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大量无知的小丑攻击我范曾大师，他们是一批猪猡

范曾，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提倡“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画作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巴黎吉美博物馆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其文、史、哲、艺著作119种。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等职。有二十四字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一，《一批无知的猪猡攻击范曾大师》

北青报：中国书画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与市场纠缠，很多画家都难以脱身，有人批评您用流水线的方式创作。

范曾：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知的小丑对我攻击，我看到一批小人、一批猪猡，我只能像一匹沙漠中的骆驼，慢慢前进，随他们去叫吧。我不怕得罪人，这些东西终会自清，自清来源于自信，来源于对自己艺术的真诚。艺术的良知是诚与伟，这也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我已经76岁了，阅人多矣，一个人的性格、学养甚至脾气大体可以从他的画里知道。

你谈到关于市场，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不关心市场，我没去过一次拍卖会。我的声誉来自于我的艺术，除了有时候电视台请我去讲一些话题，我一般都是待在家里，因为我一点都不关心市场，别人说范曾你上了排行榜第一，可我连报纸都不看。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我画不出这样好的画。

北青报：听说您每天5点钟起来读书，立志花30年看完四库全书的1%。真的吗？

范曾：是，我正在实践这个。读书是为了给实践积累思维的能力，有时候人的思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

北青报：现在社会上也流传很多您和师辈友辈的恩怨，您怎么看这些非议？

范曾：我和师辈没什么恩怨，对师辈我都是尊敬得很，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李斛，他们对我都非常爱护，我有什么理由和师辈不好？和同辈人比如黄胄，我们也都很好。

我和一些很有名的家伙倒是有些恩怨，比如黄永玉。他首先在香港的报纸上写了八篇文章骂我，你对范曾弄文章可是要失败的，我写了一篇一万字的长文章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可是，我们年轻时曾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很多人沾染了社会上恶的习气，这些人在我们之间挑拨。虽然我们在报纸上互相骂，可是在心里不恨对方。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好的感情，为什么他在受苦受难被四人帮迫害的时候我勇敢地维护他，去他住的小房子看他，谈天使他高兴，我相信这些事情他不会忘记。

这些事之后，奥运会期间，我的一张大画在展览，对面就是他的一张大画。在展览之前有个会，我和他遇见了，四目相对之后，两个人无声地拥抱。人的感情很复杂，不是世俗的人想的那样。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背后书架上的书是假的吧？摆的这么整齐？）

二，《反思范曾》

有朋友打趣我，说你批评了黄永玉，何不说说范曾？言下之意，我得一碗水端平。可是，他二人的艺术并无本质联系，也缺少可比之处。更何况，在我的心目中，黄永玉值得批评，范曾却不值得，又何必浪费笔墨？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范曾先生的确“值得”一说。一则我发现，在不着边际的夸赞以及更不着边际的道德评判遮盖下，真正的批评不多见。二则因为范曾的作品在大众的视野里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无论褒贬，他已是当代中国人艺术认知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对范曾艺术的反思，也是对我们自己欣赏水准的反思。

在我印象中，首度接触范曾作品，当是语文课本里鲁迅先生小说《药》的两幅插图。在那个年代，中国传统白描蜷缩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连环画中，能堂皇入选教材的优秀作品太少了。相信很多学生和我一样，一笔一画地将那两幅插图临摹了不止一次，只是并不知道它们出自范曾手笔。

范曾的功夫，七成来自白描。他曾放话“国内白描无人比肩”，未必全是虚言。他就读中央美院时，师从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刘凌沧等人，功底打得比较扎实。毕业后到故宫博物院工作，跟随沈从文先生编绘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期间在白描上更是痛下苦功。据说，诸如《货郎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等等历代名作，范曾都一一临摹，所获不浅。说起来范曾真是幸运，当同辈人在时代浪潮里上下翻覆，命运为他做了相当不错的铺垫。

正因如此，范曾没有在国画西洋化的弯路上走太远，加上自身的努力，就技法而言，他在三十岁出头的表现已远超同辈，与师长辈相比也毫不逊色。他所作的《韩非子像》、《屈原造像》足以证明这一点。之后十年，范曾的技艺日臻圆熟，其成就集中体现于《鲁迅小说插图集》（1978）和《蒋兆和像》（1979）。前者线条精纯，中规中矩，后者半工半写，张弛有道，初具风格。但是就如我们所看到的，彼时范曾的画里仅看得见功力，看不到自我。

