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建筑 —— 建筑在瑞士
作者:
[瑞士]沃纳·奥克斯林,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 Zürich)建筑历史理论研究所(GTA)前主任,教授,沃纳·奥克斯林图书馆馆长,基金会主席。
译者:
汪弢,瑞士dsw Architekten ETH SIA GmbH 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瑞士联邦注册建筑师,瑞士工程师与建筑师协会会员。
校者:
江嘉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候选人;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助理;
李鸽,《建筑师》杂志编辑。
本文摘自“瑞士建筑——建筑在瑞士”,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8年6月刊,总第193期P11-15
瑞士建筑的成功故事远比现代瑞士联邦的成立来得更早且深远。这种成功堪称当今这片不同文化圈滋养出的土地上最瞩目的成绩,也形成了后来举世闻名的瑞士文化多样性的基石。这包括位于穆斯塔(Müstair)的加洛林王朝遗址和位于圣加仑(St.Gallen)的修道院建筑布局,它们都与位于埃辛瑙(Reichenau)的修道院及修道院院长海托(Abbot Haito)存在一定关系; 反过来,后者又与巴塞尔(Basel)的第一座大教堂的建造有关。这与库尔(Chur)及洛桑(Lausanne)的主教座堂都有关联,而洛桑主教座堂更是在19世纪由维奥莱-勒-迪克(Viollet-le-Duc)以“勃艮第”哥特为蓝本修复完成的重要作品。多年之后,这种多样性在民用建筑中得到了延续,例如:苏黎世(Zürich)的市政厅,人们总会将它与建筑师弗特巴赫(Furttenbach)的形式语言联系在一起;纳沙泰尔(现名Neuchâtel,当时尚处于普鲁士王国的控制下)的市政厅,勒杜(Ledoux)曾参加过它的建筑竞赛。最后,对于瑞士这种多样性“传统”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自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福拉尔贝格州(Vorarlberg)和提契诺州(Ticino)的匠人从阿尔卑斯山区一直迁徙至俄罗斯以及像罗马这样的大文化中心。这种建造传统可以回溯至中世纪。
▲ 穆斯塔修道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3%BCstair#/media/File:Benediktinerkloster_St._Johann_retouched.jpg
▲ 埃辛瑙修道院
©https://de.wikipedia.org/wiki/Kloster_Reichenau#/media/File:Kloster_Reichenau_(Foto_Hilarmont).jpg
▲ 库尔大教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hedral_of_Saint_Mary_of_the_Assumption_(Chur)#/media/File:Chur_Kathedrale_1.jpg
▲ 洛桑大教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Lausanne-cathe7.JPG
这一切恰好契合了现代瑞士文化意识。从亨茨克(J. Hunziker)等人的研究开始,人们就认识到建造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各种各样的农舍的意义,将这类研究归为“瑞士房子”( Schweizerhaus)。即便如此,这类农舍也不过只是触及了现代瑞士文化意识的边缘。然而,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威廉 ·泰尔传奇“时期(也就是14世纪)的老房子在今天仍旧会遭到破坏。人们只有从外部来看事物,才能注意到它们与现代性之间明显的文化关联;美国建筑作家史密斯(G. E. Kidder Smith)在1950年的《瑞士建造》(Switzerland Builds)中,描述了瑞士地域性与其“本土建筑”(Native Architecture)的相生相伴,并且分析了它们与现代瑞士建筑的直接关系。
1815年,国家建筑走向一个现代、瑞士本土化的进程才开始真正启动。之前,像在埃辛顿(Einsiedeln)或圣加仑等地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巴洛克”时期建筑,与德国艺术史学家古力特(Cornelius Gurlitt)等人的德国巴洛克研究更为吻合;古力特等人大唱民族主义 (völkisch)的赞歌,称赞“各个地方居民的建造保证了重要的德国身份”。在古力特等人看来,提契诺州的大师们首先就是关于提契诺地方研究与国际巴洛克学术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波洛米尼(Borromini)出生于提契诺州南部的毕索涅(Bissone),他的头像后来也被印到了瑞士货币上。
