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岩松：我看不见没有灵魂的人

本文摘自“马岩松的反骨”，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2月刊， 总第190期P15-21页

见到马岩松的时候他才开完会，穿着灰色棉线T恤，精神抖擞。发际线精心地修剪过，眼神笃定。采访开始前，当他听到《中国百名建筑师》英文版的收录邀请时，就乐了起来。

“中国哪儿有一百个建筑师？”他说，“一百个，听着害怕。”

有些建筑师的艺术性格与生活作风相去甚远，但马岩松不是。你坐在他对面，只觉得一切都十分合理：把一些疯狂曲线立在天地之间的人，似乎就该这样——长这个样子，说这样的话。

访谈开始前，我们简单走访了MAD 的工作空间。北京总部在东城区板桥南巷的一幢板楼里，占据两层，容纳百余人，采光良好。电脑前，年轻的设计师们正把头埋进屏幕里。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肤色发色、使用的语言与程序各有不同；桌子上摆满了鲜花，热水，加湿器，时下流行的奶盖茶以及绿油油的代餐果汁。公共区域的长桌上有几盘哈密瓜，不时有谁从座位上跳起来抓走一片。在我们短暂停留的十分钟内，一人在发微信，一人在玩王者荣耀，其余众人皆盯着电脑屏幕上的线条与形状，手指在鼠标上飞舞。

如果不考虑工作时长的话，这样的工作环境着实令人艳羡：温馨，拥挤，处处有鼠标的咔呲声，处处有蓬勃的生命力，大家吃掉一盘盘水果，喝掉一杯杯咖啡和奶茶，将马工——他们这样称呼马岩松——的奇思妙想落实纸上。

这仅仅是MAD北京总部在某一个工作日下午十分钟的光景，事务所在全球四个地方设立办公室：除北京外，还有洛杉矶，纽约，罗马。能将足迹踏出国门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并不多，而在有着国际化野心的事务所主持人中，马岩松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当然，如果你在网络上搜寻马岩松的名字，结果一定是数不胜数的光环、标签与非议。他是年少成名的年轻建筑师，也是师承扎哈·哈迪德的明星建筑师。有人戏称他为建筑界的高富帅，有人提起他为方太油烟机拍摄的广告，有人质疑他的作品囿于参数化，流于表面，只是对扎哈拙劣的模仿，也有人坚信他是中国建筑的希望和方向。

不过，对于这些蜚短流长，马岩松觉得完全无所谓。

“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很正常的事。我只对建筑里面的事情焦虑，至于外部的某一个事儿，某一个评论，我不需要关心。况且，建筑师的价值根本不在于别人的认可。大家总说梵高多苦、多惨，耳朵又怎么着了，但他就是愿意这样，没人逼他。有多少建筑大师多少年不被人家认可，我觉得这太幸福了。”

于他而言，伟大的建筑师只需对历史负责——谁管三百年后的观众们怎么看？无需顾虑过去与未来，只要忠于自己，以最忠诚的情感进行设计与创造，那么成品即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志，后人只有崇拜的份儿。

“这就是历史。”他说。

当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在建筑界内的角色时，马岩松拒绝回答。但是说到自己在MAD扮演的角色，他爽快多了：

“灵魂”，他脱口而出，“还能是什么。”

在接受访谈的那一天，马岩松手上有十几个项目，欧洲的，美国的，南美也有。随着MAD的声势扩大，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项目越来越多，因此他的工作内容便是出差—开会—在路上，周而复始。他从不接电话，凡事只发微信，每天要在手机上消耗六七个小时的光阴。即便如此，他清楚地知晓手中每一个项目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他拿主意。

不出差的时候，他就在事务所内开会，轮流组织每个项目的负责人一起进行讨论。他深知MAD的规模在事务所的形态内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若是再进一步扩张，管理手段便是非有不可了。那时，他将不再具有一手遮天、大包大揽的能力，只能专注于部分，将剩下的交给别人。不过他并不想这样。

“我把工作当成一种艺术，当成个人成长的修炼。”他这么说。在为期一个小时长的访谈中，“艺术”一词出现了不下二十回。

不仅如此，马岩松觉得自己必须亲力亲为来完成设计；与此同时，他自觉工作状态、空间与精力已经到达了亲自上阵的极限。至于极限是多少——用他的话说——把手上正在进行的项目轮流过一遍，差不多需要两三天的时间。

