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单向街书店的日子（一）
一
2010年5月的一天，写完毕业论文的我继续无所事事地在图书馆翻书，作为一名理工科大学的文科生，图书馆是我仅存的一小片乐土，我整日泡在那里，几乎四年，走遍了我能看懂的所有书的书架。那天，翻到一本小小的杂志《单向街001》，也就是后来的《单读》。
我的专业是法学，书中的一篇文章自然地吸引了我——谢丁的《一堂法学课》。文章写北大法学老师赵晓力，教授《西方法律思想史》，教材是三本书《理想国》、《君主论》、《联邦党人文集》，谢丁去听他的课，读《理想国》，“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谢丁还写到90年代的北大人：“他在食堂排队买饭时，旁若无人地讨论哲学，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
这些句子我都认真做了摘抄，直到今天读起它们，耳边似乎还回响着赵晓力的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就这样，我知道了单向街的存在。
在单向街的豆瓣小组中，我发现了一则招聘启事：
单向街寻人
一家好书店，一份好杂志，一个好沙龙，一套好丛书，一群好玩的人，一股不消退的朝气……多年之后，单向街会成为中国公共生活中清新而令人尊敬的声音吗？
寻找适合的人，和我们一起实现理想。
老实说，这样一则招聘，任何文艺青年都会动心吧。我立即发了简历过去，没有用正式的简历格式，但是详细罗列了自己喜欢的书和作家，还特别强调“我非常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很快便接到书店店长小武的面试电话。
面试当天我穿了妈妈买给我的第一双高跟鞋（事后证明这是个错误，从亮马桥地铁站到蓝色港湾，我走了足足一个钟头），包包里装着《单向街001》，走出学校时又在毕业季的跳蚤市场溜达了一圈，发现一本《新周刊》2006年的过刊《中国，我的诗歌丢了》，以2元低价入手，和摆摊的小伙聊了一会儿文学，出发了。
我去的那天，单向街门外摆着公布沙龙用的小黑板，显示最近一期的沙龙嘉宾是邱华栋，是我高中的老学长，在我的中学曾是个传奇，没有参加高考，将自己出版的两本小说寄给武汉大学，被中文系录取。看到这个，当然倍感亲切。当然，后来我以小师妹的身份搭讪邱华栋老师，成功地使其成为单向街的长期会员。
单向街•蓝色港湾店一直令我们念念不忘，实在是因为那里太漂亮。一楼书店，二楼咖啡馆，落地窗，二楼露台望出去，是朝阳公园及其停车场，没有高层建筑，视野开阔。因为地理位置稍偏，人少，僻静。在非周末的白天，阳光好的日子，绝对是乌托邦。
单向街蓝色港湾店
这一点是我在面试那天就发现的，我想，在这里工作，还有书读，无论发多少薪水，也都值得。面试时小武问了我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说你喜欢的作家”。我当时比较叛逆，说了李敖、林达、郑也夫、贺卫方等，简历里还写了张爱玲、陈丹青、王小波、周国平等。
小武还问了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住哪里、离蓝港远不远。我当时住在学校，地处昌平区回龙观附近，每晚十点下班，急匆匆赶地铁，下地铁后还要坐8块钱的“蹦蹦”才能到学校。但我太想在书店工作了，向小武保证会解决交通和住所的问题。后来，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变成晚上住店里，第二天早上搭地铁回学校。
在当时，这几乎是我唯一的选择。首要原因当然是钱，我刚刚毕业，单向街试用期的薪水是800元一月，没有办法租房子。我通过朋友的朋友得知一位读研的学姐已经结婚，床铺一直空着，我赶紧和这位学姐联络沟通并住了进去，住所的问题算是解决了。还有交通，我实在不忍心每天花钱坐“蹦蹦”，那时吃饭都很节省，店里的长沙发足够我睡了，还有买给顾客保暖用的小毛毯，足够了。后来，书店经理王阿姨又买了一床棉被给我，白天收在小办公室里，晚上拿出来睡觉。
之所以这么坚定地要在单向街工作，实在是因为我唯一能确定的事是——我喜欢读书。我也会画画、会写毛笔字，可从小到大一直持续喜欢的事，是读书。我去海淀法院实习过，那里的氛围叫我窒息，法院门口和楼道里上访的人叫我揪心，办公室政治更是错综复杂。总之，父母希望我进法院是彻底无望了。
就这样，我去单向街上班了，一共做了4年零4个月。
二
初到蓝港上班时，发现店里从小武到店员都比较腼腆、慢热、话很少，空闲时候，几乎人手一书在读，或是偶尔上上网，大家交流并不太多。我问小武，许知远会常来吗？那时我并不了解其他股东。小武说他今年去了剑桥、并不常来，但店里还有一个经理，管事儿的，叫王燕安，她休年假去西藏了。哦。她去西藏寻找真爱了，小武开玩笑说。
