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一国两制”的智慧 丨 中法评 · 独家首发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本栏目以下简称8 • 31决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这一决定提出2017年行政长 官产生办法草案，于2015年6月18日在立法会表决，未获通过，香港民主 发展进入“后政改时期”。
香港民主发展是否遭遇重大挫折？香港没有普选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出路？香港社运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在今后的政改之路上中央与香港要如何达成共识？香港经济建设与民主政制发展前景如何？本期专论栏目以香港政制改革为主题，特邀八位香港问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反思过往，共议前路。
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原部长曹二宝从抗战时期中共对港方针切入，分析了中央对港方针的出发点、归宿点，以及香港发展面临不可错过的历史机遇。
王振民教授提出要回归《基本法》文本本身检视香港政改，深入分析了《基本法》的五个基本问题。
张定淮教授回顾了香港政改的历史并对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提出希望。
陈端洪教授全面阐释了 "一国两制”的伟大智慧，并就认识当下形势提出重要建议。
林峰教授详细论述了目前各种投票机制的优缺点，并对未来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投票机制的选择进行理性思考。
程洁教授从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中的作用出发，探讨了何种制度安排有可能促成各方面的同意与合作。
郑戈教授以培育香港法治之核心的"普通法心智”入手，建议以法治实现良制，以良制完善两制，从而实现民心归聚意义上的祖国统一。
田飞龙博士通过分析央港冲突中的“协商政治”与“压力政治”，提出香港社运 转型的关键在于青年问题，即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认同问题。
篇篇精彩，字字珠玑。祈福香港，明天更好。
本期推送的文章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专论栏目，敬请关注！
我认为既要借鉴历史 上的治边经略，也要认识到 今天的"一国两制”与古代 帝国经略的不同。面对香 港问题，我们既没有文明对 野蛮的傲慢，也没有制度傲 慢。我们认可资本主义制度 和生活方式在人类文明中 的地位，认可香港适合保留 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 把对港政策叫做"一国两 制”，尽管两制地位不同。
香港政改搁浅之后，从事香港问题研究的人都遭遇一种莫名 的意义挫折：一个又一个的“如何”被翻炒，人们既对过去不解一 这个那个怎么会如此这般？也为未来发愁——如何做好这个做好 那个？问题此起彼伏，每一个问题都和所有其余问题牵扯在一起。于是，人们幻想有一个实际的技术或办法把这些问题一起解决。
其实，当我们掉进了一个个具体问题的陷阱里，而又指望把所有问题一起解决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本身已经不自觉地转至哲 学的门前。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的思考方式属于哲学领域， 归为智慧；而具体问题的实际解决属于科学领域，归为知识。知识替代不了智慧。我并不否认检讨过去每一项管治技术的必要性， 但在知识已然无力的情况下，我建议不妨暂且放下所有具体问题，静下心来反思一下思考方式本身，重新燃起对“一国两制”的智 慧的热爱。
一旦我们不再对曾经震撼心灵的“一国两制”的智慧 怀有敬意和热情，即便掌握了某种技术、取得个别胜利，我们同样会遭遇整体性挫折，甚至挫败得匪夷所思。小平曾说，我相信 我们的后人比我们更有智慧。作为后人，我们是不是也该赞美、 重温先人的智慧呢？我们是不是该反问自己：我们有能力领悟和发扬先人的智慧吗？
“一国两制”是一种伟大的智慧。政治家的智慧往往是一种植根于政治经验的健全感觉（good sense )，而不是作为一种体系 化的哲学理论提出的；但这种智慧必须被哲学地理解，否则，它就不能作为一种国家学教义或宪法学教义而传播。在将“一国两制”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宪制的过程中，体系化思
考就变得绝对必要了，理论思维的漏洞将给实践 留下无穷的后患。遗憾的是，“一国两制”的实 践产生了庞大的管治队伍，却没能产生一个理论家，似乎实践只需要不断重复地实践，与理论完 全无关。
什么是“一国两制”的智慧呢？智慧就在“一与二”、“国与制”关系的思维方式上。“一” 是个神奇的数字，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孟子说天下“定于一”。一是和与同，二是分与 异。一国即一个单一主权，两制即在国家主体制 度下包容地方性异质制度。之所以说“一国两制” 是一种智慧，借用佛学的语言来讲，乃是因为它破除了 “法执”。什么“法执” ？一国一制的法 执。它是对“定于一”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扬弃，最大的特点是把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概念融入 宪法制度的想象，充分尊重特定地区的历史，进而容纳制度的差异性，同时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相信时间可以弥合制度的裂隙。
制度想象中的时间概念，即制度的历史观， 也就是说，把制度看成是相对的，是特定时间的 产物，存在于特定时间之中。这里的“时间”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现象学 的概念，指一个社会精神演进的过程和阶段。对 于宪法设计而言，时间或历史不仅仅是一个需要 考虑的条件，更是制度生命力的一个内在要素。
