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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理想法学院 | 中法评

2017-03-23 张睿思译 中国法律评论 中国法律评论



Erwin .Chemerinsky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

杰出教授



译者


张睿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2014级本科生



目次



本文原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法律评论》2011年创刊号,翻译得到了作者的授权。为阅读方便,推送时略去脚注,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敬请关注!



卷入

 

我初次接触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CI)法学院,始于该校经济学教授Linda Cohen的一个电话,我们曾在南加州大学共事。她告诉我欧文分校正在创办一所新的法学院,她是院长海选委员会的成员。多年以来,我就听说该校为了创办法学院付出了各种努力,几个月前加州大学董事会终于批准了提案。

 

琳达教授想让我推荐一些院长人选,然后我给了她一份很长的名单。快结束通话的时候,话题转成了我是否对这个职位感兴趣,我的兴致被勾了起来,“没准吧。”


我应邀与院长海选委员会碰面并接触到大量关于新学院的材料。我对已经广泛开展的工作以及学校从开始就创建一流法学院的构想印象深刻,但同时我又对资金感到沮丧。学院的预算非常不切实际,各个方面的投入都远不及一流法学院所需。

 

当海选委员会让我对他们的提议作出评估时,我决定坦诚相告。我称赞了他们事无巨细的报告和法学院的愿景,但是我也说明了他们开出的院长薪水仅是我在杜克法学院作为一名教授的一半,他们顶级的教师薪水也大致在入门级别。我说得很清楚,如果投入就是这种水平,我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们,就目前的预算来说,欧文法学院不会好。

 

近两个月我没有收到海选委员会的任何消息,就把这事忘到脑后了。我认为我对法学院资金的坦率断送了这次候选机会。直到这时,我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对这个职位真感兴趣,所以如果不成,我也不会感到很失望。交流后大约两个月,我收到委员会主席的邮件,他们对我的初试表现很满意,想邀请我参加为期两天的密集面谈。

 

我再次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只对资金充足的法学院感兴趣。如果还是先前的预算,我不想再跟进了。2006年,我谢绝出任北卡罗莱纳大学(UNC)法学院院长,正是因为北卡法学院的资金预算有限,校长和教务长又拒绝追加投入。我不想再重复这种经历,到头来发现法学院的资金难以企及学校的愿景。校领导想建设一流法学院只是说说,却不能也不愿提供充足的资金匹配高水平的老师、卓越的学生、杰出的员工或所需的设施。

 

表达了上述顾虑之后,学校的行政副校长/教务长Michael Gottfredson即给我打电话。他说自己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首要工作就是创办法学院,法学院的资金也会是顶尖的。迈克对学校的奉献和资金的许诺让我记忆犹新。他显然极其了解法学院,而且很好地掌握了成功之所需。这番谈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接受了面谈邀请。

 

我在欧文分校的两天很愉悦。既然没有法学院的教员要见,我就和校领导、其他院系长、学校的教职工、支持者一起交谈。这其中,我与校长Michael Drake的见面最为深刻。校长就创设一流的法学院有成熟的见解。借用他的话,他的目标是把法学院一开始就放到“一流的轨道上”。我们的对话也就直白地围绕成为一流所需要的资金与策略。我被校长所折服,更重要的是,这促使我认真地考虑出任法学院的院长。

 

这两天的面谈中有一件事让我不安。与学校支持者午餐时,其中一位拿出一篇我登在《日报》上的文章,在文中我对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维持《联邦禁止引产法》的判决进行了尖锐批评。我回应到,我所设想的法学院不存在意识形态,师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争辩任何的观点。我的回答显然没有令他满意;他很激动地说法学院院长不能是直言不讳的自由主义者。我说如果这是你们的看法,我就不是合适的(院长)人选。

 

除了这个小插曲,两天的时光都很尽兴。光是想象建立一所全新的法学院就令人激动。在这之后,我经常会思考一旦我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我会做些什么。这也是第一次,我和妻子认真探讨这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她是否愿意为了这个机会离开杜克,我们愿不愿意没过几年就把家从北卡罗莱纳州重新搬回南加州。

 

2007年7月下旬,戈特弗里德森电话询问我出任院长的可能性。我表达了我的兴奋,同时也表明我和妻子Catherine还没有最终下定决心,因为这也将是她工作上的重大变动。有趣的是,在电话中我们也对薪水进行了约三十秒的商议。他问我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告诉他一年前北卡罗莱纳大学邀我出任法学院院长时的报价。他同意了,让我把邀请信的复印件传给他。我还表示在接受院长职位之前还有若干工作先要完成。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极有可能给我发邀请信,但又不想发出后却被我拒绝。

 

未几,欧文分校电邀我和凯瑟琳回去一天。在这舒适的一天中,我们见了人,也了解了孩子们的公立学校,并与德雷克、戈特弗里德森以及他们的妻子—分别是律师和教育学教授共进晚餐。三天后,德雷克电话正式邀我出任欧文分校法学院院长。我解释说我就新学院还有各种顾虑,但我估计我们可以携手解决它们。我们说好我和戈特弗里德森会处理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数周,我和戈特弗里德森在友好的氛围下讨论了很多问题,例如法学院的资金、聘请建院教师、确保诊所教师的地位、承诺提供助学贷款的资金等。劳动节一天后,也就是2007年9月4日,我们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共识,随后我递上了签好字的合同。

 

就此我很想略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这正是这所新法学院的基因,以至于不能无视。我尽量简明扼要一点。9月6日,即周三晚上,我在家接到校长德雷克的电话,称保守派正在酝酿反对我的任命,显然是因为我在特邀专栏中批评司法部长Alberto Gonzales的提议,即缩短死刑犯申请人身保护令的诉讼时效。

 

我怀疑这是反对我的理由;我写过太多更有争议的东西。我的任命和工资需由加州大学董事会批准,而有人担心保守派的反对意见。德雷克和我商讨了我可否下周在犹太新年后前往加利福尼亚与潜在的保守派反对者对话。德雷克说他这几天会试着了解更多消息,然后回报我。

 

9月10日,德雷克来电,他得到了更多的消息,我们需要制定策略。我们约定次日早上再通话。当晚,杜雷克打我家电话,说他次日早上前来达Durham而不是在电话上讨论。我俩说好我到机场接他,随后去机场一家酒店的大堂交谈。我挂断之后就跟妻子说,他是来解聘我的。要不然他为什么来达勒姆?