于是，满载的工作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生活。他不但要熬夜，在时区中乱窜，还要无时无刻不操心十几个飞速运转的项目。

“我觉得建筑师都是这样的”，他毫不自怨自艾，“工作就是生活”。

毫无疑问，马岩松是一个格外专注的人。访谈中，他的手机扔在一旁，不喝水，也不吃桌上的水果与糕点。他仿佛拧紧了发条，上满了弦，让人难以质疑他对建筑的热爱，更难以在他眼中捕捉到游离与涣散。问题问出口之前，你便知道什么是他津津乐道、爱与人分享的，什么又是他不关心、不擅长、闭口不提的。他不是一个口若悬河、夸夸奇谈的人，你甚至会觉得他有点儿犟，只要认准了什么，就一条儿道走到黑。

以他现在的成绩来讲，他认得是挺准的。

不过即便“热爱”与“准头儿”只是成为一名优秀建筑师的必要条件，光有这两样还远远不够。马岩松觉得，成为一名大师，更需要一身对外界的鸡零狗碎钝感的官能，又要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达到无穷的感性与敏锐，最重要的，则是一颗反叛的心。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做自己，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结果所有人都跟所有人一样。做自己这个事儿，不是自己说了就是了；到底怎么不一样，太多人不懂。”他云淡风轻地摇头。

至于反叛精神从何而来，马岩松认为这事儿靠天赋。没有集齐天时地利人和的可怜人们，没可能成为大师；要么埋首画图，要么在自以为特立独行的窠臼中耗费掉整个充满怨气的职业生涯。

当然，他自认是个幸运儿，天生叛逆又感性，敏锐又乐观，建筑对他来说，不是手艺、不是学问，而是艺术。

2008年，马岩松在东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立起了一件艺术品——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的“胡同泡泡”。泡泡内是一个卫生间和一座通向屋顶平台的楼梯，外部则是光滑的金属曲面，映出泡泡周遭的全部：老房子，老树，以及北京的天空。与MAD出品的其他建筑相比，胡同泡泡的尺度小到马岩松为之提供了一套专门的理论：“针对古老的城市肌体所做的‘针灸疗法’”。他认为整体社区的复苏需要通过局部的改变来实现。小尺度的改建，就好像针灸，在老北京的各处巧妙地嵌入“磁铁一样”的微量元素，同时焕发新旧设施的生机，把历史交给未来，营造出一个古今共存的梦境。

谈起北京，马岩松温柔起来。他说他没想过去别的城市生活——因为家在这儿。在他的童年时代，市中心的老城区像个乌托邦一样，有山，有水，有桥，像一首张弛得当、疏密得宜的史诗，“既有宏大的秩序，同时也有着细微的情感。”但是令他不满的是，曾寄托他的温柔的城市血脉，也就是胡同和四合院，正沦为游客们的主题公园，尽管主题公园里并没有卫生间和淋浴设施。他以为，或许人们的目光可以从那些大型纪念碑式的建筑上移开，转而投向日常生活的改善和社区生活的重建——“胡同泡泡”只是他的第一步，也只是“北京2050构想”中的第一环。

▲ 胡同泡泡32号，北京，2011

在完整的构想中，北京，或是任何一个未来的中国高密度大都市，都将不再在建设中盲目追求高度，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机器美学”和“垂直城市”等传统立场都已沦为历史。一种更自由、更有机的连接将会把数字工作站、多媒体商业中心、独立飞行器停泊站、剧场、餐厅、公园、旅馆、图书馆、观光、展览、体育健身甚至人工湖等城市功能相混合，形成一种被抬置于城市中心上空的水平关系，来代替原有的垂直城市。

在那时，交通要么在地下，要么在空中，国家大剧院或许藏在了景山上，天安门广场或许不仅成为真正的人民文化中心，也将成为北京城中心最大的绿肺——在33年之后。

42年前，马岩松出生在“北京1975”。许是因为家里采取放养的教育方式，他从小就是个胆大又不安分的孩子王，在胡同儿里有一大群朋友。有时小马岩松与奶奶闹别扭，就会乘公交车出走，一回还把隔壁从未踏出过胡同的乖邻居领到长安街上，带领人家完成了人生首次长途旅行。

