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中国园林研究的学术史情境初探：与刘敦桢、童寯的关联与比较
作者：
顾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
本文摘自“陈从周中国园林研究的学术史情境初探：与刘敦桢、童寯的关联与比较”，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2月刊，总第197期P66-72
▲ 从左到右：刘敦桢、童寯、陈从周
一、引论
陈从周（1918—2000）是中国园林研究的大家，其成就已得到诸多关注和剖析。目前已有的认识主要就陈从周本人来谈他的研究成果，然而陈从周的中国园林研究是在一个具体的学术史情境中展开的，他的研究和思考也受益于向前辈的请教、与师友的交流，对相关学术情境的认识，可以对陈从周的中国园林研究得到更为全面而立体的了解，而通过关联比较，也可以对他研究中的特色有更为深入而清晰的呈现。这样的考察，也有助于建立起更有深度的中国园林研究的学术史视野，并为当代的中国园林研究者的学术取向提供借鉴。
在20世纪的中国园林学术史上，在陈从周之前及同时代的研究者中，刘敦桢和童寯是两位最重要的学者，二人与陈从周在学术上也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在此，将陈从周与这二位学者的学术交往加以重点考察，并在学术史的情境中比较他们在中国园林研究上的异同及特色。
二、陈从周与刘敦桢
1.师生情谊
刘敦桢是陈从周在学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刘敦桢（1897—1968）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与建筑设计师，曾留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归国后参与创建了第一所全由国人主持的华海建筑师事务所的工作，也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高等建筑教育专业的肇建人之一；他于1932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从此专事古建研究，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大量和重要的成果，为“我国传统建筑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和最具权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与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密切合作，有着“‘南刘北梁’的显赫声名与巨大成就”。
陈从周是学文学出身，1942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文学系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1950年代任教于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后并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中国建筑史，作为非科班出身而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极大成绩，这与他同刘敦桢的交往密不可分。陈从周曾这样自述他和刘敦桢结识、交往的过程：
我开始学习古建筑时，固然由于我自幼的爱好，对那些古建筑物有了一些初步认识，那还不过如看古董一样，浮光掠影，从建筑的古旧来认为这是明朝清朝。建筑的构件名称叫不出，细部的特点也说不明白，我就去找宋《营造法式》《清式营造则例》这些书来看，仍是一知半解，进而去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来看，这些书真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寻到，我就在业余去啃，总算渐渐地开了眉目、知道了一个大概。到这时候我才大胆写信给刘敦桢教授，他是古建筑著名学者，在南京任教，而我却在上海。如果我一无所知，我是没有资格与学者通信的，承他对我的奖掖，我们于是从书信中形成了师生关系，那样也可算是一个函授生了……我们两人之间的信，后来累积了几百封，可惜皆在“浩劫”中失去了，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