一个政治家不能没有历史观，没有历史观的 从政者要么缺少使命感，要么是一个政治莽汉。 对于小平这样的立法者（设计师）来说，历史观是其政治智慧的重要因素。他对中国在国际社会 中的政治空间的想象以及国家内部政治空间的 想象，都完美地融入了时间概念。他的制度想象 的时间概念首先体现在他对于世界历史和本民族历史，特别是两个地区的殖民史的态度上，这方面他不愧为一个爱国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同时，在策略上，他又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1997 年7月1日是新界租借期满的时间，选择这个时 间表明中国既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
回归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按照传统的观念就 是新纪元的开始。对于香港居民而言，意味着一个心理时间的转换。为了实现平稳转换，中国采取共时性策略，即保留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 方式不变。“一国两制”这个格言化的短语省略 了谓语，即便是英文翻译也省略一个介词“with”。
这个被省略的谓语是“实行”、“存在”、“有”。这就是说，两制共时性地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 所谓共时性存在，就是主权者承认既有的两种制度各有各的正当性和生命力，只不过各自适用的 社会条件不同而已。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 现实主义的态度。用制度的共时性方案解决150 多年的历时性难题，这是他制度想象的时间概念的第二个特点。
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说过，“一 个思想性的存在者，以不在场的和未来为基础而 行动”。小平制度想象的时间概念的第三个特点 是他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和信念，这方面他是一个 乐观主义者。所谓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就是对国 家命运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包括我们在内的后人智慧的信心。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就把国 家对港政策确定下来， 1990年公布《基本法》， 1997年《基本法》才生效，提前这么多时间在立 法史上是少有的事情。 1984年小平在会见港澳同 胞国庆观礼团时说，“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 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以后，会有秩序 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
小平制度想象的时间概念的第四个特点是 “知变”。所谓知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拒绝 变化，二是知所不变。如何看待“变化” ？这是 历史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说没有变就没有历史。大家都知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不是变吗？ 1984年小平特别告诫人们，“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 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 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 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一国两 制就是大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 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 题。”
什么叫“不变” ？什么东西要“不变” ？为 什么不变？小平说，不变就是稳定，他还有一个 替代的词叫“坚持”。在宪法上或宪法学上，什 么东西应该是不变的？当我们如此追问时，我们 已经进入了根本法的思维，也就是在问何为国之根本、国之根基。根本的东西不是客观上绝对不 会发生改变，但是从制宪者立场来说，根本的东 西一旦动摇了、改变了，那就是一个新的立宪时刻，甚至可能是政变、革命。有些国家的宪法上 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修改的对象。蒋介石1949 年在新年文告中说过“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 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等相关话 语，他所期望保持不变的就是根本的东西。苏东颜色革命，也是改变了根本的东西。
落实到香港问题上，小平1987年说，“不变” 是指香港的地位不变、对港政策不变。另外，他 还特别指出“一个不变”，就是国家层面的一个不变。这个不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 政策不变；另一个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五十年不变的“五十年”是一个神秘数字， 内中到底包含什么神秘的含义呢？按照我们的政 治话语习惯，应该说长期不变。毛泽东时代对港 的工作方针就叫做“长期打算，充分利用”。“长期” 这个字眼虽然很通俗，很模糊，但其实是历史理 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与当下、个体生命周期相对， 是指一个整体相对于环境的存在。可以肯定，小平心目中的五十年不变是有历史内涵的，指的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国家主体 制度的共时性存在。
