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九年前谈创新：超前 独到 精辟 丨 中法评 · 深度好文
本期推送系2006年9月7日徐显明老师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敬请关注！
进行思想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即要有理论之勇气。其次，要提出新的观点。新的观点往往先基于一个新的判断。新的观点被系统化了以后就形成新的理念。新的理念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般形态，但不是最高形态。最高形态应该是创新一种思想。思想是以什么为表现形式的呢？思想应当是系统化了的理念。这样，逻辑关系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判断预示着一种新的观点，新的观点的系统化形成新的理念，而理念的系统化最终才能形成思想。
我们要使中华的文明、中华的思想、中华的品德、中华的传统得到世界认可。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正在从注重“硬”的建设转向“硬”的建设与“软”的建设同时进行。我认为，这就是思维的一种变化。思维创新的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寻找判断的新的逻辑起点。换言之，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就是思维的创新。社会管理中从专政转向民主；从社会管控转向维护公众权益；从国家本位转向公民本位，从他律转向自律，都是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改变思维的逻辑起点，就是思维创新。
创新型国家以什么为标志？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研究什么是创新(innovation)。创新作为生活中的概念，绝不是近代才有的事情。但作为学术史上的概念，它最早是在1929年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赋予创新的含义和我们今天所讲的科技创新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经合组织(OECD)在1996年所发表的报告当中稍微拓展了一下这个创新的定义。该报告把运用知识获得社会收益的过程理解为创新。对这个概念作科学性阐述的，在中国没有人比周光召同志所下的定义更权威的了。
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创造新的知识，这是探究各种事物规律所必需的。第二层就是在运用和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获得新收益，这个收益既有经济的又有社会进步的。第三层就是人类提高对整个自然界、社会的认识水平。这三个层次合起来就是周光召同志的创新概念。而创新型国家建设所使用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运用的。
创新型国家指的是什么呢？如果国家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主要是靠创新来驱动并以此为特征的，那它就是创新型国家。
其显著特征有四个：
其二，创新体制成熟，基础研究发达，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表现为科技有原创，理论有原创，手段有原创，制度有原创，创新型人才辈出。
其三，创新文化发达，社会崇尚创新，创新人才备受尊重。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具有科学、民主、契约精神，人本文化、科技文化、权利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创新成为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
其四，有完善的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官产学研金介用”一体化体制建立，知识产权与其他产权受到严格保护，心灵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三大自由得到司法保障。
在这个时期谈创新型国家，既有国际经验背景，又有国内需求背景。
从国际上来看，可以这样概括，近代三百年来，西方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创新历史展示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对整个西方做全部的描绘，但我们有必要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提出来做案例分析。
第一个国家是工业化最早的英国。17世纪中叶以后直至18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就是英国。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开端，英国后来在三大领域成为世界的中心：第一个领域是在机械制造上；第二个领域是在纺织上；第三个领域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模式，即以工厂作为劳动和生活的场所。英国依靠这三点击败了老牌的、靠掠夺其他国家资源作为自己发展进步动力的最先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年间，“日不落”就是其主要特征，英国统治了整个世界。所以，英国的革命被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
取代英国的是德国。我们也需要借鉴德国在科技进步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知道，洪堡大学对德国所做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以洪堡大学科学研究的精神作为发端，德国很快在化工、电力、汽车三大领域成为世界的中心。它的这个过程和大学功能拓展的过程是一致的。所以，德国很快成为世界工业的中心，进而成为强大的帝国。因此，德国有资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工业革命可以称为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我们不能不讲美国。美国在1871年GDP超过英国后开始成为世界的中心，它的创新特征表现在政府和大学的紧密结合上。政府是推动整个社会科技发展的杠杆。当然，它的另一个特征也在于通过推动大学自由竞争与自主办学来提升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以美国的发展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腾飞史。
在美国，是先有大学后有美国。美国政府首先把大学发展为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大学又把美国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开创了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三个历程，即科学研究要为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成为大学新的职能。社会服务在美国的表现形态是既有科学技术的服务，也有思想、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服务。所以，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一直保持到现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超过一百年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了。
