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雨：一个编辑的成长
人的成长过程，没有浪费的时刻，当有一日你蓦然回首，会发现人生的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的安排。中国人有天命观，所谓“天命之谓性”。你明了的时候，你能拿得住自己，就叫做“率性之谓道”。因此，中国人的天命观是非常积极的，不是宿命论，人生不是被动的。老祖宗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我命在我不在天”，与上面那句话可以配合起来，人有天命，但关键在你是否明了，是否能把握。
本文来自百道网编辑沙龙2013年8月讲座整理，首发于百道网。
讲座嘉宾：黄明雨，立品图书董事长、海南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北京出版中心总经理
黄明雨：这次受百道网邀约，来和大家聊聊编辑工作，我就结合自己走过的路，谈谈一个编辑的成长，或许能够给大家一点参考。
因为厌倦了体制教育，糊里糊涂进入出版行业
我大学读的是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理逻辑专业。我读了几年大学以后就彻底厌倦了学校生活，不想再按照父亲给我设计好的读完研究生、再去海外留学的路子走下去，只想到社会上工作。做什么职业呢？也完全没有想法。只是对进入政府机关坐办公室之类的职业完全没有兴趣，想学点有用的本领。所以，当初我进入出版行业完全是糊里糊涂的，并没有什么出版理想，并不是多么热爱出版工作，而是一心想早点离开校园做点有用的事。父亲说你到出版社工作怎么样？我也算是爱看书的人，有人给你发工资看书，我觉得不错，就这样分配到了江西教育出版社。
实际上，到后来才知道，能到一家教育出版社工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因为教育出版社都很有钱。我记得当时江西教育出版社，不到50个正式职工，一年的纯利润5000万元，码头好，可以躺着那儿赚钱。
我先是在总编室做编务，后到发行部工作了一年多，然后才做编辑，这样在南昌一待就是五年。日子过得有一点浑浑噩噩。
但作为年轻人，总有虚荣心，在出版社也想把工作做好。我有一位同事叫做刘景琳，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扶我上战马的人，他是我做编辑工作的第一位老师。那时教育出版社经常会补贴学术著作的出版，景琳学中文出身，他在学术界交友广泛，对做学术书情有独钟，后来他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
我真正走上编辑这条路，跟景琳的影响分不开。那时候，我们没事就往北京、上海跑，去拜访北大、清华等高校、社科院的老教授老先生们，比如季羡林等这些人，跟这些老先生接触以后，觉得编辑工作非常有意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好像这些老先生一下子帮自己打开了很多，所以我很感恩当年在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工作经历，感谢刘景琳！我对于所学的数学逻辑专业研究人工智能、研究机器怎么模仿人的思维，兴趣不大，而作为编辑跟有学问有见识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告别铁饭碗，北上创业办“三思”
虽然在南昌的五年，工作条件很宽松，经常也可以出来走南闯北，拜见学术界各路高人，但出差回到单位，又落入到一个无所事事的环境，由于教育出版主要靠计划经济和应试教育吃饭，混日子很舒服，但时间一长，我心里有点害怕：这辈子就真的这么混下去了吗？
那个时候，李国庆（现在当当网的老总）在做科文图书公司，他在《中国图书商报》登广告，向全国招聘编辑。于是我就投简历去应聘。在北京见了面谈好之后，回去就跟当时的江西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周榕芳提出辞职。周社长爱惜年轻人，没有简单地接受或拒绝我的辞职，而是趁和我一起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和我到科文公司看了看，然后就我商量：如果你真的想到北京发展，那就代表江西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做一个工作室吧。那时候我年纪轻轻，并没有什么丰富的编辑经验，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有的只是年轻人的热情和愿望，而周社长就放手信任我在北京做工作室，这让我感激至今。
此前，我已经有一套大型科学人文类图书的出版计划，打算在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普及方面引进一批国外作品。编委会是北大、清华、中科院一批中青年学者，比如刘兵、刘华杰、田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亲密战友”，有的一直到今天还保持深厚的友谊。我的工作室取名叫“三思工作室”，这是王一方的建议，有两重意思：一是“三思而后行”；二是科学的英文单词science的谐音。就这样，从1998年五六月开始，我一个人在北京拳打脚踢，做“三思工作室”，一直做到2000年。