1987年小平会见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基本法草委）时专门 讲了五十年不变，他估算了到20世纪末中国的经 济发展程度以及五十年后国家的发展程度，他既 乐观，也审慎。现在看来，经济发展超出了小平 的预期，但中国科技、经济、社会、军事的综合实力要稳稳地占据世界强国地位，大体上得到21 世纪中期。更重要的是，他对时间的思考方式是完 全正确的，即积极而耐心地面对时间、利用时间， 用时间谋发展，通过发展消除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 之间的差距，消除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差距。
我这里提供一个解读。宪法学上有个谜案， 就是一代人为什么要接受上一代制定的宪法？宪 法应该是永恒的，还是每代人都可以重新制宪？卢梭的回答是，每一次人民集会都必须以对两个 问题的回答而告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还需 要这样的政府形式吗？这其实揭示了人民的普遍 心理，即人民总是时不时地对制度提出质疑，这种心理不妨称为“制宪冲动”。
美国国父之一的 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每代人都有权重 新制宪，时间为19年一个轮回。世界各国宪法寿 命长短不一，但是根据对全世界各国宪法的统计，国家宪法的平均寿命恰恰是19年，也就是一代人 的时间。参照这个标准，50年也就是两个半宪法 周期，也就是两代半人的时间。邓小平1984年 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我们这一代人 不会变，下一代人也不会变”。他心目中的五十 年也包含两代人的意思。那时候回归前后出生的 人正值中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立法会4年一 届，正好12届，48年另加临时立法会，闰2年， 刚好50年，一大个轮回。
那么，五十年以后呢？1987年小平在会见基本法草委时说，我看五十年以后也不需要变。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他还说，“当然，那 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因此，他关于不变的时间，这次讲话中还有一个说法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 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 搞几十年，成百年”。
小平制度想象的时间概念的第五个特点体现 在他关于香港普选的看法上，经典的用语叫“循 序渐进”。这其实也就是在回答一个香港政制怎 么变的问题。1987年在会见基本法草委时，他 告诉大家，普选要循序渐进的看法源出香港总督 卫変信（DavidClive Wilson)，他肯定这个看法 比较切合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渐 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他没有说过香港何时可是实行普选，但他转而说“大陆在下个世纪”。
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话是不是 在暗示香港普选的时间呢？如果我的猜想成立的 话，《基本法》上“最终实现普选”的“最终” 二字大概指的是什么时间就明确了。当然，后来 势态的发展使得中央把时间表明确了，而今次立 法会否决方案又把落实普选的时间推迟了。
今天，当我们被香港问题困扰的时候，我们 可曾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年？坊间流传一种观 点，认为“一国两制”根本就行不通，从一开始 就应该实行一制，或者干脆现在取消“一国两制”。 别的方面且不说，这种观点单是在制度想象上就 完全剔除时间概念，表面上看似理想主义，实则 在哲学观念上犯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最终可能滑向反人性的激进道路。
国家的概念，一般认为包括三个要素：领土、 人民、主权。这不是说国家不需要借助于具体的 制度形态，而是说无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制度形态，都不影响它成其为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各国制度五花八门却能共存的原因。
什么是“一国两制”的“一国” ？小平最关心的就是领土、人民、主权，更简单地说就是领 土主权。至于香港回归以后采取什么制度，相对 于上述三个要素而言，是次要的，可以灵活处理。 中英谈判过程中小平的言论非常鲜明地显示他 牢牢地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领 土完整在他的国家观念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已经演化为道德情感，他对制度的想象完全 服从这一地理空间概念和道德情感。在香港《基 本法》的起草过程中，他为驻军问题而震怒就是 一个例证。这是他制度想象的地理空间概念的第一个特点。
落实到国家建构上，没有一种制度载体也就 无法形成一个国家。国家与制度的关系是质与形 的关系，形虽然具有可变性和可选择性，却是不可或缺的。中英谈判中一旦主权归属问题尘埃落 定，接下来的任务自然是制度设计了。制度设计 也就是要解决如何管治的问题。
小平制度想象的地理空间概念的第二个特点 是世界政治版图意识和国家战略意识，从改革开 放的长远目标出发摆正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因此，对香港的制度设计应以有利于保持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 国际大都市地位，维持香港繁荣稳定为标准。所谓国际中心，就是具有穿越国家领土能力的国际 行动者聚集的中心。
