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明: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
采访/尚晓岚
汪家明,1984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现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策划/编辑作品有《老照片》系列、《老漫画》系列、《耕堂劫后十种》、《汉字王国》、《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等;个人著作:《难忘的书与插图》、《难忘的书与人》等。
本文根据北京青年报文章《汪家明: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整理而成。
谈编辑的乐趣
当编辑最大的乐趣是和作者打交道,凡是能出书的作者都是人才,无论学问还是人品—起码在过去是这样。和他们打交道,成为朋友,并处理他们的精神产品,等于深度交流,受益匪浅,感情上也得到满足。很多编辑一辈子就是通过和作者打交道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圈、工作圈,工作与生活合为一体,我也是这样。
第二个乐趣是,我喜欢什么书,就可以出什么书。因为喜欢某个作者,我就给他出本书,或者是我喜欢某本书,那就做个新版本。
谈阅读与写作
我从读大学起就一直喜欢张洁的作品,后来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在瑞典大使馆参加活动,见到了张洁,这之前她不认识我。我说想给她出本书,她说没有新作品。我说我有个想法,《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此前是收到文集里的,我说第一我要出单行本,第二我认为书里可以加很多照片、图像……后来书出了,成为卖得最好的版本,拍电影的时候剧组人手一册。
(编者注:《老照片》、《老漫画》的编辑出版过程,汪家明先生写过一篇《“二老”的事》(收入《难忘的书与人》),说是编辑生涯中“用心最多,寄托感情最深”的两种书。采访中他提到了另外两本书,与上文所说的“乐趣”有关。)
再比如《汉字王国》。瑞典文专家李之义当年在瑞典工作,看到这本书很喜欢,同时也为了学习语言知识,译了出来,然后问了很多出版社,没人肯出。最后推荐到我这儿,我说我喜欢。这本书到现在印了十几次了,卖得很好。后来版权到期,我把它从山东画报带到三联—这倒不是我的原因,是作者林西莉的要求,现在又让我拿到人美社,不久也会出新版(但我建议把“中学图书馆文库”的版本留在三联)。这本书一直跟着我,这也是乐趣所在,因为一本书,和作者、译者都成了好朋友。
谈难忘的作品
我喜欢孙犁,他格调极高。我终于给他出了书,而且很多,像《耕堂劫后十种》、《芸斋书简》、《书衣文录》等等。我和孙犁见过两次,之前和他通过信,也是因为当编辑才能真正和他联系上。
见面时的遗憾也好,没说上几句话也好,我并不感到失望。毕竟我给他出书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书彻底地读了个遍,受益匪浅,对我影响巨大,写东西前经常先拿出他的书读几篇。
(编者注:在《难忘的书与人》的自序中,汪家明先生说“令我深深遗憾的书,莫过于孙犁的《芸斋书简》”。这是他精心做的书,并专程送到天津,但孙犁对此“似乎十分冷漠”。书的销售也不理想。)
谈尊敬的人
范用(编者注:著名出版家,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已故)。我还不认识他,他就开始影响我了,最早是《读书》杂志,是他做的《傅雷家书》等等,后来山东画报出版社成立,当时我们就是瞄着三联做的,像《老照片》的版式、后记的写法都是模仿《读书》。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的很多书,都和范用有关,1997年开始,我经常去看他,从他那里拿走很多选题,像张光宇的《民间情歌》、麦绥莱勒的几本“木刻连环画故事”等等。
当然最主要的是范用的精神的影响。他有了不起的人格,非常纯粹。他对书籍有深入骨髓的热爱和了解,他品位很高,经历又广,和顶尖的出版家、文化人都有长久的交往,对三联的贡献巨大。我认为他是“文革”后中国出版的第一人,受到他影响的不仅是我。
还有刘杲,他是中国编辑学会创始人,在出版的宏观层面上对我影响很大,他很务实。比如他不赞成一味地都搞大集团,说要重视中小出版社,大集团抗风险,中小社机动灵活,已形成完整的、生动活泼的市场。还有他认为编辑功能是选择、加工、传播,缺一不可。这些看法我都很赞同。
谈市场与理想
我认为要做自己喜欢、出版社又需要的选题,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而且做出版有个好处,你喜欢的,出版社一定是需要的—只要你做的是好东西,而且能够做好。
现在的编辑是很可怜的,有时候他想达到的效果实现不了,封面、开本、定价、纸张、发行,编辑说了都不算。可我一开始编书,就是总编辑,可以从选题管到书店,能实现自己所有的想法,这确实不是一般的编辑能得到的乐趣。有时候编辑做书可能会失败,让他失败一下,没关系,反正他自己承担。现在有的出版社把任务指标都下给编辑,可编辑说了又不算。
