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禁书的七种途径
文 | 科琳娜·布绍（Corinna Buschow）、玛利亚·多布纳（Maria Dobner）
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
“如果有人将你阻挡在了某一个图书世界的大门之外，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雷纳·埃克特1950年生于波茨坦，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在想，为什么在他生活的国家不允许他读那些他喜欢的图书。像其他读书迷一样，埃克特也找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使他的家庭支离破碎，还有1968年华约组织侵占捷克，这些经历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0年代末上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去拜访一位同学的父亲，听他们谈论有关禁书的事情，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彼得·胡赫尔（Peter Huchel），一位抒情诗人。
雷纳·埃克特由于对国家体制持批判态度而引起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注意。1972年正在柏林洪堡大学读档案学和历史学的埃克特遭学校开除，这让他要先在柏林一家建筑公司工作3年，然后再通过远程学习获得硕士学位。70年代末，埃克特开始在东德科学院历史学院信息档案部任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本来是关于犹太人遭纳粹迫害在流亡文学中的反映这一主题，但出于政治原因于1982年被迫终止，后来换了另一个题目才获得博士学位。2001年埃克特在著名政治研究机构Otto-Suhr学院获得大学执教资格，六年前至今雷纳·埃克特博士担任莱比锡当代史论坛主席。
1940年无产阶级革命家托洛茨基（Trotzki）突然去世，他的著作《不断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多年后雷纳·埃克特又找出了这本书——他在东德作为秘密读者、异见人士和反对派的身份见证。埃克特的书架藏有120本禁书，由于害怕被国安部发现，有一天他把这些书都藏到了屋顶上。如今他很自信地称道：“我认为在东德，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克服各种困难条件，但最终每本书都是可以设法弄到的。”埃克特的这一观点肯定很有争议，为了试着认同其观点，我们想对他获取西德图书的各种途作以分析。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在埃克特把书藏在屋顶很久之前故事就开始了。埃克特在母亲社会民主思想的教育下长大，加之受教会教育的影响，很早就对东德见不到的图书甚至还有禁书产生了兴趣。并且埃克特的牧师也对此起到了一定作用：“我的牧师在坚信礼课上总说，我们应该读一读隐藏于视线之外的图书。”禁书的魅力是巨大的，既无法拥有更无法了解的东西激发着强烈的好奇心。像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沃勒（Stefan Wolle）描述的那样，一种典型人性化的处事方法大大激发了东德读者的读书兴趣：“就连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破旧的大学生宿舍里，那些因为是自制的，所以歪歪斜斜的书架上也堆满了图书。见多识广的西德人来到东德，看到这里的人们开始如痴如醉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的新作，或者以行家的姿态对奥地利作家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抒情诗谈论不休时，备感震撼而无言以对。现实社会主义中精神层面的分量在当时就已经不言而喻。书籍开拓出一片无际的自由国度，也可以说是将国家权力通过艺术和文学来塑造灵魂的要求内在化并辩证地实现逆转。如果转向文化知识界，那么便无须在柏林墙后弥补经历的贫乏，同时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用微妙的方式体现出反抗精神。读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或者雷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作品不会受到惩处，然而却说明了读者欲与半官方的政治口号下顽固木讷的乐观主义保持距离。”雷纳·埃克特如果要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里德里希·尼采或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来添饰他的学生式图书馆，就要花费一些努力了。