“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 的设想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其地理空间概念的意 义并未充分显现，待到香港澳门回归时，苏东已经变色，世界的政治版图上社会主义国家所剩了 了，中国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有趣、甚至 有点吊诡的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宏大版图上镶嵌 两颗资本主义的宝珠。实践证明，用社会主义包容局部的资本主义，整体上无害于社会主义，反 而更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利于国家借鉴资 本主义。18年后回头看，大抵一半是机缘和国运， 一半是胆略和智慧。1987年小平就说过，“没有 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 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
制度想象的地理空间概念是国家结构意识。 小平制度想象的地理空间概念的第三个特点是对 于国家同质性本来就不强的两个前殖民统治地区实行底线同一性标准，在维持国家最起码的同一 性的前提下尊重本地居民意愿，寻求本地最大的 制度共识。国家对香港的治理制度在行政区划上 叫特别行政区制度。
“特别行政区”这个概念， 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行政区，二是特别。广义上 的行政区是国家行政区划的各级地方单元的统 称，狭义上的行政区是指仅次于中央政府的地方 行政单元，比如过去的大行政区和现在的省级地方单元。行政区这个概念中的“行政” 一词是和 主权相对而言的，背后包含一个单一主权的意思， 也就是说，地方单元没有主权。
“特别”这个形 容词字面意思很明确，即不同于一般，但是作为一个宪法概念的组成部分又极其模糊，并不能表 示国家对香港的治理制度的具体内涵。特别行政 区，在政治地理空间的想象上既强调国家主权， 又突出制度的差异性，但“特别” 二字是否似乎 隐含着对经典主权教义的挑战。
制度与地域空间相配伍，存在这样一个支配 性的规律，即自治权与同一性背反。一个地域及 其人民与其余地区及其人民的同一性越少，其自治的要求就越强；反过来，一个地区的自治权越 大，离心力也就越大。两制在一国地理空间上共 存，虽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但配以地方高度 自治权，必定形成中央与特区的对崎结构。特别行政区不是普通行政区，它在国家领土范围内， 却与内地设置了边防线，内地公民赴港澳属于出 境，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来内地需持回乡证。 领土内、边境外；“这么近，那么远”。
这种结构和单一制下地方服从中央的逻辑大 相径庭，对传统的主权学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究竟哪些主权权能必须安置在中央，哪些可以作为宪定权力下放给地方。制 度的差异配以高度自治给后来的管治留下许多难 题，最大的难题有两个：一是中央和特区在权力体制上如何对接，我们试图以行政长官为接口， 在特区推行行政主导制，但实践证明并不很奏效； 二是如何在特区社会建立国家认同。
当我们为香港政改选择什么样的普选制度发 愁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否有一个世界选举版图？ 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治发展版图、未来香港政 治版图？
“一国两制”是中国宪法思维的一次革命， 其革命性，简单地说，就是引进了对峙的结构思维。具体来说，对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区 高度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整体社会主义制 度的对峙，或者说特区高度自治与中央管治的对 峙；二是特区政权构造的对峙。
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组织原则是民 主集中制。“一国两制”在宪法上意味着，在特 区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民主集中制。那 么，特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人们在阐释“ 一国两制”原则时习惯于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模 糊地概括特区制度，对于特区政治制度或宪制懒 于或者是避免给它一个总的概括。这种思想上的 偷懒导致我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缺少整体思维。我以为，至少就香港而言，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是 资本主义的民主宪政。
在小平的制度想象中，两制的对峙首先体现 在他关于“五十年不变”的论述中。他强调两个 方面不变，一个是特区制度不变，一个是国家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在小平的想象中，两制对峙是主体制度包容特区制度，不是相互敌对。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高度自治与中央干预的关系。 对此，小平指出，“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 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
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 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面对两制对峙，如何维护两制的同一,性呢？ 制度最终还是要依靠人来运转的，特别是在衔接两种不同的制度时，人的要素、政治信念和道德 情感更容易被看重。小平设想的原则是爱国者治 港。
