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违反规定”与因果关系？︱ 北大刑辩讲堂
讨论案件：重大责任事故案件
授课律师：张庆方
授课教师：劳东燕
主持人：车浩
综述：曾军翰
案情简介
起诉书认定，2007年8月16日至17日，X市普降暴雨。被告人郑某作为H公司董事长、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在矿区受到暴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没有执行S省煤炭工业局《关于切实抓好近期煤矿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辖区煤矿2007年雨季“三防”工作的通知》中灾害性天气停产撤人的规定，仍安排工人下井生产、作业。
17日12时以后，山洪暴发，洪水冲蚀C河河岸并最终冲开65米的决口，洪水猛烈冲刷X沙坑形成三个溃水点。被告人张某作为H公司负责全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在17日14时46分许接到调度室汇报C河水位暴涨冲毁河堤，可能严重威胁矿井的情况下，没有及时下达井下停产撤人指令。
17日上午，被告人姜某带领被告人王某与张某某负责巡查X沙坑、煤层气化、301等H公司防洪点，面对持续强降雨，X冲沟、C河水位不断上涨的情况，未及时向调度室汇报，违反“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的安全管理规定。
当日下午，被告人王某带领张某某、吴某负责巡查H公司防洪点，在X沙坑积水较多情况下，未巡查C河大堤，且在发现煤层气化附近水很大过不去的情况下未及时向调度室汇报，违反了“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的安全管理规定。
17日15时许，大量洪水由溃水点涌入地下后沿空洞裂隙流入H公司矿井内部，172名矿工被淹死井下。
第二阶段，由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张庆方律师进行点评，并结合亲身经历讲授辩护经验；
第三阶段，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劳东燕副教授进行点评，并从刑法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分析。
首先上场的是荆佳杰同学和张昱娟律师，他们作为控方指控被告人郑某、张某、姜某、王某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简要的事实梳理之后，他们围绕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要件展开了具体分析。
被告人姜某和王某是H公司物业公司维修队的大班长和副班长，姜某重点负责防洪排查工作，王某则是事发当天的值班副班长。由于采矿作业是一个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系统工程，负责安全隐患排查的物业人员，同样满足上述标准。因此，四名被告人均符合本罪规定的主体要件。
其次，在行为方面：
2、行为方式
被告人张某的不作为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事故当天不该安排下井作业；二是下井作业人员严重超员；三是撤人不及时；四是延误上报灾情。
被告人姜某对作为义务的违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尽到对险情变化持续、完整汇报的责任；二是中午脱岗。
被告人王某的作为义务违反包括三点：一是作为巡查值班的副组长，没有持续汇报水情变化；二是在煤层气化积水较多，难以通行之时，既未及时汇报，也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三是当日下午排查水患时，没有巡视大堤。
3、规范违反
在本案中，应当被遵守的安全管理规定则包括S省煤矿安全监察局L中监察分局《关于做好辖区煤矿2007年雨季“三防”工作的通知》以及S省煤炭工业局《关于切实抓好近期煤矿防汛工作的紧急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
控方指出，重大损害后果是成立本罪的必要条件之一。根据专家鉴定结果，上述被告人对于安全管理规定的违反，导致172名矿工失去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除此之外，上述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政府、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4942万元，整个矿井恢复生产则需好字4亿元（不包括后勤保障、善后处理费用），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1、在对水患巡查上，直接负责人姜某对于逐渐上涨的水位没有及时、持续地汇报给调度室和领导。中午吃饭时没有安排现场值守人员，造成严重的脱岗状况，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C河河水漫溢。
2、巡查具体负责人王某始终是一线巡查的副组长，而且在下午直接负责人姜某不在时，理应担负起巡查的领导责任。但是王某却在发现煤层气化积水较多的情况下，没采取任何措施，更没有向领导汇报。更为严重的是下午巡查时竟然没有去河堤巡查。
3、被告人张某安排井下作业人数严重超员，在接到溃坝和水库泄洪的通知后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下达的撤退命令也不是一次性群呼井下所有人撤退，而是分了三个时间段下令撤退，对最终死亡人数如此巨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被告人郑某没有将上级监察机关的文件落实到位。在上级文件已经明确提出灾害性天气停产撤人的情况下，他明知8月17日有灾害性天气，依然没有执行规定。
控方指出，在罪责方面，本罪是典型的业务过失犯。在本案，在本案，这种业务过失既包括监督过失，也包括管理过失，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两方面：
1、疏忽大意的过失
预见能力：这是对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要结合行为人来具体判断，分析如下：
2、过于自信的过失：
随后上场的，是辩方第一组的何朕同学和郑小英律师。他们作为郑某的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他们的辩护意见从客观、主观与量刑三个方面展开。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郑某没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针对控方的指控，他们提出了如下异议：
