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评92】拍案集︱车浩：北平无战事，“组织”有权威?
《北平无战事》最近大热。画质精细，眼刁的观众有看美剧的感觉。当然演员也出彩。方步亭、梁经伦、曾可达、徐铁英，形象都算鲜明到位，过眼难忘。除了刘烨演的方孟敖和倪大宏演的谢培东。刘烨的问题在于眼神，面对崔中石甚至马汉山，眼里都能藏着幽怨，看着何孝钰反倒正常了，像是在《蓝宇》里演同性恋留下了后遗症。倪大宏的套路痕迹太重，要么突然爆发，要么滞后反应，要么古井无波地接话，这种切换节奏的出戏方法，乍看新鲜，看多了也烦，觉得他技穷。台词方面很高冷，腔调都文艺，不是掉书袋，就是小清新。个个骚兴满怀，出口成章，每一句话都往意味深长了去说。神婆级的建丰同志，不仅经常口吐金句，用苏格拉底教学法对曾可达们循循善诱，还特别喜欢当热线嘉宾。于是，所有人都卯足了劲说最能代表自己档次的话，然后被电话报送给二号专线进行逼格分析。在没有手机的年代里，建丰同志基本上24小时守候在电话机前，随时接听，从不误事。为了币制改革，也是蛮拼的。
《月圆花好》真好听，绝对的时代金曲。特别是第40集，谢木兰已被枪毙而方家人还在欢天喜地布置晚宴等她归来那一场，旋律响起时，方夫人空旷凄凉的唱腔与以往不同，入耳尽是叹息，乱世之中且贪欢，万般浮华转眼散。然后就听到何孝钰问，怎么唱出红楼梦了。此处台词配得硬，忍不住暗赞一声!方家大厅里唱的是“团圆美满今朝最”，那边西山监狱里谢木兰已经血花飞溅，却是今朝最不团圆。蒙太奇镜头的切换，配上这首可萝可御、可为时代开场也可为时代谢幕的《月圆花好》，顿时，大观园里的落败感，大时代中的命运无常，扑面而来。我认为这是全剧最出彩的一幕。中国的好编剧，在渲染上述情感和气氛方面，有从《雷雨》开始的成功经验，确属当行本色。
整体的故事结构撑得住。“一手反共一手反腐”、不争白银争民心、无战事但为啥仍改朝等等，这些核心概念的设计，既能满足历史探秘又有当代隐喻，“一次革命，两面成功”。但个别情节仍有硬伤。例如，梁经伦的双重身份是个亮点，可有时感觉与国共双方费尽心思、各出大招的互猜知不知道的过程相比，知不知道的后果严重度有点浮夸。再如，孔雀东南飞到底是个什么计划，的确有点五里一徘徊，一会被解释成币制改革，一会被延伸为傅作义是否出兵，与这么宏大的企图心相比，作为计划核心的方梦敖和梁经纶，实在是过于小人物了，逻辑上难以令人信服。
不过，上面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北平无战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国内的正剧中第一次，从政治和权术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揭示了人与“组织”的关系。在《北平无战事》里，组织和同志的概念，超然于国共双方。共产党有“组织”，国民党也有“组织”;共产党有恩来同志，国民党有建丰同志;共产党激发、迎合了崔中石这种人的理想信仰，国民党也同样激发、迎合了曾可达这种人的理想信仰。每个人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理想和情怀，如何把这些个理想情怀激发、迎合和利用起来，成为一股革命力量，光靠个人魅力不容易办到，成本也太高，这就要靠“组织”。“组织”这个东西，不是个体联结的网状物，而是一个神像，神像的背后总是藏着人。藏身在神像背后的人，通过这个神像，就能够捕获在神像前跪拜者的人心。“组织信任你……”、“组织上研究决定……”、“组织不同意……”，这些为大多数人平日里耳熟能详的话，也同样高频地出现在这部戏中。人的意志经由神像的口里吐出，就有了神谕的威严和正确性，因此也要求必须绝对服从。
但是，在《北平无战事》里，处处可见人们对于这些神谕的不感冒，也隐隐显露出跪拜者对这套把戏的疑惑甚至看穿。从主角到配角，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剧中的每一个跪拜者，似乎都有要站起来，要与神像后的人直接对话和论辩的冲动。试图挑战“组织”的权威性，这一点，在以往任何一部党国正剧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以主角方孟敖为例。对这个被编剧刘和平赋予“骑士精神”的人来说，组织在他心里的分量，可能还不如介绍他加入组织的崔中石。尽管崔中石反复劝说，“你不是冲着我崔中石，甚至不是冲着共产党，而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你对新中国的理想”。但是，对方孟敖来说，除非是终极大boss出面，否则，他根本不会服从任何一个代表“组织”来规训和指导他的人，无论这个人是崔中石、何孝钰还是谢培东。他总是不停质疑，“谁是上级?”，他明确表示，“国民党利用我，是蒋经国出面的，我在共产党里的行动，也必须要直接对周副主席负责。”方孟敖心里透亮儿，蒋经国要利用他来查贪腐钳制北平分行，周恩来也寄希望于他的空军力量起义，但是他计较的是，建丰同志还经常出面亲自嘉奖勉励，你周副主席总不出面光派一些小喽啰打着组织的旗号和我谈算怎么回事。要知道，老子不仅会开飞机，对整个战局还有独到见解呢。方孟敖在这部戏里，每一次和“组织”的拧巴和憋屈，都在纠结组织背后那个人是什么级别这点事。但是，他这么明白又计较，就搞得组织很被动，都不好意思派任务给他。最后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用不着他方孟敖驾飞机起义了，组织一点也不想挽留这种人，赶紧忽悠着让他飞去台湾滚球算了。
除了方孟敖，《北平无战事》中的大多数人物，对于“组织”的态度，都不像以往正剧中的角色表现出的无条件服膺。梁经伦就是一个个人理想超然独立于党派组织的人。他的身份既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但他的台词多次表达，他不忠于任何人，只忠于他自己。他很清楚蒋经国是要利用他来影响何其沧进而影响美国援助，但自己同时也想用自己所学解决民生问题，于是他也安于被利用来执行币制改革。在与个人抱负相重合的范围之内，组织性质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重要;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对什么组织甚至组织背后最大的老板建丰同志，都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效忠。最后他的这个理想不能得到实现，于是管他什么组织，直接跟着何其沧出国走人，完全是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选择。
就连谢培东这种老党员，在这部戏里也表现出了对组织的不顺从。当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张月印最后找到他，让他留住方孟敖时，他非常抵触，明确表示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谢培东潜伏在方步亭身边二十多年，已觉愧疚，如今方家要送方孟敖出国避险，组织上又要他想办法阻扰，他终于黑脸对抗。这是在剧中最资深党员身上表现出的，亲情人性与组织纪律之间的冲突。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崔中石的死，是因为不服从组织要他转移的安排;严春明的死，也是因为不服从组织要他转移的安排;就连刘初五的牺牲，对组织而言，也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的确，组织上根本不希望这些人死，因为他们活下去更有价值，但是在他们自己想死的情况下，居然就不服从组织命令地去慷慨就义了。现在问题来了：当组织想让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不听话地不去死呢?