 

按照约定,周二早上十点,我在机场接他。一上车他就告诉我,我出任法学院院长太具争议,现在邀请信正在被撤回。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去当地一家酒店的大堂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提议我们共同发表一份双方分手的声明。我拒绝了,并说尽管我现在并不打算告诉媒体,但如果被外界问及我会如实告知。

 

此外,我已经组织了一个由知名法官、学者和律师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我得跟他们解释一番。我们商量好我可以说,我被告知,德雷克断定我出任法学院院长太具政治争议性。我把他送回机场,然后回到了办公室。我用手机给凯瑟琳打电话讲述了这件事。

 

我打给几位好友告诉了他们这些事情,下午教课。我深感沮丧;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被解聘过,况且这个职位已经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我依然是一所优秀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并且热爱我的工作;我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接下来的几天,我被解聘的消息演变成全国的新闻。在周三的时候消息被公之于众,随即我接到记者的电话。由于周三晚是犹太新年,我和妻子决定在节日期间不接电话、不查邮件,家里和办公室的语音信箱很快爆满。《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的重头社论谴责校方解聘我,突然之间我就成了学术自由的代表人物。

 

周五早晨,我正在Willliamsburg,参加威廉与玛丽法学院举办的年度最高法院预览会议。上台发言前一刻,我接到迈克·杜雷克的电话。他说他犯了一个错误,而且他想让我出任院长。我解释到我这两天都威廉斯堡,可否等到周日再说。他说他希望到达勒姆找我面谈。我劝他别过来,因为路途遥远,我们可以通过电话交流。他执意要会面,我们便定于周日上午在我家见面。

 

他和妻子Brenda周日如约到达。迈克与我聊了数个小时,我答应他会考虑是否接受邀请。如果不是出于对迈克·杜雷克的极大尊重、钦佩与爱慕,我一开始就不会接受的。我并不知道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他解聘我时所承受的压力。但我知道他真诚地以为,在反对的浪潮中我难以胜任院长的职位;而如果执意聘请我出任院长,他费尽心思建立的同盟将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坐在客厅的长椅上,他向我保证,如果我出任院长,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坚定地重申了对法学院的支持。

 

周一早晨,我打电话接受了邀请。我们迅速起草了一份媒体声明。声明后两个小时,我接到了国内与当地新闻媒体一百多个电话和五百多封邮件。第二天当地的一家报纸,《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头条写道“教授终究还是院长”,头版还配有我的照片。当晚我从罗利-达勒姆机场前往一场司法会议发言。我走进那里的一家商店买口香糖,柜台后的女人一直盯着我。最后她说:“今天报纸头版上不是你的照片吗?”我点了点头,她看着我问道:“你因为什么被捕?”

 

 

起步

 

建院初期有两个关键步骤:招聘杰出的高层管理人员、聘请优秀的建院教员。我在法学界待了这么久,清楚院长助理与副院长极为重要,他们将管理学院的方方面面。为了创办自始即一流的法学院,我计划是从前二十的法学院招聘8~10位学术明星组成建院教员。这会向外界传达我们的目标,有助于招徕优异的师生。德雷克和戈特弗里德森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在新生入校前聘请8~10位建院教员,并且以整年的时间规划法学院。

 

我答应2007-08年在杜克法学院教学,事实上超额承担了法学院4门课程,外加一门有250名学生的本科生政治学。这一年尽管有些疯狂,还是令人兴奋。从9月下旬到来年3月中旬,我每周都往返于达勒姆和奥兰治县。我在杜克没有落下一节课,但经常早晨6点从东海岸起飞当天再乘红眼航班返回。如果不在那的话,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聘任教职工,或者规划最初的办公场所等。

 

我开始招聘5位高级行政人员:一位负责营建、预算和人事的行政与财务院长助理;一位负责内外通讯的通讯院长助理;一位负责筹款的外事与发展的院长助理;一位主管图书馆和信息技术的副院长;一位负责学生事务的院长助理和招生办公室主任。由于我们在2008-09学年没有学生,我们暂且还不需要一位主管学生事务的院长助理,但我们急需一名招生办主任,而且可以在前几年将这两个岗位合并。

 

尽管这些主管及其员工的质量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排名上,但我认为这是一所法学院最坚实的后盾。每次聘任都是一个故事。在某些情况下,是个人私交,比如聘请瑞Rebecca Ávila出任行政与财务院长助理。瑞贝卡在洛杉矶City Ethics Commission时我就认识她了,那时我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洛杉矶宪章改革委员会的成员。

 

随后,她以资深副院长的身份在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媒与新闻学院工作了八年,我听闻她有意向换个位置。到2007年12月,瑞贝卡接受了我的邀请,她在雇佣各个领域的员工、开发设施和预算规划方面的工作令人惊叹。

 

我与Rex Bossert认识有几十年了,刚开始他还在《日报》做记者,后来则担任《美国法律杂志》的总编。雷克斯拥有斯坦福大学的英语博士(Ph.D)学位和西北大学的法律博士(J.D)学位,在所有的法学院任教都绰绰有余。我们在2007年秋商讨他出任通讯院长助理,并在第二年6月达成共识。法学院声势浩大的宣传正是源于他的辛勤付出和联络。

 

其他主管是海选出来的,我与他们先前没有接触。在我被聘用院长之前,校方即深谋远虑,已经海选了负责发展与外部事务的院长助理。他们为我提供了三位候选人进行面试。自第一个电话起,我就知道Charles Cannon最合适不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工作十九年之久。除了显而易见的资历,即在加州大学的一所法学院和南加州地区丰富的发展经验,我敢说我们一开始就很合拍。

