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评 · 会客厅 | 陈瑞华：巡回法庭 · 学者希冀
此轮司法改革是“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涉及面最广，而且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高度关注的一场司法改革运动”。这种司法体制改革的机会千载难逢。如今，此轮司法改革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年有余，取得了不少成果，也遇到一些新困惑与疑问。
在此情形下，除了改革者的视角外，来自法学界精道且专业的建言献策有其重要的公共意义，希冀为此轮司法改革提供多元的智力支持。《中国法律评论》（以下简称《中法评》）为此专访了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陈教授就审判体制改革、省级人财物统管、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法官辞职、巡回法庭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度讨论，鞭辟人里，情恳意切，相信会对探索前行中的司法改革有所启发。
本期推送是《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对话栏目的精编版，分为六大主题：审判体制改革、员额制改革、司法责任、提升法官职业尊荣感、巡回法庭和学者希冀。预览全文，敬请关注《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6月15日出刊。
最高人民法院两大巡回法庭的建立也是此轮司法改革的亮点，我们上期对话栏目专访过刘贵祥和胡云腾两大庭长。但最近有一种评价是，“两大巡回法庭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跨行政区划设立若干高级法院可能比巡回法庭更合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巡回法庭这个设置我还是点赞，因为这是最出乎我意料的改革。这个改革应该说有一定的好处。我们它的先说三大好处。
第一个好处，考虑到中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地方化问题也很严重，这次“去地方化”只去了两个基层和中级法院的地方化，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地方化几乎没 去。在高级人民法院地方化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我们能指望高级人民法院在外界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审判吗？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设置跨行政区的巡回法庭，我认为对摆脱地方保护现象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重大的行政、民事案件，地方干预比较严重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庭来审判，绝对对于维护审判的独立性是有好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因为省高院挡不住外部的压力，结果是由省里面的某个党政官员担任专案组组长，省高院就是专案组的成员，这种案子比比皆是。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来了，有助于抵制地方干预的 压力，可以相对独立地审判。
第二个好处，目前来看，两个巡回法庭可以为地方的改革设置一个样板。巡回法庭没有那么多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最多一个庭长、两个庭长，剩下的全部是法官。这是高度贯彻我们的员额制，高度贯彻刑侦和司法分离的一个样板，可以给省高院乃至未来的改革树立一个示范区。而且，巡回法庭不存在很多人财物的问题，都归最高院统一管理，所以它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专业化的审判。
第三个好处，有可能成为解决中国申诉信访问题的契机。巡回法庭设置以后更便利信访了，因为它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是接受判决的申诉信访。我就想起英国的一个制度叫王座法庭，过去叫王座法院。英国在几百年前发现普通法院老出问题，申诉信访的也很多，当然不叫申述信访，叫特别救济。英国国王说不行，我手下的臣民不能这样被你们蹂躏，设了一个王座法院，顾名思义国王坐镇的法院，专门负责受理案件，提供特别救济。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法院改革了，取消了王座法院变成王座法庭，英国高等法院下面有个王座法庭就是从王座法院演变过来的。英国学者把它说成是一个巡回的受理特别案件的特别法庭。当然现在王座法庭，国王是不会坐镇的，但是名称保留下来了。目前发人身保护令、再审、行政诉讼等都是由其受理的。
多年来我就呼吁在中国要想解决信访问题，应该把信访从行政化的编制中剥离，回归司法，也就是构建国家信访法院。当时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没有被采纳。这次设置两大巡回法庭受理申诉信访案件，我觉得在这方面是走了一大步，让信访案件在司法程序内得到解决。我们终于想起了大禹治水的经验，为解决信访案件提供一个出口，疏导民怨，能够让司法成为解决纠纷、吸纳不满的一种方法。
我的建议是，这两个巡回法庭不妨作为一个观察的窗口，别着急设那十几所，一个巡回法庭管辖三个省，中国得设十几个。先观察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几个风险。