这段经历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一个人从联络版权到组织译者，审稿、外编外校的组织，请人做封面设计，所有印前的工作都是自己来统筹。当时，我招了一个小伙子负责录入、排版，请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帮我审稿，把好翻译质量关、文字关。记得当年，我一个人一年编35本书，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当时出版社也没有在待遇上给我特殊的政策，还是发江西的工资，住在15平米的办公室，可我就是有一股热情，而且很high。我在和周社长说辞职之前，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南昌，所以早早就把自己的电脑和所有的书都打包运到北京来了，在办公室立了一个书架，书架后面是一张单人钢丝床，前面是一张旧办公桌，一台电脑。办公条件很简陋，但是干得热情高涨。每天的工作生活都很有规律，如果没有应酬的话，晚上七点半之后就开始陆续给作者打电话（因为别人可能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一般电话会打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然后做案头工作，看稿基本上看到夜里两三点钟，早上七八点钟起来，每天就是连轴转，非常充实。当时出去办事也不能总是打车，要控制费用，我就买了一辆自行车，大街小巷到处窜。北京的路我这么熟，得益于当年骑车到处跑的这段经历。
一本书的编辑周期比较长，做编辑不可能等一本书全部弄完了以后，再接着弄第二本书，这样效率太低。我就“十个手指弹钢琴”，几十个选题，就相当于几十个项目齐头并进。这样做需要很好的协调能力，所以很感恩我受过的数学教育。由于受过非常严格的理性训练，所以可以做到忙而不乱，同时做好多事情。做“三思工作室”对我来说是一个历练，这套书当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三思”之后，加入海南出版社
当年主持“三思工作室”，应该说出版社领导和同事很支持，干得也很顺心，可后来为什么还是离开呢？主要是因为感觉自己做的书，投入了这么大的热情和精力，却只有象牙塔尖的很小的人群喜欢，与大众、与社会没有什么关联。忙活半天，自我感觉良好，这些书却没有几个人知道。
那时候我住在北太平庄的“江西驻京办事处”，离北师大很近。北师大东门附近有一排小书店，卖的大部分都是市场热点书，可以说那些小书店就是图书市场的晴雨表。我经常到那里去看书，但是很少看到自己编的书。也就是说，我做的这些书在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于是心里很不满足，这时候，我开始关注别人做的书。
关注当时的市场黑马
我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海南出版社”，这也是我后来去海南出版社的原因。海南出版社在90年代中期是出版界的一匹黑马，出过许多配合市场经济改革需要、受大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比如《数字化生存》、《蓝血十杰》、《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记》、《索罗斯旋风》等。书的品味不俗，虽然内容严肃，但是都很好卖，从书名到文案设计都很吸引人，印刷、装帧也很有品质，可以说，海南出版社当时无论从选题策划到设计装帧都影响了业界。
为什么海南出版社当年能脱颖而出，成为一匹黑马？这背后有一个契机。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很多出版社还没有意识到购买海外版权的重要性和洽谈版权的门路，海南出版社抢到了先机，通过台湾的版权代理公司大苹果、博达授权拿到了一批畅销书。而海南出版社常驻北京的这支团队在对文案的锤炼、营销推广方面很下功夫，有一批高手在操刀。这也是“时势造英雄”。
我在做学术出版，同时关注市场上对普通大众有影响的这批优秀图书，这些书不仅不媚俗，而且引领时代的新观念和新思潮，在这方面当年的海南出版社把握得很准。但是我2000年进入海南出版社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兰锋、欧阳欢这批人走了。而国内很多出版社也都醒悟过来，意识到原来还要抢版权，要跟上国际出版潮流，掌握欧美最新出版动态，第一时间拿到书，并且整体的包装风格、用纸、装帧质量也逐渐跟上来了。
当时海南出版社北京的编辑室在政策上有灵活性，被业界称之为“1.5渠道”，虽然是出版社的身份，但实际上是民营书商的做法。有灵活性这个优势，但是也有劣势：经营比较随意，管理上松散，个体户的习气很重，而作为文化企业要想持续经营，这些个体户的思维习惯和做法肯定是对企业和团队的健康发展有损伤的。
做好编辑工作，数据分析很重要