在东德这个存在审查的地方，埃克特第一个获取图书的办法却非常简单。柏林墙建立以后，埃克特的外婆同他和他的母亲分开了，独自生活在西柏林，会时常给他寄一些图书到波茨坦。作为圣诞礼物和生日礼物，外婆总共寄来了26本卡尔·麦的书，没有一本被没收，其他图书也都顺利过关。只有两本历史学家尤阿西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写的希特勒传记，埃克特收到包裹时发现不在里面。“我不知道那本书是否由于政治原因被择出，显然也可能是某位海关关员对历史感兴趣，拿出来留着自己看了。”
第二种方式来源于西德朋友的馈赠，他们大多是大学生，通过邮寄的方式或者来东德时顺便带过来，他们用的办法听上去都比较外行。埃克特从来都为他的书标注好购买日期或者送达日期，还有为了弄到这本书有哪些特殊的故事也记下来，他对这种走私图书的方式记得非常清楚：“我那些西德朋友大多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书里，遇到海关检查就要编故事了。”朋友们编造的借口“这是我旅途中看的书”让所有海关关员都相信了，那些书从来都没有被送回去过。
第三种方式是荒谬的出境规定带来的结果：“有些人通过以上类似的方法弄到了西德图书，后来离开东德时说：在西德什么书都能买到，我把这些西德的书留在这儿吧。朋友们离开，把书留下了。并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所有人离境前必须列出财产清单，每本书都要列出来，西德图书不允许再带回西德。”这些书是可以带到西德还是必须留在东德，本来是由国安部决定的。“虽然如果这些违禁品又消失在了西德，他们本应感到高兴”，而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同志们恰恰不允许这些东德禁书一起跟着离境。这样埃克特的朋友离开东德后，一些图书就归他所有了。
但是雷纳·埃克特自己也想方设法偷带图书到东德，他的第四个图书来源是东欧的旧书店。埃克特读大学时，在布达佩斯总能找到很多书，在波兰也发现过很多宝贝。因为没有明确的分类书店，所以问题就是能否找到那些特定的图书，还有更大的问题是能用来交易的钱很少。“这种情况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我总面临着两难选择：是饿着还是买书”，埃克特在讨论会上说道。“饿着就得喝水，吃辣椒，这样有时也会导致身体不适。”也许会让人变得更苗条，但埃克特还是满怀欣喜地带着一本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976年的《法国史》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71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从东欧度假回来，每一本书都有单据证明是从哪里来的。斯蒂芬·沃勒也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旧书店给予了高度评价：“匈牙利布达佩斯和波兰格但斯克之间的旧书店和旧货市场对于迫切需要精神食粮的东德人来说是一座宝库，里面沉积着由于这个世纪的变革而在整个东欧遗留下来的德语文学作品。这些旧书店的图书价格适中，书商们不大有兴趣按意识形态内容给图书分类。”埃克特没有谈到东德的旧书店，斯蒂芬·沃勒提到在东德的旧书店也能找到一些东西。在通常由国家监管的旧书市场上，只有种族主义或违反道德，或者挑起战争和人民公愤的书籍才是禁书，剩下的全凭书商个人感觉评判。有时候,私下里也能弄到一些没有通过东德审查的图书，当然都是通过有门路的内部人士。
如果埃克特试着这样做了，那么偷运图书过境这个最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最终还是要把在匈牙利或是什么地方淘到的低俗书刊通过海关带往东德。埃克特从老普鲁士人那儿学到一招，屡试不爽的绝招。他高中毕业后在波茨坦国家档案处整理普鲁士的海关资料时了解到，可以用一把钥匙或者简易螺丝刀把火车厕所的镶板墙揭掉。埃克特于是也学着把书藏在那儿，等过了边境再取出来，把书藏在火车厕所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无法识别藏书者的身份。此外埃克特还用了一个办法，把书装在塑料袋里然后挂在火车厕所里的十字钩上，厕所底部是对着铁轨通道的，这样藏起来的书也没有被发现——或许海关缉查人员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也就懒得再去探个究竟了。
