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穿越的正确姿势：让我们谈谈一百年前的宪政 | 中法评 · 重磅首发
这是一段历史，历史里有革命，有独裁，有“砍人头”，更有家国。
本期推送感谢董彦斌博士带我们梦回民国，旁听了袁世凯和杨度两位先生对于那段历史的解读。
梦醒处，家国常在，宪道不虚！
袁世凯在称帝之时，权力实在太大了，这就无法实现他本人对于君主立宪的承诺。我们观察一个政体，其发言人、代言人、辩护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其实存的格局和实际状况。
话说这天晚上，我用手机翻开了iBooks上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把玩，也不知是笑得困了，还是困得笑了，总之就是闭了一下眼睛。忽觉有人牵我走路。我想，我这不会是睡着了吧？睡着了不会有什么事吧？
仔细一看，来者既非拿了一张批文就把孙悟空带走的两君，没有『只管扯扯拉拉，定要拖他进去』——我似乎没辣么倒霉；来者又无秦可卿的样子，不像贾宝玉的中国梦一样『惚惚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我似乎没辣么走运。如此，我就未惧未喜，理性平和了。我想，那就走走看。
来者虽无秦可卿的颜值，带我去处的风景却也像可卿带暴雨——不——宝玉看到的一样，『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
我急忙手机定位，迅速大惊，这里是我常在新闻联播听到的地方啊——中南海！
还记得2009年我发过一篇文章，提议中南海应该挂牌，文章发表后，牌子还是没挂，中南海我还是无幸观瞻——这人为何带我来此？再一看，Duang！『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像时间一样都去哪儿了？（此时并无雾霾）
这时，就听到有位老兄打招呼：『董兄，我是杨度，袁兄等你很久啦！』
不用说，我这是进了百年前的中南海。我想，我肯定是做梦了！好吧，那就先别醒，好歹等我与袁世凯和杨度两君简单聊聊，问问他们喝咖啡加不加糖，也算是以后有个谈资了。
我进房间时，见袁世凯正拿着一张周润发的照片端详，自言自语：『他还真挺像我啊，谁是选演员的副导演，这么好眼力？』见我来了，便拖长了他的豫普——河南普通话——说到：『听说国内老有人在议论我啊，我这喷嚏打了许多次，最新的消息是秦晖在议论我，萧瀚还写了篇尚未发表的书评，还有董兄你也在议论，还让不让我清静清静清静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心想，这是矫情了吧？要是我，百年后还有人说叨我，我一天打一百个喷嚏也愿意啊。
大家落座，杨度道：『今天请董兄来，是想谈谈我们那会儿，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宪政话题，宪政这个词，x-i-an政，可以说吗？』
我其实内心没有确信，只能讪笑着推测式地但又是实话实说地回答：『一百年前的事儿了，应该是——可以说的吧？』
此时，我更加确信是在做梦，但是，无论如何，就算是在梦里，我也要像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学习啊。
考虑到袁和杨度都是清末宪改的重要操盘手，袁又是亲手把清廷送进历史教科书的首席当事人，我就请他们聊聊，这清末宪改和辛亥革命有没有必然联系？会不会是搞了几年新政宪政，清廷把自己搞死了？正好今天睡前，我读了一本清人笔记，学了个词叫『易社为屋』，清政府垮台，在同情者看来就是『易社为屋』。是不是宪政导致了『易社为屋』？
袁世凯操豫普回答：『那绝对没有，这是谁这么误导人？我讲三点：第一，从出发点来说，清廷内部也分为改革派和守旧派，其实守旧派一直反对清廷搞宪政，但像我这样的当年的改革派为什么倡导宪政呢？
很简单，在当时来说，宪政是清廷的出路，也是中国的出路。清廷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宪政之路的，也不是很乐意这么做，对统治者来说，搞宪政就是自捆手脚。要不是为了一点追求，更多是出于无奈，再加上头脑清醒，谁愿意搞啥子宪政自捆手脚啊？
第二，从效果来说，清末宪政不算很成功，处处遇到掣肘，清末的中央有时候也不老实，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就大框架下的宪政来说，立法变革、各地的议会性机构的设立，以及宪政时间表的设计，都算是不错的了。
第三，从结果来看，恰好宪政和革命成了同步前进的两个赛跑的力量，革命跑过了宪政，但宪政绝不是清廷覆亡的原因，我想问：清廷搞宪政之前，中国有无革命？当然有，天平军就是。如果清廷不搞宪政，中国会不会避免革命？不会，难道太平军和义和团不会再来一遍？
可是，你能想象如果清廷没搞宪政，恰好太平军的革命又取胜，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吗？所以说，宪政不仅没有促使清廷覆亡，而且还带来了清廷鼎革后民初初年的宪法下竞争的局面。民国初年的政治正能量，都是清廷的遗产，是宪政的制度创新带来的啊。』