除了通信指导，还有当面的交流、甚至实地的考察指导，如1954夏陈从周跟随刘敦桢去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进行古建筑考察，其后刘敦桢还委托陈从周参与上海龙华塔的修复工作，可见厚爱。在刘敦桢的悉心指导下，陈从周成长为知名的古建专家，能够在优秀专业学者如云的同济大学建筑系立足且名声日广。陈从周对于刘敦桢师恩的感激之情，出现在他的诸多文字之中，如在刘敦桢逝世后所作《悼新宁刘士能师敦桢教授》：
新宁刘士能教授敦桢，余之恩师也。双鬓渐白，益念师恩。盖余之薄负时誉者，胥出师之教益也。回思汪公定曾之介初识，师，接之温温，垂询频频，不以朽才而弃者，其时余于古建之学，读先生著作，粗解绪余，师悯余为学之诚，遂以弟子视之。往后虽宁沪两地，鱼雁不间，往往累数纸而不尽，深解余必珍藏之也，不意“文革”中荡然无存，每一忆及，辄为泪下，余深负吾师也。师逝世廿载，无日不仿佛其神态謦欬，犹在目前，青年从游之乐，问学之情，与夫处世之道，真彬彬然古之君子教人也。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此唯在新宁刘氏之门得之。顾念师恩，愧一生未报。魂兮归来，唯泥首叩谢。知白首弟子，尚依依于师灵也。
又如在《梓室余墨》一书每每谈到对恩师的回忆：“士师往矣，此情不再，书至此令人腹痛”，“二十余年来相互切磋，谊在师友之间，今往矣，每一念及，令人腹痛”，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如秦颖源所述，“晚年，陈从周先生著文每提及先师……他深知，这种得益于传统文化熏陶而养成的‘从师’风范是和历史机遇、个人努力同等重要的成功要素。”今人常津津乐道于陈从周和梁思成之间的交往，但如果读陈从周的《刘士能与梁思成》一文，称呼刘敦桢为“新宁刘士能师敦桢教授”，而称梁思成为“新会梁思成教授”，亲疏之别，一望而知。
2.“师生竞赛”
刘敦桢对陈从周的学术影响，不仅在古建筑本身方面，还在于对园林的研究。
根据陈从周的自述，他对苏州园林的兴趣与考察在1950年代初即已开始，当时他在苏州工专兼课，校址在沧浪亭，课余之暇，“信步园林，以笔记本、照相机、尺纸自随，真可说‘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自游、自品、俯拾得之”，游览园林并加以记录。但也要看到，此时陈从周的园林爱好还只是业余兴趣的阶段。他对苏州园林真正进入学术性研究并加以发表，还是受到刘敦桢研究的带动。陈从周长女陈胜吾回忆：“是刘先生提醒我父亲关注苏州园林的”。
对刘敦桢而言，园林是属于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1936年就已经仔细考察了苏州城内外的6座园林，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苏州古建筑调查记》中加以评述，这是他江南园林调查研究的起始，他也成为“当时研究园林艺术的少数人之一”。1953年，他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成立，很快将园林作为研究重点对象，进行测绘记录和分析研究；这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对中国园林开展的机构性调查研究，也引领了全国性的园林研究热潮。这一阶段，陈从周与刘敦桢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不仅在古建研究方面随刘敦桢赴北方勘察古建，而且在园林方面，也曾“同客吴门，朝夕盘桓于山石间，促膝相谈，且函札几无虚日。”可以说，刘敦桢对苏州园林研究的投入，也促进了陈从周对园林进行学术上的深入研究。
刘敦桢的园林研究是有计划、有步骤、稳步开展的。1953年后他“将研究工作的重点，由原来的民居转向了园林。他迅速组织所属的中国建筑研究室和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历史教研组的全体人员，对已掌握的现有资料进行排比和筛选，最后确定了以苏州为中心、以私家园林为重点的研究方针，以及缜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此项工作从1954年夏季正式开展。”1956年10月，刘敦桢在南京工学院第一次科学报告会上作《苏州的园林》报告，这是他初步研究成果的展示，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里程碑式成果。此后，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组织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调查、测绘，投入到《苏州古典园林》一书的写作，反复补充、修改：1957年初形成第一稿（即《苏州的园林》报告的单行本）；1960年完成第二稿，得到大量的反馈和仔细的讨论；1963—1965年进行深入修改补充，形成第三稿；1968年刘敦桢去世后，1973年起由潘谷西等整理，1979年最终出版面世。
