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很讽刺，文明始于奴役及不平等！（古代文明的起源及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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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读史缩编自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所著《全球通史》，为重读经典了解世界史的第3篇文章，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相关简读经典史书文章，欢迎关注。点击查看《柏杨版简读中国史》
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我们从前文中已知道，农业革命是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之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如果太空中的观察员将行星地球置于监视下，定期报道他所注意到的地球上的种种发展情况，他对农业的出现大概会作这样的描述：
迄今为止一直靠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生活的两足人类，现在开始精心地培育某些植物和畜养某些动物，来生产自己的食物。以这种新方式生活的一群群两足人类，其数量的增长是不均衡的。他们正在某些地方定居下来，在那里建造经久耐住的隐蔽所。通常几十个隐蔽所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特别适宜种植植物和畜养动物。
几千年后，我们想象中的这位观察员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富有进取心的人，有了完全新的发展，在他们中间出现了文明。对此，他大概会作这样的报道：
大多数两足人类仍在狩猎动物和采集食物，但是，种植农作物或饲养家畜的两足人类的百分比现正在迅速地上升。某些地区还有了值得注意的新发展；在那些地区，有一些很大的村落，村落的四周围着高墙，两足人类的成员长期地居住在这些村落里。其中有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从事任何职业的工作，而是劝诱或强迫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生产剩余粮食和手工艺品，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虽然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是却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过去任何人都没有享受过的。
如果这些有关人类活动情况的报道能继续进行数千年的话，那么不仅有关人类活动的性质方面的基本变化多半能得到描述，而且其活动范围方面的基本变化也将得到描述。因为文明的成就包括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转而又导致人类活动范围的相应扩大。食物采集者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狩猎场地，新石器时代农人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他们的村落附近，而文明人的活动范围则必须扩大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为了保护灌溉系统的水源，他们向上游地区扩展自己的控制范围；为了千方百计地获取建筑工人所需的木材，冶金家所需的铜和锡，工匠所需的金和银，他们向各地派出士兵和商人。
因此，古代文明与史前时期原始公社的情况不同，其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发源地附近，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展，直到最后把整片整片的大河流域，甚至流域周围出产种种原料的地区，也都包括进去。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的、被风乱吹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一年、十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
文明的性质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将文明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文明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各地各时期的文明的性质时，可用作一般的指南。
最终形成的不是同一种文明，而是“类型”极其多样的文明。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是与各特定的环境相适应的；因此，随着各环境中耕种和畜牧所居的地位的不同，随着各环境中栽培的植物和畜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也彼此显著地不同。现在，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文明由于各自发展时与世隔绝的程度不等而相应地不同。美洲的玛雅人文明、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因而，可以很清楚地将它们与欧亚大陆上较早形成的那些文明区别开来。
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独特性取决于各自的所在地与中东最早的文明中心地相隔之远近。中国与中东之间相隔一片辽阔的、荒漠的地区，并有大山作屏障，因此，从古代最早时候起直至今天，中国文明一直与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彼此相异。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首先要走向文明，尤其是考虑到实行平等主义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有许多方面是很吸引人的。现代马达加斯加岛的塔纳拉人的经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塔纳拉人只是最近才过渡到文明阶段，所以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能把他们的经历全都记载下来：
塔纳拉人在过渡到文明之前，是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种植早稻。第一年他们可以得到丰收，但从第二年起产量逐渐下降。因此，每当田地的肥力耗尽时，他们就得迁移，重建村庄。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这是个典型的实行平等主义的部落社会，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没有任何重大差别。
当有些家庭仿效东面的邻居改种水稻时，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这种新型的农业就由某些家庭单独经营。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重新分配。由于适合种水稻的田地很少，从前无阶级的塔纳拉社会现在分裂了：少数人成为土地所有者阶级，而绝大多数人则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更能生产粮食的土地。
当种植旱稻的农夫被迫定期地向新的地方迁移，而种植水稻的农夫仍留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时，这一阶级分裂更为明显了。战争也由于这种新型的经济而受到影响，那些长期定居的村民现在不惜花费时间，努力建造结构复杂的城堡，来阻挡传统的抢劫集团的侵扰；并致力于俘虏那些流民，把他们变成奴隶，因为奴隶正显示出一种新的重要性。
早先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经营农业时，奴隶派不上什么用处，但是现在，可以把奴隶派到田里，让他们一年到头地劳动。早先的民主也由新发展起来的社会取代了；在这新社会的顶端是专制国王，国王的下面是贵族，他们拥有国王分给他们的土地，然后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社会的最底层是奴隶，由战俘和他们的后代组成。最后，随着财产成为提高自我的唯一手段，逐渐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准则。
人类学者拉尔夫·林顿最后写道，“从塔纳拉村落到塔纳拉王国，中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在经常迁移、自给自足的塔纳拉村落，没有阶级，只有牢固的同堂家庭；而到了中央集权，臣民定居的塔纳拉王国，社会由于经济差别而分裂为阶级，门第有如礼仪，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当一步一步地追溯塔纳拉人的整个转变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可以发现，转变的每一步都是由种植水稻引起的。”
塔纳拉人的转变过程，只是公元前四千纪时瓦解中东的新石器时代的社会，最终导致城市革命和文明出现的那个转变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文明的出现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峦重叠。在那里，人们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在那里，人们现在又开始第二次伟大的冒险，他们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如：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中蕴藏了很大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一种挑战。最早的农人们以适应环境的非凡本领成功地响应了这一挑战。公元前四千纪时，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
在山峦重叠的高地种植农作物时，降雨量还勉强够，但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则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上，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夺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多样，而且，由于实行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又使更多的灌溉沟渠，更多的新农田，更多的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是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
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而冷却后，铜又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头。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接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地胜过石头。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头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的犁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很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时，还传入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已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最先使用的地点大概是波斯湾和尼罗河上。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的重大发明也是在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从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还很早就用于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使用，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朝敌人掷标枪，杀死敌人。轮子这一发明物也为和平时期服务，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为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的出现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
