
参考资料：大国思维、走向海洋、中国南海保卫史、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南海问题研究、南海诸岛历史大事记、清末海军史料 等
人类对海洋的四次分割
海洋二分法
15世纪至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于是海上的争夺便由此展开。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教谕，把全世界的海洋一分为二划分给西班牙和葡萄牙。1494年，西葡两国订立《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明确海洋分割事宜：大西洋的子午线为两国行使海洋权利的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控制，以东归葡萄牙控制。麦哲伦发现太平洋后，两国再次分割海洋，又于1529年订立《萨拉戈萨条约》。
现代海洋法观念出现
1609年，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荷兰法学家H·格劳秀斯发表了《海洋自由论》，他认为，海洋是自由的，不能成为财产权的客体。格劳秀斯的观点，遭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的攻击。到19世纪初，海洋自由论才得到广泛承认。但是领海距离有多远，却莫衷一是。1703年，荷兰学者宾刻舒克的《海洋领有论》出版，认为：“武 67 46811 67 31672 0 0 1743 0 0:00:26 0:00:18 0:00:08 5406 67 46811 67 31672 0 0 1692 0 0:00:27 0:00:18 0:00:09 2989的力量终止之处，即为陆地权力终止之处。”1782年，意大利学者F·加利亚尼提出大炮射程说，以当时大炮的射程距离为3海里以确定其领海范围。
200海里管辖权诞生
1945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大陆架公告，宣布“处于公海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受美国的管辖及控制”。从而把地质学上的大陆架概念引进了海洋法。美国国务院稍后又发表补充声明：大陆架为上覆水深600英尺的海床和底土。随后墨西哥、巴拿马、哥斯达黎加，以及一些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先后发表公告，提出200海里管辖权的主张。
联合国海洋法的诞生
1958年2月24日，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形成了四个公约，即《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和《捕鱼与养护公海生活资源公约》。1960年又召开了第二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专门讨论上次会议未解决的领海宽度和渔区问题，但未取得成果。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及洋底的原则宣言》，宣布国际海底区域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72年，非洲国家在拉美国家200海里海洋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要求通过新的海洋法公约，建立新的海洋法制度。1973年12月，召开了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会议于1982年12月结束，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
这个空间，对于刚刚面向海洋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莫大的财富，但也因诸多海岛遭人抢占而平遭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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