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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竞悦 · 汪雄 · 崔俊杰重磅解读2016年美国大选 ︱ 中法评

2016-12-23 毕竞悦汪雄崔俊杰 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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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美国选战,特朗普胜选,“民主民粹化”忧虑笼罩世界知识圈和全球化社会,以美国为标杆的自由民主宪制是否能够继续傲然于世,引起普遍讨论和反思。国内知名学者许章润教授谓之“疲惫帝国的政治回归”,刘擎教授坦言民粹是民主“必要的恶”,也有学者提出这是“两个美国的选战”。

 

高全喜教授在美国选战前夕应邀赴美访学及现场观察大选过程,与美国政学精英广泛交流对美国宪制走向的判断和预测,掌握有一手的印象和心得,可补国内“隔岸观火”之不足。高全喜教授亦对美国宪制深有研究,数年前曾有《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长文传世,解析美国宪制的高级复调密码。近来,高全喜教授聚焦19世纪中上期美国南方宪法思想家卡尔霍恩的宪制理论,对于理解和把握“特朗普美国”有着直接的历史和理论支撑意义。

 

2016年12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燕京法学”学术沙龙第七期特邀高全喜教授发表主题演讲“美国大选的现场观察与反思”,法律系主任李昕教授担任主持。本场讲座是高全喜教授观选回国后对美国选举与宪制走向的经验分享和理论分析。


讲座同时邀请国内法政学界6位青年学者进行学术评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段德敏副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储殷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田飞龙副教授、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主管毕竞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汪雄博士和崔俊杰博士。


本期推送联袂燕京法学公众号(cnulaw)、政治宪法学公众号(politicalcons)共同发布主讲人演讲内容及6位评议人精彩评议内容,以飨读者并增进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对“特朗普美国”的研究深度。 



对于特朗普当选不必大惊小怪


毕竞悦

神华研究院战略研究主管

管理学博士



首先今天能回到母校参加讲座非常高兴,我读大学的时候,北校区刚刚建起来,还很荒凉,这些年变化很大,李老师当年是教我的老师。高老师是我的导师,但我是比较支持希拉里的。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通过《总统杀局》《改变规则》《关键选票》三部电影分析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因素。我们看美剧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印象:好像穿什么衣服,家庭关系如何,这些很外在的东西能够影响选举。但实际上通过分析这三部电影之后,我认为,影响美国大选的关键因素还是候选人的政见。种族、就业、枪支管制、死刑存废、堕胎、同性恋、税收、环保、能源、国际关系、国防,对这些问题的政策立场,始终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争论焦点。

 

为何八年前奥巴马能够当选?因为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差强人意,“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都令人们对政府失望。而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变革(change)”,令人耳目一新、深受鼓舞。

 

奥巴马无疑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隔着十万八千里。奥巴马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他力推医疗改革计划,期望实现全民医保。但该计划抬高了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医保成本,反而导致弃保率高、赤字严重。记得多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耶鲁法学院的Khan教授表明,美国终有一天会实现全民医保。的确,全民医保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实现的过程却涉及医院、保险公司、制药公司、企业、个人等多方利益,充满坎坷。

 

奥巴马支持更为严格的环境气候政策,在任期内关闭了众多燃煤电厂。但是在美国的语境下,环保主义并不具有当然的正当性。美国更加崇尚的是对自由企业制度、私人财产权的保护,而环保政策无疑会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的自由和私人的财产。因而,在保守派占主流的美国最高法院,奥巴马的环境气候政策会受挫。

 

作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自就职以来,奥巴马就大力呼吁裁军,并且力图重启中东和平进程。但结果是,奥巴马的示好既未能促进中东的民主化进程,也没能给中东地区带来和平,反而出现了更为极端的伊斯兰国组织。

 

奥巴马的政策与理想间的落差,使人们对民主党失望,从而给共和党加分。

 

对于特朗普当选,不必大惊小怪。八年前,奥巴马的当选对美国的冲击更大,因为他是美国史上首位黑人总统。选举结果一出,就有人预测奥巴马会被刺杀,结果今天奥巴马依旧安然无恙。现在为什么对特朗普反映这么强烈呢?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离我们太近了,对八年前的事我们可能忘记了。再往前推,小布什当选总统,当时也令人跌破眼镜。虽然小布什是一个官二代,但是他很屌,读书时不好好上课,把自己弄得很出格,许多人都觉得戈尔很正面,有点类似于今天希拉里相比特朗普的形象,但是戈尔输了。