与刘敦桢对书稿的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相比，陈从周出成果的步子要快得多。园林测绘图是建筑学界进行园林研究的基本材料，这也成为现代进行园林研究的一项标志性工作，陈从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间相对较迟。1956年5月，陈从周率领几位老师及五十多位建筑学本科二年级学生前往测绘了苏州拙政园和留园。10月，陈从周完成《苏州园林》书稿文字、写下“编后附记”。当年内，《苏州园林》一书于由同济大学教材科印刷出版。这一成果与刘敦桢的《苏州的园林》报告几乎同时期完成，虽然发表时间未必更早，但作为专著的出版形式，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讨论苏州园林所出版的第一部书”。这本书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为他后来成为古建筑、古园林专家奠定了基础，并因此被提升为副教授”。
刘、陈师生间同时进行的苏州园林研究，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竞争。作为旁观者，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先生在致童寯信中提到：“闻士能与陈从周两君，亦曾致力于园林采缀……不知他师生如何竞赛耳”。这一“师生竞赛”也在童寯的文革“交代材料”中曾经简要提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在刘敦桢主持下成立中国建筑研究室，他仍念念不忘古典园林，就从事调查搜集资料，不意为他的“门徒”（上海同济大学讲师）获悉而争先恐后抢印《苏州园林》一书出版，这事使刘发火，不厌其烦地牢骚了多少次……
抛开在当时政治环境下不得不采用的批判语气，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到刘敦桢一度曾有的不快。根据当时作为刘敦桢助手的潘谷西、杜顺宝的回忆，因为陈从周的书“抢在前面出”，并且“测绘图错误很多”，引起“南京工学院方面的不满意”。对此，陈从周自己也有述及：
1956年，我的《苏州园林》出版，刘先生有点不高兴，因为他也在领着几个人编这本书，结果这本书到1960年才出。虽然是前辈，但学术研究上不分先后，我单枪匹马，快手快脚……我走在老先生前边，他在心理上一时总扭不过弯来，但我见刘先生，总是恭谦非常，执晚辈礼。刘先生也是胸襟开阔的学者，不久我们又以忘年交相往来了。
师生间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交往。从存世的刘、陈间信札中可以得知，二人此后仍然交流甚多，还在深入探讨园林研究的问题；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的过程书稿，也曾向陈从周征求意见；1959年开始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在第三稿（1960）和第六稿（1962—1963）的编辑中都邀请了陈从周参与。从中确实可见刘敦桢的开阔胸襟与二人师生情谊的延续。
3.学术差异
陈从周与刘敦桢在园林研究中有着大量的讨论切磋，二人的最初重要成果在时间上也相近，对二人的园林研究间的异同的认识，可以对陈从周园林研究学术特色的理解有极大帮助。
首先要看到二人的研究及成果有着明显的交集，陈从周从刘敦桢那里有许多认同和吸取。如在《苏州园林概述》一文中，陈从周就多处引述了刘敦桢的意见：
刘师敦桢云：“此为园林设计上运用最好的对比方法。”
留园虽以水为主，然刘师敦桢认为该园以整体而论，当以东部建筑群为主，这话亦有其理。
刘师敦桢主张：“池水以聚为主，以分为辅，小园聚胜于分，大园虽可分，但须宾主分明。”
刘师敦桢云：“南京明徐氏东园池底置缸，植荷其内。”用意相同。
可见陈从周对刘敦桢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吸收。