杨度点头称是。
我故意问：『不对啊，袁兄这么说，不会是和你是清廷覆亡的受益者有关吧？你反水清廷当了民国大总统，自然是赞成宪政和清廷覆亡的啊。』
袁的眼神略显愠怒，但依然平和地用豫普回答：『董兄差矣。我只不过是顺应潮流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这些当时的主政者根据后来已发生的历史情节，知道哪些环节出了问题，那肯定会做好修补，但是局中人不知情啊。这就像下象棋，走着走着就被将军了。我不能改变历史进程。理想地说，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是比较好的设计，但是，当时真的跨不过去啊。至于为什么跨不过去，请杨度兄聊聊。』
杨度道：『董兄是山西汾阳人，岂不知明末清初的汾阳前辈朱之俊乎？』
我答知。
杨度道：『这位朱之俊先生有位朋友，叫李明睿，朱之俊的诗集就是李明睿给做的序，你不是正在抽空点校朱之俊的诗集吗？』
我答是。
杨度道：『这李明睿啊，在李自成先生攻陷北京后，给崇祯皇帝提了一个最好的建议，可崇祯没听，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景山。李明睿的建议就是，逃出北京，另觅出路。』
我说：『是啊，这崇祯的性格真是成问题。袁兄想要攀的一位祖先，袁崇焕，不就是被崇祯的性格给杀了吗？』
袁的眼神略显愠怒。
杨度道：『你可以看看往事，所谓的“泥马渡康王”，是说赵构先生逃到了杭州，就能把南宋的大旗扯起来。现在大家不都去杭州看雪吗？赵构定都杭州给杭州的颜值贡献不小啊。还有就是庚子之变时，慈禧携光绪西狩西安，同样保住了政权。如果慈禧和光绪也学了崇祯，这清廷的覆亡也不用辛亥革命了吧？袁兄，光绪是吸取了崇祯的教训吗？』
袁以豫普答：『咳，这我哪儿知道。』
杨度道：『喔，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接着说，当崇祯绝望地走上景山时，他本来不用那么绝望。当时，中国的三股势力，明政府、李自成、多尔衮，哪家强？当然是明政府。即便后来公认不怎么行的南明王朝设立了，南明的实力都远大于李自成和多尔衮。所以，多尔衮后来统一了中国，也算是上帝给了他一份礼物。南明的政治不振，和缺乏主心骨有关。崇祯如果逃出北京，他就是主心骨。』
我说：『是啊，崇祯死了以后，很多读书人为他殉葬，我记得有的读书人身上裹了热爱崇祯的布条，好像是自焚了还是投井了，不仅是殉人，也是殉文化啊。』
杨度道：『没错，帝制就得有这种文化上的魅力。这是一种近似于巫魅的东西。我的朋友康有为不是曾经设计过让衍圣公做中国皇帝吗？如果崇祯活下来，明朝必然亡不了，崇祯的后代要是迎来宪法政治那一天，实现君主立宪的可能性那就太大了。清廷，不行。满族人做君主立宪的皇帝，这里有一种先天合法性上的不足。清末革命党的民主、民族、民生三个口号，叫得最响的是民族革命。』
我说：『可不是嘛，孙中山在南京给洪秀全和朱元璋都写了祭文——他们三个正好都定都南京——就是表示光复的喜悦啊。』
杨度道：『是啊，朱元璋和洪秀全那是风马牛不相及，唯一的公约数就是非满族领导人。所以说，崇祯的不负责任的自杀带来的多尔衮之胜利，把君主立宪的路给断啦。要是崇祯的后代一直做皇帝，中国极有可能走上日式或英式的君宪道路呢。』
袁和我都点头。
这时，我的张宝华式的提问者精神又上来了，我乃问袁，那你怎么看你和你的对手逸仙博士呢？
听到逸仙博士的名字，袁摇了摇头。用豫普唉了一声。
然后他反应到我也问了他的名字，又用豫普唉了一声。
袁道：『我先说我自己。这一百年来，我都在反省自己，我到底是个善用军警的独裁者，还是个改革家？我对宪政，热忱是有的，但我真诚吗？』
袁道：『说起来都是泪啊。我也年轻过，汝知否？早在一八九几年，在康有为深得光绪信任、放开手设计顶层制度时，有个和他颇有瑜亮情结的年轻大咖，也在做点所谓顶层设计的思考，这个大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浙江温处道的负责人——我啊。
道，是各省在州府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也就是说，从朝鲜监国的任上回国之后，我担任了一名副省级行政负责人。资深省级干部刘坤一在甲午之后，向朝廷举荐了我。刘坤一说，袁世凯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著，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
我生于1859年，康有为生于1858年，算是同龄人。我也给中央上书，建议全面改革。我说，现在的局势，万国君臣，都在互相学习治理之道，力图振兴，精益求精，孜孜不已。只有我国还在照老办法来，默默地孤立于世界，毫无胜利之道，就像一个贫病交加的人，以孱弱的身体与虎狼搏斗，怎么会幸免呢？
我说，有人说，咱们国家很优越啊，声誉好，文明程度高，怎么能轻率地舍弃自己的好制度？但是，我想说的是，礼义廉耻，用我们自己的行，富国强兵，还得择善而从，用人家的啊！在戊戌变法之前，我的建议不少呢，