不过他好动不假，却也有个宜静的爱好——画画。小学那会儿他在外面报了一个绘画班，上了两次就不去了。“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傻，第一笔画这个，第二笔画那个，第三笔又画那个，画完十笔，发现是一马。后来我就自己画，不属于科班出身，是自己瞎画的。”

到了中学时代，马岩松每天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下的社会。他初中在东城的东华门附近，基本在校外待着，与小学一样，有很多事可以干。在上高中之前，他基本没有关于学习的印象。此外，即便他每天思考如何理解社会、甚至改造社会，他还是跟大家玩儿到一块去，不像现在，不大混圈子的他在建筑界似乎有一点格格不入。

“太能玩儿到一块去了”他说，“全是玩儿和做自己的事。我们那会儿看不上好学生，看他们可怜。他们自己也说自己很可怜，说什么‘我家长管我太严了’之类的。”

尽管马岩松以坏学生自诩，他成绩倒是不坏，高三突击了几个月，就比第一志愿北京电影学院高出三百多分。他的高中铁道附中（现交大附中）在海淀，离北影很近。他常看到有人拍电影，便萌生出了当导演的念头。从小学开始他就迷上了科幻，又发现中国没有科幻片，便励志做一名科幻片导演——“用科学的语言给人洗脑，讲故事，再把人讲信了。”他觉得这事儿很酷。

结果北影的导演系和广告系都觉得他分太高了，便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学建筑又得有点儿分儿，又得会画点儿画。于是他顺利考取了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现北京建筑大学）的建筑系。

中国建筑界常有人拿本科学历来论高低，“以‘老八校’为尊”——就这老八校还分前四所后四所。北建工沾不上建筑名校的边，马岩松倒是丝毫不以为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挺好的。

“我从来不会让自己活得不满意。”他说，“我总能让自己满意。我可以做自己要做的事，没有人强迫我做任何不高兴的事，所以我的学校挺好的。”

虽然学校不大，却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里面有当月的国外期刊。那时网络还未普及，图书馆便为马岩松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一有空就泡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国际上的建筑杂志，还因为翻书翻得太多，把手都划破了。于是他曾想为自己发明一个翻页机。不过他到底没时间发明翻页机，因为读书之余，他又参与了许多校外竞赛，学起了电脑，试图用喷笔画图。老师给他一个高分，又评价说这样不公平。别人用来染色的毛笔还在掉毛呢，他就用上了最新鲜的科技手段，拿个喷笔——“都喷上了。”

不过马岩松对于自己“没什么不满意”的大学的教育方式还是不能苟同。他觉得体制与创造力难以共生，不扼杀学生创造力就堪称功德一件了。至于一所有功的学校，则需要提供一个开放的环境，即一个有争议的环境——没有明确的对错，没有固定的答案。

“国内没有这样的环境，所以还是得靠个人，看一个人有没有足够大的能量，来抵抗所有他周围的要试图改造他的力量。”他说：“如今的学校主要提供技术与知识这些已有的、可以教、可以谈的东西，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交锋的场所。别说本科生了，要让硕士进行自我批判与定位，思考未来，这些既有的话题都不够。”

对于建筑系的本科生们，马岩松的建议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成为自己”。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成为了自己，但是所谓的那个自己还是跟别人差不多。”他说，“这个可不行。”

1994年，马岩松读大一，发现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一百名国外的建筑师。那一百人背景、文化与所做的建筑都那么的不同，让年轻的马岩松觉得“建筑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没有统一价值，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自己想怎么做，只有自己是谁。也正是从那一本书开始，他生出了出国深造的念头。

1999年，马岩松接到了亚利桑那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跨过太平洋，开始了自己的硕士学习生活。只读了半个学期他便觉得索然无味，干脆重新申请。