1984年6月在会见香港工商业访京团和香港 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中，小平说，“港人治港， 有个界限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呢？小平说，“爱 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 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 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 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 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普选的看法，1987年， 他说，“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 信。……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 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吗？ ” 小平预见的难题就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8·31决定要解决的难题。
官方习惯于说“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创 造，而一些历史学家则说一国多制是中国古代治 边经略的老套路。我认为既要借鉴历史上的治边经略，也要认识到今天的“一国两制”与古代帝 国经略的不同。古代的边疆是帝国力量的强弩之 末，治边是中央帝国制度对部落土俗、文明对野蛮的关系，因此不存在把部洛土俗抬高到多制并 称的说法。面对香港问题，我们既没有文明对野 蛮的傲慢，也没有制度傲慢。我们认可资本主义 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认可香港适合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把对港政策 叫做“一国两制”，尽管两制地位不同。这便是 我提出两制对峙的理由。
在对特区宪制的想象方面，小平反对照搬西 方三权分立模式。但是体现在《基本法》上，特 别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香港政治体制的 原则并非如他所愿，还是变成了分权制衡的对峙结构。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立法者对司法权 在香港政治体制中的分量估计不足，特别是对违 宪审查权、终审权认识不足；二是立法者对香港 法治保障下的政治自由和政党政治估计不足。
香港特区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内含两种 对峙的结构。一个对峙结构体现为立法、行政、 司法的三角结构，这和民主集中制的逻辑完全不同，前者是一个水平结构，后者是一个垂直结构。 我们试图用行政主导来描述香港的权力结构，如 果是套用美国的总统制的话，那么它和分权制衡 是并存的；如果是套用民主集中制的话，那是不 符合《基本法》的，也行不通。
另一个对峙结构就是政党自由竞争，这种 结构和国家层面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相比，在价值基础、权力分配、行为规范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在多党竞争的体制下，所谓的建 制派与反对派完全是以中央为参照进行区分的结 果，对于香港本地而言，每个政党，只要是合法 存在的，都是香港社会内生的、构成特区宪制正常运作的一分子。政党竞争直接影响立法会的产 生和组成，在普选条件下势必影响行政长官的选 举。政党通过立法会和行政形成对峙，决定香港 的立法，影响香港的施政。为什么行政主导行不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基本法》保障居民的 政治自由，因为香港存在政党竞争。
民主宪政体制中的对峙，不是你死我活的敌 我斗争，而是常态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对抗，各主 体共同信奉和遵守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普遍 规则的框架内博弈。对峙意味着一个宪制内含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可以防止任何一种权力走向绝 对化和腐败，从而维持体制的生命力。但是，香 港有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统治的历史，加之现在实 行高度自治，中央正常情况下没有落地执法权和司法权，国外敌对势力利用这种对峙结构培植政 治代言人，这种说法我想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这就给香港管治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对待政治反 对派？
假定上面所阐释的时间概念、地理空间概念、 对峙结构可以成立，我尝试对当下的形势提出下 述几点看法。
(一)时间概念
2. 回归前后出生的人已经或即将进入成年 期，香港管治不仅要处理前面几代人的老问题，还要面对新一代人的问题，特别是新老交替的问 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制度需求，这一代人的需求或冲动是什么？
3.香港报刊喜欢说现在是“后政改时期”，我不赞成这个说法，因为政改并未完成，也不可 能从此不再。第二个宪法周期能否落实双普选？
(二）地理空间概念
2.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香港可以继续 发挥金融、法律服务、运输中心的作用及其在许 多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内地没有城市可以替代。
(三）对峙结构
2.正视香港宪政体制的对峙结构，区分规范 性对峙与政治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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