虽然当时海南出版社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对我来讲还是很了不起、很值得学习的。我去拜访海南出版社北京琼版图书经销部的负责人苏斌（他个人当时已经进军影视界，成功拍摄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想了解海南出版社是如何运作的。他说：你别问了，我们合作吧，怎么样？于是我就进了海南出版社。
以前是在外面看热闹，等进了海南社之后，我开始下功夫，研究那些曾经我关注的书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海南出版社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有财经管理类、投资类、历史类、哲学类、军事题材类、成功励志类、体育类书，涉及范围很宽。由于我是学数学出身的，所以我比较擅长做数据分析。但是当时的数据不完整，只有发行部、仓储部的一些数据，我就据此来研究。我分析每个板块积累了多少品种，单品销售数量达到多少。比如成功励志板块，拿破仑•希尔、卡耐基的书都是海南出版社正式购买版权的书，但是销量一般。市场上很多攒的拿破仑•希尔的书，却大卖特卖。
海南出版社做了一批投资经典类的书。后来我到美国的亚马逊书店查看这些书的来源和评论，就发现选书者的眼光太厉害了，这些书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但这批书实际销售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书都没有超过1万册。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到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出差，高端的职业操盘手对这批书非常认可，这些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在国外读书时就知道这些投资经典，知道各门各派的代表人物及代表著作。但是这些书对广大股民来讲却一点借鉴意义都没有，股民关心的是《中国证券报》发布的动态消息、投资分析或者一些小道消息。我研究后发现，如果读者定位在高端人群，价格和包装定位就都要跟大众畅销书有所区别。海南出版社很长一段时间，书的定价都是在20块钱左右，普通的32开本，对这套书而言就吃大亏了。如果这些书的开本和包装做得更符合高端读者的需要，即便是定价在100元左右，他们买起来也丝毫不会眨眼，而且更愿意向周围的人推荐。这样做，不仅不会影响书的销售，码洋反而会有大幅度提升。
通过这件事，我也认识到研究“做书”的重要性。做书，一方面可以自己练手，从自己操作的书的成与败里面总结经验，还有一方面就是从别人做的书里来汲取营养。我觉得，更实际的是后者，我就是先从前辈和同行们的成功经验以及失败的例子上学习、琢磨如何做书的。因为通过每本书的投入来为你积累经验而花太多学费是不太可能的，特别是今天的编辑更不太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在海南出版社，虽然有练手的机会，也交了不少学费，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做砸了的书，但更多的经验还是从研究市场上别人的书得来的，所以后来我养成研究书的工作习惯，花时间和精力沉浸在里面。我给自己一个要求，一周要去两次书店，而且不同的书店轮流转，不管是万圣书园这种学术书店、三联韬奋书店、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这样的大书店，还是小书摊，只要是书店我就要进去。
好编辑首先是一个版本学家
我的兴趣是做社科书，比如说历史书，当时所有的历史书籍没有我不知道的。我认为，好编辑一定是好的版本学家，至少对当前市场上同类版本了如指掌。比如说《世界史》，同一个书名，同类型的选题，就有好多个版本，有一卷本的《世界简史》，有上中下三卷的《世界通史》，还有十本一套的《世界文明史》。同样一个选题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这些都要了解，要研究它的版权页。我经常泡在国家图书馆，把当时的社科书，包括1949年以来以及之前的，都查看过了。那时候查书都是用卡片，我把我关心的几个领域的书的卡片几乎都翻过，看见好书名我就抄下来。做文案的时候，我随时会蹦出一个书名，因为翻译书未必直译书名，完全可以意译，我好多的储备书名就都可以派上用场。比如《英雄史》这书名就可以做一本畅销书，还似乎至今没有人做，我自己又想了一个副标题——“人怎样成为巨人”。“人怎样成为巨人”，本来是一本旧书的书名，但是如果与“英雄史”三个字配合起来，就很有卖相。我就是这样天天研究怎么把旧书名扒下来，在当中找卖点。
