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友教你从仕，讼师教你“国情” | 中法评 · 法意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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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供
明清时欲为官，先要穷经，熟读四书五经乃谋官的手段。既做了官，就要处理政事官司，到了这个时候，读书人处理狱讼的短处就暴露出来——对于律例未曾下过研习工夫，如何办得案件？这就需要延请刑名幕友来相助。
刑名幕友制度始于何时，并无准确说法。明末清初已经有之，明朝自何时有此一制度，尚不得而知。幕，是帷幄的通称；古时军旅在外，宿营时设有幕帐，其中负责军政事务的辅助人员就叫幕僚、幕职。故还有一种说法，幕友制度滥觞于古时军政活动中的参谋记室。
幕友，又称“师爷”，这是老百姓最熟悉的称谓。此外称谓尚多，如“幕宾”“幕客”“幕僚”“门客”“馆宾”之类，不一而足。有负责刑名者，有负责钱谷者，也有负责文牍者。刑名幕友，乃习律例之人，其本身并非官员，只是接受地方官署之官员聘请，帮助其处理刑名事务，所谓“佐官为治”者也。
学习刑名者，以绍兴最为知名，“绍兴师爷”一词国人广为熟悉。鲁迅以杂文名世，自谓其文字如匕首，如投枪，入木三分，犀利过人。诋毁者称鲁迅乃浙江绍兴人，其笔法得自师爷传统，乃刀笔吏风格。这样的联想，那时候不算稀奇，现在要理解它还是需要一点知识的。
士人以做官为第一要务。为人幕僚，屈居人下，尽管平时不轻易流露；师爷的心情容易沉郁，怀才不遇毕竟不是舒畅的。他们期盼的是，有朝一日出仕为官，不负一段精彩人生。
有的幕僚，终于熬出头，做了官。其中有一位杰出人士，这就是名幕汪辉祖。
汪辉祖（1730—1807 年），字焕曾，号龙庄，浙江萧山人。早年科场不利，屡试未中 ，后被聘为幕友，当起了师爷。同时代人鲁仕骥介绍他：“汪君龙庄，精于吏治，自其少佐人，历出三十余年，今将谒进而自为之。” 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乾隆四十年， 时来运转， 汪辉祖得中进士， 乾隆五十二年成为宁远知县，乾隆五十六年改任道州牧。光绪年间张曜评价他：
汪辉祖将其佐官为治的经验写成著作，刻印流传于世，其中不少见地；不但对当时之人大有裨益，就是现在读起来，也颇具启发作用。汪辉祖的著作主要有《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病榻梦痕录》《梦痕录余》《双节堂庸训》等。
笔者曾偶得《汪庄龙先生遗书》，凡五册，囊括上述诸书，直叹幸甚，爱不释手。
张曜评价其著作：
由于他自己做过幕友，对于律例颇为熟稔，因此做宁远知县时并未延请幕府师爷。王宸在乾隆十三年为《佐治药言》撰序说：
“萧山汪君龙庄之治宁远也，不延幕宾，巨细身综，拳拳以亲民为务。邑素嚚健，号称难治。君为之数月，讼师远，奸尻戢，盗贼潜踪。时进绅耆，谘度利病，甫越期而令所当为之事，次第毕举。郡属有疑狱，皆属君为办治。君性仁恕，才敏而识果，禀先训廉正自守。
自其少丁孤苦，及壮佐幕，二十余年，洞晓事理，熟精律例之义，故治狱以情，无少轻重。县旧牍之檄，他州县勘详细者，两造率求还质于君，他州县狱之待平反者，闻移君案鞫，辄先相庆慰。吾自守永以来，所见忠信明决之吏，莫之能过也。”
在《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等著作中，汪辉祖将自己为幕经验进行总结，其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内容。例如，《佐治药言》起首一篇便是《尽心》，谈及幕友与主官的关系，点明著述要旨：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且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威、非有乡故之欢，厚禀而宾礼之，什伯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诵乎？
故佐治以尽心为本。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权宜重轻，顾此虑彼，挽救其巳著，消弭于未然，如后之检更、省事、息讼、求生、体察俗情、随几杜弊诸条皆是也。首揭尽心二字，乃此书之大纲，吾道之实济。”
汪辉祖将司法办案经验进行了记述，有许多有益的劝诫，如“核稿时更宜字字检点，以防株累”“侵占勿轻查勘”“勘案宜速结”“押犯宜勤查”“勿轻易签差”“草供未可全信”“批驳勿率意”“狱贵初情”，等等。
在《押犯宜勤查》一则中，他提到：
“案有犯证，尚须覆讯者，势不能不暂予羁管。繁剧之处，尤所多有。然羁管之弊，甚于监禁。盖犯归监禁，尚有管狱官时时稽查，羁管则权归差役，差不遂欲则系之秽处，饿之终日，恣为陵虐，无所不至。至有酿成人命，赔累本官者，若贼犯久押则纵分肥，为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难毕记，全在幕友立簿，检察以便，随时办结。
即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贿脱之患。押犯中之最无告者，莫如小窃。多因不值详办而纵而害民。且事主不服，事颇难处遂任久羁，往往瘐毙，实非其罪，全在官幕同发慈悲。酌其案之苟可详办者，迅速跨结，以脱其命。否则因地制宜，设法全活，功德无量。”
汪辉祖在《息讼》一文中建议官府：
期望官府“平情明切”，使争讼者幡然悔悟，从而消解纠纷。
汪辉祖在《省事》一文中列举了打官司的种种害处：
同学律例，为官府延请可为幕友，没有这样的机会就可能沦为“讼师”。汪辉祖如何看待讼师，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
汪辉祖对于讼师并无好感：“唆讼者最讼师，害民者最地棍”。汪辉祖有此认识无足为怪，在古代中国，“狱讼止息”是地方官梦寐以求的政绩。许多地方官都期望创造这样的政绩，有的新官上任，下马伊始，即发布安民告示，敬告本地讼师，莫要挑唆词讼。中国人喜安宁祥和，厌恶纷乱。由于厌恶混乱，才有圣人制礼，让大家各守规矩。这样的社会，人们以诉讼为非，普遍认为诉讼的理想状态是简讼甚至无讼。官府厌憎讼师，是厌憎其挑唆词讼。
清代人对中西差别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观察。袁翔甫曾有《中西俗尚相反说》一文，文中提到“泰西风俗与中土较之，有从同者，有略异者，相去数万里之远，原不足怪；乃竟有大相反背者”，其中“中土状师讦讼，例有明禁；泰西则状师极尊，讼必索费，明目张胆，权重于官。”
这是中国人对西方律师较早的观察和反应。对比我国古代“状师”，地位不高，权利屡受官府压制，真不可同日而语。这自然是汪辉祖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