例如，在教育方面，我建议设立类似大学的教育机构，既有机械、农学等专业，也有商学、法律等专业；我建议翻译西学书籍，为我所用。我还对科举制也提出质疑。在金融方面，我主张“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在各地广开银行，与世界金融体系融为一体。我主张裁撤政府多余的机构与人员。我主张大面积开设私人工厂，改变同治中兴时期的官办企业模式。』
我道：『袁兄这是讲贯口相声啊。前期的袁兄是一位干才，可是，当历史把你推上更大舞台时，你愧对了历史。简单说，像你这样的人，纯以古典社会的标准看，就是王侯将相，但在20世纪初年，也就是立宪时刻的开端，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刻，你却不得不担负了建设宪政的职责。
你本可以成为华盛顿，却在君宪试验中进退失据。你刚才也说到了，你更被界定为独裁者。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老人就这样给你下了个判决书，你服判吗？』
袁道：『复杂，这个词太苍白了，但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复杂。我是在一连串事件中，部分地背弃理想的。但是，并不能说我是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在晚年时刻，我曾试图在现实环境里探索宪政模式，但我承认我失败了。
董兄你在《现代法政的起源》里对我做了分析，认为我的君主立宪模式是反偏正结构，扩大了君权，淡化了立宪，是实质上的威权主义，这点我是同意的。更何况，如刚才所言，明代皇帝死后，中国大概已无君宪的可能性。
但是，也不能说我对宪政的态度完全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吧？至少在我的时代，宪政不仅不是敏感词，也不完全是装饰性的，还讨论得很热闹呢，你可以看看我那会儿的《宪法新闻》这本期刊。这一点，我的老朋友杨度兄，他似乎是懂我的。杨度直到晚年还在为我辩护。』
杨度道：『其实，董兄知道的，我也是有宪政梦的。戴志勇先生写的那篇社评，我是很认同的。』
说着说着，杨度竟哼起歌来：『“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我写的这首歌怎么样？我写的词，叫《黄河》。我有被传统格式化之后的抱负，我有我的主张。但我首先是爱国的，我也是情怀党。同意吗？』
我和袁看着他K歌的样子，只恨手边没个麦克风递过去，自然是又拍着手又点头。
杨度道：『既然我是情怀党，那么，请容我撇开那些军阀和极端主义者，谈谈我想说的。你刚才讲宪政实验，我想说的是，我和袁兄不是做了一场实验，是做了两场。后来的君主立宪那场，就不说了，众所周知，前面，我们其实有过华盛顿的实验。
可是，逸仙博士他……如董兄所言，在袁兄生前死后，本有两次宪政的黄金时代，却被逸仙博士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给阻断了。中国为什么只要和平就是独裁和集权，反抗独裁集权就要战争？计算人头胜过砍人头，这么个简单的道理，却由普通民众屡屡用屈辱和生命来学习。当然，历史责任要由各方承担。』
杨度道：『简单说，民国初年的宪政，是一种手攀弱枝，足踰弱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状态，虽然是现代法政的起源，但是根扎的不深，事情做得不够好，哪怕是好的，也都转瞬即逝。袁兄和我作为历史当事人，我们人是成功的，事情是失败的。为什么手攀弱枝、足踰弱泥而又无可奈何呢？原因就是彼此太急躁、太看不上对手。我们整体替代的心理很重，包括我设计袁兄的君主立宪，也是想实现对于共和机制的整体替代。抱歉，我们做得不够好。』
『好吧，时间不早啦，我原想谈谈逸仙博士啦，司法独立啦，鉴于时间就不细说啦。简单说，在司法独立的问题上，我做过努力，也有过弯路，更重要的是，我有过忽视司法独立的理念的错误，进而由梁启超先生主导，搞了一场司法改革倒退。』袁世凯道。
『那么，接下来，我想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说点什么了。』
『就我个人经历的时代来说，清政府的合法性发生了几次转变。在我的时代之前，不可否认的是康雍乾时代的平稳经济发展，还是颇受认同的。要是没有西方的启蒙运动已经开启作为对比，而把康雍乾提前两千年，那真是高大上。』
到了我的时代，清廷第一次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士绅集团来说的合法性，来自平定太平军运动带来的文化认同。太平天国的旗帜，是夹带了西洋味道的平等，但是这场革命又反清又反孔又仇富，令士绅集团无法与之融合。通过对该运动的平定，清廷虽然在民族上还享有特权，但在文化上具有了进一步的正统性。