这一次的结果喜人，他手上多了不少选择。其中比较乌龙的是，华盛顿大学在给他发录取信的时候同时退回了他的申请，并圈出MIT三个大字——他把两所学校的材料寄反了。宾大也抛来了橄榄枝，不过他觉得那儿的项目只有一年，时间太短，学不着什么。于是他决定去耶鲁，便给耶鲁发邮件，说自己钱不够。耶鲁立刻又追加了奖学金，他因而觉得这学校实在不错。以至于他毕业后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每年资助一名学生，也算是回报母校的情意。

当被问及在耶鲁两年最大的收获，他说：“老师”。

“耶鲁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耶鲁的传统就是自由。虽然耶鲁把全世界的大师都请去了，大师们在那儿也互相吵，没有一个权威，没有一个答案。老师们让学生读历史、读艺术、读政治、读音乐，读过还要写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样的教育特别适合我这种试图摸索自己方向的人。”

但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耶鲁式的学生，他自己也不知道耶鲁式的学生是什么样——但是其它学校，比如哈佛，比如哥大，比如很多大学的建筑系都有一个范式。说到这里，马岩松撇撇嘴，“那些学校，出来的差不多都是那样的。”

说到耶鲁，自然不能不提扎哈 · 哈迪德。事实上，说到建筑，也不能不提到她的名字。马岩松提到这位自己的导师时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他觉得扎哈这般的人物，在建筑师中几乎不存在。她独立，敏锐，有着极度个人化的品味与判断。在艺术圈，具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比比皆是；在建筑圈，人们却往往逃不开各种形式的合作，逃不开权力与资本的网罗。但扎哈不一样，她有着非凡的艺术家气质。

“我把作品给她看，她给我拿一堆艺术的东西说半天。是她把我带入艺术的环境。加上之后我对她这个人的了解，我觉得这种对自己内心的艺术性的忠诚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马岩松这么说。

2002年，马岩松完成了名为“浮游之岛——重建纽约世贸中心”的毕业设计，导师便是扎哈。一年前，他坐在系主任罗伯特·斯特恩的课堂上，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大厦。当他与同学们在震惊中看到实况转播时，两幢楼已只剩下了残骸。在马岩松第二年的设计中，他决定尽量抛开政治与感情的因素，跟随自己的直觉。而他的直觉只关心纽约人到底想要什么：纽约不需要华盛顿那样的纪念碑，纽约人所求的最好的纪念不是过去，而是发展——这便是他的答案。

扎哈对于这个方案欣赏极了，把它推荐给了纽约媒体，而后媒体对于该作品的热烈关注也极大出乎了他的意料。艺术家包泡用“好似突然间迸发出一片浮云样的设计方案”与“西方文化的几何秩序不见踪影”来评价“浮游之岛”这个作品。尽管它没能真正地、具象地浮游在曼哈顿下城的上空，却对马岩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浮游之岛”开始，他的“山水城市”道路切实地付诸了实践。也是从这项毕业设计开始，他与扎哈的名字就被业界内外执著地联系在了一起。只要说起马岩松的风格与态度，没人能避开他师承扎哈的这一段岁月。

不过，尽管马岩松毫不掩饰自己对导师的敬佩，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一句老话的笃信——“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说到底”，他讲道，“这事儿还是完全看个人的悟性。客观而言，那些大师一辈子教过的学生多了去了，没有几个能日后成为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不过我觉得在一起生活或工作的时间长，这当然可以受益的。”

“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很多这样的人——外界管这叫反叛，就是说他很有不同于主流的认识和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的人接触到所谓的大师是因为互相欣赏而已，并不是将此作为一个能成功的手段。哪怕他不接触大师，他自己也能成为大师。”

“反叛是核心。如果一个人不反叛，不敢于跟主流的不一样，不可能成为有贡献的人。但是这事儿是天生的。”

“那如果天生没这种反叛的气质，干建筑这行，是不是肯定就成不了大师？”我们问。

“那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觉得我欣赏的那些人，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独特灵魂的人。”

“那你要是看见没有独特灵魂的人，会不会建议他就别干这行了？”我们又问。

“看不见吧。”他说。

从耶鲁毕业后，马岩松先后设计了让他迅速跻身行业一线的几个方案：沙丘上的鄂尔多斯博物馆，密西沙加市的梦露大厦，京城北兵马司胡同里的“胡同泡泡”，尺度大小，形态各异。我们想知道马岩松对自己早期作品的看法，也想知道他是否偏心哪一个方案。但是马岩松一直不松口。

