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编辑成功的动力
做哪一行要做得好都需要激情。我一讲到“激情”这个词，可能大家会感觉太老生常谈了，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讲。激情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可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激情问题，是因为做编辑工作和别的职业不一样，这个职业特别需要激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编辑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每本书都是新产品，这和别的行业工作特性不同。别的行业生产的产品是定型化、批量化的，不需要一天到晚开发，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不需要立即研发下一个。但编辑不一样，每编完一本书就要编下一本，一年到头随时随地都在做开发，所以就要随时随地保持对于作者、对于市场的关注。要想保持关注就要使自己处于兴奋状态，这种兴奋状态必须是持续性的。要保持兴奋状态必须有激情，否则怎么兴奋得起来？我有30多年编辑工作经历，我发现有些编辑做了一辈子之所以成绩平平不是因为能力和水平低，更不是因为学历低，而是因为缺少激情。我们把这种情况概括成一句话：“高水平，低状态”。其实如果这些编辑提高自己的状态，调动自己的工作热情会做得好得多，但很可惜他们没有这样。
什么是有激情？衡量一位编辑有没有激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他拿到一本好稿子时的态度。拿到好稿子，一个有激情的编辑是要激动起来的，为好稿子睡不着觉，一天到晚都在想怎么把好书早一天拿给读者，让读者去欣赏它。这就是有激情的编辑。而有的编辑，也许学历很高，水平也不错，但拿到一本好稿子不激动，不兴奋，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好像全无所谓，与我无关，几个月下来别人都急了他还不急，稿子迟迟发不出去，拖得半死不活，这样的编辑就缺少激情。其实哪个出版社都有这样的人。我在三联编辑会上也讲，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编辑，要反思一下自己对待好书稿是什么态度，这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富有激情的编辑。
那么激情是从哪儿来的？激情是由爱而生，爱什么？爱编辑这个职业、岗位，爱书，爱读书。好编辑百分之百都是爱书人。因为爱书所以一心要编好书，发现好书就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进入痴迷状态，全情投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反过来说，激情也在引导和鼓励编辑发现好书，激情也是一种动力。有时候对于富有激情的编辑来说，他的激情也是对书稿的检验。如果一个富有激情的编辑拿到稿子发现调动不起自己的激情，那么这个稿子可能就不是好稿子。这从某种角度成为有激情的编辑检验书稿质量的标准。我给大家举些例子，看看一些成功的编辑如何编书。
首先说范用和《傅雷家书》。《傅雷家书》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被评为“30年30本书”之一，畅销25年。《傅雷家书》1983 年出版。这本书出版的原委是这样的：
1979年中央给傅雷的右派问题平反，在上海召开傅雷的追悼会。老作家、老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副总编楼适夷作为傅雷的老朋友，前去参加追悼会，在飞机上遇到傅聪（傅雷之子），和他聊天。傅聪说起他手里有这么一批书信，是他爸爸写给他的，写得非常好。楼适夷先生依稀想起来，1957年在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时他在傅雷家里住过一晚，看过一封傅雷写给儿子的信，他知道这些信的内容是傅雷对儿子谈艺术、谈人生，信的内容很有价值，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可以出书。
1981年楼适夷和范用两个人一起坐飞机去上海，也是在飞机上聊天，他跟范用讲到有一批傅雷家书，却一下就引起范用的重视。范用先生的职业敏感就在这里，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内容就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回了北京之后，范用先生自己直接到北京七中找到傅雷的小儿子傅敏（时任七中教师），他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些书信，傅聪已经转给你了。当时傅敏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个小老头，但因为他对傅雷家书感兴趣，是从出版社来的，也就很配合。等范用先生走后，傅敏学校同事跟他说，这个老头不简单，是坐小汽车来的。傅敏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在当时坐小汽车证明是有一点身份和地位的，后来他才了解到这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以后他就不敢让范用先生再去他家，都是他往三联跑。
范用先生从100多封信中选了99封，因为都是毛笔竖写，不便直接送去排版，于是范用先生跟责任编辑说，你手抄一遍吧。这样，全稿15万字，都是责编亲手抄的，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激情。范用先生想，这本书要有人作序，应该是由傅雷先生的老朋友来做，于是选定了楼适夷先生。楼适夷立刻答应，不到一周序就写好了。有一天早上七点半范用还没上班，年过七旬的楼适夷老先生已经等在门口，他是来交序言的。一旦范用先生决定出书，楼适夷先生的激情也被调动起来了。