 

外院一位资深发展办主任告诉我,选择一位负责发展的院长助理的诀窍是,与其在一辆小车中共度六个小时的旅程仍感到自在。我见过太多负责发展的人士,总是让我想起二手车经纪人,查尔斯则恰恰相反。他拥有这一职位所需要的真诚与品位。迄今为止我已经与他见面数百次,他从来没有讲错话,或者不是诚挚地帮助推销法学院。查尔斯于2007年秋接受我的邀请,在2008年1月开始工作,是法学院的第一位雇员。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学生事务院长助理和招生办公室主任。Victoria Ortiz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院长助理,我再次从第一次电话谈话就知道她是那个合适的人。她马上展现出充沛的精力和热情,我知道她会非常善于招生。当我搜集信息的时候,我得知她深受伯克利的学生爱戴,是他们在法学院的坚定支持者。她证明是我们的绝佳人选,推动了我院头两届的招生。

 

最后一位高级主管是图书馆和信息技术副院长的职位。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寻找合适人选。Beatrice Tice是多伦多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馆长,此前是密歇根大学的副主任,她在加州新港滩长大,应聘了这个位置。只要走进我们壮观的图书馆或见过我们杰出的图书馆员工,你就会明白我们能邀请贝雅翠丝有多幸运。

 

我的描述让这些招聘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顺利。其实我不止一次要劝说欧文分校的高层,并非每一位高级主管都需要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工作经历。我不止一次要为高级主管向校方争取比以往更高的薪水,而且让校方承认法学院的待遇有时是要比其他院系更好。但是最终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留下了。

 

2008年6月下旬我到欧文分校的时候,查尔斯、瑞贝卡和贝雅翠丝已经到位,雷克斯和维多利亚不久也来了。那时,我们有10间新完成的教师办公室,但是行政办公室还要8个月才能竣工。我们搬进临时办公室,讨来一些二手家具。我们没有助理帮忙接电话、提供日常用品或是任何帮助。我们距真正的法学院似乎还有很长的路。

 

我们立即在各个方面招兵买马。当然,这个过程持续了一整年,即便如今也还在继续;随着法学院的壮大,每个地方都需要更多的员工。我确信我们的主管和员工足以傲视全国的法学院。

 

我们在招聘建院教师上付出了大量努力,过程虽有起有落,但结局是圆满的。第一位签字的教师是我的妻子Catherine Fisk,杜克法学院的讲席教授,先前任教于南加州大学法学院及洛约拉法学院。我时常十分真诚地讲,欧文分校聘请我的最大收获是凯瑟琳加入了教师团队。

 

甚至在我正式接受院长职位之前,我就已经询问我在南加州大学的前同事Carrie Hempel,是否愿意出任主管法律诊所教育和服务学习的副院长。卡丽已经在南加州大学担任了15年的诊所教授,是我见过的最棒诊所教师。我明白法律诊所将会是我心目中法学院的核心,卡丽是理想人选。

 

迈克·戈特弗里德森设立了一个任命委员会招聘建院教师。该委员会的组成是我和凯瑟琳,以及琳达·科恩、约瑟夫·迪马恩托、Beth Loftus、Michael Clark、Kerry Vandell。我立即罗列了一份潜在的教师心愿名单,并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寻求建议。我的标准很简单:前二十法学院的著名学者和教师;本人正处在职业生涯巅峰;为人和善。我强调我们要淡化专业领域。我反复说,我的目标是学界和专业人士看到建院教员名单时会发出“哇”的赞叹。对于教师队伍,人员和思想各个方面的多元化都很重要。

 

我下定决心不顾颜面,应该毫不迟疑地询问人们是否感兴趣。我发现即便没有兴趣,人们被问道也会感到荣幸。我大概联系了国内二百位顶级教师。除了一个例外,他们都很和蔼并对邀请表示感谢。出乎我的意料,大约50位说他们至少会考虑一下,25位左右展现出不小的兴趣。

 

我很快发现一个共性问题:所有人都想知道还有谁对此感兴趣,却又不希望我跟别人公布他们的身份。他们挑明了是否签字取决于还有谁会来,但这成了一个死循环。我们设计了若干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我征求许可私下里向那些表现出兴趣的人透露名字,大部分人都同意了。


2008年1月,我们在美国法学院协会的年会上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教师举办了一个午餐会。我们把地点定在远离会场的一家餐厅里,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私人包间。2008年2月,我们为那些有意愿加入的教师全家提供机票,邀请他们到欧文分校共度周末,包括校长家的晚宴。南加州的二月是一大加分项,尤其是对那些来自寒冷气候的教师。

 

我们共发出22份邀请。每一位候选人都来到欧文分校,在校园花上一天的时间会见招聘委员会的成员行政人员。欧文分校的一大招聘优势即校园内有占地面积庞大的教师住宅区。我尽可能地想来访当天尽地主之谊,但我在杜克的课程表往往不允许我这么做。这些教师候选人还与社区中就建院出力甚伟的支持者们见面。这群志愿者—包括Joe Dunn、Judge Andy Guilford、Tom Malcolm、Mark Robinson、Justice David Sills、Gary Singer和Jim Swinden,总是会出面推销这所新的法学院以及奥兰治县。

 

我之前从没与法学院的老师谈判过,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经历。在过去30年的教授生涯中,我从没为了任何条件进行谈判,而只是单纯接受给我的合同。他们中有些人就像我那样,也有一些人上到薪水、科研经费、住房类型、下到办公室大小、位置都要讨价还价。我发现我自己在讨论诸如软件设施以及办公室到卫生间的距离这样的东西。

 