清廷的第二次合法性，来自同治中兴的经济改革。同治中兴的好的方面是集改革与开放于一身，虽没有像和面一样，彻底把中国和世界给揉到一起，但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不好的方面，当然是力度较小，尤其是工业化和国际贸易还集中在少数地区。我们改革了，但我们依然落后。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所言，依靠农业文明，中国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无可奈何地，到了1890年代，美国取代了我们。这就引来了清廷的第三次合法性转变，即同治中兴之后的光宣立宪。
『不管是被迫也好，还是主动也好，清廷的第三次合法性转变，更值得肯定。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一点，这次合法性的转变，就统治者阶层来说，很悲壮而且很囧，因为政权没了。但如我所言，如果没搞宪政，清廷一样覆亡。而搞了之后，其中的示范效应，却载于汗青。所谓现代法政的起源，就始于这个时候，所谓的立宪时刻，就始于这个时候。』
『我是主张回首光宣，超越光宣。回首光宣，学习光宣，就是正视现实，实现合法性转变。超越光宣，那自然就是要悠着点，但是改起来，动起来，对公民尊重起来。』
『接下来董兄不是要写一篇长文吗？听你讲，你的大致意思是说：让自由成为中国下一个四十年的主题词。没错，20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功秘诀不是别的，其实是还自由于人民。』
『我袁世凯作为一个老威权主义者，作为一个曾经的改革家，杨度兄作为情怀党、宪政梦的造梦者、做梦者，我们像春晚结束时候说点祝福语一样，祝中国越来越好，一直好到3000年。』
『送你一碗河南胡辣汤，还有一副对联：梦一场聚一场缘分哪，聊往事谈体会谢谢啊。』
『横批：本故事纯属巧合。』
现代法政的起源：
1900—1919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曾有学人指出，中国最适宜建成君主立宪的时代，乃是汉末曹操秉政时代。这倒不是开历史的玩笑。当时，曹操掌军政大权于一身，并受封为魏王。魏王何意？我们知道，当时汉献帝政权的中心区域，就是当年战国时期魏国的领土，称曹操为魏王，无疑彰显他在这个中心区域接近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人指出，如果曹丕没有篡汉，则魏王世家可以凭借其世袭的行政权力，形成像日本幕府那样的稳定机构。
当此时也，如果实行君主立宪，则汉朝皇帝为虚位君主，魏氏政府为行政当局，从权力格局来说，具备君主立宪的基础。但是，恰好是曹丕篡位，改变了皇帝的虚位状态。曹操受封魏王之前，先受封魏公。关于其魏公之封，其同事荀彧有过最强烈的反对，或许在荀彧看来，称为魏公，也就向夺取皇帝权力大进一步了。荀彧的忧叹，可以说具有一种宪政的味道。
我以为，以此种视角来看袁世凯称帝，也能发现其称帝之最大的问题。这也是我近日的思考所得。这就是，袁世凯在称帝之时，权力实在太大了，这就无法实现他本人对于君主立宪的承诺。
当袁世凯称帝时，其帝制的基本设计，乃是君主立宪制，两位主要的理论权威，一是美国学者古德诺，二是中国学者杨度。
古德诺认为，一个国家实行君主或共和制，往往不是人力决定，而取决于历史习惯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选择了不合适的制度，虽然短期安定，而不久必被其他的制度取代。因此，一国选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往往出于事实上不得不如此。就二者进行对比，则君主制在稳定地进行政权转移上优势较大。
英国谚语说，国王已死，国王万岁，正在于君主制不存在选拔接班人的难题。古德诺极为注重提升民智，他以为这是法美成功和南美中美失败的根本原因。南美中美“以共和为政治之极轨”，但教育未遍，民智未开，故共和并不成功。而中国的情形，则是数千年以来，民众缺乏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这种过于剧烈的举动，难以期望有良好结果。如果满清不是人民早想推翻的异族君主，那么当时最好的做法，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过渡到立宪政治。
在古德诺影影绰绰地支持袁世凯的同时，杨度旗帜鲜明地力挺袁世凯称帝并实行君主立宪，杨度论证，实行君主制方能实现立宪。君主立宪制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一定思考最完善的治国办法，在这种情形下，除了立宪，别无他术。君主为子孙万年之计，一定寻求最稳妥稳定的治理，如果在用人与治理上，奉行独裁，那么将陷皇室于危险之中。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
古德诺的论证富于国际视野，且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杨度的论证则更多指向中国现实，且呈现基本的法治理念。如此来看，袁世凯帝制的基本理论，并不是魔鬼理论。