谈编辑需要的素质
一个人要成为好编辑,甚至好出版家,需要一种本能—凡是潮流的东西,都本能地排斥。凡是别人做过的,先天就会觉得,做这样的东西没意思,挣再多的钱也不想做。没有这种本能,善于跟风,成不了好编辑。
我有这种本能。我不愿意和别人一样。比如丁午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我碰上了,很激动,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做好。这本书第一版印1万册,卖了9个月,加印5000册,不到一个月就没了。还有《老照片》系列,好读物可以创造读者,创造市场。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有什么是先天的,先天他需要新鲜的、别致的东西。
谈出版市场现状
(出版界抢选题、抢成名作者的现象似乎比较严重)这种现象多了,那是出版社的自杀行为。出版社有责任培育市场。书出来出去没新东西,后继的人不被重视,就发展不了,最后市场就没有资源了。
其实好作者多得很,但需要编辑有意识地培养。像李娟,就是《文汇报》有一位编辑力推。发现、培养新作者,尤其是名牌出版社、名牌报纸的责任,一般的出版社出了卖不动,也没办法。而名社推新人,是有可能的,要把有潜力的新人当做像莫言那样的重要作者来对待,认真地推广,要把经营作品延伸到经营作者。
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作者,你第一个发现、出版、推介他的作品,最终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名人,这是当编辑最大的成功。
谈编辑中心制
一个成熟的出版社,要形成编辑核心,而不是领导核心。也就是说,社内有几个编辑,是大家公认的最强的,他们的爱好、取向决定出版社的方向,他们做的书也往往是社里销售最稳定、卖得最好的。有了这个编辑核心就好办了,因为领导是经常换的。要是形成不了编辑核心,来一个领导就变一个样,出版社是很难发展的。
但是我所见到的形成编辑核心的出版社很少。似乎编辑们也是没头没脑、七零八落的,每个人都发展自己的,而且做得也不见得好。这时候做领导的就要建立一个编辑核心,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慢,因为编辑核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我给你权力就成,权力形成不了编辑核心。
谈数字出版
我们人美社成立了数字中心,我们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碑刻全集》等等,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权威的中国美术作品的数据库。现在对于出版社来说,数字出版还没有好的商业模式,我们还是先做好数据库,没有好的内容,再数字化也没用。
采访手记:纷纷开且落
作者/尚晓岚
采访汪家明先生,会有一种从容舒适之感,什么选题、市场、营销、数字化,这些让出版人普遍焦虑的问题,好像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他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电影《编舟记》里那个渡过了岁月之河的主人公,淡定、平和,依照自己的心愿和喜好做书,数十年一晃而过。
《难忘的书与人》是他的新书,一本散文集。有的写阅读生活,有的是文学评论,有的记述作者或前辈,总之,皆是“书人书事”。尤其是“卷一”的文章,与出版生涯、编辑工作直接相关,读之既令人回望一个渐渐远去的出版传统,亦可为当前的出版从业者和读者们提供许多实实在在的心得—于是,这本书也就成为我们开设“编舟记”栏目的缘起。
采访慢慢变成了闲谈,后来汪家明先生给我看他手机里的一张照片,是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他说可以叫“塞外的春天”,是他照着去新疆时拍的照片画的—小巷、土墙、玩耍的孩子、盛放的花树……他说:“这个环境让我想起王维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环境那么明亮,到处是反光,就连暗影里的墙都那么明亮,花开了,很美,却没有人注意……”
“编一本比生命还长的书—哪个做编辑的不想呢?”在《难忘的书与人》的开篇,汪家明先生这样写道。可是,如果一本美丽的书遭到了“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的命运呢?
这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比生命还长的书,是编辑的梦想;寂寞开谢的书,是编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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