我不断发现有人不愿意给出承诺直到他们听说别人也来。有些人说接受邀请转念又转变心意。但是经过两个月的努力,难以置信的建院教师队伍初见成效:明尼苏达大学的Dan Burk、杜克大学的凯瑟琳·菲斯克、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卡丽·亨佩尔、杜克大学的特瑞纳·琼斯、乔治城大学的Carrie Menkel-Meadow、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Rachel Moran、凯斯西储大学的AnnSouthworth、密歇根大学格Grace Tonner、多伦多大学的贝雅翠丝·泰斯和Henry Weinstein--《洛杉矶时报》30年的记者,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兼职教授。

 

我们还从欧文分校内招入了4位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教师加入建院教师序列:约瑟夫·迪马恩托(国际与环境法)、琳达·科恩(法律与经济学)、贝丝·洛夫特斯(法律与心理学)和凯瑞·万登尔(法律与商事)。按照计划,建院教师在2008年夏天到齐,第二年开展更多教师的招聘工作,规划课程及学院的其他方方面面。

 

在2008-09学年,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集中在教师招聘,我们发出了12份邀请,期盼能在2009年8月新生入学前招到6位。我们的任命委员会由全体建院教师组成,凯瑟琳和特瑞纳·琼斯任联合主席。我们发现在招聘过程中剑拔弩张是难免的,因为有时会对某候选人存在分歧。我天真地以为发出一打邀请信后,年复一年再发更多的邀请信,会减少这种紧张气氛。互不相让的教师任命大多是为了争夺稀缺的资源。但是所有建院教师都对学院倾尽所能;他们来到这里都付出了牺牲,甘冒了风险,就谁该聘谁不该聘情绪激昂。

 

最后,这个疲惫的过程带来了7位优异的新成员:迈阿密大学的Mario·Barnes、圣母大学的Alejandro·Camacho、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Jennifer·Chacón、芝加哥肯特法学院的Christopher Leslie,、德克萨斯大学的Tony·Reese、美国律师基金会的Chris·Tomlins和我们的第一位初级教师,来自斯坦福法学院的研究人员斯Stephen·Lee。

 

我们的目标是在2009-10学年再招4位教师,我们成功地聘到了3位。还有两位待定,因为有约在身无法在2010-11之前到位。我们的下一批教师于2010年加入,他们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Sarah Lawsky、华盛顿大学的Michael Robinson-Dorn 和犹他大学的Christopher Whytock。

 

我们的计划是将教师队伍逐步扩大到55人,其中40位学术型的教师,10位诊所教师以及5位律师技巧教师。这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几年当中还要大举招兵买马。


最后一个前期挑战是招收首届学生。我一直担心我们怎样才能让优质的学生选择一个全新的、未获认证的法学院。我研究了其他新设法学院的历史,获悉这些法学院都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前二十水准的学生。事实上,在2008年12月,我到芝加哥会见了负责法学院资格认证的美国律师协会的官员,他们告诉我,我尝试招聘的那些老师,在新的学院将不得不习惯应对那些与过去相比水准低很多的学生。我一言不发,但是下定决心不要出现这种状况。

 

我与杜雷克、戈特弗里德森一同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或许就是法学院第一届招收60名学生。我认为我们能够招到60名优秀的学生,但招不到200名。我们拥有很多加分项:很棒的建院教师、可观的师生比、作为创建一所新法学院一员的兴奋。

 

为了推进招生工作,在2008年春,我聘请Karen Lash担任顾问。凯伦曾任南加利福利亚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后来前往华盛顿Equal Justice Works出任高管。我曾希望凯伦能到欧文法学院出任高级主管,但她的家庭情况不允许她搬回西海岸。但是凯伦同意负责法学院官网的筹建工作,为2008年7月建院教师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我意识到未来学生的一个担心是就业机会。凯伦得到75家律所、政府部门及公益机构的承诺,他们会在校内招聘,认真考虑招聘我们的学生。随后这些信息显眼地挂在我们的官网上,以便让那些申请法学院的学生安心。

 

我仍旧担心这些准备是否足以为一所全新的法学院招来优异的学生。搬到欧文以后,2008年的夏天我穿梭于各个律所,进行午餐演讲。在一次演讲的中途,我突然想到我们需要筹到足够的钱,给首届的学生提供法学院三年的全额奖学金。我把这个想法的雏形传递给查尔斯·坎农,他热烈回应。毋庸置疑,奖学金政策对我们招收首届学生至关重要。我们宣布为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计划,吸引了全国媒体的关注。

 

维多利亚·奥蒂兹在全国范围内招收潜在的新生。我们建立了招生委员会,由卡丽·亨佩尔主持。每个被录取的学生都会接到维多利亚的电话通知,然后是我的电话。我们不清楚要接收多少学生才会达到我们60位的预期;我们没有过去的记录,从来没有一所新建法学院这样做过。我们收到2743份申请,向110位学生发出邀请,当68位接受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们惊呆了。有这么一刻我们担心的是,法学院2009-10学年最大的教室只能容纳62位学生。

 

但是可以预见,我们慢慢失去了几名学生;巧合地是,最终首届学生的数量恰好是60名。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很优秀。以传统的数据衡量新生,即LSAT和GPA,他们就是前二十学校学生的水准,LSAT平均分167,GPA平均分3.61。但这些还不足以形容他们。他们是我30年教学生涯中最棒的学生,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精力并主动创设法学院的机构。

 

我们的目标是在2010-11学期把招生规模扩展到80名。不幸的是,再给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显然不切实际。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新建法学院,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吸引眼球的东西。2009年12月,我们宣布第二届学生都将至少获得50%的奖学金。我们接受了大约165份申请,83位学生成为我们的第二届,只有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超过我们的产出。

 

最可贵的是,我们在扩大学生规模的同时保持了生源的高质量。数据显示前两届学生的质量相同,排名前25%学生的LSAT分数比首届略高,剩下的分数稍低,但这些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我们的目标是招生规模慢慢增加到一届200名。杜雷克和戈特弗里德森始终强调,只有在生源质量允许的前提下才能扩招。我们的预期是每年扩招20名。此外,从2011-12年开始,我们预计会接收转学生。