尽管陈从周与刘敦桢的园林研究有着共同之处，但我们更可以看到二人间一些明显的研究方法差异，进而可以认识更为深层次的学术取向上的差别，这些差别也贯穿于二人的整个园林研究生涯。
刘敦桢是以极为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园林研究的。笔者曾总结刘敦桢的方法：“首先在调查上，在尽可能大量的资料基础上的选择、研究……每项调查尽可能详尽准确，如对于园林植物，不仅对每棵花木的名称和特性了解清楚，而且在测绘时尽可能加以详细记录。这种严谨性更加明显地反映在最后呈现的测绘图中，‘刘敦桢在研究室对每位成员的调查研究成果的呈现质量要求极高，所制图纸都要依据测量数据，负责测绘的同志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这种对精确性的要求极其严格，甚至反复重绘，因而最后的成果水平极高，质量可谓登峰造极而成为后世学人难以逾越的标杆。同时对摄影照片的要求也非常高，不仅力求尽可能全面、典型的园林景象，而且要反映出一年四季与一天四时的时间性变化特点，因而派专职摄影师常驻苏州园林，积累照片两万多张，最后采用的可谓百中选一。图纸、照片的要求如此，对文字的态度也同样精益求精，‘文章酽醇，立义严密，不妄论断，尤为学界折服’‘文稿先后反复修改了四遍，一遍比一遍深入详细’。可以看到，反映出刘敦桢作为第一流学者的治学态度，也可见对于知识剖析与传达的客观、准确、谨慎的科学精神。”在成果上，“刘敦桢的研究则有着严密的系统性……是一种建筑学视角的、较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术写作方式。”在最初的《苏州的园林》成果中，这样的方法及表达，已经能够基本呈现。
相比较刘敦桢的极端严谨和耐心打磨，陈从周“快手快脚”而获得的成果相对有限，但又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带领学生测绘到《苏州园林》出版，仅约半年，这样的速度，即便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仍然并不多见。全书近300页篇幅，以照片图录及测绘图为主，作为研究正文的“苏州园林初步分析”仅占12页；从文字分析的深入和测绘图的质量来看，与《苏州的园林》差距明显，但在“图录”部分极具特色。在作为全书主体的180页照片部分，每张照片都配以一行宋词——这一突出历史感和文学性的做法，虽然不是陈从周的独创（在1940年代，“图像摄影与唐诗之间共享和兼容的写意精神已经见诸公开发表的杂志之中了”），但在中国园林研究史上还是独树一帜的，而且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冯仕达对此评价：“照片的意义随着将它们和宋词并置的创造性行为而有所变化。建立图文联系的过程不是作为景观客体的园林本身，而恰恰是蕴藏意义之所在。照片的运用使得中国园林从一种令人愉悦的客体（园林体验者的文化背景已被默认）转换成另外一种（观者所受文化熏陶迥异）。陈教授的图文并置重新开启了图像的思辨性，让读者能够重新评估照片的真实性，同时观者希望锁定客观事物的视觉冲动也得以缓解。并置促使观者反复观看并穿梭联想，这使并置成为一种文化实践。”由于有宋词带来的主观情感，消解了照片作为客观真实记录的意义，这是更贴近中国传统审美方式；与此同时，这种做法也承续着传统“比”与“兴”带来的新意义的唤起：“宋词与照片的并列‘唤起’了我们的注意，引起了偶然的发现，也建立起了宋词所描绘的场景与摄影场景之间的类比，以隐喻引领我们从一个场景转向另一个。多次图文并置所累加起来的力量，让读者意会到在陈教授的园林体验当中有一种模糊而丰富的感性理解。”
可以看到，通过刘敦桢与陈从周在1950年代进入中国园林研究后的比较，二人的初步研究成果呈现出了不同的方法特点。而在这种方法差别的背后，则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学术思想取向的差异。
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有论述，刘敦桢“极其重视传统文化，并将对此的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但他已成为现代‘知识人’，认同的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自西方引入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是他的利器，对于传统是在反思基础上的分析、并以此来对历史资源进行现代的转化，从而为当代建设的实践服务。”“以这种科学的视角，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更多是一种拉开距离的客观审视、剖析，而主要不是置身于内、沉浸其中的主观体验、感受。”正是在这样的取向中，他“完全以一位现代学者的方式，将园林纳入建筑学的范畴之内，通过西方的学术视角与分析方法，对传统中国园林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总结与极为严谨的表达呈现。”而其成果“成为至今中国园林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并对现实的实践建设起到巨大的指引作用。”