但是书编好了，谁也没想到工厂拒绝排版，因为傅雷先生虽然平反了，可傅聪还犯有叛国罪没有获得平反。傅聪原来被国家派到波兰学习音乐，1957年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他从波兰私自飞到英国，后来在英国定居，这事曾被定为叛国。工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认为这是有关叛国分子的书不能印。当时范用先生很无奈，多方想办法请国家出版局的领导协调这件事。碰巧当时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给傅聪平反，胡耀邦同志在信上做了批示，其中有“傅雷爱党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批语。后来范用先生拿着这个批示找了印刷厂，印刷厂终于同意开印。这本书在三联印了7 个版次，超过了150 万册。范用先生在北京、上海、香港三个地方举办了《傅雷家书》的手迹展览，当时香港报纸认为这是令人震撼的展览，说傅雷先生那样给孩子写信，用毛笔写成的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工工整整，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人看了肃然起敬。范用先生后来讲，为什么要出《傅雷家书》？他说，“我就是要告诉天下人世上有这样做父亲的！”这一句话就反映出了范用的激情。
后来傅雷的小儿子傅敏在回忆录中回忆范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范用先生和楼（适夷）伯伯其实是同一类人，对于一本好书都是那么“急不可待”。这“急不可待”四个字我觉得就是激情的写照。反过来说如果你拿到一本好书无动于衷，你肯定是缺少激情。
大家知道1981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这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书。但这本书因为涉及“文革”，比较尖锐，按当时我们的政策不大好出。杨先生和范用先生是老朋友，她希望范用先生帮忙把稿子转到香港出版，可范用先生拿来书稿后爱不释手，他要想办法在内地出。他想要找领导批示一下，琢磨是给胡乔木同志写信还是给国家出版局领导写信，总之不舍得把稿子寄出去。犹疑之间，香港方面的人就等急了，来信说你再不发过来，我就坐飞机来取了。大家都是很有激情的状态。后来范用先生很无奈地把稿子寄到香港。接着香港《广角镜》杂志把《干校六记》登出来了，胡乔木同志看到了，对钱锺书先生讲了十六个字的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范用先生从钱先生那里得知这十六个字如获至宝，就去说服社里的其他领导，这本书一定要在三联出，他当时为这本书写的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至今保存在我们书店的书稿档案里。最后这本书得以在三联书店出版，成为当代散文的名篇佳作，靠的就是范用先生对待好书的热情和激情。
我觉得激情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执着，由爱而生的一种执着，有好书想方设法一定要出，百折不回。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李景端先生出版《尤利西斯》。大家知道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20 世纪20 年代首先在法国出版，被称为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有人甚至因此认为乔伊斯是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但是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都曾经长期被禁，因为书里面有比较露骨的两性关系描写，所以有人说它是淫书、黄书，不过后来国际学术界还是给了它很高的正面评价。李景端先生认为这样一部重要的世界文学名著应该在中国有译本。可是1922 年在国外出版以来，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中国都没有译。1988 年李景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秦顺新聊天，知道老翻译家金堤在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这本书，要用10 年工夫。李景端觉得一本书翻译10 年太慢，他要抢在前面出。
李景端先生当时是译林出版社社长，手里有很多资源，也认识很多老翻译家。他知道这本书很难译，因为是意识流的东西，大家称之为“天书”，没有深厚的语言和文学功力，不是大翻译家译不好。所以他开始在翻译界名流里找，他一一写信约请，找了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叶君健等一大批老先生，可是所有人都婉言谢绝。叶君健先生说中国只有钱锺书先生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语词汇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于是他就去约钱锺书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请他译《尤利西斯》。钱锺书先生回信很幽默，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没有人肯译，原因是什么呢？太难译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名家没有人愿意蹚浑水，因为毕竟有评论说这本书是淫书、黄书，哪个洁身自好的翻译家愿意蹚这个浑水呢？
萧乾、文洁若译《尤利西斯》