考察西方近代的发展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西方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这是第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规律性的认识。
当然，中国人的学习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技术。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开始反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为什么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了，原因到底在哪儿？当时朝野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了，所以要学西方的器物和技术。学了器物和技术之后怎么办？“师夷长技以制夷”。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拿来，最终用它的技术来打败它。
因此，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催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洋务运动办的第一所大学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第二所大学应该是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交通大学。官办的第一所大学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官办京外的第一所大学是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
此时，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中国。如何检验这一阶段的成果呢？检验的方式就是看看中国当时北洋舰队的舰炮。讲吨位数，中国已经是东方之最，超过了日本；再比较大炮，克虏伯大炮已安装在定远舰上，其射程已经是世界上最远的了。本以为有了坚舰利炮就可以守住我们的国土，但是没想到，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国再一次失败。
我们的近代科学技术已经追上来了，洋务运动所产生的那些近代化的成果，如机械制造、纺织、电灯、电报、铁路、洋枪、洋炮等已经可以使我们的科学技术与西方进行比较了，为什么我们又失败了呢？这时，日本人帮我们得出了结论。日本学者的眼里，中国为什么失败？他们的结论就是，新制度打败了旧制度。
日本人的分析后来被中国的学者所接受。我们只学人家的器物、技术还不行，还必须学习能够把这些器物、技术运用起来的制度。所以，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公车上书要求变法，要求改变中国的制度。随之而发生的1896年的戊戌变法，就是要求改变制度。当然，最剧烈的一场制度变革还是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中间，曾经有一场清政府的自我改革，就是从1903年到1909年的清末改律运动。但是非常可惜，无论是变法的方式还是自我改造的方式，都不足以动摇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最终不得已而发生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有了，中国有根本性改变吗？西方的器物、技术学来了；西方的制度也学来了，但是学来西方的制度之后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该复辟的复辟，该做皇帝的做皇帝。随之而来的就是军阀割据，每个人都想做皇帝。
为什么西方的制度学来了，在中国存活不下去呢？终于又有一些觉醒的知识分子发现，光学西方的制度还不行，因为每一种制度的背后都有一种土壤，只有这种土壤才能养活这种制度。这个土壤就被称为文化。所以，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三个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要把西方的文化也学来，然后用这种文化再来滋养这种制度。就是在这种认识和背景之下，陈独秀于1915年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提出了两个口号，即科学和人权。这个口号源于对法兰西的分析。法兰西代表着当时社会进步的符号。而法兰西的进步是靠两个轮子推动的，这两个轮子就构成了法兰西影响世界的文化。第一个轮子叫科学，第二个轮子叫人权。
但到1920年的时候，陈先生自己改口了，把人权改成了民主，另一个则不变。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西方文化的两大表征，第一是科学，第二是民主。当时的知识分子主张要用这种文化来滋养共和的制度、民主的制度。但是，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不彻底的。后来发生的民族救亡把新文化运动中断了。中断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之后就是国民党的独裁政权。
所以，中国学习西方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创新历史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先人不仅仅要学习西方科学上的创新，还学习了他们制度上的创新、文化上的创新。这就是一百多年中国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讲，我们与西方相比，有两个方面明显落后了，一是科学技术，二是管理方式。近三十年来，我们再一次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包括派出数十万计的留学生，学西方的什么？还是技术、制度、文化这三个方面，所不同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制度，但实现制度的机制和体制带有技术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可以以西学为用。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历史就是模仿和学习西方创新的一段历史。这就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近代史的背景。
当下的时代背景有两大要素，使得我们必须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条路。
在法学家的眼里，全球化不仅仅指的是经济的全球化。当然，全球化的第一个含义指的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包括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第二个全球化应当是信息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可能比经济的全球化更彻底。现在，世界任何角落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所以，信息的全球化推动着全球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甚至政治方式的改变。还有一个全球化我们是不能忽视的，就是规则的全球化，它推动着我们必须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
在这些规则面前，我们是被动的接受者，因为我们没有参与创新的过程。信息全球化的规则目前尚未在全球形成，在这方面，我们当积极作为。信息时代，除美国外，其他国家都是后发的，起点相差无几，如果在这个领域我们能后来居上，则我们就可能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至少是个参与者。