而在陈从周这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尽管也需要相对客观的分析记录，但不能脱离人的主观体验感受，园林尤其如此。他将园林照片配以宋词的做法，正体现了将园林视为人的情感寄托对象，而有着主观情趣的鲜明流露。如赖德霖指出：“陈从周坚持了中国传统文人移情式——即以人之情感投诸外物，视外物亦具人情——的环境认知。”陈从周对诗、画、曲等方面也颇有造诣，而园林也正是与这些传统艺术情趣相一致的一门学问。这也与二人的学术出身有关，与刘敦桢留学于日本、得到严格的工科训练不同，陈从周是文科出身，这一特长在古建筑研究中的作用尚不明显，但在园林领域，却可以呈现出一种特色优势。
这一深层思路的差异，也可以在刘敦桢与陈从周在“法”与“式”方面的分歧中看到。陈从周回忆当年与刘敦桢的讨论：
……促膝相谈，且函札几无虚日。然二人论点终未尽同，其重在“式”，我主在“法”，即有法而无式也。先生深于法、式做法之道，宜有此见解。
虽然这里对“法”和“式”的概念并未有明确界定，但还是大致能够判断，刘敦桢更重视各种具体呈现的做法，而陈从周更关注做法背后的原则。具体技艺做法之“式”为可明确研究的对象，而作为指导原则的“法”则更要去关注内在的文化内容、也就是人的情趣倾向。可以看到，二人这种分别对技艺和文化二者倾向的差异，从1950年代开展园林研究之初就已经存在，此后一直延续。刘敦桢对造园技艺的严谨分析在其遗著《苏州古典园林》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而陈从周对文化情趣的取向，在“文革”之后的一系列园林研究文章，尤其是《说园》系列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三、陈从周与童寯
1.情趣相投
童寯（1900—1983）是另一位20世纪研究中国园林的先驱，被公认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园林调查研究。童寯本人是一位建筑师，于1925—1928年留学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建筑学硕士学位，1930年归国后，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主创建筑师之一，其作品与理念，以拥护现代主义、反对复古的保守主义而具鲜明个性。与此同时，他又醉心于园林文化，在1930年代初以业余时间独立开展了园林的考察及研究，于1937年写成了《江南园林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准备在营造学社刊行，因抗战爆发而中断，历经坎坷之后，直到1963年此书才得以付印。《江南园林志》自成稿后就广受赞誉，以其史证之丰厚、记录之详实、视野之宽阔、见解之精辟，成为20世纪中国园林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论著；此书兼具两个方面特点：一方面是开创性，是毫无疑义的“开山之作”，在记录内容、图像方法、研究视野、见解评论等方面体现着鲜明的新意；另一方面是延续性，在语境构建、情趣蕴涵、写作方式、表达呈现等等方面，都明确体现着是在传统文化脉络之中展开的延续，总体而言是一部传统文人型的作品，也被认为是自明末《园冶》以来我国造园方面最伟大的一部著作。
陈从周与童寯的结识过程，在目前所知的材料中并没有具体呈现，很可能通过刘敦桢的介绍。童寯与刘敦桢约于1935年因园林研究而结识，1937年童寯的《江南园林志》书稿也是托付给刘敦桢，1944年刘敦桢邀请童寯前去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1952年开始童寯专任南京工学院教授，自此二人一直共事，为终生挚友。刘敦桢与陈从周自1950年代初在园林方面频繁的交往讨论，以刘、童二人的亲密，或许促成了童、陈间的相识。
虽然现存的材料不多，但仅凭这些材料，就已经能够看到陈从周与童寯之间交往的亲近。其中最可表达出密切的，是二人间的诗词互赠。陈从周曾记录：