第一，标准性问题。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散布全部各地，这会造成司法审判的标准严重的不统一，名义上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盖最高人民法院的公章。但是一个巡回法庭的法官有一个标准，这种案件一般还不能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的讨论，这会不会造成法律适用的严重不统一？深圳巡回法庭和沈阳巡回法庭标准就不一样。如果国家设十几所的话，那就是十几个标准。严重的不统一，会不会出现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破坏法律统一性？这是一个隐忧。
第二，便利性问题。海南省的居民要想找这个巡回法庭还得坐飞机找深圳，多加两个小时就到北京了，跟在北京有什么区别？真的便利群众吗？
第三，那么多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派到各地去，怎么解决腐败的问题？他们的工资不高；尤其是在深圳这种地方，住招待所待遇也不高，审的都是全国性的大案，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要是腐败了，那是严重的危机啊。我们不希望他们腐 败，也不相信他们会腐败。但是有个问题，在北京受到各种纪律各方面的约束，到了外地，这种约束被大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问题，巡回法庭的法官在地方进行巡回审判，跟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机会进行密切地接触，这是人之常情。在这种情况下，审级制度还有吗？会不会基于考核的要求尽量维持原判呢？但愿我们是小人之心，但是这些危险都是存在的。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巡回法庭的设置本身没错，但是要有一些配套设施需要建立起来。我觉得巡回法庭的设置至少应该在这些地方有固定的建筑物，充分的职业保障，给他们的办公、生活创造最好的条件。我们到有些国家去，比如说美国，美国的联邦法院在很多地方都设法庭，当地建筑物最好的是联邦法院，是统一建设的。另外，联邦法官的工资待遇都是最高的。我们今天中国的工资待遇是反过来了。你想美国联邦法院九个大法官，他们的崇高的定位靠什么？其中之一是坐镇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法治的象征。德国最典型，德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不设在柏林，而设在卡尔斯鲁厄。它的口号是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要想到我们这里（卡尔斯鲁厄）来参与诉讼，必须经过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的车程到司法首都来接受我们的审判。这里是司法首都，法律帝国的首都，这跟行政首都柏林根本不一样。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从来不开庭，如果在本部就可以开庭审判，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北京，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可以创造一种司法崇高的尊严感？全国的案子都可以到最高人民法院来接受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是很高的。
2002年司法改革中，法学界和司法界曾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设若干所分院，比如说武汉地区是华中分院，上海地区华东分院，广州设华南分院，沈阳设东北分院，都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象征。当事人到这里来打官司，开庭审判，总部这边就不要开庭审判了，只负责制定司法解释、调研，做这些工作就行了。结果当年的方案变成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决策部门没有下决心设分院，挂国徽就有崇高的尊严感，还有大柱子，那种司法的象征，让人肃然起敬。
你对于此轮司法改革还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
司法改革毕竟技术性很强，专业性很强， 哪怕不交给全民讨论，在开始启动的时候，至少律师界要讨论一下，法学界要讨论一下，同时敞开大门让法学界递交改革方案。经验表明，向法学界敞开大门，接受立法方案往往可以科学立法。司法改革至少从三个角度可以发挥法学界的作用。第一就是提出一个改革方案还没有通过的时候，让法学家们参与讨论一下，参与调研。 有法学家的介人可以有不同的声音，我不是说法学家就高明，他不高明，但他可以构成一个制衡的力量，防止方案过于偏颇。第二，可以让法学家们在这个改革过程当中做一些研究。改革者边改革，边出一些改革效果的资料、数据，让法学家们赶紧研究。中央司法体制的改革方案，还有上海试点方案，都可以公开一些、透明一些。这对推进改革的效率是比较有帮助的，也会让决策程序更科学，同时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也能得到保 障。第三，学者还可以发挥一个作用，至少在每次改革的紧要关头，推动、调整进一步的改革，让学者提一些意见，防止偏颇的意见。若过去几个月的改革出问题了，下一步的改革要克服它，及时调整。
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如果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每一项都是重中之重，员额制，分类管理，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由省里统管，这些都是重中之重。从方法论上、司法 改革的路径上来看，我觉得重中之重应当是边改革边总结，边改革边评估，要把成熟的改革经验给总结出来，发扬光大；把那些不成熟的，产生重大问题的做法及时发现，并在后来的改革当中避免。还是一百年前的话：以科学的态度评估改革的效果，确定改革的方案，以民主的精神进行改革的决策。
如果用一句话评价一下，那给它鼓鼓劲：这次司法改革魄力极大，找对了中国司法 的病症，但我们希望能够挖掘出深层次的原因，对症下药，注重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