除了这三个全球化之外，我们还需要思考的是哪一个内容呢？我想应该是科技资源的全球化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科技资源当中最宝贵的，还是科学家资源。目前科学家资源正出现一个全球化的趋势。过去讲，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这句话正在被全球化所改造。科学家现在正在变得没有国界。最优秀的科学家有可能被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所吸引。这种趋势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一批优秀的人才被吸引到国外去了；而机遇则在于，就在这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也正在具备把优秀科学家吸引到中国来的能力。
大家关注邱成桐和北大的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背后，恰恰是科学家全球化的一个信号。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使他们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主体，不仅仅吸引中国留学于国外的，也可能是外国籍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机遇。
如果中国不往创新型国家这条道路上走的话，那么中国面临的挑战将大于机遇。因为，中国优秀的科学家可能成为那些科技创新型国家的主体。这是我们现在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需要应对的一个问题。若把自然科学的所有门类作一细分的话，理、工、医、农、生、信息、材料、海洋、航天等所有领域可分成二百个左右的二级学科，每个学科若以二十人为代表的话，那么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人才总共有4000人，这是人类最宝贵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资源，但他们中的近80%归属美国，其余国家在分享这不足1000人。中国有多少？我估计可能在1%左右？如果不能大面积地去争夺全球化的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还只是个梦想。
从1978到2005年，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这被称作东方的世界奇迹。前些天我和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蒙代尔一起从上海回北京，他到中国的频率如此之高，在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是绝无仅有的。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频繁地往来于中国？”蒙代尔告诉我，他要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奥妙。就是说，他要研究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否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是否有规律可以总结。
我们创造的奇迹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贫穷的中国。从贫穷到温饱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是第二个阶段，到上世纪末我们又完成了。现在，我们正在走向第三个阶段，即从小康到全面小康。
中国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正在锐减，如煤炭。我国沙漠化程度之高在世界极其罕见，大概有360万平方公里，已超过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东北为例，东北的黑土地原来的厚度是一米左右。这一米的厚度是用了一亿年左右的时间形成的。而我们用30年的时间，就使这一米的厚度下降了三十余公分。．东北现在的黑土地只有六十多公分的厚度。按照这样的速度，几十年之后，那儿的黑土地将变成黄土地。但是，要把黄土地再变成黑土地，则需要三亿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资源。我国可耕地的土地资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水资源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森林覆盖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但是，我们这三大资源都在以投入的方式变成GDP。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个时刻。它不仅仅呈立体形态，脚下有水污染，身边有噪音污染，上空有大气污染，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重复污染，从地表到地底。法学家认为，21世纪我们在治理和恢复环境方面所进行的投入一定大于我们从破坏和使用环境方面所获得的产出。这仅是经济学上的帐，还未算代际正义上的帐。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制造即是世界制造。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世界那么多的污染工业都吸引到中国来了？经济学家讲，是因为中国有最廉价的劳动力、有最广袤的市场、有巨大的需求和拉动。但是在法学家的眼里，这两个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应该是，中国有世界上最宽松的环境管制，在中国可以无代价地肆意污染，所以全世界带污染的企业都急剧向中国集中。我们支撑经济快速发展还靠的是能耗的投入。1美元的产出，中国的能耗是美国的4倍、是日本的8倍。这就叫做高耗费。
那么，这三高之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中国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能源问题、严重的环境问题、严重的资源问题和严重的生态问题，有些已带有危机性。
所以，非常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在中国政府面前。
第一，中国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可以出现大起大落，必须平稳地、健康地并且以中高速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第二，中国现在的能源、环境和资源不足以支撑中国的经济再以这样的方式发展。所以结论很清楚，也就是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目前，我国GDP中科技的贡献率仅有20%余。而发达国家GDP中的科技贡献率都在60%以上。中国不能再靠资源转化成GDP、不能再靠环境污染来换GDP，必须完成从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向科技驱动型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变，走科技创新的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尤其是要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这就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最紧迫的一个任务。中国如果不建成一个自主创新型的国家，中国和西方的距离可能会越拉越大。以上几个方面就是确立创新型国家目标中历史的、时代的背景。所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民族历史性的选择。
这个思想体系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创新是所有社会主体都能够进行的事情。但在一个国家，从组织体系上来说，它有一个内部构成。这个内部构成大致由五部分组成。
第二，市场对创新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资金资源，资源配置的基础就是市场。在国际上，有创新资源的争夺；在国内，同样会出现创新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将是尖锐和残酷的，但会从无序到有序。