“我觉得都挺好的。”他这样说，“也都有遗憾。”

材料、技术、细节、空间总不能尽善尽美，即便如此，即便有的作品被公认为有争议性，马岩松依然觉得，只要每一个作品忠于他当时的状态与思考，它就是成功的。没有早期的作品一定不会有如今的作品，但是作品之间的关系又非线性成长，他无法说出哪一个更满意，哪一个差强人意。每一个项目，每一稿设计，只要足够忠诚于他的思想，就好，就重要。当然，迄今为止，马岩松认为自己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手笔无一不忠于本人，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赋予它们生命力，它们又有机地、牢固地、紧密地构成了他的职业生涯与生命。

位于鄂尔多斯新城的鄂尔多斯博物馆也不例外，尽管马岩松在《鱼缸》一书里戏称自己和同事们几乎把它忘了。“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像在梦里的感觉，很不现实，如同灰蓝色的电影里那种遥远的场景”——马岩松在2007年10月这样写道。那时，设计与施工都还在进行中，鄂尔多斯连机场都没有，马岩松和他的团队一边沉浸在“参与国家变革，和国家一起发展”的兴奋感中，一边在施工的难度与前往实地旅途的周折中苦苦思索，究竟怎样能在一片荒郊上升起政府所希望看到的“草原上不落的太阳”。

2011年，鄂尔多斯新城建好了，机场也修完了，博物馆项目的设计也有了喜人的结果，政府满意，民众喜欢，马岩松心目中城市的未来也从跃然纸上到了从纸上跃下来：

“受到巴克明斯特·富勒的‘曼哈顿穹顶’的启发，MAD设想了一个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抽象的壳体，在它将内外隔绝的同时也对其内部的文化和历史片段提供了某种保护，来反驳现实中周遭未知的新城规划。博物馆漂浮在如沙丘般起伏的广场上，这似乎是在像不久前刚刚被城市景观替代而成为历史的自然地貌致敬。市民在起伏的地面上游戏玩乐，歇息眺望；甚至早在博物馆还未完工时，这里就已经成为大众，儿童和家庭最喜爱的聚集场所。”

▲ 鄂尔多斯博物馆

鄂尔多斯博物馆是马岩松手上第一个成为实体的项目，从开始设计到最终落成间，耗费了六年的时间。在他的记忆里，那六年走得很慢，他亲眼看着它一点点盖成、老去，没有一个特别戏剧性的时刻存在。若非要回想，想起的往往是很多不那么好的回忆：各种纠结，各种掐架，各种盖歪了，盖错了——都是些建筑师日常所面对的。到最后建好了，他想，可算完了。

也是由此开始，马岩松更加笃定了自己对建筑的信念与认识。

“建筑师不是一个封闭的职业”，他说，“他其实是这个时代人类文明的记录者。他必定要跟很多人的情感、体验联结起来，同时建筑也连接了你的生命和整个社会。”

“如果必定要跟这么多人联结起来，那么甲方呢？”我们问道。

“建筑师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说服别人，说服甲方，或是说服谁，他得相信自己是未来的代言人。”他答道，“我所说的未来不针对于任何的群体，它超越了所谓的权利和资本，超越了你的亲戚朋友，超越了公众，超越了所有人。就像我之前说的，建筑师不是给特定人群服务，他只服务未来。所以在现实在当下他一定是弱势的，没法对抗任何人，但他却要为未来负责。”

“甲方不买账，他所代言的未来就不发生。但是如果甲方买账，这就发生了——这未来就是属于一个集体的利益，是一个共同的理想。当然有人说业主在这里面有更大的权利，但我不这么想。只有当我们提出这个东西，包括业主在内的人们才会选择是否支持，是否实施。所以同时我觉得建筑师在整个圈子里是唯一一个可能以这个角色出现的人。他作为一个有想象力的、对现实有批判的人，来提出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未来不限于任何的群体或阶层，而是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进步。如果建筑师放弃这么做，或是屈从权利或资本，那就是一个损失。因为当他们提出一个共同理想的时候，能不能实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次两次实现不了，那是正常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您从不妥协？”我们又问。

