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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谈灾害救助下的公益发展 | 汶川地震让中国慈善提升十年,那新冠疫情呢

文|罗曙辉 金蜜蜂
2024-10-14

王振耀|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原司长,国际公益学院创始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大难汇聚大爱。


在来势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大量中国企业以强大的社会责任意识与长远的发展眼光,在医疗物资供应、应急建设、通信保障转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大量公益组织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精准开展款物支援、专业服务;大量社会服务机构带领社工、志愿者坚守社区联防联控岗位……


这场前所未见的灾难,让人联想到20085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彼时的汶川地震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破坏力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正是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全国人民的数亿爱心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时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指出,汶川地震“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


十二年后,新冠肺炎病毒为中国甚至全人类制造出大量社会、经济等方面风险,从中国到海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公众,通过各种方式凝聚在一起共同应对,这也将对中国公益与社会责任带来巨大的推动。

 

在全球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率先抗疫的中国能够给海外疫情带来哪些借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界定这场疫情对中国公益和社会责任的影响?如何评价与思考此次抗疫中的企业角色?抗疫本身将给企业的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实践带来怎样的启示?记者日前就有关问题采访了王振耀。



一次成功的战“疫”


Q: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疫情防控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受到赞誉,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多次呼吁借鉴中国经验。您认为此次中国战疫展现了哪些亮点?

A:这次我们应对疫情相当成功,也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从国家层面,我认为有这样几点经验。

首先最重要的是采取了“封城”的措施,全国进入一级响应状态,这是应对疫情摸索出来的一个很正确的办法。既是政治决断,也是社会决断。
 
第二是尊重专家,尊重医务工作者。钟南山院士公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包括李兰娟院士在内的多位专家做出有关疫情的专业判断后,党和政府当机立断,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病毒的快速扩散,抢救了许多的生命。当然还有很多年轻一代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奉献了体力和智慧,有的病倒,有的牺牲。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有这样的精神,才使得疫情能够得到快速有效地控制。
 
第三就是协调有力。我们的应急管理机制在这次疫情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建立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还有各个疫情防控小组,协调国家各个方面,实现全面的应对,这是从整个国家层面上开展的行动。
 


Q:这不仅是一场国家层面的战役,也是一场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战争。
 
A:不错,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能够看到此次战斗中展现的巨大社会凝聚力。从春节前夕开始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全社会14亿人基本都呆在家里,尤其以武汉人民为代表,这需要多大的自觉性与凝聚力。我们难以想象,武汉的老百姓受了多大的苦。另外,各省市都派出队伍驰援湖北,几百只医疗队,4万多医务工作人员深入战疫一线。不仅仅是医务工作者,还包括其他人力和物资的支援,一旦接到任务安排,各省市就立即行动,万众一心、团结一致。
 
从公益慈善的角度看,此次全社会所迸发的捐赠热潮,也是一次巨大进步。这次疫情发生后,基本上没有公开的募捐活动,大量的捐款完全是个人的自发自觉。截至3月9日,民政部统计的全国社会捐赠资金已达292.9亿元。
 
Q:您曾表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见,没有经验可借鉴。在这场全新的挑战中,您如何评价此次战疫表现?
 
A:从我救过的灾来说,这是难度最大的。可说是三灾重合,堪比南方冰冻灾害、春节年关灾难、“非典”疫情叠加在一起,而且灾情中心在人口规模过千万、九省通衢的武汉,更使得这一地方性的灾难迅速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灾难。这比汶川地震要复杂得多,不仅需要保障当地人的生活,更需要保障医疗物资的及时供给。
 
这次救灾是中华民族面临的一次大考。经过这次大考,我们发现,我们的应急管理体系还需要更加完善,我们的应急管理部门刚刚成立,各个方面没有很好的磨合;包括公益慈善也出现了不周全的地方,产生了社会矛盾和纠纷。但是整体上还是相当成功的。
 

 
Q:回过头来看,在这场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化为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复合型、跨界性的危机中,中国过去近两个月的战疫行动给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怎样的启发?
 