第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创新当中的科学部分不是企业所要承担的，但是技术部分应该使企业成为主体。中国有这么多企业，但有创新意识的并不多。特别可怜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拥有的发明专利在全世界所有专利当中的比例不足2%o美国认可的授给外国人的专利中，中国人的只占0.12%，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要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第四，要发挥专门研究机构的骨干和带头作用。在组织体系中，国家支持的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起骨干的支撑作用。美国、德国、法国等都建有支撑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美国成功的经验是把国家实验室放在大学里，让实验过程变成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欧洲甚至联合起来，在瑞士、法国交界处建有世界最大最先进的核子对撞中心。
第五，大学要在创新中发挥生力军、主力军作用。大学的创新是全方位的，而其他主体的创新都可能是在某一个领域进行。政府、市场、企业、专门的科研院所和大学，这五个主体就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部分。
创新到底创什么？创新是一个体系，尤其是要把它当作一个思想体系。领导者如果把创新仅仅理解为科技创新而不包括其他，那就是一种片面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尚不清楚什么是创新。我所理解的创新应该包含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类是科技创新。对于科学来讲，创新意味着什么？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意识的理性而又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科技创新预示着要探究新的现象、探究新的规律、发现新的原理、得出新的结论，最终归结为新的知识的出现。所以对自然科学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创新知识。新知识的出现是自然科学的使命。
第二类是方法与手段创新。工程技术类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一种方法。它是对自然科学原理的一种运用。所以新工艺、新手段、新工具、新材料的出现，都应该是工程技术类学科所承担的任务。把人送到天上去也是一种方法。创造出最好的、最新的方法就是工程技术类学科创新所要追求的。对社会管理来说，政策手段、行政手段、金融手段、道德手段、法律手段也都有创新的问题。
第三类是理论创新。法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为什么获得了这样高的荣誉呢？人类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建于1088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了。这所大学建的第一个学科就是法学，法学是为了改善人类对正义的管理。法官和政府官员的区别在哪儿？法官应该管理正义但不管理事务；政治学应该以改善对公众利益的管理作为自己的任务；经济学应该以改善对成本的管理作为自己的任务；管理学应该以目标的实现作为自己的任务；教育学应该把人的德性和智性的形成作为自己的任务。
所以，对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来讲，其最高水平的创新应该是创新一种思想。思想的创新是社会科学的使命。新理念、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都应归之于理论创新的范畴。这其中，理念是先导，理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逻辑，逻辑决定理论的正确与否。理念一变，出路无限。
第四类是文化创新。文学、史学、艺术、体育，这些学科之所以不同于社会科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学科是以主体的自我体验、自我认知、自我欣赏、自我境界作为追求的。这些学科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些学科里每一个学者所达到的境界几乎都是不可重复的。而科学是可以重复的，当某种条件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人文恰恰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个领域的创新应该是什么内容的创新？
我理解，人文学科创新的最高水平应该是创新一种文化。文化创新应该是人文学科的主要使命。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关于道德、价值、生活方式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所选择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文化应该属于生活方式的范畴。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的自尊、具有他人不可企及的境界。将大家共同追求的高雅、时尚、尊严、道德的生活方式固化下来就是文化创新，这就是人文学科创新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
第五类创新是思维上的创新。思维创新应该是哲学的使命。西方的“大辞典”把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用的思维科学知识。这被称为“波罗尼亚知识传统”。思维科学就是哲学。
我们不能总使西方一方面认可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人品德低下。所以，我们要使中华的文明、中华的思想、中华的品德、中华的传统得到世界认可。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正在从注重“硬”的建设转向“硬”的建设与“软”的建设同时进行。我认为，这就是思维的一种变化。思维创新的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寻找判断的新的逻辑起点。换言之，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就是思维的创新。社会管理中从专政转向民主；从社会管控转向维护公众权益；从国家本位转向公民本位，从他律转向自律，都是逻辑起点的重新确立，改变思维的逻辑起点，就是思维创新。
历史上有好几个培根。法学界认可的是弗兰西斯·培根。而在科学界大家都知道的是罗吉尔·培根。罗吉尔·培根的一个判断，曾使自然科学从低迷走向重生。在19世纪末的时候，物理学曾经出现过一场危机。有物理学家曾认为，物质划分到最后会趋于消亡。当物质消失的时候，人们认为物理学的危机可能来临了。这时就需要哲学作回答。物质不灭的定律是由哲学家最终帮助完成的。这就是思维创新。科
学史上有人评价，是罗吉尔·培根的一个判断挽救了物理学。他说：“对真理最后的检验手段应该是实验。”这个判断，既使得哲学发生了革命，也使得自然科学在思维上发生了革命。凡是不能经过实验证明的所谓“真理”均不成立。没有试验能够证明物质走向消亡，但可以证明物质不灭。这一思维对社会科学也有着极大的启发。社会科学开始学自然科学的方法，改变自己的思维。
社会科学经常用的办法不是实验，而是做试点。试点实际上就是实验的社会科学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判断在历史上应是物理学家最早贡献出来的。所以我理解，思维的创新就是重新寻找逻辑的起点。新的起点确立了，思维的创新就形成了。