到书店看书，我不是泛泛地浏览，而是把别人的书拿来做模拟练习，这个比在自己出的书上打磨经验要来得快，总之去书店就是练功夫。记得在书店的书架上随手拿出一本书，是引进版，谈列夫•托尔斯泰的，书名很糟糕，但翻开仔细阅读，内容却非常棒。这本书从书名、封面文案里都找不到“列夫•托尔斯泰”这几个字，取了一个不知所云的书名。而托尔斯泰本身就是一个大卖点，为什么不把它的名字镶嵌在书名里面呢？作者是讲托尔斯泰的困惑、愁苦、对世界的悲悯，是一部非常感人的传记，但是书名和文案中完全没有传达出来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平日去书店看书，不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读，而是站在编辑的角度来研究。那几年我下了一些功夫研究书、打磨书名，很受益，把去书店看书当成必修课，练眼力、练手。
当时海南出版社北京琼版中心有一个习惯做法，叫做储备选题。一年要出100本新书，就提前储备两三百个选题。实际上，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反对这个做法的。我觉得出版为了上规模，“洗萝卜快了不洗泥”，每本书的味道都做得不充分，做不到位，容易导致出一大堆平庸的书，倒不如做一本是一本。那时还有个遗留问题：储备了好多选题，内容都翻译好了，但由于人员流动，公司骨干换了好几茬人，当初策划选题的人、买版权的人都离开了，因为已经花了钱，版权费付了，翻译费也付了，不出版可惜，可是现在执行的人又不明白原策划的意图。
我那时候很多时间都用在解决这些遗留问题。这段经历对我也非常有帮助。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研究这些书稿，每本书都认真审读，读了以后就思考我能否化废为宝。有一部书稿，作者是美国一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他去图书馆广泛阅读，发现很多有趣的历史素材，就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成为篇幅很长的一本书，书名直译过来叫做《地下教育》，就是从历史不怎么引人注目的细节里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本书。因为书稿篇幅很大，七八百页，同事们都很疑惑这本书做出来是否会有读者看。我接手之后发现这本书是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角度着手，不是大历史，选择的素材都是历史的边角料，有相当的趣味性。但其中有许多内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读者未必都感兴趣，于是我就对书稿大刀阔斧进行删减，800页的书稿被我删到300页。删完了以后，又做了一些编辑加工，让内容更紧凑。关键的是把目录做得引人入胜，重新取一级标题、二级标题，光目录就有10页。最后我取了一个书名，叫做《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我又往书里加了好多图和相关说明文字（原书是没有图片的）。这本书当年就卖了十几万册。当然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很重要的合作者跟我一起完成这个作品的，就是著名的装帧设计师陆智昌。那时候我们联手做了几本好玩的书。这书的封面设计很吸引人，以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为背景，颜色有些艳丽，目录用专色印刷。可惜若干年后，他们又做了一个新的版本，原有的味道都失去了。后来这本书的版权又卖给了台湾，这本书完全是我们改造之后的一本书，跟美国的原书已经是两回事了。
类似的还有一本《欧洲洗浴文化史》，封面色调是橙黄那种性感的颜色。当时德国一个著名的洗浴用品品牌，他们中国分公司设在上海，要做公司成立100周年的纪念会。公司在德国有一个博物馆，专门收集洗浴用品。德国的洗浴博物馆出了一本书，相当于是由欧洲人洗浴用品和洗浴设施串起来的一本内容丰富的说明书。德国公司出钱，希望我们在这本德文书的基础上改造出一本适合中国读者阅读的书，配合他们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间很紧。这样一本冷冰冰的书怎么让大众感兴趣呢？
跟陆智昌老师合作过程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他作为一个装帧设计师，可以帮着编辑找书的关键点、卖点，帮编辑打开思路，指导编辑找一些素材充实到书稿里来。陆老师不光是从装帧艺术的角度来做一本书，更难得的是他懂得一本书怎么能卖好。装帧设计是服务于文化商品的，是要为它加分的，陆老师在这方面是天才。他的设计与内容的结合非常到位，他运用图片和对颜色的把握能力特别强。我在海南出版社时跟他合作过几本书，他在用色上“艺高人胆大”。比如，他设计过一本书叫《香港电影的秘密》，本来那是一本学术书，是香港电影学会请美国的一个研究电影史的学者写的，后来我们共同打造成了一本市场书。封面设计很香艳，好像是用的是金城武的剧照，大红大绿的，非常时尚。