在我上班的第20天左右，早晨我到店时，发现一个穿着一件发黄白T恤和牛仔裤的人站在吧台，她以一种非常强势的态度做了自我介绍：“你好，我是王燕安。”随后，就去二楼办公室了。在我接触她的剩下的日子里，除了几次大的变故，她总是以这种强势的面目出现，给了我们极强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给一批又一批刚毕业的年轻人提供庇佑。
有一天，单向街的另一位股东——张帆出现了，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来店就拿着抹布四处擦，或是系上围裙站在我身旁帮我收钱、卖书。小武告诉我，张帆在搜狐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股东，叫于威，她给书店取了“单向街”这个名字。我在蓝港店见过她一次，她带着女儿汉娜，指着王阿姨说：“这位是王阿姨，是妈妈的朋友。”
后来我和王阿姨聊起这件事，她说这句话给她印象也很深。在2006年，还在一家公司拿着不菲薪水的她，看到“思维的乐趣”网站上单向街的招聘，即刻辞职，自告奋勇地找到许知远，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开始书店经理的职业生涯，“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敢乱花钱了”。
按照小武的说法，单向街在圆明园的日子才真是“门可罗雀”，有时一天的营业额竟是0。我看过很多圆明园时期的照片，众人围坐在那个小院，贾樟柯在冬天穿着军用棉大衣，廖一梅的短发和她的《悲观主义的花朵》，严歌苓在夏日带着白色的帽子。小武说，在圆明园冬天冷到受不了的时候，店员会打乒乓球取暖。
又有一天，我正在整理书，店里走进一个大高个儿，蓬乱的头发、白衬衫、牛仔裤。我立即认出：他就是许知远。他就是那个写《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许知远，那个曾经狂热喜爱李敖、写史努比是条人文主义狗、写牛仔裤紧了一下的许知远……我没办法对视我当时的偶像，我选择不去看他。这个段子后来屡次被提起，成为单向街的经典笑料。
2010年6月，贺卫方与章诒和老师携新书《四手联弹》做客单向街，两位都是我的大偶像，我在一楼忙着卖书，听着音响里两位老师的声音，想到当时贺老师已去石河子大学支教，不自觉已泪流满面。在一旁忙碌的戴姐姐吓坏了，以为谁欺负我，忙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我只是太高兴了。后来他们都了解我这种性格，也就见怪不怪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蓝港店二楼咖啡馆的环境并不是太好，一到举办沙龙，店里的长桌和沙发要一个个搬出去，结束后再一张张搬回来。即使这样，空间仍是狭促，参加人数超过40人，空调就不再有效，在照片里看以看到贺老师的衬衫几乎全部汗湿。
贺卫方和章诒和
即使如此，这个时期我们仍然保证着每周一至两期高质量的沙龙，2010年的嘉宾有（按时间排序）：苗炜、左小祖咒、张大春、莫言、翟永明、舒国治、刘军宁、唐诺、朱天心、余华、罗永浩、梁文道、陈丹青、张鸣、吴思、贺卫方、章诒和、格非、徐星、张玮玮、郭龙、朱天文、聂永真、周云蓬、野夫、张铁志、马世芳、刘瑜、熊培云、柴静、比尔•波特、徐童等。主题涉及诗歌、文学、音乐、政治、艺术、设计、纪录片等方方面面。
三
进入单向街，即是进入单向街family。
虽然大家话不多，可所有人都将所有人放在心里。
先是王阿姨看我晚上盖的小毛毯太薄，去宜家买了床新被子给我；每晚10晚定点催我去洗手间（因当时店里没有卫生间，得去商场里）；最后站在门外看我锁好门，再离开。
许知远从剑桥回来后，常窝在店里写稿，王阿姨每每催他：“写完了赶紧走啊，丫丫还睡觉呢。”他总是央求我们多煮一碗泡面，“再加个鸡蛋啊”， 吃完又问：“为什么咱们不卖红酒呢？”
店里的保洁邹姐姐忙完后，便缠着我给她找书读。我拿起一本《活着》，看过了。又拿起一本严歌苓，也看过了。韩东这本呢，没有吧。终于找到一本邹姐姐没读过的小说，开心。不出半小时，邹姐姐拿着书下楼，沮丧地说：“看到一半，才发现也看过了。”
武哥和王阿姨开着店里的奥拓（武哥亲热地称它为“我心爱的小拓拓”）去进货，每逢夏天武哥的左胳膊总是晒得黝黑。小拓拓没有空调，两人进货回来，T恤已全部汗湿。武哥高高大大，搬起两箱汤力水上楼。王阿姨很瘦很小，也搬起两箱可乐上楼。我咬咬牙，搬两箱苏打水，上楼。后来这辆小拓拓因长期进货，负载过重，光荣牺牲了。
戴姐姐有天问我：“丫丫，我有很多年轻时的衣服，你要不嫌弃，我拿来给你，行吗？”我说好啊好啊。此后两年内，我几乎再也没有买过毛衣、衬衫和T恤。神奇的是，戴姐姐还送过我两件bra，最近一次搬家才丢掉。
当店里有盈余足够装修一个卫生间时，小仓库被隔出二分之一，我望着书店卫生间里极不协调的热水器，想起有一次王阿姨问我：“你不是要连上三天班吗，为什么今晚要回学校？”“我要回去洗个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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