近年来,许多这样的重要传统和作品都经常得不到体现。在这个现代联邦国家中,似乎只有民用建筑才能显现“自治的瑞士建筑传统(Helvetic)”,它们都因地制宜、简约朴素。出于对造价的担忧,当森佩尔设计苏黎世应用技术学院(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即ETH Zürich)主楼时,甚至还为其配了一位瑞士本地建筑师当副手。
▲ 苏黎世应用技术学院 (现ETH)主楼立面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Z%C3%BCrich_-_ETH_Z%C3%BCrich_-_Urania_Sternwarte_IMG_7447_ShiftN.jpg
这座颇具代表性的主楼如同“城市之冠”(Stadtkrone)一般统领整个苏黎世。一所建筑院校在此成立,后来成为连续推动建筑发展的基石。而在此之前,瑞士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讨论建筑在国家和公众间的意义和使命。例如“通识教育在形式美中的应用”(“Nutzen der Allgemeinen Bildung für das Schöne Form”,Melchior Berri)等话题在这方面发挥过作用。甚至在苏黎世应用技术学院成立之前,艾伦伯格( Carl Ferdinand von Ehrenberg)已经在苏黎世创立了一所学校,研究类似“建筑里的共和集约性”(“Republikanische Einfachheit im Bauwesen”)这样的问题,它完全是在古代维特鲁威式的“制宜”思想上为不同的建筑和功能选择合适的方法和形式。住宅建筑和后来的住宅区,还有公共设施以及后来的工业建筑在“民用建筑艺术”(Zivilbaukunst)的传统中都是建筑设计的任务。因此建筑形态学(Formenlehre)必须与之一致,并由此发展出培养建筑师的整套系统。倍受赞誉的瑞士建筑品质归功于与之相适配的连续性和学科准则。
尽管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国联大楼方案(Palais des Nations)“差一点”就变成现实,但从住宅建筑发展起来的现代瑞士建筑,在因循现代理念来设计传统意义上的代表性建筑时还是遇到了困难。现代瑞士建筑还是倾向于沿用住宅建筑这条既定的道路来发展,而且时至今日一直有声有色。住宅被视为试验田,尤其是像混凝土这样的新材料的试验田。在1957年的某次展览上,阿尔弗莱德 · 罗特(Alfred Roth)认为教堂建筑与学校建筑是两种特别适合瑞士的建筑类型。当涉及这两种类型时,无论使用混凝土、钢还是玻璃作为建造材料,瑞士建筑都能设计出比其他地区更丰富的内容。沃特 · 费德勒(Walter Förderer)、恩斯特 · 吉斯勒(Ernst Gisel)以及从“粗野混凝土”出发创造新可能的建筑师们,他们特有的表现方式和建筑师的艺术性一面一并构成了现代瑞士建筑的成功史。这些建筑作品让劳伦特 · 斯塔德勒(Laurent Stalder)这样的评论家干脆就将混凝土说成是瑞士非常出色的标志。
▲ 沃特 · 费德勒作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Walter_F%C3%B6rderer#/media/File:Toggenburg_Lichtensteig_Katholische_Kirche_StGallus_tower_view_from_the_south.jpg
▲ 恩斯特 · 吉斯勒作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Ernst_Gisel#/media/File:Reformierte_Kirche_Effretikon,_Rebbuckstrasse_2011-09-07_18-22-00_ShiftN.jpg
尽管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诞生于瑞士拉萨拉兹(La Sarraz),它与国际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它的办公室、声望卓著的秘书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也都居于苏黎世的多德塔尔(Doldertal),然而绝不是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就决定了一切。汉斯·梅耶(Hannes Meyer)与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是广受关注但昙花一现的杂志《ABC:建筑文集》(ABC Beiträge zum Bauen)的主编,这本杂志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以应对社会及政治挑战为核心的观点,它更多地源自材料和建造问题而非风格问题,尤其吸收了荷兰的经验(梅耶在他担任德绍包豪斯的校长时将这本杂志带入了包豪斯)。同样植根于瑞士传统的HMS建筑师团队(HMS,即Haefeli,Moser,Steiger)也独创了自己的实用性建筑。这一切都赢得了好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8年,鲁道夫 · 斯瓦茨(Rudolf Schwarz)甚至用了“瑞士派”(Helvetia docet)这样的词来称赞这个小国为“富有创造力的边缘地带”。