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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仗着有钱,买职位进入出版业,为出版自由把政府告上法庭

2018-03-21 魏森垚 做書


曾有位出版人跟美国总统罗斯福吐槽说,华盛顿作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卖书很容易,然而在密西西比州这种地方,三年还卖不到一本。


罗斯福觉得滑稽,把这段话在媒体面前公开了。出版人继续说:“结果密西西比州的三家书店一气之下停止向我们采购,造成了我们每年大约9美元的损失。”


这位说话刻薄的出版人就是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


如果不知道兰登书屋,那也一定在书店见过这个“企鹅”商标:



以及与“企鹅”同时出现“小房子”——“RANDOM HOUSE”,虽然我们习惯翻译成兰登书屋,但实际上,在1925创办这家出版社时,贝内特·瑟夫选“RANDOM”(中文翻译:随机)这个词,完全因为他们挑书的原则是——随机选书。


贝内特不仅暗戳戳地怼了一把不好好卖书,脾气还挺大的书店。也怼了那些,书写得不行,就想碰瓷出版社的作家。贝内特放话说这种死书(卖不动的书),哪怕在《纽约时报》铺一整版广告,销量也不会增加50本,而“有些作者似乎认为出版社故意要毁掉他们的书,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


贝内特·瑟夫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贝内特说话就是这么硬气,毕竟他在上世纪创造了美国的出版帝国——兰登书屋。这么介绍兰登书屋吧,他们手里的书,几乎可以构成一部西方近代文学史。


除了出版方面的成就,贝内特这辈子似乎更专注于成为一个“段子手”,他编写、收集了20多本笑话集,共有500万册的销量。


贝内特·瑟夫(图右)的书《如何不大话滔滔》

注意事项:讲笑话时不要自己笑得太多;也不要把手放在听众身上。



01

买来的副社长


贝内特一进入出版行业,能从副社长起步,然后拳打脚踢美国出版业,主要因为他是个富二代。野心勃勃要为世界带来好书的穷编辑们,可以醒一醒了……


贝内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华尔街搞砸了好几份工作后,经同学介绍来到出版社面试。


帅气的青年贝内特


社长一见面就切中痛点:听说你很有钱,如果你想来上班,还想有个高职位,给我们投点资呗?


最终,俩人谈妥,只要贝内特掏2.5万美金给出版社应急,就能当上出版社副社长。


谈完,社长立刻变成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我还不知道你能力如何?我们有没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来评价一下你?


俩人捋了一下,终于捋出一个共同好友——一位股票经纪人。贝内特立刻出去给股票经纪人打了个电话安排了一下。于是,贝内特被股票经纪人力荐给社长。


走后门???


社长给贝内特反馈说:“听上去你很棒!”

贝内特说:“真的吗?因为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社长说:“我真傻。”

俩人哈哈哈大笑起来。


有钱人的迷之笑点,真让我们穷人头大……


就这样贝内特从出版社副社长起步,开始了自己的出版生涯。


两年后,因为社长陷入个人财务危机,贝内特从社长手里买走了“现代文库”所有版权。由此,贝内特创办了“随机”选书的兰登书屋。


关于”随机“,也是因为“现代文库”有108种好书,每本都很好,贝内特决定,大家不如简单点,随机出版吧。


这种心真大率真随性的性格,还体现在选择合伙人上,贝内特在自传《我与兰登书屋》中写道:“我马上就喜欢上了唐纳德。他跟我一样高,爱好文学,最重要的是,他很有幽默感”。


带有蜜汁微笑的贝内特



02

富二代受挫记



所以坐拥强势版权资源,只要有钱撑着,横竖都会成功啊。正好,贝内特虽然没什么编辑经验,就是有钱。哪怕在出版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时,书封上忘了写作者名字,哪怕被《纽约客》调侃:“逗得每个人直乐”,还能继续勇往直前。


虽然出版行业里的问题,大多是因为没钱,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总有人,比你更有钱。


贝内特去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书店——沃姆拉斯书店谈销售。贝内特提出如果沃姆拉斯先生愿意在他的每家书店准备两套以上的兰登书屋的书,他愿意多让1%的利。


沃姆拉斯先生告诉他:“年轻人,别跟我说什么让利百分之一。我在股市每天就有一万元进账。


听起来贝内特只是个有钱又自以为是的出版菜鸟。然而他在国内经济大萧条时,对出版行业做出精准的商业判断:


事实上,我们每年都向前发展一点,从来没有出现过倒退。


出版业一向比较稳定。即使在经济过热,有钱人在旅游、夜总会、高档戏院之类的娱乐上大把挥霍的时候,书业也不会骤热。


无论如何,爱书的人一般不会沉溺于无节制的投机。


同理,所有行业全线崩溃时,书籍又成为一种最便宜的娱乐方式。


——贝内特·瑟夫《我与兰登书屋》



他的信心,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文学的相信。


这篇报道的标题翻译成中文大概是:

“贝内特,经典和畅销书出版人,现在他是美国第一笑话大毒枭”



03

到底该不该出版

文学性很强的书籍?