第六类创新我把它叫作体制创新或者叫作制度创新。它对创新起着保障性的作用。制度的意义在哪里？管理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这里可能有很多答案。其中有人认为，管理国家就是做工程。国家现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工程，甚至意识形态的建设现在也以工程的方式出现了。管理国家是在做工程吗？如果是做工程的话，那它的结果一定是社会问题成堆。
我在一些场合讲，中国现在有五大社会问题，这五大社会问题都不是通过工程能够解决的。
第二大社会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中国社会的不公正问题已经是中国社会不和谐的最大障碍。这除了主体地位不公正之外，还包括机会的不公正、起点、规则，用人、司法的不公等。这一系列的不公正正在影响着我们对制度的信心。大家感受比较深的是分配的不公正。比如，“劳而不获”，它在所有的不公正里居于首位。它可以构成革命的理由。处在第二个层面的是“不劳而获”。如贪污受贿，如果具有普遍性，它就构成了制度变革的理由。
在现代社会里，生产要素里包含了资本的要素，虽然它的不公正程度在人们的感觉中正在降低，但它仍然是一种不公正现象。第三个层次是“多劳而少获”和“少劳而多获”。有人站在台子上唱五分钟，就可以得40万元；而一个矿工即使把生命都搭上，最多只可以获得20万元。一条人命只有某人两分半钟的价值。最后，还有一种中国特有的体制不公，大家感受比较多的是“同劳不同获”。社会公正问题、特别是分配不公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第三大社会问题是腐败问题。腐败是一种国家现象，按恩格斯的观点，腐败是要与国家共始终的。哪里有公共权力，哪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只有国家走向消亡的时候，腐败才会被根除。我们在反腐问题上能做的就是建立一种制度，把腐败降到最低限度。能把腐败降到最低点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任何一种制度都根除不了腐败。
第四大社会问题是生存环境的空前恶化。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紧张已经成为人与国家及人与人之间紧张的一个根源。
第五大社会问题是社会规范的失效。社会的第一类规范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诚信。但是，中国有一个普遍性现象是全社会都在造假。造假是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社会规范的第二类是法律。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怎样重塑社会规范的有效性，也是中国的社会问题。
靠做工程能不能解决这五大问题？不能。党的十四大报告曾提出，中国的社会价值选择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把管理国家和管理社会当作做工程的话，必然选择效率作为第一要素。经济学不变的定律，就是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一方面是“做蛋糕”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是“切蛋糕”的问题。怎样把“蛋糕”做大，这是企业家要考虑的问题。而管理社会的人要思考的，是把已经做好的“蛋糕”怎样公平地切割给每一个人，即分配上的正义。
对这个“蛋糕”做贡献最大的人应该获得最多的切块儿；相对少的人应该获得小的切块儿；一点贡献也没做的，如果自身不具备劳动能力，比如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者，也要使他们有尊严地生存，也要合理地切割“蛋糕”给他们。所以，国家在分“蛋糕”的时候有一次分配，还有二次分配。切割“蛋糕”的责任就是管理者的责任。公平问题应该是管理者首先思考的。社会治理的首要价值是正义，次位价值是公平，效率只能作为补充。
在一个社会里，价值经常处在冲突当中。社会当中大致有这样几组价值：
第一组是利益与正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利益和正义经常发生冲突。第二组是公平和效率。第三组是自由和秩序。对一个国家管理来说，政府给每一个成员、每一个社会主体的自由越多，就预示着政府的权力越小。如果社会自由达到了不可控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有可能变成无政府主义。但是如果政府包揽一切，既控制权力，又控制资源，还控制真理，公民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的社会就毫无生机。所以在自由和秩序之间，怎样选择一个合理的度，就是管理者要回答的。第四组是生存和发展。对一些已经超越了生存界限的人来说，他关心的就是怎样发展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做领导？因为做了领导之后这种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达到圣人般的那种状态。在人的所有需求里，生存是最低的，后面的都可以称作发展。
所以，在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中，生存和发展会发生冲突。弱势群体是生存的问题，强势群体是发展的问题。而社会管理当中，如何使生存者和发展者都得到满足就是一组矛盾。前者表现为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后者表现为社会的自由化程度。
这一组组的社会价值总是处在冲突当中。管理者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消除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不能消除的话，就想办法把这种冲突降到最低点。谁能把价值冲突降到最低点，谁就是最优秀的管理者。制度创新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重新排列冲突着的价值，就在于重新调整人与国家及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你把已有的价值秩序打破了的时候，重新确立的价值秩序和重新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本质是设法消除价值冲突和使权利与与义务相一致。
在我看来，如果把创新当作一个思想体系的话，就应该包含这六个方面：知识的创新这个使命归于自然科学，方法上创新或者叫手段上的创新归于工程技术，思想上的创新归于社会科学，文化上的创新归于人文学科，思维上的创新是哲学的使命，而制度的创新是治国理政的共同责任。“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创新的思想体系。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与自然科学相比较，哲学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意义在于，它是回答终极问题的。终极问题是什么？是关于世界观、价值观，特别是人生观的问题。自然科学不回答人的终极问题。所以对于每个人而言，自然科学有手段的意义；而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则具有目的意义。这就是两者的差别。一个好的自然科学家，他的身上总能够表现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素养。有人说，科学的尽头是哲学；而哲学的尽头是宗教。
第二个意义，对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把握的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这个使命不是自然科学要做的。就像驾驶一辆汽车，人文社会科学是方向盘，而科技创新是发动机。所以，对驾车的人来说，更应该关心的是方向盘的问题，方向盘一旦出问题就要发生车祸。当然没有动力它就是一辆瘫痪车。动力只解决快与慢，却不像方向盘那样决定安与危。回顾中国上百年的发展史，在自然科学上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不多，更多的失误是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上。