但是，袁世凯如果称帝，能不能达到古德诺、杨度所讲的这种理想状态呢？我以为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袁世凯的权力谱系，来自曾国藩时代清朝中央政府对曾国藩的军政授权。
1907年，时任外务部员外郎的辜汤生在一份奏折中对这种朝廷重臣的权力进行了分析：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中央政府对曾国藩进行了大量授权，做到了可以“便宜从事”，由此形成了“内轻外重”的格局。也就是说，朝廷、帝、后权力小，而重臣权力大。在他看来，到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之时，“北洋派权势愈重，几与日本幕府专政时期不相上下。”
而袁世凯正是承继了北洋系的大权。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曹操—日本幕府—袁世凯和他们与当时的君主之间，有一种辜汤生所讲的“内轻外重”、君轻相重的权力结构。这是一种最适宜实现对君主权的节制的模式。
尽管明治天皇摆脱了幕府的制约，但是旧的权力结构使得在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明显更有土壤。而曹丕的称帝和袁世凯的称帝，恰好使权力制约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倒置，最有条件制约君主的人，自己成了君主，这个君主必然带有先天的威权属性，不论权臣或宪法，都很难对其制衡。
袁世凯的这节往事给我们的启示是：
（2）对于权力的制约，可能是政治学—宪法学—政治社会学里边最重要的议题。如果一个政治力量最有能力去制约其他力量，那么对其最好的设定，乃是做一个制衡者，而不是独揽大权。或者说，让他去做一个宪法和规则的捍卫者，做制度的设计者和制度的保姆。
可惜的是，曹丕和袁世凯都没有成为宪法或准宪法的卫士，没有成为限权的先锋，反而走到反面。事实上，限权不振而威权通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可叹之事。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篇精彩但仍值得商榷的长文开篇指出：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曹丕和袁世凯都穿上了马克思而不是安徒生所讲的皇帝的新衣，在“限权”或是“威权”的天平上，倒向了威权一边。
中国是不是有一个不太接受限权理论的传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912年2月14日，南京参议院致电新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
以国家立法机构的名义，将“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荣誉送给袁世凯，可见袁当时的声望之高，权势之重，承载希望之深。
的确，在20世纪刚刚到来时，袁世凯即以改革著称。1903年，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袁世凯坦承：改革“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看起来，袁世凯的政治经验已经告诉他，改革不易，但他懂得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最重要的就是立宪，想当年，“袁陛见入都，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称各国宪政之善，当此时会，不行宪政不能免革命风潮。”袁世凯主张清末立宪以三年为期，且因其对于立宪主张过于殷切，而遭到许多弹劾。正如当时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所评论的那样，“
袁世凯处支那专制政体之下，身为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
当清末立宪的重要倡导者来到民国当了总统，并被中央议会组织送称号“世界第二之华盛顿”，又当如何？我们看到，袁世凯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秩序问题。
在清末倡导立宪，要处理的是与满清守旧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不论是立宪派还是守旧集团，面对革命党的时候，都谈不上太多的怀柔，更不会用宪法斗争的思维来处理问题。立宪派的意思，是由清政府来主导立宪。革命党的意思，推翻清政府，由革命党来主导立宪。
