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 关于沈家本及其他
1968年9月毕业于合肥一中（初中部），同年11月下放至安徽省长丰县邵集公社双郢生产队。1969年秋，因父母相继去世，虽兄沈冰转至陕西省甘泉县王坪公社大庄河生产队，之后担任民小教员。1974年，调入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组。1976年被选派到延安大学政教系学习。
1978年9月，调入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1980年改建为安徽文艺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著述有：《所思所闻》、《钱钟书与读书》、《书香岁月—杨绛》等。
第一次听到沈家本的名字，是“文革”后期，在姑姑家。那时，姑姑家在一座假山上的木头房子里，只两间，简陋破败，由年久失修的凉亭改建而成，潦草马虎。多雪的冬天里，那房子四处漏风，摇摇晃晃，仿佛随时都会倒地不起。
春节前夕，我们从遥远的陕北高原回到北京，照例到姑姑家包饺子，很难得的团聚。还没有被“解放”的姑姑问我们：知道沈家本吗？
不知道。我们兄妹三人，异口同声，很茫然：他是谁？
一向快人快语的姑姑，沉默了，没有再说什么。
沈家本这个名字，却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
除了法学界的人士，不管现在还是过去，知道沈家本的人不多，对他深有了解并心怀敬意的人更少。沈家本不是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他只一个很坚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具体而言，他的贡献，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便是修律。修律，与我们普通大众是有距离的，关心的人不多，对其了解的就更少。然而，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封建国家推向现代化的进程。
十多年后，当小弟（蔡小雪，下同）带着我，走进金井胡同1号——沈家本故居时，这位祖先，于我们仍然是陌生而遥远的。原本三进的大院子，破败凌乱，和任何一座北京的大杂院都相差无几，挤满了住户。紧靠院门的两层藏书楼，书香荡然无存，逼仄的木楼梯，油漆早已脱落，脚踏在上面，吱吱乱响，二楼的过道上堆满了蜂窝煤。
姑姑说，她和我们的父亲就出生在这儿。我们的曾祖父沈承熙，是沈家本的长子。而这位曾祖父，据说很同情穷苦的百姓，还参加了义和团，之后便下落不明。有人说他是战死的，也有人说他被清政府杀了，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他的遭遇，是沈家本心中永远的痛。曾祖父消失后，沈家长房这一门，便渐入困境。我们的祖父沈仁垓，曾就读于北京化石桥法政专门学校，为了谋生，在董康主持的法院做过书记官，管的是财务、总务之类的事宜。
我和小弟生在南方，没有见过祖父。在哥的记忆里，祖父的印象也是淡淡的，只记得他很瘦，也很少说话。而在姑姑眼里，祖父是个胆小怯懦的人，一辈子小心谨慎。穷，但却死要面子，那也只能活受罪。父亲13岁就开始卖文贴补家用。不多的几文稿酬换了肉，不好意思提在手中，用报纸裹吧裹吧，塞在口袋里带回家。我想像不出。
姑姑送我一张她和父亲小时候的合影，上了彩的。父亲文弱、细瘦，鼻梁上架着眼镜。姑姑才三四岁的样子，撅着红嘴唇，歪着腰。父亲长姑姑八岁，同样黑而深的大眼睛。父亲的眼神里飘着游疑的忧郁。少年老成？姑姑却不同，黑而深的大眼睛里像落了火花，笑嘻嘻的。姑姑说她不像沈家人，她像带她的佣人，手一双嘴一张，干活麻利，说话也麻利，而且敢做敢当。
然而，年少时的姑姑却很崇拜我父亲，捡拾父亲读过的书。40年代初，父亲去了晋察冀，投身革命。临行前，回到金井胡同1号，沈家老宅，和家人告别。三叔沈厚鋆和我们聊起过去的往事时，提起父亲回老宅跟家人告别时的情景，感慨不已。在他的眼里，那时的父亲，话虽不多，但却给人一种肩担重任的感觉：为挽救危难中的民族而献身。人虽文弱，但却玉树临风。