瑞士人为自己的小国感到骄傲,但也关心它能否保持自我。因此,诸如斯瓦茨所谓的“呈现于建筑中的人性礼节”的判断显得更为重要。对于马克斯 · 弗里施(Max Frisch)而言,瑞士建筑的特色是“适度”。早在二战期间,1939年于苏黎世举办的国家展上,建筑师汉斯 · 霍夫曼(Hans Hoffmann)谈到了“我们建筑中的亲切细节”。此后,也许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建筑系在那些年里最具影响力的教师——伯纳德 · 霍斯利(Bernhard Hoesli)以批判的语气描述了瑞士人的性格:“我们很少原创,但擅长应用; 我们不愿推动,宁愿等待;我们不喜欢放弃熟悉之物,我们对新事物持审慎态度。不信奉差异,不喜欢另类,不看重天分。”
霍斯利与奥斯汀(Austin)的“德州骑警”(Texas Rangers)尤其是和柯林 · 罗(Colin Rowe)有很多共通之处,他在这些共性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有效的教学法,严格限定在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几个房子以及蒙德里安(Mondrian)和杜斯伯格(van Doesburg)的画作之中。这种形式化的学科非常适合瑞士式的“简约朴素”,也适合关于类型学的当代讨论。受到阿尔多 · 罗西(Aldo Rossi)深远影响(罗西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教书时间很短暂),这进一步推动了对城市的重新认识。总体而言,它为瑞士建筑的成功史创造了肥沃土壤。有必要补充一下,尤里 · 巴赫曼(Jul Bachmann)和斯坦尼斯劳斯 · 冯 · 穆思(Stanislaus von Moos)在他们的著作《瑞士建筑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Swiss Architecture,1969)里再次展现了瑞士建筑的多样性。
在1945年后,瑞士人同样乐于向“伟大的大师”学习,不仅是勒 · 柯布西耶,还有弗兰克 · 劳埃德 · 赖特(F.L.Wright),尤其是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若忽略这个大环境,就很难理解像弗里茨 · 哈勒(Fritz Haller)和弗朗茨 · 富格(Franz Füeg)的设计。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意大利和芬兰对瑞士的影响与以上的历史是截然有别的。
▲ 弗里茨 · 哈勒作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Fritz_Haller_(Architekt)#/media/File:Kantonsschule_Baden_Fritz_Haller_01.JPG
▲ 弗朗茨 · 富格作品
©https://de.wikipedia.org/wiki/Franz_F%C3%BCeg#/media/File:Luzern_Meggen_Katholische_Piuskirche_inside.jpg
随着提契诺建筑作为一种现象而出现,并且涌现了像马里奥 · 博塔(Mario Botta)这样的非凡天才,原本占主导的瑞士德系建筑受到了冲击。也就是说,瑞士建筑师其实不仅仅只有像赫尔佐格和德 · 梅隆(Herzog & de Meuron)、彼得 · 卒姆托(Peter Zumthor)这些令其蜚声世界的明星。瑞士出现了一个由优秀建筑师组成的密集网络,他们将“瑞士派”的美德与独创性和创造力相结合。这其中也包含了常被低估的瑞士本土价值。最后,这一切成就均得益于杰出教师的支持,比如路易吉 · 斯诺兹(Luigi Snozzi)或者像马丁 · 斯坦曼(Martin Steinmann)这些风度翩翩的而且是年轻人的良师益友。
长久以来,瑞士建筑的多样性同样创造出了形式及建筑设计的多样性;瑞士人重建了文脉,他们知道将新事物放入老环境中是一项长久的使命,像罗杰 · 迪纳(Roger Diener)、安德里亚 · 德普拉泽斯(Andrea Deplazes)或者富于原创的瓦勒里欧 · 奥加提(Valerio Olgiati)这样的建筑师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更年轻一代的瑞士建筑师将延续着相关话题。
[本文由沃纳 · 奥克斯林教授用德语成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院艺术人文学导师苏珊 · 克莱伯(Susan Klabier)翻译成英语,由建筑师汪弢翻译成中文]
※ 标题图来源:程博拍摄
(本文摘自“瑞士建筑——建筑在瑞士”,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8年6月刊P11-15,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193丨2018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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