近来有不少人展开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一个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否先有了人的大脑，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那里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现在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这时，社会的成分已日益多样——宗教的显贵们对此曾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开始破坏宗教显贵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会混乱的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建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仅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冲材来自伊朗的和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
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
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市国家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的支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墓葬品的差别越来越大，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则更是差别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的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文明的传播
先是自治的农业村社，接着是祭司集团控制的小国，最后是由王朝统治的、具备一切文明特征的帝国——这就是以上所述的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
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那之后，便向四面八方传播。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的边缘地区时，欧亚中心地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
一般认为，美洲文明有如美洲农业，没有受到欧亚大陆的任何影响，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则是在向外传播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与其说是由于采纳了某些特定的技术和制度，毋宁说，是由于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则。有关文字的概念虽说取自苏美尔，但各自独特的文字系统却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渐形成的。国家组织、巨大建筑物，等等的发展情况也同样如此。
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具有共同的一般格局的各大文明，不过，它们各自仍显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或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是在长达数千年的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定形的，所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文明，都有独特的人生观和实践其人生观的生活方式。古人的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通过艺术、哲学、文学和法律表现出来时，亦呈现了各自的实质和特色。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如它们早先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就美索不达米亚来说，地理位置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里是指该地区易遭侵略这一点而言，因为该地区自古迄今的发展与一次又一次的外来侵略分不开。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的历史。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如其中的乌鲁克，占地1100英亩，人口约达五万。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不休；战争愈来愈专业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结果，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
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就是作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在历史上闻名。他以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个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阿卡德帝国在当时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但它的寿命短暂。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毁灭了阿卡德，使其从历史上消失。于是，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公元前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一批闪米特游牧民即阿莫里特人侵入两河流域，在他们著名的统治者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04－1662年）的率领下，经过长期征战，建立起巴比伦帝国。
我们以后还会看到，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阿莫里特人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入、罗马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
尽管这些帝国都可夸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实质上还是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城市是最基本单位，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城市被看作是属于主神的一个神圣的存在物。寺院和国王是当时最大的富豪，不过也有许多私人资本被投入土地、手工业、商业冒险和放债。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自行经营，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缴纳结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罗卜、葛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帐，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帐或记录。管理事项和帐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杆当笔，刻写在泥版上然后将泥版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称为楔形文字，显然不是为了智力活动才发明的；确切地说，这是经营管理时的一种工具。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困难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
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其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有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作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术家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札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不只充满灌溉沟渠，而且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
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方法是占星术，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星辰运行对人的命运是有影响的。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把它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它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人们的不安全感。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后来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法典的开头是汉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说，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的使命。
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300条左右，旨在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这部法典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2．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3．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