第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天安排工人下井生产作业时已达到灾害性天气的标准。第二，被告人积极落实部署了76号文件和55号文件的规定，公司内已经就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就事故发生的原因而言，本案属于典型的多因一果。在本案中，引发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2.附近小煤矿违法开采，破坏了隔水煤柱。
3.水库暴雨前没有腾出库容，河岸垮塌时上游水库仍然泄洪，而水库管理部分和防洪部门却未将相关情况及时发布通告，通知附近企业注意停产防灾。
4.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不准确，未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促使企业注意险情，采取有关措施。
因而总体来看，上述各种因素早已超出被告人郑某的控制范围和预见能力。
接下来上场的郑琪同学和毕华宝律师来自辩方二组，为被告人张某提供辩护。简要的事实梳理后，她们基于客观、主观与量刑三个方面，发表了辩护意见。
客观上，本案不存在违反管理规定的情形，被告张某和重大伤亡事故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第一，被告不存在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形。具体而言：
第二，被告和重大伤亡事故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分析如下：
在主观方面，被告张某不具备过失：
之后上场的，是辩方三组的郭丹同学和关建梅律师，她们从三个方面为被告人姜某进行辩护。
其次，姜某并没有违反作为义务，主观上也没有过失。事故当天上午，维修队队长鲁某安排姜某和王某、张某某去巡查。且在上午11点40左右，姜某等三人在巡查完沙坑后，前往煤层气化的途中，偶遇拟对沙坑进行复查的鲁某。在鲁某巡查沙坑后，并且同样未见异常的情形下，被告人才决定返回公司吃午餐。因此，在这一巡查过程中，姜某并不存在起诉书指控的“违反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汇报的安全管理规定”。且在主观上，姜某不具有预见到暴雨的可能性，也不具有预见到上游水库在暴雨时期泄洪的可能性。
最后，矿难发生与姜某涉案行为并无因果关系，也不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根据本案证据，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D、J两个水库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结果避免可能性来看，本案不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即便姜某及时汇报，损害结果也依然会发生。
在量刑部分，辩方三组认为：首先，姜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次，姜某在知道溃堤后，尽力救灾抢险；再次，姜某对事故的发生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在事故中没有责任；最后，姜某是初犯、偶犯。综上，可以对被告人姜某从宽处罚。
首先，在主体上，王某某的日常工作主要为社区服务，与生产作业无关；且王某只是物业公司维修队三个小组其中一组的副班长，对自己负责的小组之外的人没有任何支配能力，不属于同矿区“生产、作业”相关的负责人员，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其次，在主观方面，辩方认为，王某某不存在过失。具体而言：
在五组同学富有激情而不失严谨的陈词后，在助教高颖文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围绕郑某是否知道当天是灾害性天气、张某是否撤人不及时、姜某的职责与当日巡查时间、生产作业的定义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控辩双方针锋相对，发言有理有据，展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务素养。
课程第二阶段，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主要创立人张庆方律师简要介绍了案件并对同学进行了评价。
本次事故总共死了182人，根据官方“出了事就要找人承担责任”的观念，可能会出现替罪羊。本案中，事故发生的原因除了自然原因和被告人的原因外，首先是政府部门没有起到监管责任，其次是天气预报部门没有及时发布信息，再次是防洪部门没有治理挖沙存在责任。
案发后，事故调查组成员多是应该承担责任的相关部门成员，因此调查结果可能不真实，其认定郑某等存在责任的结论有问题。具体而言，物业公司在案中是很边缘的，如果要求物业公司人员比气象专家有更专业的防洪和气象知识，就应该要求其具有相应文凭和能力。但即使认为他们有这样的责任，却缺乏相应的培训，进而缺乏相应能力。这种情况下，前述要求是强人所难。
就郑某而言，判断其是否履行管理责任不应该事后判断，而应该事前判断。S省政府颁发的荣誉可证明郑某履行管理责任是受到相关部门肯定的。起诉书提到了煤矿超员，但实际上没有禁止煤矿超员的规定，因为各个矿情况不同，难以统一规定。此外，06年H公司煤矿被认为是受水患威胁的煤矿，但经过治理被评为治水示范煤矿，这能证明郑某的治理是有效的。
张庆方律师认为，就针对张某展开的控辩而言，在之前的展示环节中，控方的出彩之处在于，其强调了人不是机器，有根据实际情况判断的能力。辩护人有三点辩护较好。其一是讲到张某有逐步撤离矿工的行为，其二是指出张某接到电话后也需要时间进行判断，其三便是明确提到，不能只关注伤亡，也要关注张某救了人。
张庆方律师进一步指出，为姜某提供的辩护的学员没有重复前面辩护人的观点，这种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辩护风格，值得肯定和赞赏。
控方将事实与法律结合得很好，但也存在缺点。
辩方一组抓住了争议焦点，对没有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论证，预见可能性的论证也有说服力，但因果关系的论证偏弱。
辩方二组的律师总体上对事实和法律结合的不错，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条理不清晰；其二，把辩护焦点放在相关规定模糊性上，但即使规定模糊也能在法理上推断出违反规定义务。这里的重心应该是结果避免可能性和合理看待信息不全情况下的决策。其三，主观过失只讨论了被告单位，但本案不是单位犯罪，应该论证其本身主观过失