父亲走后没多久，姑姑也参加了北京地下党。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搜集情报，还把电台藏在家中，向根据地传递情报。而一向胆小的爷爷，却从没有指责过姑姑，还给她帮了许多忙。姑姑的老战友们，都说姑姑那时虽然是个年轻女子，遇事却从不慌张，胆大心细，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父亲和姑姑，都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过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然而，我却忘不了父亲的苍白和忧郁。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苍白着。因为瘦削，他的白衬衫灰衬衫都像云一般，里面灌满了风，飘飘荡荡。他沉默着，抽烟，下围棋。在静静的深夜里，一手夹着烟，一手握着红笔，在灯下，细细批改报纸大样。
在比戏剧更疯狂的“文革”中，父亲的经历像浸泡在泥潭中，撤职、挨斗、被抄家、劳改，母亲又先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在睡不着的夜晚，我常常听他说话。哥远在北京，小弟又小，唯有我。在那样的境地里，父亲最需要的就是说话，有人听他说话。一杯红葡萄酒，一支烟，不敢开灯，烟头上那点红光，燃烧着窗里窗外的黑暗。他说他读过的书，还有他的经历，曲折坎坷。
后来，连这点温暖也没有了。病重的父亲像母亲一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满心牵挂地离开。那是1969年的9月9日，父亲50岁。
性格决定命运？姑姑的命运和父亲很不相同。但姑姑说，她喜欢读书，早早地出来做事，都得益于父亲的影响。是父亲开阔了她。“文革”中，姑姑也挨了整，一个人被关在高楼的一间房子里。可她，却不像我父亲那样忧郁，常常在深夜里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五月的鲜花……因为歌唱，她曾被喝斥，被开会批判。可她，终于挺过来了，挺到了四人帮倒台，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父亲原名沈厚淦，后改名沈育。文革前是安徽日报副总编辑。
姑姑原名沈厚钤，后改名沈千。一直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2007年去世，去世前为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我在合肥的小蜀山陵园，为亲人们种植了一棵小松树，树下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石碑中间只两个字：勿忘。右侧下方是我们兄妹三人名字中各一个字：冰雪兰。
勿忘我们的父母因为没有法律的保护而痛失生命。
勿忘先祖沈家本的改良理想和遗愿：用法律保护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与安危。用法律为民族的繁荣昌盛护航。
姑姑常说，我和小弟是野地里的树。因为年少时缺乏父母的管束。母亲去世时，我14岁，小弟12岁。三年后，父亲也去世了，我和小弟跟着哥，去陕北插队，我17岁，小弟15岁。
哥想了很多办法，还请公社书记帮忙，才将小弟转入县中学，希望他继续读书。可是，小弟在县中学只读了几个月的书，就“毕业”了，回到队里，和我们一起“受苦”。
小弟在家里时，因头发卷曲，昵称：卷毛羊。哥的同学呢，把他的昵称减了两个字，直接唤他羊。因为队里还有一个猫。猫是老初一实验班的，只比羊大一岁。
猫和羊，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饿极馋极之时，猫就教羊用气枪打野鸡。还把逮住的田鼠用泥巴包裹起来烤着吃，只需一把粗盐。可有一天，他们俩竟然动了杀心。
我们灶房养了一只小猫，一身黑毛，只额头与四只蹄子是灰白色的，大家就唤它：乌云踏雪。很淘气的一只小猫。雨天不上工，猫和羊闲呆在灶房里，羊在和乌云踏雪的嬉闹中与它厮打起来。乌云踏雪很凶，一爪子就抓破了羊的脸，鲜血一下子喷涌而出。也许就在血涌出来的那一瞬间，羊动了杀心，拼命掐住乌云踏雪的脖子，再抓再挠也不松手。在猫的帮助下，乌云踏雪一命归天。不知道他们俩用了什么办法，剥了乌云踏雪的皮，用一只大茶缸将肉煮了吃。也没有什么佐料，只几根大葱和粗盐。
后来，羊招工到宝鸡至天水一带，当养路工。铁道养路工，整天砸铁镐、扛枕木。都说天水那边比陕北还冷还穷，当工人又比当农民少一份来来去去的自由。羊却无抱怨，问他，只笑笑，说是还行。再问就烦。在他马马虎虎的日子里，有许多我不曾品尝过的快乐。