老辈建筑师中童寯丈工诗，但不多作，近以诗书扇页见贻，录如后，诚不可多得，洵建筑界可记之掌故也……诗题云《感月吟风久弃弗为，昨岁偶得友人投赠七律，即步元韵答和，自嘲亦以自勉》。
童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作不多，但能给陈从周赠诗，且书于扇页，可见对陈从周的厚爱。而陈从周赠童寯之诗词，目前所见就有诗二首、词一首，题为《答童寯教授》的二诗和《浣溪沙》词一首都收录于陈从周的《山湖处处——陈从周诗词集》，其中词作又见于陈从周致童寯信，名为《浣溪沙见寸寯老仁丈书□赋□□答忆随》，录于《童寯文集》中。
童寯与陈从周间的诗词互答，体现了二人共同的传统文化情趣。陈从周的传统文艺功底人所共知，在诗、画、文、曲等各方面都有不凡造诣；而童寯也擅诗画。童寯的诗作留存不多，可知的有1940—1944年滞留贵州期间与友人唱和的《西南吟草》诗集中15首；在绘画方面，童寯1930年代曾拜国画大师汤定之学习国画，现存作品有1978年为友人林同济所作山水画等。
在传统诗画情趣背后，是二人共同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在童寯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的士精神和士文化，诗画等艺术为传统文人情趣与寄托所在，也反映着他的文人气质和理想。这在陈从周那里也是一致的，他深知童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这成为二人交往的深厚基础。现存陈从周致童寯的三通信札，全用文言写成，语辞典雅而亲敬，这与刘敦桢与陈从周间主要是现代学术讨论的文风可以形成鲜明对比。
正是这种对传统文人情趣的共同追求，也使二人都有着对于传统园林的由衷热爱。陈从周致童寯信中述及：
寯公教授前辈赐鉴，奉尊示至感高谊，泉石钟情有若我辈良共一笑……
“泉石钟情”的园林深情，正是二人不同于与其他学者交往的深层纽带。将园林视为一种富有情趣与生命意识的生活方式，而非只是接受客观剖析的研究对象，是二人的共同观念，也使二人在园林研究上有着深层的息息相通。
2.兼师兼友
在陈从周《答童寯教授》诗中，有“论交卅载师兼友”之句。前文概述了二人间情趣相投的“友”的一面，这里对童寯作为陈从周在中国园林研究方面之“师”的一面作简要探讨。
童寯作为开创现代意义上中国园林调查研究的学者，是陈从周的学术前辈，陈从周对童寯的园林研究报以极大的尊敬，尤其对《江南园林志》推崇备至：
尊著日置几案，暇则把卷长诵，几无日不在相对聆教也。私谓园林一道能得其神者仅见于高论，小子虽步诸公后尘差得其情而已。计无否之书，流传三百年。今公书布世，设无否有知亦叹所见不逮也。从自问当能□绪余想，前辈亦当莞尔以报。
从“私谓园林一道能得其神者仅见于高论”，可见陈从周对童寯的园林研究评价之高；而将《江南园林志》与计成的《园冶》并论，甚至“设无否有知亦叹所见不逮”而有超出之处，更是置于至高地位了。这样的赞誉程度，我们从未在陈从周对其他园林学者的评述中见到，可见陈从周对童寯的佩服之至。
在陈从周的园林研究文章中，也有对童寯观点的直接引用，如在《续说园》中提及：
童寯老人曾谓，拙政园“鲜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真小颓风范，丘壑独存，此言园林苍古之境，有胜藻饰。
对园林境界品格的认同与童寯一脉相承。如赖德霖所论，“与童寯相似，陈从周也曾从视觉感受角度对中国园林进行风格划分”，这也显示着他对童寯的接续。
在陈从周与童寯的通信中，也可看到在园林研究方面的交流，如陈从周向童寯介绍自己在扬州、杭州等地对园林的发现与心得，并有绘图和摄影，可见探讨的深入。
童寯在园林方面对陈从周的评价认识，尽管目前未发现有直接材料存留，但在陈从周《答童寯教授》诗作中有这样一段说明：
余于南京工学院讲“扬州园林”，童老主其事。
童寯曾邀请陈从周到南京工学院作“扬州园林”的讲座。童寯以“孤傲的性格”著称，而能邀请晚辈讲学，充分说明他对陈从周的肯定。
3.同气相求
童寯为陈从周的前辈，二人研究中国园林的历史背景不同——童寯的中国园林调查研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正被西方文化浪潮严重侵袭的时代，他背负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发愤”而作书；而陈从周的研究，则是作为在新历史时期中的个人爱好而“乐此不疲”。二人研究的专业背景也不尽相同——童寯作为一名水准极高的职业建筑师，能够独自步测园林平面图，并且有着建筑师的敏感，一些观点和问题“只有像童先生那种对设计过程有深刻体会的建筑师才会问得出来”，因而为当代建筑师所激赏；陈从周是文学出身，关注园林“以诗情画意作主导思想”，在方法上，“一本造园的科技书，以文学化出之”，因而为大众所喜爱，“受到了读者的赞誉和好评”。这些都是二人的中国园林研究的差异之处。