4．颁布许多"福利国家"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在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本城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如果是一条性命[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具有现代人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静止的观点。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埃及文明
第二个文明即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最早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的文明。一般认为，使这两个文明的所在地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那里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处在黎巴嫩，那里有埃及人需要 49 55541 49 27705 0 0 9285 0 0:00:05 0:00:02 0:00:03 9284的木材。在以后的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但是，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埃及文明反映了埃及人及其自然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
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无须应付闪米特人或印欧人不时地入侵，因而能使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保持到今天。现在尼罗河两岸的农民与古代神庙和金字塔上雕刻或描画的人物极为相似，都是矮矮的身材、瘦小的体格、笔直的黑发、深陷的眼睛、微带钩状的鼻子。
埃及这种受到环境保护的生活不仅为种族的稳定，而且也为政治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埃及没有因不时地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相反，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因而，埃及人拥有对可靠的交通运输极为宝贵的手段，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前几个世纪中，埃及最早的农人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先驱者在更早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开始在尼罗河两岸进行耕种。肥沃的新农田生产出大量剩余产品，足以供养很快在城市聚集起来的各种有专门技能的人。埃及形成两个独立的王国——下埃及王国和上埃及王国。每个王国由大约20个省或州组成。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史称的王朝时期。这时，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文字。
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是王朝时期的主要特征。通常所说的古王国包括六个王朝，从公元前3100到2270年，持续了八个多世纪。像这样长久的政治稳定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编年史上是找不到的。将近第六王朝末期时，国王的权力不再是绝对的，愈来愈受到独立的各州州长的挑战。结果，产生一个骚乱时期，史称"第一中间时期"（公元前2270－2060年）。各自为政的州长以独立的国君自居。最后，第十一王朝使埃及又逐渐恢复统一，进入第二个政治隐定期，即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0－1785年）。埃及的历史又照过去重演，不过重演的过程明显缩短。过了不到三个世纪，埃及开始经历"第二中间时期"（公元前1785－1580年）。在这一时期，埃及遭到侵略，并且第一次为驾车作战的喜克索人所征服。正如我们后面将提到的，公元前二千纪时，一些民族蹂躏了欧亚大陆各文明中心，喜克索人仅是参与这种侵略活动的一个部落。
埃及文明一般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决不是静止的。从国王美尼斯统一埃及到喜克索人入侵的15个世纪里，埃及的制度和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不过，也有某些特点始终保持着，如：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乐观的世界观。正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趋势平缓，从而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作恶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
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习俗非常复杂，由许多种成分——对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诸地方教派，逐渐形成的对祭司集团的信仰，来自国外、尤其是东方的各种影响——组成。现在，至少有2000个神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它们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顺从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开神或操纵神；可以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因而，神庙复杂的宗教仪式的奉行是一种崇拜神的活动，同样也是一种念咒求助于神的活动。但是，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少。而且，他们的神话和神学缺乏连贯性，因为埃及人普遍地对他们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作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国王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福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巨石2300000块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铁滑轮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尚属于推测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全国的管家"、"国王的耳目"——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之下的官吏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每一分署均设有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年景不好时，还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似，地方各州长逐渐积聚起大量财产，成为世袭的官僚阶级：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后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古三国的分裂及以后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从来没有恢复过他们原先为专制权力。虽然法老们一般仍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但他们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得与祭司和贵族一起分享。因此，中王国时期有时被称为埃及的封建时代，不过强有力的官僚政治的确也起了抑制贵族的作用。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用来支付国家的耗费，也做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部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过。他们的搪瓷制品和象牙、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制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组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做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为时髦的贵妇、淑女们还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
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以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命名的，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不怀疑这一文明确实存在过。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早先曾被学者们当作民间神话而不予考虑。
但是，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亨利希·谢里曼深信这些故事。他发誓要找到并发掘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了海伦而进行战争的所在地特洛伊古城。他靠私运茶叶到俄国弄到了必需的资金，于1870年开始探索。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发现了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和伯罗奔尼撒的美锡尼的遗址。虽然他的某些成果对考古学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他热情有余，专业知识不足，令人失望地将若干文化层的遗物不加区分、杂乱地收集在一起——但是，希腊存在过古典期以前的文明这一点从此得到证明。19世纪末，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现了米诺斯文明的中心。
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当来自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到达克里特岛时，当地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已建立很久了。这些外来移民所发现的这块陆地土壤肥沃，以盛产鱼、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出名。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的海面风平浪静，气候条件较宜于用桨或帆推动的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水手从克里特岛可乘风扬帆向北达希腊大陆和黑海，东到地中海东部诸国家和岛屿，南抵埃及，西至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
一点不用奇怪，克里特岛成为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不仅对商业发展，而且对文化发展也是很理想的。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然而又是远的，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使他们获得极大成功，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仅仅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