每逢工休日，他便和一同招工去的哥们弟兄乘车去宝鸡，掏出所挣不多的几张票子，在路边随便一家小餐馆里，饱餐一顿。然后，背上一书包干烧饼，一路兴致勃勃地唱着毛主席诗词歌，只是常唱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白字，什么“杨柳轻汤（飏）”，什么“神女应无羔（恙）”，反正都和吃的东西连在一起。回去后，倒在床单半年也不换一次的硬板床上，呼呼一觉十几个小时。可谓一饱方休，一睡方休。我也劝过羊，多少念点儿书。他的哥们挺不屑地替他回答我：工人嘛。他们倒也读书，都是我从来不问津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之类。
也许，就是因为养路工的活重，吃得又差，常常是钢丝面：高粱加榆树皮面，用机器压出来，只能蒸着吃，不能煮着吃。羊的胃受到严重的损伤，一天正扛着枕木，突然瘫倒在地上，吐了小半盆血，被连夜送进铁路医院。医生没等检查完毕，便很坚决地下了病危通知书。
他昏昏沉沉地躺了一个多星期才醒来。醒来就馋，想喝肉汤，想吃香酥鸡、樱桃肉，要不一张葱油饼也行。医生连连摇头，说真没见过这样的孩子。同病室的的病友拿他开心，吓唬他，说他躺的那张病床，前脚刚抬走一个死人，后脚就将他抬了上去。羊也开心，满不在乎地笑：嗨，死不了。
和羊相比，哥就顺多了。插了三年队，就去了西北农学院。虽然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毕竟是大学生。哥念大学时，当养路工的羊，每个月给哥5元钱，还有每年来回北京的路费。羊很得意，因为哥的”军功章“里，也有他的汗水和努力。
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延安地区水电局。接着考研，读博。他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代博士，在我和羊的眼里很牛的。博士毕业后，一直留在西安理工大学，植桃李于天下。
哥读研时，羊已调回合肥，在报社资料室里当一名临时工。本来，他也可以就这样安逸下去。但初到陕北时，不怎么想读书的他，却奋起直追，从初中文化补起，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安徽大学法律系，之后去了铁路运输高级法院，87年铁路运输高级法院撤销，调入最高法院。他对法律热爱到痴迷，每审一案，必做详细笔记。几十年下来，记了厚厚的十几本。还写了三本专著，与他人合著十多本。谁能想到，当初写信不出十行的他，竟然还写书！砸铁镐、扛枕木的他，竟然成了一级高级法官，还是审判长。
和哥与羊相比，我的经历挺乏味。在陕北插队时，我干活在队里的知青中算是最弱的，虽然也很努力。老乡看我干活不行，便让我当了民小教师。教了两年书，调到县委通讯组。因为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韦君宜老师关注，调我参加了一个写作小组，写一部关于北京知青插队延安的小说。那本程式化的小说不值一提，但在韦君宜老师的指导下，我的文字得到了锻炼，有了挺大的提高。
1978年，父母平反后，我回到安徽，经过考试终于在出版社的编辑部门扎下了根，当了一名编书匠。长长的几十年间，也曾编过几本有影响的书，比如：《张爱玲文集》。也曾写过几本小书，钱钟书和杨绛的传记，茨威格的传评，还有一本散文集：所思所闻。
2007年，在羊的鼓动下，犹豫几番后，还是静下心来，决定和他一起撰写先祖沈家本传。这一写，便是5年。2012年，终于将《修律大臣沈家本》完稿，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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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的真名蔡小雪，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哥大名沈冰，西安理工大学的教授。而我，先后供职安徽文艺出版社和安徽科技出版社，做的都是编辑工作。
先祖沈家本对自己的评价是：驽钝。因为驽钝，他的研究，他的学问，所下的都是笨工夫，收获全在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哥、小弟还有我，我们仨，或多或少继承了他的坚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