然而有一次埃克特偷带图书差点坏了事儿，连他自己也心惊胆战了一下，讲起这件轶事时他说道：“我们坐在从布达佩斯开来的火车上，远远地坐在一边，又累又饿。我们把那些来自西德的图书装在旅行背包里放到了地上，然后一位海关关员来了到处查看，还查了包里的东西，他一直翻看到包底，发现了那些书，然后操着德国捷克边境的口音要求我们跟着走。那节车厢里还坐着一位老妇人，就像是一位好妈妈，灰白的头发，上了年纪，体型很丰满，突然也操着这种奇怪的口音冲这位关员喊道：‘放了那些年轻人。您肯定知道，带他们走会有什么后果，您会把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毁了。’那位关员红着脸走了，我们继续坐车。然后这位妇人对我们说：‘嗯，成功了吧。我给你们看看我都带了什么东西。’她是一个宗教走私团体的成员，带了一个老奶奶式的小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俄文圣经，这些俄文圣经在慕尼黑印好后，从慕尼黑被带到维也纳，又从维也纳带到布拉格，接着由她带到东德，然后再从东德带往苏联，她肯定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如果那位关员再狠毒一点儿就可能会说：‘请您马上也一起跟着来。’”
秘密出版物又称萨密兹达（Samizdat）
第五条途径是通过无数的打字机和大量的复写纸实现的，而且主要是来自西德的打字机和复写纸。即使萨密兹达[萨密兹达（Samizdat）。这个词最初源于俄语，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具体而言就是那些独立编辑、印刷、发行，避开审查制度的地下出版物，包括小册子、报纸杂志、图书和录音带等，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国家反对派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者注]在东德没有像在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那样得以专业策划并大范围推广，但它的作用不可低估，那就是激励人们顽强坚持争取被禁止的权利和自由。萨密兹达也成了反对派在东德最重要的用来表达己见的途径。“比如我们把苏联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家萨哈罗夫（Sacharow）的作品和苏维埃民主宣言抄了下来”，埃克特的一位女性朋友将捷克哲学家维捷斯拉夫·加德夫斯基（Vitezslav Gardavsky）的另外一篇文章抄给了他。此外埃克特还回忆起一篇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的文章，是新教青年会用打字机复写的。除政治迫害外，材料匮乏也是印制地下出版物面临的最大困难。埃克特还记得制作了多少册复本：“7本——用的是西德的蓝色复写纸。”如今回过头来看，埃克特认为持有和印制萨密兹达出版物是“相对危险”和“相对冒险”的。大多数萨密兹达是匿名印制，没有地址和寄件人，说明寄件人对其并不感兴趣。埃克特在波茨坦是青年会的成员，该组织以左倾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致力于传播禁书，这样青年会就成了第六种途径。
第七种方法是通过埃克特工作的科学院订阅专业书刊。在科学院可以完全公开大方地借阅西德图书，“在历史学院几乎可以读到全部西德图书”。但埃克特把这种途径称为“特殊供书系统”，那么从本文最初的论题来看，这一途径的意义也就有了局限性。
现在回到埃克特提出的观点：每个人都能无所不有。因为外婆和一些熟人在西柏林，埃克特从一开始就比其他东德民众拥有更好的读书条件。科学院也为这类方法提供了另一渠道，并且埃克特在那担任的职位也享有优先权。还有特别是埃克特的社会关系也起到了作用，他可以到胡赫尔那里听知识分子的讨论，后来又住在普伦茨劳贝格的学生宿舍。在雷纳·埃克特作为图书走私商和秘密读者的职业生涯中，所有这些都为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先决条件。此外他年轻时具有相对较强的冒险精神也是不能忽略的。如今雷纳·埃克特为他的反对态度多少感到骄傲，他甚至认为受到追踪调查是一种“乐趣”：“是这样的，东德反对派一直都有这种自由感，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我们也轻视了大多数人民的能力，进而有一种深深的优越感。”这种狂妄——埃克特选用的这个词——最终也在他这一观点中体现出来：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每一本书，只需要花费一些努力；但是，埃克特又加以限制性地强调：需要更久的时间和更多的付出。
本文节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13年10月版《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经甲骨文（微信号 ioracode ）授权发布。转载请联系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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