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品法曹：“演戏”该如何当真？ | 《我不是潘金莲》在说什么

赵耀彤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雪莲的出场很唯美。烟雨蒙蒙的江南小镇、薄弱蝉翼的雨披、婀娜风韵的身姿、挑逗狐媚的眼神，一起呈现在圆屏幕里面时，让看过原著的人多少有些惊愕是不是走错了场。

等看到范冰冰楚楚可怜地忽闪着大眼睛举着“冤”字纸牌，看到喂牛的农妇居然被紧身牛仔呈现出完美的线条与性感，再看到她半推半就地被赵大头亲热后娇弱的后背，到最后见了范冰冰在北京安心开店后苍老驯良的面孔，忍不住在心里夸冯小刚一句：这老家伙，真够贼的。

 

范冰冰演一个养着牛又卖牛骨汤的小镇妇女，假的离谱。不光是她的造型跟我们接触过的劳苦女性相差甚远，而且那些在上访过程中磨砺过的女性哪有一个会像她这么软绵绵地说话。但这当然不是范爷的演技不行，也不是冯老炮儿疏忽大意或者故意用色相吸引观众，因为到最后，在饭店擦桌子的范冰冰已经从外到内都是个普通百姓了。他就是用最后这几幕“不假”的现实主义写真告诉观众，六爷不是不行，而只是不想，他开始就是故意整这么“假”的。

跟刘震云的原著一样，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同样不是在讲一个好故事，它一样的结构散乱、情节荒诞，而且在搞法律的人看来，它硬伤累累到不能细琢磨的地步。但这其实没有啥好奇怪的，因为冯、刘二位本来就没打算给人们讲个好故事，人家只是拿着一个不成格局的故事在说“事”。而且从始至终，冯小刚一直在清楚的告诉大家：别入戏，往别处想。

那冯老炮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向我们传递什么隐晦的信息呢？

演戏。

没错，他就是用这种对范冰冰这种老戏骨看起来有点幼稚的错误、用能驾驭百年孤独般的《一句顶一万句》里众多人物的刘震云所“臆造”的不合常理情节，来告诉大家：来，看人“演”戏。

李雪莲是个不讲道理的人。她耍小聪明想钻空子，结果被自己信赖的丈夫给耍弄了，咽不下这口气，就开始从地方到中央一级级的折腾。她有多大的委屈？没有，她只是觉得在跟秦玉河的二人关系中没有占了上风，想把离婚证撤销之后结了再离好让自己心里舒服而已。而且就为这点舒服，为出这口气，她甚至要杀一串人并且认真做了准备。

 

更荒谬的是她明明是一个可以为了杀人就答应跟一个屠户“干那事”（在书里她仅仅因为在北京赵大头的留宿就主动说“该干啥干啥”）的不是特别保守的、时不时想着拿自己身体与人做点交易的女人，却偏偏做出一副对自己的贞洁声誉极端在乎的样子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不是潘金莲”。

她的偏执、冷漠与自私，已经到了书中把吃奶的女儿丢下跑去告状，到了天底下只有她的牛可以对话的程度。这种病态，抛开冰冰姐美貌对大脑的迁移，那一级级的领导难道就看不出来？领导们当然看的出来，领导们只是不愿意说。但除了基层法院明确否定过李雪莲的诉求之外（这个诉在法律上成不成立另说），其余的各级首长都没有对李雪莲说过她的不对，他们只是劝她别告状。

刘震云拿这个奇葩故事说事明显是有意为之。他不懂法律，不懂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但他懂语言。他活灵活现的把领导在下级面前对“群众”辞藻运用的熟悉精到，与心里觉得“无非就是个农妇，能有多么难对付，肯定是下级无能”，但来到李雪莲面前却三言两语败下阵来的尴尬做了好几回对比，最后让他们只能在心里忍着几句“刁民”。

在诚惶诚恐检讨自己“工作没有做好”的下级面前，领导们可以气宇轩昂地高谈阔论“如何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到心上”，可以声色俱厉地批判“怎么就解不开一名普通群众的思想疙瘩”，但刘震云、冯小刚让他们在李雪莲这个跟真正受了委屈的秋菊完全不一样的“刁民”面前露了马脚——他们的话，他们也做不到，他们只是在“演戏”。而且，刘震云正是用李雪莲的蛮不讲理，映衬出他们那一场场关心民间疾苦的表演的滑稽可笑来。

荒谬的故事、失真的化妆都只是为了提醒观众注意看官场上那一场场精妙绝伦的表演，一方表演着自己对黎民百姓的无比热爱，一方表演着自己认识到热爱程度差距后的真诚羞愧。位高者与位卑者的操纵与算计，都在这几场纯现实主义的对话中展示的淋漓尽致。这才是影片与小说的核心，可惜被不少朋友忽视掉了。

当然，这也许是刘震云的刻意隐藏。

当一个其实属于群众中的“尾巴分子”的群众来到跟前时，人大会议上的首长跟她本人并没有直接对话，并没有“吃透案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迅速把这件事情跟“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这两大毒瘤联系起来大发了一阵子雷霆之怒，发怒的时候依然不忘展示自己的亲民情怀，在书里他就浓墨重彩的表扬了自己的秘书如何救下被当做恐怖分子控制起来的李雪莲，进而分析小秘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秘书有高尚的情操从而让听众把这归功于他日常的教育。