这都是毫不含糊的。正因为这种不含糊，在清末之时，尽管袁世凯倡导立宪，但其实没有在宪法框架下和平地进行政治竞争的机会。民国成立，有了这个机会，局势却很复杂。除了内政上的财政艰窘和外交上的列邦不予承认之外，急进主义者们从言论到行动的屡屡出位，都让袁世凯感到秩序危机。
为了维持秩序，袁世凯走上了威权主义加保守主义的道路。似乎可以说，袁世凯在宪法环境真正来临的时候，其对宪法的热爱也太形象地注释了“叶公好龙”这个词汇。
为了应对自由风气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袁世凯向儒家寻求理论支持。
“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纲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
在袁世凯看来，新政权不能简单地以自由平等的名义抛弃老传统，“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学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祭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1
913年制宪甫开，当陈焕章等请求国会奉孔教为国教并写入宪法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对儒家的支持，多少也代表了袁世凯本人的看法。强调孔学与现代自由平等理念并行不悖，这当然不是背离自由平等理念之事，乃是捍卫传统，我们必须肯定之。但是，需要我们解读的是，袁世凯之呼唤儒家，是由于受困于挟自由之威的急进主义者们带来的失序。在理论上，袁世凯呼唤儒家，在行动上，就呈现为典型的威权主义做法。
在“二次革命”中，“袁总统令传语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任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伐之。”
以“捣乱”称呼孙中山和黄兴，表明袁世凯心中愤慨至极，并要以通俗语言求得国中民众的支持。宋教仁才死，中国就陷入这样的威权主义和急进主义的尖锐对立，何其无奈，又何其不幸。
军事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逐步向国民党下手，以军警为执行者，处决国民党内通独立省的议员，并进而搜查国民党本部，软禁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同日，军警搜查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翌日见报，追缴证书者三百五十余人，系按照国民党最近名册办事，故无一漏网者。而袁党犹不甘心，翌日又陆续追缴两院同事过去曾挂国民党籍者八十余人。”此后，各省议会不惟解散，国民党议员亦多受残害。
假使急进主义者的“二次革命”之“捣乱”，并不值得认同，是否袁世凯就应该操秉总统权而悍然向国会下手？真的，为了捍卫秩序，袁世凯已经与他在清末孜孜以求的立宪越行越远。如果秩序成为了解散国民党和议会的理由，则此背离宪法和自由的秩序，已经异化为威权主义的高压状态。
在袁世凯行威权主义的过程中，他又与保守主义亦步亦趋，并合流为君宪的呼声。
一方面，袁世凯本人是威权主义的承载者，当皇帝是想建立更加强悍和久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要以宪法约束这个威权主义者。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威权主义下的君宪，已经具有内在的根本不可能融合的分裂性。我们只需看到，袁世凯称帝的过程，是以半强制和半欺瞒的手段推进，就能知道，威权主义与保守主义以秩序为名的嫁接，就不见得有多少宪政的诚意可言。
袁世凯的策士杨度在20世纪20年代追思往事，犹认定他推动的袁世凯帝制运动是合理的：
“中央军阀变为君主，以息军阀争君之祸，以君主仆共和，其名甚恶。为君主者非以立宪与民交换不可，则成君主立宪，其不善者共和改为君主，元首世及而不选举，其善者立宪必成，君主不能为善恶，不过一固定机关可以息争，无所谓君臣大我也。人类之第二新世界立，永无军阀土匪之祸，不及十年二十年，可与欧美、日本抗衡矣。”
杨度的立论，依然建立在抽象的立宪止战、君主息争的基础上。他这种回避威权主义的说法，难以认定其为真正的立宪智慧。
回顾威权主义者袁世凯的历史，我们看到，他在直隶总督任上的地方自治举措，开立宪风气之先；对于清末立宪的建言，值得立宪史书写；担任总统后的威权主义误区，值得后人反思。威权主义试图以压制求得秩序，不能称之为稳健。
但我们也必须理解，面对有立宪倾向的威权主义者的做法，不应当是以自由的名义刀兵相见，挑战秩序。某种程度上，给有立宪倾向的威权主义者一定的改革空间，与之展开宪法框架下的竞争，方是共同创造良好环境的稳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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