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
妇女似乎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从某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与角力的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典希腊的情况不同，那些地方的妇女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克里特岛人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庙或竖立巨大的纪念碑，而是在家里留出数呎见方的场地作私人祈祷处。克诺索斯王宫规模宏大，却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作礼拜堂。进行宗教礼拜的主要地点在自然界——山顶、森林或石灰石的山洞。最重要的神是一位女神，即古老的大地之母，祭祀大地之母时由女祭士而不是男祭士充任辅祭。没有任何用人或大批动物作祭品的迹象，最普通的祭品为农产品。
克里特岛人中种田的无疑占多数，不过确切地说，他们的文明具有水陆双重性。他们掌握了制海权，他们的文明是海上文明。岛上山区盖满森林，提供了建造远航海船的木材。他们驾着单桅海船，满载着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叙利亚的马和木材，爱琴群岛的银、陶器和大理石，塞浦路斯的铜，自己岛上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只要有机会，克里特岛人无疑还大肆进行海盗活动。史诗《奥德赛》中写道，有一次国王涅斯托耳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这两种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
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像大陆，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克里特岛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门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尾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
各城市都不设城防，这表明克里特岛人认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护本岛的安全，而且还表明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这与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各城市相互交战的情况正好相反。总的说来，古代作家把克里特岛称作"伟大、富有、衣食充足"的有福人之岛，是可以理解的。
印度河流域文明
公元前2500年左右，也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在苏美尔出现约1000年之后，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另一个文明。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1500年，然后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后来，这一文明被完全遗忘，以致印度人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从约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时开始的，就像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以为，他们的历史起于公元前776年，即举办第一届奥林匹克竞赛会的那一年。
20世纪20年代，印度河下游区一块被当地人称为摩亨约·达罗，即死者之地的荒凉地方吸引了各地的考古学者。那里有几座古坟，这些古坟已遭到劫掠；进行劫掠的不仅有取用那里无穷无尽的砖的当地居民，而且还有寻找砖块作道碴的拉合尔-摩耳坦铁路的施工人员。尽管摩亨约·达罗已遭到劫掠，发掘结果表明，它是一系列曾十分繁荣的城市的遗址；这些城市的每一个都建立在前一城市的废墟上。随后又对印度河流域其他地方和周围地区进行发掘，结果发现，这一古代文明的分布范围比埃及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大上好几倍。它地括一块每边长约1000哩的三角形地区，以印度河口以北、以南海岸为底边，朝东北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麓丘陵地带。
追溯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是由本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村社与公元前三千纪初叶从俾路支山区向南迁移到印度河流域的外来农人共同创造的，兼备两者各自的特点。一般认为，这些移民的到来使当地人了解到苏美尔的城市和其他方面的情况，促进了印度河文明的出现，就像早先在尼罗河流域发生的情形那样。考古学者已在这一伟大文明的三角区内发掘出两座大城市、六七十个市镇和村庄。可以预言，随着进一步的发掘，将会有更多的古代居住地被发现。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已经驯养的动物有狗、猫、牦牛、水牛，可能还有猪、骆驼、马和驴。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那里属于公元前2300年的废墟中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在波斯湾的巴林岛上还发现了一些别的印度河流域的产品，这表明巴林岛是美索不达米亚与印度河流域之间进行海运贸易的一个中间站。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因为这些城市不是像养兔场那样任意建造的，而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400码、宽200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
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印度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x5.5X2.5英寸和9.2x4.5X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
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甚至，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才衰落；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摩亨约·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磨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约·达罗的城市已遭毁灭。
从摩享约·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五次以上。最后，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虚弱，不能抵抗雅利安人的侵略。
中国商朝文明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养育黄河流域文明的是一片密集的粉沙细土，这种泥土被称为黄土，它覆盖了从华北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一般认为，黄土是更新世时期的北风送来的，有些地方的黄土堆积得很厚，厚达二、三百英尺。由于其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黄土不逊于世界上任何种植农作物的土壤。而且，由于华北的降雨量不足，黄河流域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一样，没有茂密的森林来阻碍只有原始的石头工具的早期农人。
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其原因还在于那里是西方最易进入的地区。一道道山脉挡住了横越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南下的去路，使他们折向华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游牧部落不仅大肆侵扰劫掠各文明区，而且还起了传播、交流各种文化的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的商朝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土生土长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中东的间接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一般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
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东亚的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与外来文化相结合，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氏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了。
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商朝崇拜祖先、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礼器的体积大小不等，形状各式各样，有四足大方鼎、各种酒坛、精致的酒杯、奇特的船形调味汁壶，还有动物头像和纪念用的假面。这些青铜制品的表面价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形花纹和许多真实或想象的动物图案。虽然这些花纹图案与西方各地的截然不同，但与南太平洋和太平洋西北部印第安人的图案极相类似，因而被公认为是一种太平洋区域的图案。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多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过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下来，不仅揭示了商前的文字，并使我们能了解到商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商朝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政治机构。商朝在其统治期间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是不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好多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相比的。因而，管辖各地区的世袭的贵族家族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所作所为。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像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
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加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商王死后还要屠杀许多人殉葬，通常一次要杀死几十人。现在还不清楚，让这些不幸的人——大概是奴隶或战俘——作牺牲品，究竟是为了抚慰复仇之神，还是为了让他们充当死去的君主的奴隶和妃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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