进入上世纪80年代，范曾的艺术风格变得相当鲜明。他在《范曾自述》里写道，自己三十岁左右仍为未来画风郁闷彷徨。某日应挚友相邀，在四尺单宣放胆挥毫。画了一个美髯飘飘的名士，与一只活泼猴儿四目相对，赢得满堂喝彩。自此豁然开朗，天地一新。但就像我之前所说，范曾的苦恼与觉悟都是超前的。当别人在画《粒粒皆辛苦》（方增先）、《矿山新兵》（杨之光），他在潜心临写古人。当别人在画《同欢共乐》（刘文西）和《主席走遍全国》（李琦）的时候，他已在追摹古人。当别人刚从时代的余震中醒过神来，小心地借助少数民族风情，实现自我纾困的点滴念头，他笔下的人物已经袒胸舒臂，作风流潇洒状了。事实上，不单国画家们落在范曾之后，连油画家的步子也略显迟缓。以靳尚谊为例，他从《探索》（1980）、《画家黄永玉》（1981）开始，到《青年歌手》（1984），再到《画家黄宾虹》以及《画僧髡残》（1999），艺术风格的转变与确立，虽不能和范曾做生硬的比较，却提供了相当有趣的参照体。

范曾认为画家分六品，由低到高依次为画家、名家、大家、大师、巨匠、魔鬼。自况正迈向五品之境界，所谓“坐四望五，以待来日”。上世纪80年代他的确做到了超拔出群，那么之后是否一骑绝尘呢？情形恰恰相反——范曾盛极而衰的艺术曲线比他笔下的线条峻峭得多。

设身处地，初次遭遇艺术市场的急切热烈，把持不住实属正常。再加上性格中本来就有的傲慢狷狂，范曾产生“睥睨南宋，伯仲梁楷”的想法并不奇怪。（《范曾自述》）以他四十岁之前的表现，若能由精进而入禅定，接近智慧，本是有可能的。难可逆料的是，情境与个性的交互作用如此长久，所结恶果竟如此丰硕。

四十以后的范曾，在智性上表现出极其罕见的懈怠。如果隐去画上的题跋落款，我敢断定，大多数欣赏者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创作时间，将范曾的作品排列出一个大致的顺序。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范曾1980年画的《钟馗稚趣图》和1987年画的《钟馗神威》区别不大，1994年《丰谷岁熟》与2000年《促织》里的人物相距甚微。这么多年来，他像一台全彩复印机，不断地复制自己的成功。一写仙风道骨，必仰头闭目，鼻孔翕张，做闻屁状；一画睿智老者，定然形容枯槁，蜷坐于地，捻须傻笑。数不清的达摩，数不清的钟馗，数不清的灵运吟啸，老子出关，让人哈欠连连。

人物之所以“千人一面”，是因为范曾对人物动态缺乏深入，交代不清楚人物动作的来龙去脉，不得不用摆pose的方式来搪塞观众。而人的“pose”毕竟有限，画作当然不免单调重复。他试图用灵活多变的线条来弥补画面动感的不足，或用颠姿醉态的伎俩“藏拙”，可惜，那些无风自动的裙带衣袂，以及那些夸张造作的神情，非但没有正面的作用，反而衬托出人物动作僵硬，手足无措。

画面布局方面，范曾的毛病更加突出。直露、粗浅，几近墙板报的水平。画中一两人还行，人物多于三个，则根本无力处理。稍微复杂的场面，更是不堪入目。他也尽力简化场景，避免处理人物的多重关系。而这种避重就轻，说明书式的做法，自然也会给观众造成单薄乏味的感受。譬如他创作的多幅《竹林七贤》，每一幅都在重复以上缺点。人物没有性格，没有精神，之间更无实质联系。一群人凑在一起，出现在同一画面，感觉不过乌合之众。若将他们手中的酒杯、古琴等道具换作拂尘、芭蕉扇，抑或朴刀、齐眉棍等等，都不会给人任何唐突滑稽的印象。所谓“竹林七贤”，也可以是八仙过海，甚至是刚劫了生辰纲，正在举杯庆功的吴用公孙胜等人。

我相信以范曾的才华，上述问题他自己是最清楚的。然而事实是，他并无改正的迹象。随着年岁日增，他也失去了改正的机会。结果就是，他只好继续创作自我造神的当代笑话。

在最近出版的《范曾自述》中，他是这样写的：“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

且让范先生继续。至于我等就不奉陪了，趁早散了吧。

文章作者：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