 

起步阶段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教学设施。早在我出任院长之前,法学院就早被确定将主要坐落于Berkeley Place,位于学校角落的两栋连体楼。法学院旁边是商学院,离社会科学和社会生态学院不远,有利于交叉学科的研究与教师双聘。法学院靠近研究生宿舍。伯克利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大型停车场,这可以作为新法学院大楼的最终落脚点。

 

但伯克利楼也有许多限制。这里最初是按照24小时健身房和私人办公室建造的,从没打算作为教室或是图书馆。初到时的震惊之一是,上面的楼层难以负荷图书馆书籍的重量;法律图书馆书籍的重量是每平方英尺150磅,上面的楼层仅可承受每平方英尺100磅。解决之道是一层书架和座椅堆放紧凑,二层排放最少的书架。

 

学校最初分配给法学院伯克利楼一侧全部四层,另一侧一层的一半。我们很快意识到空间严重不足。尽管法学院的规划十分详尽,但没人确定法学院所需要的空间,或伯克利楼是否足够。在2008年刚到的时候,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规划空间。

 

在阐明我们的需求后,学校配给法学院伯克利楼北侧一层余下的地方,用于建设大型的阶梯教室,以及伯克利楼正对面建筑中的不少空间,可用于多功能教室和行政楼。每一寸空间都经过详细的规划。我们决定按照将这里当做法学院永远大本营的方式开发设施。自建院阶段就拥有堪比全国其他一流法学院的设施是必要的。

 

建设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10间教师办公室和1个会议室,要在2008年7月前教师到来前准备好。下一个是建设行政办公室,接下来是图书馆,几间教室、更多的教师办公室以及在2009年8月开课前完成学生的户外休息区。再往后的阶段是在2010年8月前准备好包括6间新教室、新增18间教师办公室、法律诊所的专用空间、1个学生室内休息区、1个学生可以组织例如法律评论、模拟法庭、学生律师协会等活动的办公室。

 

推进过程极顺利,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应归于瑞贝卡·艾维拉、Darryl Brown、Lisa Rehbaum、Pam Parham和Dave Tomcheck。

 

另外的建设将提供1个审判庭和1间大容量教室,扩建图书馆,法学院大楼四层增设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待2012年建成之时,我们将坐拥55间教师办公室,15间教室以及供法学院安置其他各项的空间。这里最初会感觉很宽敞,然后是充足,然后是拥挤,再后来则是过于拥挤。最终,我们的方案是在大约十年内建设一座新的法学楼。但法学院现有的设施减少了这种压力,从而允许将发展工作集中于奖学金、讲席教师、法律诊所和中心,而不是筹款。

 

 

愿景

 

一开始我便认为,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复制其他法学院,我们终会失败。这里已经不再需要一所类似既存法学院的新学院。在2008年8月建院教师的第一次会议上,我首次提出我们有机会创建一所理想的法学院,我们所有的决策都应该以这个目标为指导。我在每年年初的教师会议上,都会重复这个观点。

 

我的核心愿景是,希望我们全力以赴让学生为最高水准的职业法律实践做好准备。我从法学院毕业时确实没有为法律实践做好准备。法学院毕业后,我第一份工作的头一天,作为美国司法部的庭审律师,我的指导律师告诉我某一具体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地方规则中找到。我甚至都不知道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还有地方规则。

 

法学院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不错,包括传授学生诸如阅读案例的能力、构思法律论证、教授具体法学领域的原理等技巧。但正如很多报告所提到的,法学院在学生从事实务的准备工作远不到家。这有众多理由。我认为精英法学院一直以来就回避这个目标。很久以前,他们就奉行这样的准则:教学生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法务实训留到毕业之后。

 

此外,绝大多数法学院课程的性质,一大群学生面对一位老师,不适合技巧训练。这是传递信息的模式,但技巧可不能这么学。专门或者基本坐在教室里,没人能成为乒乓球运动员或演奏乐器;任何技巧都是如此。更难以理解的是,这种一大群学生面对一位老师的方式,将法学院的大部分评价限定为仅有一次的期末考试分数。这种经验不会传授任何的实务技能;即便应对法学院的考试也不够好,因为通常除了分数,关于学生的表现没有任何反馈。

 

我还担心大多数法学院缺乏实务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教师难以胜任或不以此定位。过去二十年,整体的倾向是招聘那些拥有Ph.D学位,却没有任何实务经历的老师,精英法学院尤其如此。即便那些在进入教学前有过实务经历的老师,也仅是很短的一段。我观察到精英法学院鲜有老师活跃在法律实务一线。我的印象里,在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它呈下降趋势,部分源于发表和其他要求的增加,部分源于所招聘的老师不以此定位。

 

当然,从事实务的兼职教师、律师,则有能力提供这样的技巧训练,每所法学院都有这样的人教授高年级的课程。另外,现在有些法学院设有“实践教授”,全职招聘那些富有经验的律师,因为他们会为法学院带来实务经验。

 

我当然不想夸大其词。众多法学院的教授在在实务领域都非常活跃。纵观我的职业生涯,我处理过刑事、民事案件,数次在政府的委员会任职。其他教师当然也有这样的,不过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人在绝大多数精英法学院是极少的。

 

所有这些合计在一起就是十分有力的批评,法学院没有让学生充分准备好法律实践。我就欧文法学院的愿景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即要求所有学生都要有诊所的经验才能毕业。国内只有少数法学院这么要求。我时常讲,医学院的毕业的医生从没接触过病人,或是说单单教导学生们像“医生那样思考”,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深信法律诊所中真实客户的价值。不可否认,这受我个人法学院经历的影响,因为我最好的体验是在哈佛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的两年。我总有机会见到当事人,就他们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出庭代理,包括在马萨诸塞州上诉法院为一起案件辩护。

 