第三个意义，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而言，可以防止自然科学当中负面因素的过度发生。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核物理的出现、核能的运用，一方面使人获得了巨大的能源，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威胁。科技当中的伦理问题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的，自然科学本身解决不了伦理问题。核科学所带来的核技术的利用、半导体物理与“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所带来的信息技术利用、以量子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光电技术与激光技术利用、以DNA螺旋状结构发现所引发的分子生物技术革命等实际上都有两个方面的结果。解决这些负面因素靠什么？要靠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应该给自然科学一个方向。
因此，我的结论是，既不应重理轻文也不应重文轻理，两者各有各的重要性。当然，也很难说它们同等重要。我的观点是各有各的重要，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如果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实际上已是把自然科学作为了社会科学的参照物，本质上已是在说社会科学不及自然科学重要了。
创新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哪一方面的创新。现在，把创新当作一个思想体系来理解并未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尤其是在领导者头脑中。
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创新的许多领域是可以打通的。能够创新的形式大概表现在如下内容上。
对我党来说，理论创新是个大问题。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党建方面有需要加强的领域的话，其中之一即是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本身就是伟大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但他本人特别注重培养党内理论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我们党一直坚持理论创新，这是我党的优势，但党内已难见公认的理论家。这种现象导致党的领袖在理论创新上独担大任。
进行思想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敢于突破旧观念的束缚，即要有理论之勇气。其次，要提出新的观点。新的观点往往先基于一个新的判断。新的观点被系统化了以后就形成新的理念。新的理念是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一般形态，但不是最高形态。最高形态应该是创新一种思想。思想是以什么为表现形式的呢？思想应当是系统化了的理念。
这样，逻辑关系就出来了。一个新的判断预示着一种新的观点，新的观点的系统化形成新的理念，而理念的系统化最终才能形成思想。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应该以追求理念作为一般形态，以追求判断和观点的创新作为最低形态，以追求思想的形成作为最高形态。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中的一个趋势就是集成创新。集成创新的表现形态是把科学和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讲，其实也出现了一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的问题，这两者的结合就预示着在方法上要打通。用另一个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不同学科的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就同原来那个学科不一样。
拿GDP来讲，经济学家最看重的是GDP，但在学法的人眼里，GDP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就在很多场合批评过“GDP主义”的缺陷：
一是GDP的增长同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良好状态没有必然联系。GDP可能是增长的，但这个地方的发展可能是恶劣的，甚至预示着一场灾难。湖北省1998年的GDP增长创了历史的最高，此后再也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什么原因呢？是长江的洪水带动了湖北GDP的大幅度提升。美国的新奥尔良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GDP增长在单位时间内最快的一个城市。但它的代价是什么？是这个城市的毁灭。如果发生一场大的车祸，GDP一定是增长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因为人的死亡而需要增加，GDP增了；医疗床位需要增加，GDP增了；担架、药品的生产需要增加，GDP也增了。所以，GDP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良好状态没有必然联系。这是法学家的看法。
二是GDP的增长同这个地区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可能成反比。虽然经济在增长，但环境在恶化、资源在减少和灭失，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会提高反而下降。那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三是虽然GDP在增长，但这个社会的不公正程度可能也在增加。所以，GDP不反映这个社会的公正状态、不反映这个社会的正义状态。
同样是GDP，换一个角度就会得出同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判断。这就是创新。在方法上只要换一个手段、换一个学科的角度就可能产生创新。人类已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再加上智能技术，会产生不可数计的创新，一些传统的手段可能因互联网而遭历史性淘汰，新技术新手段会迫使人们去创新。
一个新的概念被提炼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创新。概念是最浓缩的思想，是极简化的一种判断。历史学出身的吴思先生提炼了一个现在大家都在使用的概念——“潜规则”。这个概念流行起来也就是七八年的时间。 “潜规则”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大家立刻就立刻以之解释历史与现实，随而一些新判断也就产生了。因此，一个新概念被提炼出来，就是一种创新。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三个概念在统治着我们的思维：战争、工程、个案。它分别代表着老一代的军事思维、专家治国的工程思维和现代的法治思维。提出新的概念既是创新的成果，也是其他创新的开始。
对一个旧的概念和一个旧的状态重新描绘，使它更趋于科学和准确，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就拿“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来讲。它最早是在《汉书》里出现的，讲汉景帝的儿子读书很刻苦，实事求是。但是，毛主席对它做了重新解释。“实”是什么？“实”就是我们现实所面临的各种情况。“是”是什么？“是”就是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规律。“求”是什么？就是要求我们去探究它、去研究它。这个解释是全新的，和历史上的“实事求是”完全不一样。