以上讲的是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经验过的一些事情。书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有些书过了几百年还会拿出来做，所以编辑就必须要了解历史上曾经出过什么好书。所以，我也研究美国畅销书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50年代美国出过哪些畅销书。比如说，《金赛性学报告》就曾经是一本美国的畅销书。有一年参加昆明的图书博览会，在台湾版权代理公司那里看到一套《海蒂性学报告》，很多本，因为有版本学的知识，所以我知道它比《金赛性学报告》更受欢迎，可读性更强。这套书在台湾是旧书了，大陆没出过，因为内容有点敏感，不好通过审批。我就打算尝试一下。因为台湾书是竖排繁体字，如果变成我们的简体字篇幅会缩短，所以就把台湾的三本归拢成一本，将那套书总共归拢为三本：《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海蒂性学报告（女人篇）》，《海蒂性学报告（情爱篇）》。这书一出来，可想而知，大卖了很多年。为什么当时一看就能拍板，实际上也是因为自己有版本学方面的准备。
2004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诚品书店淘书，在诚品敦南店一口气待了十七个小时。我把大陆有版权的书都做了一个对照，心里有数了，台湾值得学习，不过差距也不是那么大，我们有很多书可以做出更好的版本。所以说，做编辑第一个就是做一个版本学家。
卖不动的书，改造书名和文案
写文案是非常重要的功夫，首先要懂得什么是好书名，可以从卖得好的书里面去研究书名是怎么取的。很多书内容很好却没做好，吃亏就吃在书名上。
海南出版社花重金购买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的一本书《工商巨子》的版权，首印8000册，库存剩了好多。这么好的书8000册都卖不掉很可惜。这书是洛克菲勒的传记，史料翔实，作者的文笔也非常好，但是从书名和封面设计上都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地方。这本书可读性很强，也不是纯学术书，这是美国人写书高明的地方，也因此获了大奖。利用春节休假的时间，我把这本书从800多页也变成300多页，重新做目录做标题。书名就叫《洛克菲勒》，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关于财富的神话”。结果这个版本一下卖了两三万册。
卖不动的书，重新做书名和文案，可能还有市场潜力。如果书名能说清楚的，就不需要太多的文案，如果封面上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就不要做书腰。这方面要学京剧舞台艺术，在舞台上能放的任何一个道具一定要发挥作用，多余的全撤干净。所以，封面上的东西要做到尽可能干净，而不是堆砌一些东西，因为大家的眼睛都很累，书店有那么多书，信息量太大，所以就要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我是把书名当第一文案来看的，正标题和副标题都要运用好，副标题是正标题很好的补充。正标题说不清楚的可以用副标题做注脚。
新华出版社出版过一批新闻写作方面的好书，包括获得普利策奖的图书，美国新闻记者写的书，我都认真读过。所以，我跟一些媒体记者的关系很好，在新闻写作上跟他们很谈得来。我知道玩新闻不能玩噱头，取书名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营销时代，可以调动各种手段把书大卖，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剑走偏锋，还是要取中和之道。我剑走偏锋，有成功的例子，但失败的例子很多。
我们曾经做过一本书《河南人惹谁了》也属于剑走偏锋，一个月就卖十几万册，但是对社会并没有起到正向的引导作用，有投机的成分。这书是几个河南籍作者写的，他们的本意是为取笑河南人、歧视河南人的现象鸣不平，所以写了这本书，融入了河南历史上很多名人的故事，包括地域歧视的社会现象。其实这书的出版，现在看来，我们作为出版人没有尽到责任，虽然能大卖，但实际效果是更进一步伤害了河南人的感情，不利于社会和谐。
这样的事情现在是不会做了。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使得我懂得一个道理：人还是要本分一点，老实一点好。能够不用招儿，就不要用招儿。虽然你会用招儿，会用也别用，还是走正道，才做得长久。
选题立项要警惕：你不是在为自己做书
除了版本学和文案写作，我认为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选题立项了。为什么要出这本书？为什么要出这一批书？或者作为一个出版社想干什么？与当下的市场和兴趣、需求之间怎么打通？这些问题都要想清楚。
个人的趣味跟市场的需求有时候会有落差。不能因为自己爱好精致和优雅，就沉浸在优雅的情趣里。我们在编辑成长过程中，不免都带有各自的个性和偏好，但这是要警惕的，这种个人的偏好和趣味要慢慢脱去。当然，一家特色出版社、一家特色书店的经营者为满足自己的爱好只做某一方面的书，这是可以尊重的，但是，编辑要在出版这条路上深入地走，眼界要放宽，个人的小情绪、小感觉要慢慢脱去，要关注市场，为市场做书，而不是为自己做书。