处理真实案例带来的法律实践的感觉,是通过模拟永远无法得到的。现实世界总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和问题,难以预料的走向,这些是课堂教学或模拟都难以提供的。更重要的是,代理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是任何模拟案件都无法提供的。法律诊所给了学生在严格指导下提升实务技能的机会。法律诊所给了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机会。

 

即便当今大部分法学院都配有法律诊所,但由于诊所教育的成本,鲜有法学院要求诊所经验。指导学生处理法律争议需要比较小的生师比。正如所述,我们的计划是有至少十位诊所教师。如果每位诊所老师一学期指导八位学生,学院一学年就能处理160名学生的内部诊所教育。


我们还可以通过使用研究员、学术型教师及兼职教师加以支援。比如,学术型教师和兼职教师在上诉案件的诊所教育方面非常成功,学生是在上诉法院介绍与辩护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验,例如起诉轻罪是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无法提供的。通过以若干精心挑选的外部机会补充内部的诊所教育,我们将为所有学生提供诊所经验。

 

我们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成熟的法律经历,就像他们日后进入全职实务领域一样。法律诊所的案例必须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学生们必须与当事人互动,负责谈判,负责起草文书,负责出庭辩论。学院提供的是诉讼与非诉相结合的诊所,这很重要。我们的第一个诊所是环境法诊所,某种程度上源于我们收到的200万美元的定向捐赠。我们预计在首届学生的第三年开设更多的诊所—移民法律诊所、上诉诊所和小额商事/社区经济发展诊所。随后还会再增加。

 

法律诊所还有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注意到大部分法学院的诊所教师实质上是二等公民,甚至更糟。举个例子,在大部分精英法学院,诊所教师没有资格获得终身职位;他们只能续约。很多法学院的诊所教师就教师的任命没有投票权。假如我们立志于把诊所教育当作法学院的核心,我们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的诊所教师有资格申请终身职位,事实上,我们的头两位诊所教师就是终身制。


欧文法学院的教师一致通过,学生要想毕业就必须参与法律诊所。我认为这是我们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

 

我们还设法在第一年的课程设置上反映我们的愿景,即为学生最高水准的职业法律实践做准备。在首届学生入校前,全体建院教师都是课程委员会的成员。首次讨论第一年课程设置前,一位教师传阅了一份十分传统的提议:常规的单元数量,标准的课程。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这份提议,我们将会浪费白手起家所创造的良机。我建议老师们,首先确定我们希望学生学习哪些技能,由此出发,推出我们希望施行的课程表。也许我们会决定标准的课程表就是最棒的,但即便这样,我们也会更好地理解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在几个当中,我们在教师会议上就第一年的课程内容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平心而论,这是我开过的最好的教师会议。每一位参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并且热切地参与合作的工作。开会过程中,我不记得有哪一次发过脾气或起过冲突,尽管就我们应该做什么有许多不赞同或分歧。我们的主要挑战是,既要足够传统从而说明我们是可信的,又要足够创新从而证明我们的存在是有理由的。

 

我们最初的决定之一就是在一年级要开设一门重要的律师技能课程。所有法学院都有某种类型的法律写作与研究课程;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学生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能。我的体会是这些课程的质量差别巨大。我研究过其他法学院的这些课,我的印象是,许多课程的分数都取决于学生的引用格式是否规范,掌握《蓝皮书》的程度。我写过上百份诉讼摘要,从没听过法官批评我的“引用格式”,尽管我只是模糊知道这些要求,大多靠猜。

 

我们希望能在写作与研究方面教得更好,但我们的目的是还要教授律师应用的其他技能。例如,所有律师都必须谈判,所以我们在一年级的课程要教他们谈判的技巧。所有的律师都要进行事实调查;所以我们就在一年级教相关的内容。所有的律师都要进行面谈,比如当事人和潜在的证人;所以这也应在第一年有所涉及。

 

事实上,我们联系了当地法律援助和公设律师办公室,允许我们一年级的学生在第二学期对当事人进行受案面谈。一开始,学生必须观察经验丰富的律师怎么做,然后要求学生进行面谈。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全国首家让一年级学生接触当事人的法学院。

 

在教师大会上,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如何将交叉学科的视角融入一年级的课程。正如下文所见,我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认为,老师们也赞成,我们要广泛地跨学科。欧文分校的很多老师都在与法律相关的领域进行极好的研究,这是可为我们所用的独一无二的优秀资源。

 

我们考虑了若干方案:一年级课程里专门的跨学科课程;在学期中进行为期一周的特定领域课程;要求每位教授在他/她的课程中加入交叉学科的材料。这些方案各有千秋,但也有严重的不足。专门的交叉学科课程,不论是整个学期还是在期中,都会将交叉学科的学习与其他的法律学习剥离。我们考察了如此设计课程的法学院,结果不尽如意。要求每位老师都这么做,可能意味着教师间的巨大差异,有的老师会大量采用,而有的老师可能根本不教。

 

最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确定一门课程作为第一年交叉学科的入门。同意讲授这门课的老师,都同意在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心理学和法律与社会学方面提供指导。探讨过后,我们开设了为期一年的Legal Profession,作为这门跨学科课程的载体。作为自入学时即教授伦理与职业精神的方式,将这门课开在第一年颇有吸引力。但这也是讲授交叉学科视角的极好方式,因为职业的经济分析、律师的心理分析以及从法律与社会视角看待法律职业的文献非常丰富。

 

相当重要的是,法律职业这门课同样适合落实学生准备法律实务的愿景。每位一年级学生都配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律师导师,至少要跟随这位律师25小时。这将有助于学生了解律师的真正工作。作为法律职业课程的一部分,每位学生均需对一位律师做全面采访,并提交报告;许多学生就是与导师一起做的。并且,法律职业课程带来了不同实务领域的律师团体。我的感觉是,法学生,尤其是精英学院的法学生,就作为律师的机会理解得非常狭隘。这些小组在可能性与职业道路上,给学生们宽泛的感知。我从很多学生口中听过,这门课的报告者以及由哈利·温斯坦教授组织的报告者系列,是他们最棒的一年级课程体验。