帽子扣得严实，棍子打的更是结实。吓出一身冷汗的下属将这帽子棍子带来的羞辱变本加厉的施加于他的下属，一夜之间撤了一串。书中的首长知道这一串撤职之后心里是不舒服的，他觉得他不过就是训一顿就是说说而已，他在说完省长心机太重之后报复似地中断了他的政治生命。首长想的是在口水中体验一把和群众有关的高尚感，想在权力高地上满足一下心灵深处的道德欲望而已，哪里是真想让你把人撤掉一串呢？

荒诞的范冰冰只是个幌子，老炮儿心里的蔫坏是让我们看这一串老爷们儿的极端现实主义的真实“表演”。那些场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稍微在体制中积累了点经验的人就会有对这种用“道德话语盘剥”下级的管理策略有痛入骨髓的体会。

他们不是不讲道理，而是不讲具体的道理、只讲大道理——拿大话大词来欺负人，这里的人其实也是有限的，李雪莲就从来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不对面临的麻烦做规范的、技术的分析，只会对问题无限上纲到“你心里有没有人民群众”层面，用这种政治恫吓来逼迫你把麻烦端走，不要来到他们面前。至于逼得下级采用了极端手段，堵了人、甚至抓了人，打下来的是同样的话语。

明明是没有担当，不敢对一个荒诞的问题做出起码的判断，明明是自己推卸责任耍滑头，却非得把这种滑头做的大义凛然，交替使用各种漂亮的口号，让下级即便肚子里绞痛也只能在脸上做出诚惶诚恐样子来，而且这种诚惶诚恐，一定不是跪拜在上级的权力下面，而一定要拿了奉献精神、道德观念的差距来说事。

上下都演的很投入，而就在这上下同心（心知肚明）的表演中，群众路线，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口号，成为揉捏的辞藻，成为自己作秀、涂抹的工具了。

这才是刘震云、冯小刚肚子里想说没说的话。而且，这本书与这部剧哪里是什么为各级领导歌功颂德、为信访制度洗地啊？它们分明是对体制做了一种与贪污贿赂等与腐败无关的另类高级黑。刘震云毕竟是敏感的，他敏锐地感知到体制内伴随着语言的刻板教条逐渐的丧失力量，丧失力量的同时又只有不停的在道义上拔高，于是就想出这么一出剧来揭露和讽刺。偏执狭隘的李雪莲和她所经历的荒诞情节，都只是他的引子。

一向忠实于原著的冯小刚并没有跳出刘震云的批判现实主义，二人都没有寻求一种技术层面的解决。在电影的最后，当李雪莲告状因为秦玉河意外死亡而意外化为乌有之后，他的画外音借马市长之口给出了他对解决路径的思考。然而，他同样是干瘪空洞地重弹道德教化的老调，他基本照搬了他所高级黑着的官腔——批判的武器，在刘、冯这里并没有变成武器的批判。

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李雪莲这样偏执的“尾巴分子”，无论我们多么讨厌她浪费掉巨大的社会资源，无论我们怎样站在法治话语方面批判她不化的冥顽，我们都必须承认，她和数量不少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治理所无法逃避的一环。

对他们，用心理学上、法学上的术语来负面评价是可以的，但这不等于完。我们要在制度层面对科层体制给出一个关于解决程度的评判标准，防止为他们狭隘的个人诉求消耗无尽的资源，把这些精力与时间用到让大多数公民获益上去。

李雪莲属于群众，是群众的一份子，但她并不是“群众”，而我们要服务的“群众”显然是个集合名词，我们要考虑大多数。在这样一个性格缺陷又没有什么真实冤屈的“群众中的极个别分子”面前，空洞地泛滥自己对群众的感情，强硬地要求下级对群众的奉献，而不给出奉献的尺度，则只能是一种没有担当精神的自私，是更深度的自私和自恋。

还有，我们在小说与电影中都没有看到党组织，连个基层党支部都没有看到。这可能不仅是刘震云出于某种安全策略的考虑，而是他的确没有发现党在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构成法统（法的统治）的政府、法院等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不同，党是个自下而上的基层动员系统，正是这个党，成功动员了亿万基层民众参加了中国革命，完成了中国最重大的历史转型。这两个系统需要的行动智慧、技术模式乃至专业人才都是不同的。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连李雪莲这样的偏执人格都处理不了的政党，曾经在历史上一无所有的时候动员几十万老百姓无怨无悔用小推车打赢了淮海战役。

李雪莲是比较难以对付？

是，也不是。说她是，是因为我们在法治化转型过程中过多的强调了科层体制的力量，过多的强调了法统的力量，而忽视了我们曾经倚重的党的基层动员力量，缺少对这种动员人才的关注与培养，以至于让比较顽固的被动员对象觉得只有“牛”才能听懂她的话。

这，也许是刘震云没有想到的，但它可能是更值得我们考虑的。在法治作为我们治国基本策略的前提下，让党的基层组织继续发挥好它传统的动员教育作用，在党内给予这种基层动员智慧、给予这种基层动员人才更好的上升空间，或许依旧是我们应该致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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