 

戈尔的失败也是很必然的,因为他是较为极端的环保主义者,这会令他失去很多选民。当时戈尔与小布什之间的总统竞选还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出现了戈尔诉布什案,可见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回过头来看,总统换届对美国造成的冲击都有些夸大其词了,这些都是美国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完全可以在美国的政治框架内消化。

 

对于民主党的落选,也可以用“美国例外主义”来解释。所谓美国例外主义,指的是美国人民对于左的倾向天然免疫。

 

在美国历史上很长时期里,共和党占据着绝对优势。林肯是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当时共和党刚刚成立,组织还不成熟。其实林肯的政治倾向更接近于民主党。林肯被刺后,接替林肯的是民主党的安德鲁·约翰逊,而不是共和党的人,因为约翰逊和林肯的理念很接近。但是在约翰逊之后,是共和党的多届连续执政。直到胡佛,共和党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其中也有一个插曲,就是西奥德·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主张对垄断企业进行控制,实行一些更为平等的政策,这与共和党的政策向左,但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呼声很高。于是共和党内部的人就让他去做副总统,这样他就没有机会竞选总统了,要不然他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话,就对大企业家不利,但恰好他做了副总统之后,总统被刺杀了,所以西奥多·罗斯福就上台了,实际上他的政策是偏向民主党的。

 

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民主党才扭转了劣势,得以与共和党平分秋色,美国才出现了真正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罗斯福总统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美国正处于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当时世界上流行着“左的”思潮。据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到1933年10月,法西斯运动遍及了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现代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12个。美国没有滑向法西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新政通过关注弱势群体利益、主动让权给劳工,使美国避免了大规模工运,保证了国家稳定。如果说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的理念,那么罗斯福就是确立了“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的理念。

 

罗斯福时代无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罗斯福则是试图在民主自由的框架内回应资本主义危机。罗斯福所代表的民主党要比坚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左”一点,但是与欧洲今天的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等相比,还是“右”得多。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工党、绿党执政的情况,刚刚奥地利大选是绿党上台。

 

但在美国,稍左一点的民主党还是常受诟病。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加入了经济社会权利,但是美国没有。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罗斯福宪法: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一书中认为,这是由于尼克松当选造成的。但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偶然中有着必然,美国人民对于政府干预有着天生的警惕性。

 

美国共和党体现了保守主义的精神,其信条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精英主义。

 

吊诡的是,共和党虽然信奉精英主义,走的却是民粹主义的道路,共和党的成员往往是官二代、富二代,而支持者却是众多的社会底层。比如说在小布什当选的时候,也有很多社会底层支持小布什这个官二代。这一点也体现在了特朗普的当选上。与之相对,民主党虽然关心劳苦大众,但民主党的支持者却是许多“白左”知识精英。比如,这次总统大选中,据不完全统计,有1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300多位著名政治学家、40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和600多位作家站出来联名支持希拉里当选。

 

为什么会有这种吊诡呢?因为当信条落实为政策之后,难免有冲突之处。比如,环保政策是保护弱者对抗大企业,但是如果环保政策较严,就会增加企业成本,影响弱者就业。所以,穷人不一定都支持环保,富人不一定都反对环保。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恰好提供了给制度纠错的机会。

 

因此,不必对特朗普的当选大惊小怪。至于特朗普的执政效果如何,现在评价还为时尚早,需要留待时间检验。



自由的限度和商人的务实


汪雄

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

法学博士



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场切身观察的美国大选的演讲,后面各位老师的点评都很精彩,导致现在已经九点半了,大家还意犹未尽,我简短一点,点评两个问题:

 

第一,特朗普的当选对美国的民主制意味着什么?第二,特朗普的当选对于世界政治,特别是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两个问题高老师和其他各位老师都谈过了,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对谁当选美国总统没什么兴趣,但是我比较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对华政策,所以我还是会关心美国大选。

 

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深深影响了中国,正如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不研究印度法律思想史,仅仅因为西方法律思想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法律体系。尽管印度法律思想史也比较好玩,但它没有影响中国,它没有进入到我们中国应该关心的视野,所以我们研究欧洲、研究希腊。

 