我们到底该不该出版文学性很强的作品?这也是现在很多编辑和出版社的困扰。


大家都知道,不管文学圈多热闹,在资本面前,文学类仍是一块无聊、冷清又自以为是的廉价蛋糕。


尤其是诗歌类图书,几乎一出版就亏。但贝内特相信“每一位受人尊敬的出版家都应该出版诗歌,甚至一些明知亏本的诗歌。”


贝内特对于看好的作家,哪怕作者还没开始写,贝内特也会预付稿费,并承诺愿意出版作者写出来的任何作品。


贝内特这种“执迷不悟”全力“作死”的态度,为兰登书屋赢来了名誉和声望,这是砸多少广告费都换不来的品牌效应。


于是“现代文库”的书目上开始出现了马塞尔·普鲁斯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尔·刘易斯、W· H·奥登、威廉·萨拉扬、巴德·舒尔博格、欧文·肖、杜鲁门·卡波特、E·L·多克特罗、菲利普·罗斯等人的名字,一页由铅字印刷而成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师群像。


有这些大作家做招牌,兰登书屋吸引了很多从未出版过作品的年轻作家。而且贝内特的出版生意经是:“出版的乐趣在于发现完全陌生的新人。”


“当然,每次我外出,我们的编辑就怨声载道,因为许多人听到我说我们欢迎新作家,就纷纷向兰登书屋投稿,垃圾书稿如潮水般涌来。他们通常会说:‘嗯,我是个作家,这是我写的天才之作。’结果往往是一部糟糕透顶的垃圾。但是,万事都没有绝对,《飘》就是这样被我们发现的。”


——贝内特·瑟夫《我与兰登书屋》




04

他是真正的大玩家



现在我们可以承认,中国不缺好编辑,也不缺敢“打破”规则界限的出版人,同时也要承认,中国最缺像贝内特这样的大玩家。


因为这样的玩家野心极大,他会直接改写“游戏规则”。


贝内特曾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在美国被禁了11年的《尤利西斯》从最淫秽、最诱人失德、最危险的禁书,变成合法的出版物。这意味着,这场游戏里,他挑战的是美国法律。


《尤利西斯》被禁的十几年里,已经受到一群名流的保护和推荐。好比,海明威从中策划,让《尤利西斯》从法国的莎士比亚书店,带到加拿大,然后从边境走私来到到美国。


然而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不仅要想书的品质、对文学的赤诚和情怀,还得考虑一本流行了十年、有海量盗版的禁书,还有市场吗?贝内特还是决定,出!对他来说,不仅出书,还能出风头。


贝内特开始计划,无论如何,得先让法律承认《尤利西斯》不是一本黄书,解禁,然后出版。


首先,他故意让这本书在海关被扣留。贝内特才能挑起事端,提出诉讼,把政府告上法庭。


接着他找到全国最牛的律师莫里斯·厄恩斯特:“如果我在美国出版《尤利西斯》,你愿意帮我打官司吗?我虽然付不起你的天价律师费,但我可以承担诉讼费。如果输了,你没有损失;如果赢了,你将终身从《尤利西斯》的版税里取得报酬。”律师答应了。贝内特后来说:“他和我一样爱出风头!”


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审判过程中对书的任何评价都不能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所以贝内特需要制定一本特别版的《尤利西斯》,他把这些年文学大师们的评论粘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再故意被海关没收。最后,贝内特提前诉讼,将这本特制版的《尤利西斯》送到了尊重文学自由的法官手里。

此刻,美国上上下下都屏住呼吸,等待法官的宣判。


最后的判决是:



这本书很多地方让我觉得恶心。


但是,尽管它包含许多通常是污秽的词语,我还未曾发现任何为了污秽而污秽的地方。


这本书中的每一个词语都像一片小小的马赛克,作为细节之一,组成了乔伊斯为他的读者组建的画卷……


当如此伟大的语言艺术大师——乔伊斯当之无愧——力图描绘一幅欧洲城市中下阶级的真实图景时,难道,美国民众不能合法的观看吗?


《尤利西斯》,被批准进入美国。”




乔伊斯也因此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这期报道写着一段话:





“上周,美国的天体观察者并没有报道任何彗星或其他天文现象的预兆,曼哈顿百老汇大街上办公室窗外也没有盛大的彩花飘洒,也没有迎宾人员挤满市政厅的台阶……


然而许多清醒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市民意识到,他们已经目睹文学史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上周,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他举世闻名但长期流亡——安全抵达美国海岸,它的名字叫《尤利西斯》。



这也是贝内特创立兰登书屋的第6年,年仅35岁的他,已经改写由法律制定的“游戏规则”。



05

他捍卫了出版业的纯真



“贝内特•瑟夫死后,他曾经为之写了十五年专栏的《星期六评论》刊登了一篇讣告,最后有这样的字眼:

他立志当一名出版人,也确实成为了最卓越的出版家,为了这一事业,他全力以赴,每一个与图书世界有关的人都应该感激他的恩惠。”


——贝内特·瑟夫《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生前开玩笑说,希望自己的墓碑上这样写:“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


贝内特去世很多年后,兰登书屋被卖,并遭遇其下属公司——万神殿,编辑集体辞职,上千个万神殿作者与兰登书屋解约。《艰难时世》的作者斯特兹 ·特克尔胸前挂着“挽救我们的万神殿”,他的身侧站着小说家冯内古特和历史学家阿诺 · 迈尔,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者们,却要站在街头抗议出版社的决定——只出版赚钱的书。


当时,辞掉万神殿社长的安德烈回忆当年,还是年轻编辑的他刚来到贝内特时代的兰登书屋:


“那时候出版社很小,只有十几个人,但贝纳特完全信任我们,想出什么出什么。那时真是出版业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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