毛主席为什么做这样的解释？中国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1903年，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工业学校的校训也是实事求是，毛主席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在岳麓山上搞过“新村运动”，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校训。所以，当延安时期有人请毛主席为中央党校题词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题了“实事求是”，但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读也是一种创新。过去，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1978年，邓小平做出判断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就预示着社会主义要富裕。然后他还有另一句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他还有一个判断，说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然，后面还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重新解读就破除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这也是创新。
搞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被系统化了的常识就是科学。一旦常识被系统化了，一系列的常识就组合成为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里同样如此，把常识化的东西系统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创新。
人文社会科学有很多内容需要借鉴人类的文明，翻译过程当中的再创造也是一种创新。日本有一位比较受尊重的学者，日本学界称其为“东方的卢梭”。而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这个人叫福泽谕吉。他一辈子写了60多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做《文明论概略》。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当他发现中国被打败的时候，第一个得出结论：汉学已经没落，必须学习兰学。兰学就是荷兰的文化。因为当时荷兰对日本的影响比较大。
借助荷兰，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又开始往外延伸。最后许多人都学成归国，然后发动了明治维新。当福泽谕吉把法国卢梭“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介绍到日本去的时候。他的直觉就是一定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因为日本的社会和中国的一样，是一个等级森严、家族主义的社会，人们怎么会接受“生而平等”呢？他突然想到了中国“天”的观念。“天”的观念是中国道家甚至儒家都在使用的一个观念。日本有人还专门写书来解释“天”的含义。
最后，他借助于“天”的观念，把卢梭的思想改造成为“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他的书名叫《劝学》，因为许多日本人知道荀子曾著文《劝学》，荀子对日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借助于荀子的篇名和中国“天”的观念，才把西方“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介绍到了东方，并且变成了东方的思想、具有了东方的特点。这就是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再创造。所以，我说它也是一种创新。翻译过程中的创新在现代也是比较多见的，如中国的严复，他是翻译中创新的大师。他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在自然科学中，这种创新被称为吸收消化后的再创新。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新史料的出现也往往预示着一种创新。以中国古典的法典为例。迄今为止，中国保存最古老、最完备的法典是《唐律》。唐之前的法律都是零星地记载在其他典籍当中。秦律第一次被描绘，还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但秦律到底是怎样的，其他文献很少提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突然把秦简给挖出来了，使中华法系成文法典的研究一下推到秦律上去了。所以，一种新材料的出现就预示着一批新成果的出现。这是人文社会科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理论创新在以上这诸多的领域里都可以进行。
理论创新在功能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我过去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就像做时装一样。时装做出来时是没有人能够穿出去的。但是，时装里的一个款式、一个纽扣、一个颜色都有可能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成为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个主调，这就是时装的价值。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带有预见性、先见性、启蒙性。这种研究具有传世意义。
我们许多国家机关里的研究室所进行的研究，大概就属于对策性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现在承担对策性研究的使命越来越重，为社会服务更多地体现在对策性研究上。
这样的研究就是解释式的研究，把出现的漏洞补上，把出现的失误弥掉，就像衣服破了的时候需要缝补一样。
在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中，基础研究应该是高校最重要的研究。在国家的整个创新体系里，可以这样描绘：对基础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而言，高校是主力军；对于对策性研究，高校是生力军；而那些“缝补式”、解释式的研究，高校应该是方面军。所以，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新型建设面临的三大困难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不是一种创新文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三大文化主流，这三种文化都与创新有关联。
第一大主流文化就是科技文化。
科技文化是创新文化。科技文化应该是从瓦特发明蒸汽机那一刻开始的。科技文化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社会结构甚至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财富观。全球化以后，人们的财富观迅速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一谈财富，首先想到的是比尔·盖茨，而不再是钢铁大王、金融大王、石油大王。所以，比尔·盖茨已经不是个简单的人名，而是现代科技的代表和财富的象征。一个社会对科技的崇尚程度，决定了这个地方的创新、创造能不能被弘扬。这就是我所说的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创新文化的核心。科技文化对应的是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这是一大文化主流。
第二大主流文化是人道主义文化。