“每个人都要妥协，我不知道你说的妥协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所谓的共同理想就是互相妥协，大家都在妥协。但是这个妥协的结果是一个伟大的结果，它是历史前进的那一步，而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妥协，不是各自利益的纷争，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与合伙人或设计师意见有矛盾呢？”

“团队都有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负责的部分，一些负责概念，一些负责实施，一些负责落实细节和技术，这本身不冲突。但每个团队必须有一个灵魂，我就是属于这个角色。我必须始终保证这个概念得到实现。除了内部团队外，我们也会跟很多外部团队合作，像业主、厂家、建造等。如果整个大团队的灵魂没有很强烈的概念，要让这么大的团队一起合作就非常困难。但相反当这个团队灵魂的概念非常明确，大家都是以实现这个作品为骄傲和共同目标而出发，凝聚力就会自然形成。”

采访建筑师，不能不提起的话题，无非是“现代主义”以及各种主义、甲方、城市、山水、普利兹克奖。马岩松曾是普奖最热门的种子选手，他有点儿像建筑界的村上春树——连续几年在国内外的网上被预测为得奖可能性最高的建筑师。

但是马岩松早就断言自己不可能得普利兹克奖，并且预测中国在未来十年内都不可能有人获奖。

“得奖，我经常得奖，”他说，“但是普利兹克奖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价值的奖，建立在他们的价值之上。”

“我之前说过，普利兹克奖给王澍，表达的是对中国城市化的批判。中国城市化确实有很多问题，速度太快、数量巨大，于是很多荒唐的事发生了——问题很多。所以我觉得靠给一个奖来表达这种批判，积极的作用不够。就是普利兹克家族自己还在建酒店，建这些城市的东西，还从来不找获奖的建筑师设计。”

“跟日本的情况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非常不一样。这个奖对中国的建筑还是停留在一种看第三世界文化的角度上，它不回应城市问题，而有一种保护地方文化的姿态，而所谓的保护是来自第一世界的。它保护你，希望你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要发展。如果发展，要向着西方的方式去发展。他不可能接受一个所谓的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的文化成为一个新的道路。但是，偏偏，我说在未来，中国必然要走这个新的道路。我们不是走向西方主流价值，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东方的文化，东方的智慧。不可能停留在乡土，不能不触碰城市，我们要改造城市的观念。现在世界上所有城市，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延续着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主义道路。现代主义也是中国如今的主流思想，但是这个状态一定会改变。日本的当代设计已经反过来又对西方有所影响，中国也一定会走到这条路上。但是在走向这条路的过程中，西方不会认可你，你还没有强大到他承认你能改造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正在被西方价值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建筑上的奖，概括起来就是文化上的原因。”

 “过去的几十年，在城市化发展的现代建筑史中，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建筑文化上，欧美一直是先锋。亚洲整体基本是保持着学习的态度，这就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单向输出和接受这种关系。我们想打破这个关系，立足的根本就是在文化的差异上。我们的设计受东方文化传统价值及智慧的启发，探索创造一种全新的建筑形式，跟东方传统不一样，跟西方现代化主义也不一样。我相信这种独特性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建筑界希望去关心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独特性可以让大家对东方文化的在现代的不同可能性有新的认识，东方文化不只是传统和民间的东西，也有向往未来的设计哲学。MAD的设计充满自然，充满对未知的想象，不同于现有的西方建筑。”

“所以你问我普利茨克奖，我觉得这个东西，没必要看的太重要。”马岩松侃侃而谈。

今年四月，马岩松在微博的微访谈中说，自己最担心的是“MAD失去了感情”。至于何为“感情”，倒并非指得是狭义上的团队之间的人情味，而是每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个体，感性的那一部分。

“很多年轻人在学校里都挺有感觉的。”他解释说，“后来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都改变了。你得保持你的敏感，你的感觉，你个人的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

事务性工作很多，工程也很繁琐，但是马岩松努力让自己的团队减少机械化的东西，保留“艺术家感情的那部分”。同时，即便他自认毫不在意外界的评价，却也极其不愿被贴上“参数化”的标签——相当多同行把他出品的疯狂形状与曲线归功于科学计算。