A:成功应对疫情可以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历程中一个里程碑事件。随着疫情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在野生动物保护、人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新的共识,并化为具体行动融入了疫情阻击战。

比如,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再如,国家采取免费治疗新冠肺炎的政策,展现了党和政府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至上的人权保障理念。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甚至监狱服刑人员都得到了尊重、关怀和保护。

比如,民政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强特殊困难老年人关爱服务的通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中国残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残联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残疾人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因防控工作不力,监狱长被免职。
 
此外,在疫情阻击战中,仍然没有放松脱贫攻坚战,从中央到地方、从银行业到电商平台都在用创新性的方法,坚持精准施策,帮助贫困劳动力有序返岗、加大农资供应、防止农产品积压、提供更多扶贫与战疫的信贷支持,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扶贫工作的影响,努力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如推动复工复产与经济发展、积极开展国际支援与合作等,如在国内疫情刚刚趋于平稳时,派出救援队开启一省援助一国模式,支援伊朗、意大利、巴基斯坦等国抗击疫情,用行动诠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虽然我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但是初步看,这次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的应对行动高度融合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17项目标,把联合国的理念化为国家政策和人民的集体行动。此次应对疫情也可以说是一次可持续发展的大教育。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一种大国的担当精神。


中国公益慈善再上一个大台阶


Q:2008年的时候,您曾感慨汶川地震把“中国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您认为这次疫情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A:汶川地震救援是我国第一次社会广泛参与的救灾行动,我当时提出“中国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果然,汶川地震之后中国公益慈善出现了好的格局,社会凝聚力得到了强有力的提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国公益慈善展现的力量,甚至超出了2008年。
 
此次战“疫”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巨大创造力,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驰援武汉的国内物资不足时,社会组织发起全球采购;自发集结的志愿服务队创造出多种志愿服务方式;快递小哥、出租司机、环卫工人等各类服务业从业者坚守在战“疫”前线;还有各类企业通过捐献物资、提供专业技术和发挥产业链优势等方式积极参与战“疫”行动。
 
同时,公益慈善在此次抗“疫”中体现的,不仅仅是奋不顾身地救灾行动,更是通过人们内心的升华、践行了自觉地奉献,提升与丰富了中国人的文化与思想内涵。在治疗新冠病毒肺炎过程中,传统医学和现代科学联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早期、轻症救治中,中医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效果显著,这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抗“疫”本身也激发了很多传统价值观念,比如很多企业家就选择回报家乡。
 
我想,经过此次疫情之后,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不仅仅是用时间跨度来衡量,疫情应对让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深化和融合,这为整个中国进一步现代化、创造未来美好生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Q:疫情中涌现出一批感人的“逆行者”,包括医护人员、军人、警务工作者、记者、志愿者等等,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A:中国的志愿精神这次体现得非常突出。我想如果没有他们,整个抗“疫”将很难取得现在的成绩。他们就像整个社会的粘合剂,参与化解各种紧张局面,应对各种需求。这次志愿服务因为有了慈善法、志愿服务条例的指引,更加的规范和有序。当然,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志愿者专业化程度亟需提升,群众性工作与专业的社会工作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疫情过后,要重新思考政企关系、政社关系


Q:这次“大考”将给我国的疫情防控和防灾减灾机制带来哪些反思与推动?
 
A: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非常大。首先,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组织,全社会对制定防灾防疫预案的意识都得到了极大增强。第二,有了此次疫情的检验,让我们看到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以及相关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信息的收集要更及时,程序要更完善。第三,还需要思考如何优化政企应急联动机制,尤其是在应急状况下的物资储备、供应体系如何跟生产相结合等方面,还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第四,政社合作互动关系还需要大力加强。在日常应急管理体系当中,要从机制创新入手,将社会组织的力量纳入进来,以应对不同类型的灾害,并加强平时的演练。同时要思考如何发挥社区居民自治力量,积极挖掘社区资源等。
 
总之,疫情过后社会需要重建,需要通过搭建更多平台,建立更多标准规章,促进政企、政社和其他领域的对接,发挥好体制机制及技术创新的作用。


人工智能设备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图中的无人消毒车能够沿医护人员、患者的运动路径,采用递进式消毒模式,进行 24 小时的循环定点消毒
 
Q:企业在此次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眼下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但许多中小企业也面临疫情下的生死劫。今后,企业应该如何建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预案或机制?
 
A:企业要做很多反思,这是巨大的历史性机遇。
 
这次抗击疫情让很多企业建立起很好的政企关系、社企关系,让商业和社会实现立体对接,这是对商业文明的提升。与此同时,也让企业看到日常和应急时期经营的不同,因此企业需要健全经营机制,建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机制和预案,并在日常运营中就要考虑自身的社会责任。
 
其次,企业要善于把国家的应急需求转化为企业将来的生产储备。比如说企业要善于开发应急物资装备。此外,企业还要从风险防控的角度谋划产业布局,我们看到此次疫情中有的产业、企业对市场反应就更为灵敏,将来企业应该在业务布局上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第三,部分企业还应该抓住这次疫情带来的发展机遇,比如中医药企业。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医药企业应借此大力开发抗病毒产品,将自己的产品、资源优势发挥出来,推动中药走向世界。


文|罗曙辉 

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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