今天国内大多数出版社都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将对编辑的要求与经济效益挂钩。菲利普•科特勒把“市场”定义为有潜在需求的人群。所以说市场就是人群。中国的人口多，可以想象的市场需求很大。但是人读书的需求是有不同层面的，对照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层次，读书一方面有非常实用的需求。工具类书、实用手册、专业图书，比如计算机类书、农业类书等，就很实用，可以当参考书。实际上，我们很多教辅书也属于实用书，读考托福的书是为了多考几分，也是出于很实际的需求。这类书籍一直会有市场空间，因为大家要解决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永远存在。
但还有一些书不那么实用，比如文学类图书，你读几本小说对你考试帮助不大，对你做公司多赚点钱关系不大，但是读了小说可以说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滋养，这也有某种实际的效果，所以也有一些编辑根据这种需求去策划组织一些图书。
那么，这个时代市场最根本的需求在哪里？这么一发问，就帮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能把自己的生命跟职业牢牢结合在一起了，变成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而活的问题。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话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一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这是永久的问题。孔子所处的时代也有这个问题，再过2000多年，我相信一直会有这个问题。有人为这个思考，也有人写书，出版这样的书籍，但是读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它不能帮人很好地操作机器，更好地考学，实用性不太强，也不太能陶冶性情。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甚至没有标准答案，而无用之用乃为大用，这种书实际上是有大用的，因为它给予你生命的某种启示，人应该怎么活。这个发问使得我的生命也开始有一个蜕变，于是我离开了海南出版社。
又遇贵人，创业立品
我离开海南出版社，一是因为到了后来海南出版社的机制也越来越僵化了，想做事的热情也被打压，两次辞职未果，怎么办？看书。2003年“非典期间”，40天在家里闭关看书。我非常感恩命运的安排，给了我这40天。这40天就是像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了一把，一天读七八本书，从历史到哲学，到宗教，到戏剧，到艺术批评，包括文学，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有时候喜极而泣，有时候非常抑郁，一天记一万多字的读书笔记。我发现，无论是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都在谈一件事情，无论是以小说的形式，还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或戏剧表演的方式，都在讲一个问题：人心如何安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不安宁的心，因此，心如何安，是一个大问题。
遭遇克里希那穆提和胡因梦
于是，2003年我开始做立品公司，10万元就起家。当时创业立品有四句话作为宗旨：“提供一种好看而有智慧的历史，推崇一种理性而有力量的写作，重塑一种优美而有同情的文学，倡导一种健康而有情趣的生活。”这几条产品线是当时我感兴趣的出版方向。但很快出版的方向就归拢到一个很窄的门里去了。这跟我2004年去台湾看书遭遇了一个叫“克里希那穆提”的印度人有关，他写了一本灵性著作《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凭编辑的直觉认为这书能卖，我一口气读完了之后，就决定要做这本书。
当时还知道了胡因梦，她以前是台湾著名演员，曾被誉为台湾第一美女，得过金马奖，克里希那穆提的许多书都是她翻译的。胡因梦有一本自传《死亡与童女之舞》，讲的是她的生命经验，第一次我在诚品书店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她讲得太玄、有点神秘主义，就暂时搁下了。而克里希那穆提的《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是可以做的，现有的书名就非常棒！另外两本被我改造了书名。一本台湾直译的书名叫做《从已知中解脱》，我把它改成《重新认识你自己》。还有一本叫《学习•教育•生活》，我改造后叫做《一生的学习》。2004年，我第一次把克里希那穆提的书引进大陆，这三本书实际上讲述的是人生觉悟的几个阶段。我觉得，人活到一定岁数要开始产生怀疑，要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产生疑心，回眸重看。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情，要想一想，不能糊里糊涂过。然后重新认识你自己，要重新反省，你认不认得自己。学习是一辈子的、止于至善的事情，所有还要继续一生的学习。当时我的灵感还有所想的书名，跟后来我所做的事情都很合拍。