 

我们还广泛讨论了一年级的其他课程,包括教什么课,是否开设选修课。很关键的一个时刻是,一位老师评论道,最重要的是我们第一年要教授法律分析的方法。我接着就建议第一年的课程设置可以围绕这些法律分析方法展开。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我们同意分析方法取决于法源;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分析不同,二者也不同于宪法分析。

 

除了律师技巧与律师职业,我们决定围绕这些分析方法规划一年级剩余的课程。学生要上的课有普通法分析方法、制定法分析方法、程序法分析方法、宪法分析方法和国际法分析方法。实体法会被用来教授法律分析的方法,以便学生同样获得传统的原理知识。我们选择以合同法和侵权法教授普通法分析方法,而财产法则留作高年级的选修课。

 

秋季学期, 通过private ordering,重点是是普通法的合同法;春季学期,通过public ordering,重点是侵权法。秋季还开设制定法的分析方法,以刑法作为指导阅读和争辩法条的基础。秋季还包括一门程序法分析方法,以民事程序为主,但也会兼顾一般的程序性规则,并且采用其他领域的例证。春季还会开设宪法分析方法。

 

数月探讨后,按照这种方式安排课程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最后一个悬而未决并存在显著分歧的问题,是要不要在春季开设国际法分析方法课或是开成选修课。争辩双方的论据都具有说服力,但最终投票的投票差别很大:国际法分析方法课设为一年级下学期的必修课。老师们被说服了,分析国际法的争议跟解决其他类型的法律问题不同,全球化的趋势意味着我们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必须处理跨国法律争议。

 

现在评价这份课程设置为时尚早。我认为关键问题是我们改变的程度,而不只是标签。我们在某些方面较为成功。读了第一届学生的所有评价,和许多学生聊过之后,似乎律师技巧课和法律职业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像我在其他法学院听说的。多年以后再评价一年级课程哪些起了作用,证实我们正以非常的方式取得成功,这非常重要。

 

2008-09学年,课程设置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一年级。因为我们将于2009年8月迎来第一批60位同学,没有必要规划高年级的课程。我们在来年着手设计高年级的课程,但其挑战超乎我们的预期。

 

我们迅速商定,除去写作论文以满足写作的要求以及法律诊所,余下的高年级课程全是选修。除了毕业规定的课时数外,我们决定不做额外的要求。各种课程是否有必要则存有争论,财产、证据法、公司法、行政法等。我在法学界浸淫已久,十分清楚可以热情洋溢地论证数不尽的课程应该设为必修。最后我们认为,学生应当依据兴趣自行选课,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学生的选课上提供建议和指导。

 

老师们的挑战是,如果高年级课程都是选修的话,上课讲什么?我们决定一些事情。一个是鼓励将技能培训编入传统的原理课程。比如,在杜克期间我开设了一门公民权利诉讼课,要求所有学生起草一份起诉状,参与谈判练习,设计一个证据开示方案。学生的反响无比积极。我知道部分同事调整了高年级课程大纲,融入更多模拟案件、更多的练习。

 

另一项是三年级的毕业课程。这些课程将基于真实问题或模拟,整合学生们在不同课程学到的知识,并且像是律师那样运用材料。我们调查过全国的毕业课程,显示“毕业课程”这个词没有统一的含义。在某些学院,一篇深入研究的专业论文就可以被贴上 “毕业经历”的标签;还有一些学院,则要求实习经历。

 

我们一致同意“毕业”在欧文法学院具有更确切的意思。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将某一领域课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某个复杂的问题。这些可能以正在发生的真实争议为基础,因此他们的努力有助于解决相关问题。或者毕业课程围绕一个精心构建的模拟案情进行。但这些毕业课程的共同目标都应当是综合与应用;他们应当让学生综合不同课程所学材料,将其运用于新的情境。在2010-11学年中,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筹备首届学生第三年的毕业课程。

 

尽管我的中心愿景是为学生高水准的职业法律实践做准备,我的愿景还有一些别的核心内容。其中之一是大力加强交叉学科的研究与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读法学院开始,最重要的发展是意识到法律本质上是交叉学科的;法学中弥漫着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反过来研究法律,并为理解法律提供工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欢迎增加拥有其他学科学位的老师,欢迎交叉学科研究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认识到法学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律师,教师队伍必须兼容并包,既有深度参与实务领域的教师,也有从不接触法律实务的教师。

 

法学院的一大挑战是,不得不在现有的框架中实现学科交叉;我们的优势在于从开始阶段就构建有利于交叉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框架。法学院大多通过聘请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专家来实现学科交叉。尽管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还想更多利用在欧文校内其他院系任职的教师。起始阶段我们招了四位其他部门的老师任职法学院,现在又新添四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也能给我们讲课,经常参加法学院老师的研讨。

 

我们正努力开设多领域的双学位课程,从工商管理硕士到医学博士再到各个领域的哲学博士。而且,我们还极力鼓励我们没有参加双学位的学生去其他学院上课,其他学院的学生来法学院上课。举例来说,除去法律博士/工商管理硕士项目,许多法学生会从商学院的课程有所收获,很多商学生也会从法学院的课程学有所得。

 

我们还希望,我们的项目和中心给予交叉学科强大的关注。多亏了John and Marilyn Long Foundation的捐赠,法学院与商学院联合设立了U.S-China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Law。我们还在设立一个种族、平等与法律的交叉学科中心。我们希望未来法律诊所能迎来其他学院的研究生和职业学生。

 

法学院的另一关键愿景是加强社会服务。我上法学院是因为我想做一名民权律师。但自从我上了法学院,学院鲜少帮助那些以公益法律为职业追求的的学生,这让我很沮丧。很多法学院的学生只是在院长的欢迎致辞及毕业典礼上听说过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其他时间却闻所未闻。我常常亲历私下或公开的压力,引导学生远离政府与公益组织的工作。