先谈民主制的问题,如果回到希腊的话,我们会发现刚才田老师已经讲理想国的第八卷对于民主制的蜕变有一个论述,在《法律篇》的第三段的后半段,雅典异方人说,强力的统治就是大众的统治,就是民主制,智慧的统治就是少数人的统治,最典型的就是君主制,贵族制是君主制的变体,所以,君主制和民主制是政制的两种母体。

 

混合政体就是淡化智慧的统治,但是绝对不能放弃一个原则:较低的服务于较高的。民主制的代表是雅典,代表着自由。君主制的代表是波斯,代表着明智者或主人的统治。正确的结合也就是智慧与自由的结合,智慧与同意的结合,亦即由明智者的立法者所制定并由城邦中最优秀的成员管理的法的统治与人民的统治的结合。无论哪一种方式走向极端都不好,都要得到适当的限制。

 

所以,雅典异方人讲自由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败坏雅典。雅典青年本来一开始是非常自愿地接受法律或音乐的统治。有教养的人在创造并维护这个秩序,大多数公民都不敢用吵闹声来评判音乐的好坏。但是后来败坏秩序的诗人出现了,他们用快乐评判音乐,不是用《法律篇》第二卷中的正确性来评判音乐,结果观众变得吵闹喧嚣。结果不再有崇高感,不再有畏惧,而在第一卷中这个畏惧是无比重要的。就会出现过度的放肆和自由。

 

紧接着这种自由出现的是,不愿意听命于统治者,而后拒绝父母和长者的束缚和引导;迈向终点的前一步是,企图不必服从法律;接下来就到达了终极自由,他们不再考虑任何誓言、许诺和有关诸神的东西,最后会导致制度的崩溃,产生蜕变。

 

民主制最核心的代表是自由,而自由会放任自己的欲望膨胀,所以会导致一种普遍的庸俗化,这样也会导致制度的蜕变,所以特朗普的当选是在民主体制之内的一种蜕变,田博士用的是衰退。高老师认为这个蜕变是复调中的一种调取代了另一种调,美国的精神在特朗普之前或者在特朗普之前的之前,是自由的政治正确的精神,这样一个有点古怪的人突然当选了,调就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就是自由到了一定程度,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实际上是一个阴阳的组合,阴之后是阳,阳之后是阴,如昼夜一样循环往复,就美国的政党领导者而言,他的性格、他的政策也会导致有的人比较温和,有的人比较刚烈,所以是一种必然的循环。

 

毕博士也说了,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并不是偶然,所以高老师也说了包含了美国的天意。这样一个天意又称必然的循环,用一对词来概括,是自由及其收敛,对自由的收敛意味着美国以后对外的政策可能就不是对外扩张的政策,全部会收回来,田博士也谈到对亚太地区的军事防卫也会收回来。收回来的动作意味着会在内部蓄积力量,之后会来一次更严重的打击。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特朗普可能对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高老师是把特朗普商人的身份、候选者的身份和总统的身份分开来谈,我不赞同,我觉得商人有商人的思维模式,商人就是喻于“利”,就是自由自在地攫取利益,所以越是有钱的人越喜欢自由,这个变不了。但是,无论是西方古典政治还是中国古典政治都强调“义”。柏拉图会强调统治者的德性,孔子说:“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但是现代民主制却选举了一个喻于利的商人来当统治者。当然,高老师也说特朗普有点马基雅维利。确实,近五百年来的现代政治已经踏上了一条马基雅维利之路,无法返回到古典的德性政治传统中去了。但是德性的理想依然会引导现实政治,所以,面对英国的商业共和国,孟德斯鸠要做的就是让这个自由民主的商业共和国变得更有道德一些,不至于被欲望扯着往下堕落。

 

这就是为什么现实政治中始终可以看到义跟利的张力,所以高老师会强调特朗普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会认为我们摸不清他的路。但是我认为未必摸不清,如果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商人的现实就是利,商人的理想是更大的利,所以未来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商人打交道的方式,你把他当成一个商人,如果共赢就可以去谈,如果他吃亏绝不会跟我们玩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他很务实,比如他说黑人比较懒散,我们去过美国的人都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只不过他把它说出来了,很多人不会去说,务实的人就会说出某些别人看到了但未必会说的事实。

   

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谢谢各位!