因为出版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使得我跟胡因梦有了深入交往，在2006年引进出版了胡因梦的自传，改名叫《生命的不可思议》，我们第一次做新书发布会，调动凤凰卫视、湖南卫视等电视台报道。然后，在2007年1月与四川新华文轩分手，开始了立品的第二次创业。
与文轩合作两年后，从零开始
四川新华文轩的副总陈大利，我在海南出版社的时候就有过交情，当得知我离开海南出版社后他问我们能不能在北京合作，帮助文轩发展大众出版业务，文轩当时有愿望要从出版业的下游介入到上游。于是，我们就合作组建了新公司“北京新华立品”。后来文轩在香港上市要做规模，说我们再给你投5000万，你能不能一年出300本新书？我回绝了，因为把钱变成纸很容易，再把纸变回钱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能违背出版规律而去做规模，另外我有自己对出版的理解和探索，所以就分道扬镳退出了。2004年到2006年做的那些书全部留给文轩，我凑了200万现金从零开始，从2007年1月份直到今天。
立品能做到现在，很重要的原因是胡因梦跟我们合作。胡因梦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很大。她作为一个先行者，对生命有认真的追求，35岁的她不做电影演员，来了一个华丽转身，过起了平淡的生活，翻译一些“新时代”的书及西方灵性作品，引领了80年代台湾的“新时代”思潮。胡因梦把台湾一批作品介绍给我，给了立品二次创业的机会。这个时候又遇到陆智昌，给2007年的立品做了一个整体的包装定位，所以当时的立品图书整体感觉就是让人眼前一亮，有内在统一的格调。对于他们，我一直非常感恩，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他们都是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贵人。
读书会带领立品走向新征程
胡因梦在台湾曾经带过一个读书会，用了7年时间，两周一次，每次固定十几个人。这个读书会不是知识性的，读书只是一个由头，对照自己的生命经历，找出你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困难，互相支持，互相解惑。在2007年我带头做了立品的第一个读书会，选的第一本书就叫《懂得爱》。尽管我们的古圣先贤在生命之学上非常了不起，但是如何贴近现代人方面，西方人的探索还是可以整合参考的。通过带读书会，立品走了另外一条路，一条跟常规出版模式不同的路。我们开始跟读者面对面。以前做一本畅销书书，卖十几万册二十几万册很平常，可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读者，读者在我们的头脑里只是一个概念，做市场分析时的一个概念，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也完全不清楚他们的长相和职业背景。通过立品读书会，这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成为朋友。今天我有好多朋友都曾经是我们的读者，他们把真实的生命经历拿来分享。一起度过困难人生阶段的友谊非常难得，所以立品的朋友全国各地都有，有开瑜伽馆的，有开茶馆的，她们都是觉得读了立品的书很受益。
为了理性教育，转向华德福
但命运的安排，使得我在2009年有了一个人生的大变化。有一件事情拓展了我在与出版有关的实践。有一次听我女儿讲幼儿园的老师告诉小朋友在幼儿园只能小便不能大便，大便要回家。因为老师不愿意给小朋友擦屁股。我听了很不舒服，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对。当时我在帮助朱永新教授做“新教育”的书香校园推广，因此听说了华德福教育。朋友推荐了曾经在英国进修学习华德福教育的吴蓓老师。她在北京曾经做过一个华德福幼儿园。见面之后我很受启发，她又介绍我认识东四环一个做家庭式幼儿园的台湾妈妈，她在台湾就是华德福老师。我看到，这种家庭式幼儿园跟过家家式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有一两个老师，有一些妈妈做志愿者，也没有任何经营资质，就是带着小孩子玩耍和学习。于是我把女儿转到那个幼儿园。孩子去了以后，有很大的变化，很开心，每天会讲发生在幼儿园的很多事情，吃饭的时候也唱感恩歌。我觉得这种幼儿教育很不错。