至于像方步亭、何其沧、方孟韦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压根不进庙跪拜，哪一座神像对他们都无法发挥神圣性和威严，没有哪个组织会喜欢这些人。但是，铲除掉这一类人，在戡乱救国时期对谁都不利，那都是等到时局稳定之后才能办的事。聪明者如方、何，先一步跑路才是明智的，于是方步亭去了台湾，何其沧去了美国，方孟韦去了香港。这些人走得及时，不然留下来，就是给组织出要改造他们的难题了。哪一个庙的方丈，会不讨厌那些不进庙跪拜烧香，只是站在庙外看热闹的人呢。
最悲剧的两个人物是曾可达和谢木兰。曾可达穷苦出身，军中又无尺寸之功，却得到蒋经国重用而平步青云，最牛的是能随时直拨二号专线，直接与神像后的大老板对话，对出身苦寒因而“喜欢和有钱人过不去”的曾可达而言，那绝对是醉了。同样醉的还有谢木兰。在她心里，梁经伦就是共产党的化身，代表着自由、正义和对人民的爱。梁经伦能够接受她的表白，对于这个满脑子都是天真的理想主义的姑娘来说，那也是醉了。这两个人，与前面的人都不同，他们是全身心虔诚投入组织。一个是在组织的庙里甘愿青灯古佛戒斋吃素做孤臣逆子，一个在山脚下仰望着组织的神庙一步步攀登，累死也要进庙烧香。他们如此相似，所以结局也必定相似。当神像倒塌、庙宇幻灭，留给他们的，唯有一死。尽管他们的死，对于神像背后的人，并没有丝毫的影响和损害。神像随时重塑，组织万古长青。
总之，《北平无战事》这部戏里，处处可见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宜简单地解读成违反组织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当一个人的理想情怀，与组织提供的一套信仰话语如胶似漆地吻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心甘情愿地跪拜在神像前。他的个性在这一刻消失，与其他的跪拜者成为了面目一致的“同志”。这一刻的组织，能够凝聚起所有同志的念力，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这种凝聚万千信众念力的权威状态，形成难，维持起来更难。《北平无战事》里常常显示出这种困难。当个人的理想追求不能够被组织的信仰系统完全涵盖，或者说，两者之间不是完全吻合而是出现了脱离时，就是跪拜者开始打算站起来去向组织背后的人发出质疑的时刻。此时，伴随着个人从组织中的挣脱，神像的权威性开始受到挑战。
看到这一点，就能明白《北平无战事》中一些与以往的正剧都完全不同的设计。既然是大决战前夜，既然是国共两党争民心的过招，为何国民党方面的一号专线和二号专线都以声音正式出场，而共产党这边却根本没有任何大人物露面，最多只是虚构了一个华北敌工部部长刘云?原因很简单，如果编剧安排任何真实的大人物代表组织出面，那么，审查机制就不可能容忍组织的权威在剧中受到挑战，对组织的任何质疑和不服从，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发生。但是那样一来，刘和平的这部戏就泯然众人矣。想想看，如果方孟敖对组织俯首听命，如果梁经伦完全忠于组织，如果崔中石、严春明、刘初五都按照组织要求安全转移，如果方步亭、何其沧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组织衷心拥护，如果谢培东毫不犹豫地执行组织指令，这部戏与以往的浓眉大眼誓死报国的正剧还有何区别，还会好看吗?
在《北平无战事》中，一些处在组织最基层的、本当安心跪拜者，即使是在大决战前夕这种组织最能发挥神谕感召力的时刻，也会出现要站起来绕过神像，走到后面与藏身者对话和争论的想法举动，可见，在觉醒的、有独立人格的个体面前，保持住一个组织的权威性是有多难。剧中的反腐也好、争民心也罢，即使是顺应潮流的正确决策，也要依赖组织的执行力。而真正有效的执行力，不是来自权力的驱使，只能来自于对权威的内心认同。说到这儿，又回到最根本的那个问题上来了：怎样才能让个人的内心，与组织提供的理想相吻合，从而让人们安心地伏拜在神像之前?这一点，既可以历史探秘，也值得今日拍案。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北平无战事》看作一部“组织”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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