 

特朗普时刻的私人观察与反思


崔俊杰

首都师范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

法学博士


 非常有幸能够学习聆听高老师的演讲和各位师长的观点。由于我所学的专业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今天由我来与谈这个话题可能是最不专业的。不过,由于我从去年的8月21日到今年的9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访学,虽然错过了11月8号这个美国大选的黄金观察期,但我大体上还是经历了从初选到后期逐渐发酵的整个过程。基于这段特殊的个人经历,我就结合高老师的演讲,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谈一下我直观的感受吧。

 

首先我要申明:第一,对于特朗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就这两个人来谈,我是不持立场的,因为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第二,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我都尽可能不去触及他们个人道德的问题。

 

选举一开始,我们似乎都倾向性地认为支持特朗普的人是趋于保守的,就是那些中下层的白种人群体。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并非没有事实基础。这些支持特朗普的白种人,有很多都是传统的制造业或者种植业的从业者。这些人过去是过得很滋润的,但是随着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际上区域化、全球化的兴起,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直观感受是下降了。我以宾州为例,我们都知道宾州是一个选举上的摇摆州,在历史上曾经是共和党的天下,后来民主党经过努力夺了回去,这次选举中又翻转了过来。

 

为什么呢?宾州过去是一个传统的以工业制造业、能源业为主体的州,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以后,工业开始萧条,除了费城、匹兹堡这样的大城市能够依托丰厚的财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优良的高等教育资源实现成功转型以外,大多数的中小城市是转型失败的。今年7月,希拉里去宾州拉票的时候,宾州老百姓的感觉就是“强盗回来拜访受害者”了——是你的丈夫克林顿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导致我们宾州失业率高启,结果你现在还好意思回来拉票。

 

另外,刚才高老师说奥巴马的医改法案直接导致民主党的失利,我觉得可能不全面。在我看来,近年来,民主党和奥巴马积极推动碳减排,比如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都可能是诱因之一——对于像宾州这样的传统能源消耗大州,碳减排显然对这个州的传统工业从业人群来说就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如果把这些中下层白种人群体的诉愿和特朗普最初的崛起相联系的话,我们可能还不能把特朗普的崛起和民粹主义完全划开界限。实际上,民粹主义在各个国家表现得是不太一样的。民粹主义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在一个历史时期里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应,而他们的反应又会受到他们所处的国家的现实的限制。

 

尽管美国的民粹主义谈不上定形,美国民粹的政治表现形式也是很多样的,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就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相对集中的反官僚主义、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的声音。而特朗普这个人,不论是他的政治观点、个人经历、形态和语言,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民粹给予一种特殊的关心,从而为民粹主义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尺度。

 

不过,如果就认为特朗普的崛起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的话,也又的确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在选举的中后期,特朗普得到了越来越多其他阶层的支持。而如果没有这些阶层的支持,他的胜选是不可想像的。

 

近二十年来,美国政党竞争的极化导致了百姓普遍不信任;经济复苏缓慢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社会族裔多元化引发的冲突比传统的“黑白”冲突更令人焦虑;国际环境的不佳引发民众对安全感的关注。这些问题成为美国百姓高度关注却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我同意储殷老师的观点,即认为奥巴马和特朗普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表现在奥巴马在08年时是以反建制的定位进行竞选的,当时竞选的主张就是要更多回应民众变革的需求,并承诺要实现更多的变革。

 

因此,可以说,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奥巴马的民意气氛。我们也看到,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后,一方面要像过去那样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去兑现选举的承诺,从而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内事务当中。

 

但是,上述二者的平衡是十分艰难的,也正因为如此,奥巴马在兑现承诺方面远没有接近美国百姓需求。美国不少百姓认为,既然我选择一个民主党的反建制派难以兑现承诺,而如果我再选择一个共和党的传统反建制派也可能难以兑现承诺,不如干脆再大胆一点,从体制外选择一个反建制派。这可能是选民的一个很大的心态。在选民看来,上述国内问题的解决、本土主义的回归,需要一个像特朗普这样具有偏执风格恰的执政者。

 

我们一直在谈论美国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可能捅破了这样一层窗户纸——媒体精英或者政治精英并不代表大多数。但是特朗普捅破这层纸之后,到底能撕开多大,确实一个很难说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特朗普的执政实践中去作进一步的细致观察。

 

最后,我想我们在关注美国大选的时候,要把美国的这种民意转向与欧洲进来发生的中右翼政党回归联系在一起。凡此种种,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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