辩方第三组的辩护人对事实的归纳和列举条理清晰，但问题在于，第一，把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混在一起。第二，只通过列举事实得出结论，没有把事实和构成要件要素结合论证。
辩方四组的问题如下：其一，只列举事实得出结论，没有和构成要件结合。其二，论证条理性不足。一般而言，正确的考察顺序应当是先论证不作为，有作为义务，再讨论不作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最后再说主观。其三，该组部分论证缺乏说服力。例如，如对生产作业的否定存在问题，所强调的充分必然的的因果关系在刑法上也不是必要的。其四，辩护词对于案件要点的提炼不足。
首先，就客观上是否有过失实行行为而言：
第一是是否违反了注意规范，违反何种规范。本案起诉书指控了两种规定，虽然规定的内容很含糊，但在规范本身没有问题。有的案件中还要先判断指控的规范是否有刑法上的品质。行政规范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刑法保护的法益，一类只是为了便于管理，只有违反前者才可能构成本罪。
第二是应当确定本案行为方式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如果构成作为犯，则应优先适用作为犯的分析框架。今天的发言各组都认为主要是不作为，但案中提到的超员下井等行为是作为，发言同学均缺乏对这一点的分析。
第三是没有分析过失类型。一般而言，重大责任事故中的业务过失可以分为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第一被告过失类型和后面不同，论证第一被告应该论证监督过失，要从两个角度讲：对直接人员的管理和设立安全体制两个方面。还要考虑被告人是否符合信赖原则，如果可以信赖手下员工，就未必违反注意规范。
第四是是否违反客观注意义务的判断应当以行为时为标准。在本案中，就郑某而言，事故发生时其不在现场；就第二被告而言，其信息是不完全的，决策可能有失误，要以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决策是否存在合理性。
第一点是要考虑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联。事实因果关联不要求行为对整个因果流程具有支配性，在过失犯中也不要求是主要原因，只要求结果发生时该行为对结果发生具有现实的作用力。事实因果层面，否定直接性和必然性只能否定被告人没有支配整个因果流程，同时还应该否定被告人违反注意规范的行为对结果发生有事实作用力。只有否定了这两个因果关系，才能证明两者在事实因果层面没有因果关联。
第二点是要考虑法律因果，即所谓的客观归责或结果归责。在结果归责问题中有两方面的至关重要。一方面是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也就是被告人违反的注意义务与结果具有关联性。本案中，第三被告、第四被告在这方面都可以论证，因为履行作为义务后结果也难以避免。结果避免可能性要求有很大可能避免危害结果。另一方面是也要注意实现的结果是否在注意规范保护的范围内，如果防范的危险和实现的危险不一样，就不构成犯罪。
第三点是有不同介入因素时如何认定结果归责。仅仅确定被告人对最终结果没有支配不能阻却结果归责，只有说明行为人行为对结果没有事实作用力才能阻却。被告人的行为不是主要原因不会影响归责，只会影响行为不法程度，影响量刑。
其次，车浩老师分析了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告之间的矛盾。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复杂的犯罪，辩护过程中辩护人可能相互牵制。本罪被告一般分为领导和在一线的生产作业人员，而本罪要求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对上述两类人的适用是不同的：领导无须关注当天是否发生灾害性天气，其义务是建立安全生产的规范管理体系。只要做到在该体系正常运转下结果不会发生，领导就不再有责任。
但一线工人会辩称即使完全按照公司规范操作，结果也还是会发生，问题在于制定规范流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双方存在互斥的关系。
再次，本罪还有两个理论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层面，四组辩护律师提到了不同的安全管理规定，提到了不同的义务。前面二个被告的辩护人提到了灾害性天气，对灾害性天气的认定是否属于第一被告的责任是一个问题，因为违反注意义务的前提是要有注意义务的要求。此外，还要看管理者是否制定了完善的流程。如果流程不健全，领导也有管理监督的过失。针对前两个被告的这两点要分开辩护。后面的两个被告的问题是违反异常情况的报告义务。
第二，在这个案件中，是应该考虑被告人是否具备结果避免可能性，如果实施了义务行为也难以避免结果就应否定结果归属。对此，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风险升高理论”则认为，只要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显著性地提升了结果出现的风险，那么就可以将损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我国司法实践中便有不少采纳“风险升高理论”认定规范关联的判决。
最后，车老师指出，限于课程特点，每周只能重点剖析一个类罪名。对此，同学们应当学会举一反三，系统总结个罪之下的常见争点与理论问题，进而促进刑法理论水平与实务功底的全面提升。
课程介绍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主要创立人，北京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先后出版法学专著二部、发表论文十余篇，共计一百余万字。在刑事诉讼领域，成功代理多起著名案件场。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导师、北京大学廉洁社会研究中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恢复性司法中心研究员。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理论》等多部著作，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外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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