但是李景端先生不甘心，一定要译出来，他又去找萧乾和文洁若夫妇。萧乾先生是大翻译家，文洁若也是当时知名的翻译家，两个人都通英文，萧乾先生还研究过意识流文学，在意识流方面还算是研究专家，李景端当然打定主意想把萧乾拉进来。但萧乾先生年龄大，而且手头要做的事很多，肯定不愿意卷入。李景端先生采取的策略是，先把文洁若拖进来，再把萧乾拉下水。他跟文洁若签了合同，说明此书是文洁若译、萧乾校。合同签下来后，翻译工作就上了马。李景端让文洁若有困难就找萧乾。萧乾先生肯定要帮忙，因为他们是夫妻，但是后来要求萧乾帮忙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改成合译。这样李景端的策略成功，终于把萧乾先生拉入合作，连骗带哄让他也做了译者，保证了翻译质量。后来李景端先生又多方托人，在国外找了30 多种《尤利西斯》的参考书，交给萧乾、文洁若两人，其中包括对《尤利西斯》的评论、乔伊斯传记等等，帮助他们在书中加入6000 多条大约10 万字的注释，使翻译工作做得非常严谨。同时组织专家写文章，包括萧乾本人写文章，为《尤利西斯》平反，说这不是淫书，而是文学成就很高的作品。最后这本书只用了4 年时间就出版了，出版以后反响非常大，4 次印刷合计20 万册，成了畅销书，还获得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这说明他们给这书平反也是起了作用的。这本书的成功靠什么呢？靠的是李景端先生的执着，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激情，没有激情怎么做得来这样的书？
我再举几个例子。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不像范用、李景端先生那么知名，但绝对是大家值得记住的名字，这个人名叫高贤均，2002年8月因为患肺癌去世。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去世前的职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经他手编了三部茅盾奖作品，其中包括《白鹿原》、《历史的天空》、《尘埃落定》。大家想想看，一个文学编辑在一生所编的作品中有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这是多么难得！搞文学的人都知道茅盾奖的分量，全中国几十年也不过三四十部茅盾奖作品呀。
我和高贤均同一年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是非常好的朋友。高贤均这个人自己是作家，但做编辑后没搞创作，全身心投入文学编辑。他懂创作，会写小说，判断文稿非常准。这个人特别有才华。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时是四川省的状元，当时他已经背过两本词典：英汉词典、俄汉词典，上大学没上过一天外语课。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中学时代已经读完《鲁迅全集》。他的学识、修养非常让我们佩服。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成绩非常突出，他去世以后大家怀念他，有很多人写了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我把那本杂志找来看，发现大家一想起高贤均这个人就都想起同一个场景：他每天中午端着盒饭这个屋聊一下，那个屋聊一下，聊的都是看稿子的事。这个人日复一日看稿子总是那么兴奋，一有新发现马上跟别人分享。我至今都记得他给我讲的两个细节。有一次他看了阿城的《树王》，他说阿城写树的细节是自己过去没有观察到的。作品描写的是巨大的树，写风从左边刮过来，树叶就从左边开始抖动，然后到中间再渐渐波及右边，树的抖动不是呼啦一下展开，而是有层次、有波浪的。高贤均说，阿城的观察多么细，我原来没注意过，看了阿城的文章后才去看，果真如此。他讲这个例子几十年了我都没忘。还有一次他看完《白鹿原》跟我讲，你快去看看“黑娃吃糖”是怎么写的。作品中黑娃是个苦孩子，长到20岁从没有吃过糖，“土改”时抄地主家得到一块糖，但当他把这第一块糖放到嘴里时，他就愣住了，从来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神奇的滋味，眼珠顿时就不会动了。这时作品对他表情的描写，他的嘴，他的眼，他的神情，他的感觉，非常细腻传神。高贤均说这个细节写得太好了，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陈忠实的功力。那时每天中午和高贤均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都是讲这些。他执迷于书稿里，执迷于这些文学作品里，这就是一种激情，真的是全情投入。
我来讲讲《白鹿原》的出版。90年代初高贤均和另外一个叫洪清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要到成都出差，当时社领导说你们顺路去一趟西安，陈忠实可能有稿子，于是他们去西安见陈忠实。陈忠实当时已完成写了十年的《白鹿原》。书稿是手稿（那时没有打印稿），40万字的手稿很厚，陈忠实把它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里面是牛皮纸，外面是塑料袋，包成一包，很郑重地把稿子交给高贤均。然后说，我这是把十来年的心血托付给你了。高贤均当时要打开，陈忠实慌乱地说，你不要打开，你不离开这里不能看。其实陈忠实是心里害怕，害怕用十年时间写出的成果不被承认。作者在这种时候一般都很紧张，像接受考试一样，压力很大，这是正常心态。而且陈忠实在家里十来年闷头创作《白鹿原》，除了这本书稿以外，其他创作很少。他在此之前没有写过长篇，中短篇也没有太大的反响，所以他老婆不断讥笑他说，你还不如开养鸡场，开养鸡场还可以指望吃几个鸡蛋，你这十来年什么成果都没有。所以陈忠实跟老婆说，这部作品不成功，我就开养鸡场。