然而即便有这些差异存在，总体而言，陈从周与童寯的中国园林研究更呈现出鲜明的共同取向，尤其同刘敦桢较为西方式的科学严谨的现代学术方法相比较，他们都在延续着中国传统的脉络。他们二人都认同中国文人传统，而园林则是文人传统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在于技艺，还在于内在文化；中国园林不仅仅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的情感，园林首先是一种富有情趣与生命意识的生活方式。在陈从周那里，“中国园林不是一个需要借助静观和冥想到达的彼岸世界，它‘有生命、灵感、还有人情’”；童寯那里，“情趣在此之重要，远甚技巧与方法。”对园林情趣的重视，成为二人的中国园林研究共同的根本取向。在这方面，二人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园林研究是作为建筑史研究的一部分，而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总体上有着以关注现实、服务社会为明确的取向，“建筑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必须以能否为人民服务来区分研究对象的优劣”，因而如刘敦桢以科学的方式认识园林、以面向实践为鲜明目的是研究的主流，而如童、陈对传统园林文化情趣的关注则少有人涉及；而且这也是具有风险的，陈从周的《苏州园林》就被批判为“士大夫的意识浓厚”。但陈从周自述“并没有气馁”，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正是有了童寯这位前辈予以引领、产生共鸣，陈从周的这种园林研究才不至于成为完全的孤家寡人，他才能够得到内心的慰藉、从而有信心在这一方向继续前行，并且经过多年积累，终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迸发出丰硕而灿烂的成果。
四、结语
刘敦桢和童寯是陈从周中国园林研究的学术情境中的关键人物，陈从周与两位前辈的密切交往成为他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背景；通过在此学术史情境中的关联比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陈从周的中国园林研究的特色所在。与其恩师刘敦桢极为重视园林研究的科学性形成鲜明对比，陈从周的研究更关注传统园林的文化情趣，将个人的主观情感投射于研究对象之上；这一学术取向与童寯更为接近，虽然二人的专业背景和问题关注有所差异，但都将传统园林认同为一种富有情趣意义的生活方式，在同气相求中延续着传统园林的文化脉络。在这样的比较中，可以更清晰而深刻地认识陈从周的中国园林研究的精髓，以及对于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传承的意义。
通过对这一学术史情境的认识，也可以对于20世纪中国园林学术史的传承发展以及其中的多样性得到更好理解。中国园林研究并非只有一种范式，而是存在不同的取向；20世纪的学者中，主流是以西方式的科学方法来外在审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但也有少数人在认同并坚守着传统园林文化的内在精神情趣，陈从周正是后者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对于当代学术发展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前辈的差异化研究成果共同成为当代学术的基础，供我们或选择，或综合地借鉴、发展；陈从周与其他杰出的园林研究前辈，如同夜空中的璀璨星座，成为醒目的坐标，而为当代的学术航行者作出指引。
（本文节选自“陈从周中国园林研究的学术史情境初探：与刘敦桢、童寯的关联与比较”，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2月刊，总第197期P66-72，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197丨201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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