马岩松觉得，功臣从来不是电脑，而是他丰沛的感情和敏锐的感觉。于是在MAD自己的书籍与文章中，所采用的介绍与描述永远是诗化而浪漫的：

• “向上的生长，造就了一种自然的轮廓，让人更亲近阳光和风，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城市的激情。它不是一个平庸的城市机器，而是一座在钢筋水泥混凝土丛林中自然呼吸的人造有机体”——这是让MAD在国际建筑界名声鹊起的梦露大厦。

• “梯田连绵起伏，顺势而上。湖光掠影，建筑与山水相互映衬。建筑成为自然，自然融入建筑”——这是让MAD饱受争议与关注的黄山太平湖公寓。

• “雪山延绵起伏，湿地、湖面、连桥和蜿蜒而上的‘山路’将这个建筑群与自然环境完美结合。全景式的舞台背幕一旦拉开，室外的自然景观瞬间融入舞台之内”——这是让MAD拿奖拿到手软的东北新晋地标哈尔滨大剧院。

▲加拿大梦露大厦    

▲ 黄山太平湖公寓

▲ 哈尔滨大剧院鸟瞰  

▲ 哈尔滨大剧院室内

没有复杂纷繁的数据，没有长篇累牍的理论支持，那些城市中的人造“山水”，山水中的自然“城市”，地标与高楼，装置和房舍，无一不在兢兢业业地践行“山水城市”的中心思想，共同构筑马岩松心中有关未来文明的乌托邦。

当然，对于马岩松来说，“建筑”二字比一个物体、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甚至一个途径要宏大多了，因而建筑界内的活动、工程与项目，既容纳不下他的梦想和雄心，又装载不了“建筑”二字背后所蕴含的——人的情感，人的价值，社会关系，社会价值，以及最重要的，对未来的预言。某一天，他说不定要拍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未来剧情片，可以在银幕中实现他理想中的城市。又说不定，观众出了电影院，就发现眼前的景象就与MAD的“北京2050”如出一辙。自己的预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现实甚至改变现实——这无疑是让马岩松对“建筑”深深着迷的原因。

不过以上的所有，并不能使同行们感到完全地信服，即便马岩松说自己觉得反对的声音无所谓。许多建筑师们对于马岩松的“山水城市”毫不买账：要么说理念有问题，要么说形态不优美，要么提一提扎哈。

相较而言，尽管马岩松总说自己叛逆，可他从业以来的路线却格外积极而进取，反倒是正统的现象级建筑师该走的路子——批判今日，着眼明天。或许他真正的反骨，则在于同行们在朋友圈里与知乎上旗帜鲜明地高声反对他时，他却自顾自地把一栋又一栋楼立了起来。不仅立在中国，更是立在世界。

2014年，MAD在美国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的竞标中一举夺魁，以一个“够胆量、够前沿的新东西”击败了一群同样参与竞标的欧洲大师们，成为西方世界里第一家取得海外文化建筑设计权的中国建筑事务所。

▲ 美国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效果图

2016年，MAD参加了巴黎地标之一蒙帕纳斯大厦的改造竞赛，从全球700家参赛事务所中脱颖而出，入围最终七家参选者之一。在马岩松的方案中，整座大楼成了一张凹面镜，将埃菲尔铁塔以及整座巴黎城倒悬在天空之中。尽管这栋“都市蜃楼”最后应了自己的名字，惜败于一家本地单位，也不影响马岩松前进的步伐。他脑海中的乌托邦，无论业主、同行与路人能否感同身受，都会将自己的各个零件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或许某一天，这些碎片会拼合成一张完整的图景。或许这一天将会在2050年到来，或许更远，或许更近。

不过，在这之前，马岩松没觉睡。他得一刻不停地开会，还要接受大量的媒体曝光。在我们这一天的访问结束的时候，他看起来有点儿饿，吃掉了一小块儿桌上的蛋糕，看了一眼手机，便急急地溜走了——去送自己的儿子上网球课。

（本文摘自“马岩松的反骨”，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2月刊P15-21，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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