高贤均拿到稿子后马上坐上去成都的火车，一上火车就开始看稿，和洪清波一起两人轮着读，到了成都又一边开会一边利用会议间隙读，还没回北京，两人就把稿子看完了，这就是工作激情和热情。读完后回到了北京，高贤均第一时间写了一封信给陈忠实，说这是一本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要留下一笔的大书。陈忠实后来回忆说，高贤均拿到稿子只十天就让他收到信，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当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快递，一封信就要走几天，而高贤均又要开会又要赶路，居然有这么高的效率！陈忠实也没想到高贤均的评价这么高。收到信后陈忠实欣喜若狂，跟老婆说我不用开养鸡场了！这本书后来高贤均做责编，获得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评价——“茅盾文学奖”。
高贤均编了很多小说，其中有一本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这部稿子在到达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被两个出版社退了稿。作者徐贵祥写了一篇文章我看到了，他说曾经想把这稿子一把火烧了，就不要了。结果就在这个心里很矛盾的时候，他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编辑，提到了这部稿子，那编辑说愿意拿回去看。过了几天，徐贵祥打电话问编辑，你觉得怎么样？编辑说：“说不好，我一个人看怕判断不准，转给小说组编辑也看看吧。”于是稿子就被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另外一个编辑。小说组编辑看完后，作者去电问，你觉得怎么样？那位编辑也说：“拿不准，还是给领导看看吧。”这样稿子才到了高贤均手里。高贤均在一周后直接给徐贵祥打电话说，“请你来，我要跟你面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直接找他面谈，把徐贵祥吓了一跳，因为当时他还是没什么名气的小作家。后来作者在回忆录里描写了他到高贤均的办公室后的情景：高贤均高度评价这部书稿，他当着几个编辑和作者，“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舞动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看看这个激情！）
关于稿子里涉及的国共关系的敏感话题，就是前面说到有些人拿不准、有些出版社因此而退稿的那些内容，高贤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作者说，其实高贤均提的都是些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操作起来一点不困难，作者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最后高贤均做了总结，对作者说你就照我这个方法改，改完以后我给你做两个预测：第一，这本书可以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第二，这本书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很有竞争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预测全都正确，这本书出版后一共获得四个大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你们大家想想，两个出版社退稿，本社下面两个编辑不看好的书稿到高贤均手里变成这样，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
“人民文学奖”评奖的时候高贤均已是肺癌晚期，距他去世只有两三个月，但他作为评委，坚持从医院赶来开会，上台讲了20分钟话，介绍《历史的天空》。后来作者提到这件事非常感动，他说一想起高贤均就流眼泪，还说对高贤均他无以报答。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跟他说，你要想报答高贤均，今后有好稿子就都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吧。作者就承诺说：好。这就是高贤均的激情换来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编辑才能算是真正赢得作者信任。
我有一次看到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两会”上的发言，觉得很有启发。他说他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收入最高的农民工常常不是技术最好的，而是最受信任的。所以他有一个结论，叫作信任是比知识和技能更大的资本。我们做编辑，最最重要的是取得作者的信任，老编辑家韦君宜说过，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信任相当于电脑的软件，而知识和技能相当于硬件。没有好的软件，再好的硬件不过是摆设。所以我今天才会重点讲这个问题，因为软件比硬件更重要，素质和修养比能力更重要！
（节选自李昕《做书——感悟与理念》，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出版）
这是出版人的五堂课，爱书者的启示录。全书以讲座形式，讨论编辑应当具备的素质、修养和能力。
出版的理想理念，编辑的书事书情，做书的感觉感悟，尽在作者现身说法中，给人以启发和灵感。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量精彩、鲜活的案例，讲述编辑的思路和策略、经验和教训。通过《邓小平时代》、《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等经典图书的出版过程，以及与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金庸、李敖、李泽厚、刘再复、何兆武等作者成功合作的故事，让你了解出版人应有的使命、情怀、智慧和担当，从而得窥出版的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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