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苗苗：川普当选 · “直男癌”的胜利是女性主义法学的春天？︱中法评
川普大胜，大女儿伊万卡在RNC的演讲亦备受追捧，整个演讲不过十多分钟，却有数次掌声，其中一次掌声甚为雷动，源于伊万卡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母亲身份。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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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法学流派增殖繁茂，但是，自由女性主义法学仍然在法律制定与司法裁判方面占据着最为霸权的地位。这场演讲及川普的胜利似乎宣告了文化女性主义法学春天的到来！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法学家的主张是：女性在所有相关方面与男性并无差别，因此她们理应享有和男性一样进入公共机构工作的权利，享有和男性一样的福利和机会。因此，她们的追求是：废除声称为保护女性而建立的男女有别的法律系统。比如不准女工夜间作业。他们认为，类似的举措有歧视女性之嫌，并在事实上将女性困于少数行业和工作时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开始着重男女的不同并转向思考有关差异的问题．他们的平等概念不再是——平等就是对两性“完全一样的对待”。他们说：如果男人和女人的起点都不一样，那么，一样的对待可能完全不能产生有意义的平等。女人因为与男人不同，正需要被不同地对待。
为此，他们关心的问题从平等就业、同工同酬改为贫困女性化、政治中的性别间隙、玻璃天花板、职业母亲的第二班岗等。女性主义者们有关如何才能最好的解决对怀孕职业女性的歧视的争论被证明是进行更广阔的讨论的催化剂。
关心差异问题最杰出的两支流派分别是：宰制女性主义法学与文化女性主义法学。前者关心女性的被支配身份；后者尤为关心女性的母亲身份。
文化女性主义法学最引人入胜之外是它既确认又赞美女性之于男性的不同。它的论证起始于明确表达女性不同于男性解决问题、看待问题，以及构建身份的方式。
该理论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得女性“不同的声音”就如下问题——人类关系，照顾、哺育、移情、联结的积极价值——可以在法律中找到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与自由主义者不强调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相反，文化女性主义者寻求各种方式支持与女人相关的母性及其他传统活动。
这一论证的一个心理学研究基础是Carol Gilligan的著作《以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Gilligan的研究专注于调查男女两性如何做出道德选择并解决道德难题。其最有名的研究以其中两名受调查对象命名，叫做Amy与Jake研究。
该研究向11岁的少年Jake少女Amy提出一个标准道德困境——“海因兹（Heinz）困境”，并在他们15岁时对其进行采访。受调查对象被告知，海因兹买不起一种可以挽救他濒死妻子的药物，而药商拒绝降低价格。问题是：海因兹应该偷这种药吗？
Jake确信海因兹应该偷药。他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就好像这是一道“跟人有关的数学问题”，其结论的基础是“人的生命比金钱有价值的多”这一抽象观念。Amy的反应相对矛盾的多，被一名法学者描述为与假设作斗争。Amy的回答较含糊，首先表示她不认为海因兹应该偷药，因为 “除了偷窃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他可以借钱或贷款或其他什么办法……”。
但她也不认为海因兹的妻子应该就这么死去。她还担心偷窃的后果： “如果他偷了药，他可能会挽救他的妻子，但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就得进监狱，那样的话，他的妻子可能再度生病，但他却不能得到更多药，这样就不好了。”
最后，Gilligan描述道，Amy相信 “如果海因兹和药商多谈一谈，他们也许能够达成共识，他应该采取偷窃之外的别的办法。”
Gilligan将Jake 和Amy 的回应解释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或推理过程。Jake使用的是一种权利的语言。他将人际关系中的道德难题抽象化，以层级方式平衡权利（如生命高于财产），由此得出确切的结论。
Gilligan将他的回答描述为公正的声音或公正的伦理，这与法律决策中最突出的推理过程对应密切。Amy的首要关注不是区分各方权利的先后次序，而是寻找一种对所有涉事方伤害最小的解决办法。
Amy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也不是将主要类别分析抽象化，而是保持卷入人际关系状况中的细节。她会根据困境所在的环境来解决这一问题，并愿意让药商和海因兹找到令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直接决定结果。Gilligan将Amy的方法称为“关怀的伦理”，认为这是一种与Jake的道德伦理方式“不同的声音”。
在大众媒体和学术界对Gilligan的成果展开激烈快速的反应过程当中，一些作家偶然地将关怀的伦理等同于女性、将公正的伦理等同于男性，从而将“不同的声音”缩减为“女性的声音”。
事实上，Gilligan在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关联更为复杂。但是，无论“不同的声音”与女性的联系是否是唯一性的，Gilligan对另一种声音的明显尊重使其研究成为文化女性主义的奠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文化女性主义赞美女性对社会的独特贡献，尤其是女性对抚育、共情和维持关系方面的能力。这种对女性文化的积极视点远远超出承认男女性存在差异的范畴，还主张对通常与女性和女性气质相关联的活动与属性进行重新评价。
文化女性主义模式在这一时代最具煽动性的文章很可能是Robin West的《法学与性别》（《Jurisprudence and Gender》）。West认为现代法律理论“从本质上也无可救药地是男性气质的”。她争辩道，奠定现代法律体系保守派和自由派基础的关键前提是“分离命题”，这一理念认为个人首先是在物理上与所有其他人分离开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自主权与自由在由法律培养的价值中居于优先位置，而最容易辨认的伤害种类将是来自外部侵略者的威胁。
然而，根据West的观点，女性及其价值在当代法律体系中未能得到展现。West宣称基本的分离前提“对女性而言明显是不真实的”，并主张女性实质上是通过关键性的经历，如怀孕、异性性交、月经（标志能够怀孕）哺乳而与他人相联系的。
West说，直到女性能够用一种不与其个人经验相异的语言明确表达她们的快乐与痛苦，且这些经验也能够得到男性的理解为止，女性主义法律改革都会显得十分荒谬。
从前，无数的母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挣扎、哭泣、彼此倾诉，现在，伊万卡在最令人瞩目的场合中将母亲的痛苦讲了出来，并代表她的父亲做出了承诺。希望川普总统的法律改革能够不再荒谬。
下一次，我去美国时，不必再做babysitter（临时幼儿看护者）。更希望中国能够跟进并超越，使我不必像现在一样一边写作一边看护我极可爱却极调皮的孩子，或是使我的母亲在退休后成为全年无休的看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