人道主义文化起源于博洛尼亚大学。我访问该大学的时候，去看了它900年前的一张解剖床。这张解剖床和我在山东大学看到的医学院的解剖床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校长很自豪地告诉我，这就是近代医学起源的证据。但是我看完之后给他做了一个补充，这不仅仅是医学起源的证据，也是近代“使人成其为人”的第一份证据。校长说我这句话有历史感。当人能够被解剖的时候，就预示着人从上帝那儿被解放出来了。在人能够被解剖之前，人是上帝的客体，上帝是主体。
所以，西方哲学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上帝死了，人活了”，是对这个现象的总结。当人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人才能够被尊重。人能够被解剖以后，人的骨骼开始被发现、人的肌肉开始被描绘，这就产生了后来的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所以，博洛尼亚大学催生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带动了整个世界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人在最大限度上受到尊重。后现代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人的个性的张扬问题。所以，最大限度地承认人的主体地位，把人当作主体而不是客体，亦即以人为本，这种文化才能使人产生创造性。当人被当作客体来使用的时候，他是没有创造动力的。所以我理解，人道主义文化应该对应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
第三种文化叫做权利文化。
法国有两份文件是影响世界的。一份被称作《人权宣言》，是1789年完成的。这份文件产生之前，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人服从国家。这份文件产生之后，这个关系被颠倒过来了。国家开始服从公民。人们组织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的权利需要。所以，国家从此开始服从公民，解决了历史上的公民与国家的民主问题。
第二份文件是《拿破仑法典》。2004年，全世界都在庆祝它诞生200周年。这个法典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拿破仑法典》的影响。中国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时参照了《拿破仑法典》；现在制定《物权法》还要参照《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法典》是一部什么样的法典？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权利法典。
所以，前一个宣言解决的是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后一个法典解决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而构成了人对国家的权利和人对人的权利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作“权利文化”。权利文化的特点，就是用法治保障人的权利，使人的权利最大化。权利文化应该对应这个社会的制度文明。制度文明也就是法治文明，就是政治文明。
这三大文化都和人的创新有关系。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弘扬创新文化。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不是创新式的教育？在创新型的大学中，学生应该有四个方面的素质被培养或训练出来。
其次是求异的思维。创新不是求同，一定要求异。在科学研究上，一定要提倡张扬个性、标新立异。这是一个思维的训练。即使结论已经出来并且得到了公认，也要求得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甚至力求将它再简化。
第三是批判的能力。学术的本质就是批判。文学是批判一种丑陋；史学是批判一种虚假；法学是批判一种价值；政治学是批判一种制度；教育学是批判一种罪恶，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罪恶。这就是批判。哲学是什么？哲学是批判一种思想。所以，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讲，最高水平的批判是思想上的批判。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是创新的核心环节。批判能力是一种科学上的能力，是一种思辨的能力，经过批判之后的接受，是真接受。接受就是传承，传承之后才能创新。
最后是有求是的态度，即探求规律的科学态度。人文以个人兴趣及修炼为其创新的基础，它不求其是而求其应，以价值判断为主；社会科学则以事实判断为主，且把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连接起来，以求得规律，“是”是社会科学成其为科学的真谛所在。
如果以上这几种意识被培养出来的话，这种教育就是创新型的教育。但是，中国目前的教育可能还不适应这种要求。所以，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要使我们国家成为创新型的国家，就应该从教育抓起，从改革教育模式、教育方式、教育体制开始。
中国高校有没有束缚我们创新的体制？我想，只要你做过校领导，这方面的体会你都会有。今年大学校长论坛期间剑桥大学校长在演讲的时候说，只有把大学建设成为创新型的大学，才能把国家建设成为创新型的国家。这二者都要求有一套适应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社会管理有两种基本模式，即“底限管理”和“上限管理”。
“底限管理”意味着禁止你做什么，而“底限”之外的所有领域都可以自由选择，即“法不禁止即自由”。管理者只划红线和高压线，线外一切都是自由的，也就是大学的负面清单制度。如是这样的话，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人就会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和创新的观念；大学的个性也容易形成，也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办成一个创新型大学。
另一种管理方式正相反，它以划设“上限”为特征，“上限管理”就是我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我未要求你做的，你做了也是劳而无功，只要你服从管理，你就会获得肯定，除此之外你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对大学来说，只要你完成了上级所要求的那些内容，那就是一所好的大学。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大学都在做相同的事，大学最终都会变成工序相同、产品相同的工厂，除了规模有所差别外，其他都一样。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被批评为是“模式化”的改革，而不是“个性化”的改革。这就是体制对创新的滞阻。
机制当中，对创新影响最大的还在于有无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教师与科研人员的智慧权如果不能转化为财产权，那么，科研的动力就会疲软。而产权保护越完备，对创新者的利益刺激力就越明显，也就越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所以，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要思考管理体制。国务院现在正在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幅度改革。那么，中国教育体制中哪些不适应大学创新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是否也同样需要进行改革，并且应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改革？让我们大家共同思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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