华德福的创始人叫鲁道夫•斯坦纳，他开创了一门学问叫“人智学”，实际上跟当年的神智学会有关。神智学会是19世纪末欧洲流行的一个灵修团体。克里希那穆提就是当年神智学会选出来拯救世界的人，所以你看，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有某种内在关联，所以说生命是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这种灵性教育非常好。当幼儿园的妈妈要搞读书会、手工会的时候，我提供立品办读书会的场地让他们来用，所以那时候认识了很多华德福妈妈。中国的第一所华德福小学在成都，今年已经第9年，已经得到政府认可，正式注册了。我牵头办的这所华德福学校今年是第5年，是北京的第一所华德福小学（现在北京已经有四所华德福小学）。世界上第一所华德福学校于1919年在德国的斯图加特成立，现在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有华德福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华德福学校没有指定的标准化教材，只有一个课程大纲。我们学校是按照华德福的教学大纲，计划从一年级办到十二年级，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并跟当下的时代需求相结合。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当老师，但我对老师这个职业的感情很复杂。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曾经是中学教师。一方面看到我的父母亲和他们的同事们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老师们为了升学率，跟学生们一起吃苦，都是非常投入、非常朴素的一些人；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出现了偏差，老师们是好心，但不自觉地也可能在伤害孩子。
对于教育界的状况，我从来都不是简单批评，因为我对学校非常了解，我自己就是在校园里长大的。
2009年上半年我开始积极推动创办华德福小学，请国外的老师来培训，因为华德福学校对主班老师要求高，所以老师的培训很重要。当时请了一位在美国的台湾老师潘定凯老师，培训期间，我们和他说，目前还没有谁有信心、有意愿来做9月份的主班老师。潘老师说，今天晚上我们都许个愿吧，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于是晚上我也许了一个愿。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一睁眼，脑子里闪现一个念头：我也许可以试试。
于是在潘老师和诸多华德福妈妈们的鼓励下，2009年9月1日，我正式开始带6个孩子。我们学校计划每年只增一个新的一年级，我带的这个班是学校的最高年级，一直带到十二年级毕业。现在我带的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我答应陪着这班孩子走完12年级。
华德福学校主班教学的特点是：四周或者三周为一个主题版块，比如我们五年级9月份的第一个版块内容是“古代文明”，我改了两个字叫做“天下文明”。四周的时间：第一周谈古印度，第二周谈古波斯，第三周谈古巴比伦，第四周谈古埃及。包括神话和历史。下一个四周是“数学”，然后三周“植物”，接着是四周“希腊历史”，最后四周是“几何”，一个学期18周就按不同主题来划分，希望最好是所有的课程都是一个主班老师来教。在过去的4年，我们这个班几乎所有的主课都是我一个人教的。只是从四年级开始，数学版块和“动物”版块由别人的老师分担。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不太喜欢教数学，而我教语文、历史、哲学这类人文课很开心。这个学期我只教“古代文明”和“希腊历史”，教这两门课的时间，我都在学校，其他时间可以腾出手来做点别的工作。
投身教育使得我有机会跟孩子在一起工作，而与出版界的交流少了。尽管如此，我给自己的定位还是出版人，我对做出版一直情有独钟，在心里还是一直把自己当编辑来看的。我经常跟我公司的编辑讲，我们虽然是很小的出版公司，但我们做的是大事。
我在办华德福学校之前，还办过“共生书院”，做了很多中医教育方面的工作。但往内在探索，追求身心灵成长到一定阶段，需要往外看，这时重新来看外部世界，会处处见生机。我们出版的《中国的担当》就是一个代表性著作。这本书看起来跟身心灵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出发点是一致的。中国人谈生命的学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及人，不能总是关起门研究自己那点事。这也是我前面提到的，为什么说“身心灵”是一个窄门，过去六七年来立品就一头扎进去了。现在不同，由心出发，更开阔的天地出现了，所以我经常和立品的读者说，立品的书不能老读，要适可而止，这些生命的学问关键在于要活出来。
今年是立品成立十周年，我在讲自己编辑经历的同时，好像也把立品走过的路梳理了一遍。立品近几年，出版了不少华德福教育的书籍，而这是真正的教育出版。老天爷的安排很有趣，我从一家教育出版社走出来，做了不同类型的出版，开始从身心灵的角度展开对成年人的生命教育，又回到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基础教育的研究、实践和出版工作上，你说这种因缘造化是不是有点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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