 

我要说明的是,我希望欧文法学院帮助每一位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当然,我们想方设法给那些想在律所工作的学生创造机会。我希望这些学生在律所也会代理公益案件。我们尽力安排律所到欧文分校面试,并且帮助他们得到这些职位。

 

一年级引导的问题在于实现正义。律师技能课程的问题设置在法律服务的语境,而非公司或企业的语境。整个一学年当中,在律师技能课上都有报告者,还有在在公益和政府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学生报告者系列。正如前述,在一年级,所有学生都要在法律援助或公设辩护人的办公室从事受案谈话,而在三年级,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法律诊所。

 

学院所采取的政策极大地鼓励师生参与公益案件。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不做强制要求,否则会引发对无偿工作的抵触,但是想要做的话我们则加以鼓励。我们招聘了一位出色的公益项目主任, Anna Davis,她立马着手为同学们提供机会。在2009-10这第一学年,60位学生中的56位参与了公益案件。超过30位同学的工作时间超过了建议时长。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职业规划主任具有公益服务的经历,非常注重鼓励那些追求以此为业的学生。我亲眼见过某些法学院的职业规划主任,暗中甚至有时明目张胆地,推动学生进律所,远离那些公益背景的工作。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在“校园面试”中,安排相当多的公益机构和法律援助组织面试我们的学生。一旦校园招聘的雇主清一色来自律师事务所,促使学生远离公益服务的压力就悄然而生。

 

我的目标是,在法学院就读期间,为每一位希望在政府或公益服务领域无偿工作的学生提供夏季津贴。首届学生为筹集资金设立了the Public Interest Law Fund,并成功举办了一场拍卖会。我们还通过the Al MeyerhoffPublic Interest Fellowships为此提供资助,该助学金是为了缅怀一位公益律师的领军人物而在其遗孀Marcia Brandwynne的支持下设立的。我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为所有首届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希望我们未来能够继续。

 

接受院长职位之前,校长和教务长曾允诺我,法学院会配有全国最棒的助学贷款项目。尽管我们的首届学生都拥有三年的全额奖学金,在此之后,这样的项目对于促进学生在公益法律领域发展仍然必不可少。

 

我的最后一个愿景不是那么可见,但同样重要。我期盼创建的法学院是一个温馨的共同体。学生、职工和教师各司其职,但我希望建设一所十分特别的法学院的渴望会将我们凝聚在一起。我想要我们创立的这个共同体在法学院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所有的机构都有自己的文化。我意识到,创始阶段就有意识的选择,创造我们希望的欧文法学院文化是十分重要的。文化是数不清的细微选择的结合体。比如说,我对法学院建筑风格的贡献是,坚持在所有教师办公室的门外放置舒适的椅子,这样同学们等着见老师的时候就会感觉自己受到欢迎,而不必坐在地上。我们试着在这些地方摆上糖果,让其显得温馨和热情。学院的坚定规则是,学生能够通过办公时间以及非正式的互动与教师接触。

 

我坚持法学院要有学生的室内和室外休息区,学生一到这里就有舒服的地方可以学习、放松和交流。我们的决定是,第一年的时候不要进行竞赛,没有模拟法庭、庭审或当事人咨询。第一年已经足够紧张,内在的竞争压力;没必要把它制度化。

 

我们采用了传统的评分机制,但没有班级排名。与诸多未来的雇主沟通后发现,如果我们不打分,将严重损害学生利益。现实是,我们被再三叮嘱,雇主依靠学院的评分机制挑选学生。我们决定,非得评分的话,更多等级的评分系统(例如字母评级和加减)才更公平,要优于更少等级的系统(比如“优”、“良”、“通过”、“挂科”等现在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系统)。

 

等级愈少,就愈是会取决于毫无意义的细小区别。最低的“优”与最高的“良”之间的差异必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GPA却相差甚远。我们还决定建立档案,鼓励学生在整个法学院期间进行努力,并且能够展示给未来的雇主,这样除了分数还有其他评估的形式。现在还为时尚早,不知这是否有效。

 

为了创建一个温馨的共同体,我们还做出了若干其他决定。每个学期我们都会召开教师与职工联合大会,讨论共同关心的事项,比如来年的预算。每个月,我们都聚集所有的教职员工,祝贺当月的寿星并分享蛋糕。我们以野餐开始学院的情况介绍,邀请所有学生、员工和教师以及家人参加。情况介绍的结尾是在我家为所有学生举办的晚宴,而在课程的最后一天,邀请所有的学生到我家晚宴。在每一学年开始时,我会邀请教师及其家属在家中举办晚宴,12月假期开始前则举办员工专属的午餐会。不论开会还是活动,一般都在午饭时间举行,而且总会供应食物。在考试周,每天还为学生供应早餐。

 

许多学院都会做这种事情,这些事情单个来看无足轻重。但是汇总来看,我认为它们都在营造那个我们寻求建立的温暖、滋润的环境。

 

 

结语

 

出任加利福尼亚欧文分校法学院创院院长,是我这辈子最令人兴奋的机遇。我对这些无比信任、渴求创建一所非同寻常的法学院的教师、员工和志愿者抱有最崇高的感激。最重要的是,我非常感激校长迈克·杜雷克和行政副校长/教务长迈克·戈特弗里德森给了我这个机会,感谢他们渴望创建一所一流的法学院,感谢他们坚定不移地为之实现而努力。

 

此文写于2010年秋,距我出任院长已有三年之久,距建院教员的就位有两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后一年,而第二届学生正在招收中。未来还有许多挑战:在标准不降甚至提高的前提下,显著扩大教师队伍和学生规模;开启新的法律诊所项目;尽可能地募集更多资金;持续孕育一个温馨的共同体。我时常把我的院长经历描绘成搭乘高速前行的过山车。这三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月有阴晴圆缺,欢乐与挫折此起彼落。但这是一段神奇的旅程,我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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