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雷德勒：建筑不需要时髦！
作者：
时思芫，LRO建筑事务所建筑师
杨诗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LRO建筑设计事务所 —— 基于城市和历史的建造”，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4月刊，总第198期P103-113
本文旨在将德国斯图加特建筑设计事务所LRO介绍给中国的读者。2019年初，我们与低调、纯真、风趣的建筑师阿诺·雷德勒在其事务所里进行了一次长谈。话题涉及求学、工作、事务所、教育、历史与若干重要作品。作为二战后出生的第一代德国建筑师，雷德勒面对的是社会动荡、城市废墟与历史断层。在四十年的实践生涯里，LRO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建造了大量公共建筑。雷德勒始终坚持“先城市，后建筑”的设计原则，并且认为建筑师应该学习历史，但不应受限于历史主义。其清晰的城市观与历史观，对德国建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导言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1947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68—1976年在斯图加特大学及维也纳工业大学求学，1976年于斯图加特大学取得学位，毕业后前往苏黎世，在名噪一时的恩斯特·吉赛尔（Ernst Gisel）建筑事务所工作，一年后返回德国，在斯图加特近郊的图宾根一家事务所工作，1979年在斯图加特成立建筑事务所，开始独立实践。1985—2014年间，先后在斯图加特应用科学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斯图加特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并在德国与瑞士政府部门担任要职。雷德勒是LRO事务所的创始人及合伙人，其事务所90%的项目是通过竞赛赢下的，这些项目几乎都是学校建筑、文化建筑与教堂建筑等公共建筑，并多集中在德国西南部施瓦本地区。其中作品拉芬斯堡美术馆，获得2013年德国国家建筑奖（Deutscher Architekturpreis）、2013年德国建筑博物馆建筑奖(DAM Preis für Architektur in Deutschland)、2013德国可持续发展特别奖（Deutscher Nachhaltigkeitspreis - Sonderpreis）在内的诸多奖项，并入围2015年密斯建筑奖的最终名单。2016年，阿诺·雷德勒及其妻子尤亨·哈格纳斯多提获得德国建筑工程师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Großer DAI Preis für Baukultur）。在40年的实践生涯里， LRO事务所相继完成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业界拥有极高的声誉，是德国西南部最受敬仰的建筑事务所。
▲ 阿诺 · 雷德勒与太太及合伙人尤亨 · 哈格纳斯多提 © 摄影 杨诗雨
2019年2月初，我们来到雷德勒教授位于斯图加特的事务所。事务所在一栋1950年代建造的办公楼里，空间划分十分传统，由一条走廊划分出两侧的办公室，不同的办公室负责不同的项目，事务所目前有四十多位建筑师。雷德勒教授虽然已经72岁了，但精力充沛的他依然每天工作于设计一线。每个周末，当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会自己来到事务所，继续手里的设计工作。不同于大部分严肃冷峻的德国建筑师，雷德勒教授非常平易近人，低调幽默的性格使他具有一种天生的人格魅力。访谈中，我们总是被他风趣的语言和神态所感染，整个访谈也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
▲ 事务所工作场景 © LRO 事务所提供
▲ 事务所工作场景 © LRO 事务所提供
▲ 事务所工作场景 © LRO 事务所提供
▲ 事务所工作场景 © LRO 事务所提供
求学经历
时思芫（以下简称时）：阿诺·雷德勒教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收到了《建筑师》杂志的邀请，希望值此包豪斯100周年之际发表一系列关德国建筑师的文章。我们非常喜欢您的建筑作品，也很仰慕您在实践和教学中的杰出贡献，希望能通过此次访谈将您介绍给更多的中国读者。请问您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呢？
阿诺·雷德勒（以下简称雷）：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建筑师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总是穿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衣服。那时我家附近就住着一位建筑师，他开了一辆保时捷。你们想想，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男孩看到一辆保时捷，对他而言就是人间天堂啊。
时：但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的。
雷：（笑）是的，我没有保时捷。
时：我们对您上大学时学校里的氛围和思潮很感兴趣。那时学校里盛行的是关于社会学、经济学的思潮，或者是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呢？
雷：后现代主义是我从学校毕业以后，才真正开始在德国传播开来。我刚入学的时候，正是“六八运动”，一代人都在尝试革命。之后又出现了来自红军派的恐怖主义分子（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是德国的一支左翼恐怖主义组织），他们进行了左翼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斯图加特大学的建筑系，被认为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联。学院里的课程全都停掉，没有老师，学校处于完全罢工的状态。我们则被各种政治活动包围，有关社会的讨论层出不穷。所以我认为我在学校里没学到多少东西。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教学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常常想，老师应该如何去教授建筑学呢？毕竟我在学校里几乎没怎么上过课。
时：那您是自学的吗？
雷：那个时候参加革命的学生宣称，建筑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建筑只为官僚精英服务，类似云云。那时出现了许多庞大的建筑公司，像社会主义国家一般建造房屋，这一切和建筑学没有太多关系。于是我就想，还有什么和建筑学有关呢？我觉得古建筑保护还能和建筑学联系上。于是我去了维也纳，在维也纳工业大学学习了一年的古建筑保护。但是之后我意识到其实我并不愿意继续做古建筑保护，又回到了斯图加特。那时候学校里的教学已经开始逐步回到正轨。
杨诗雨（以下简称杨）：请问您最喜欢哪位建筑师？
雷：在我年轻时候，最喜欢的毫无疑问是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我当时对建筑很感兴趣。我的父亲也学过建筑，尽管他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建筑师，但我也因此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当然还有格罗皮乌斯（Gropius），他们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建筑大师，我还上中学就很喜欢他们。后来进入大学后，我喜欢上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师们，包括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西格德·劳伦兹（Sigurd Lewerentz）、冈纳·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克拉斯·安塞姆（Klas Anshelm）、约翰·塞尔辛（Johan Celsing）。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德国并不出名。人们当然认识阿尔托和劳伦兹，但是几乎没人知道克拉斯·安塞姆和塞尔辛。对我而言，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师比美国或者意大利的建筑师更有吸引力。
杨：我们也很喜欢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师们，去年夏天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参观了劳伦兹的作品，圣马克教堂（Markuskirche）和林地公墓（Waldfriedhof）。
雷：都是很美的房子。我认为，对于不同建筑师的偏好也与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接触的人有关系。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毕业后我去了苏黎世恩斯特·吉赛尔（Ernst Gisel）的事务所，在那里学习了我无法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吉赛尔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位瑞士建筑师。我在他那儿工作了一年，他十分严厉，却让我收获很多。吉赛尔和阿尔托相识，他们俩是好朋友，当时的瑞士建筑圈非常推崇阿尔托的设计。在我思考谁才是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认为吉赛尔算是我建筑旅途上的一位引路人。
杨：后来您又回到您出生、成长与学习的施瓦本地区工作并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您的大部分作品也在这里。您认为这个地区是否对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雷：我认为对我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这个地区，而是另一些体验，一些很原始的、与空间相关的认知，比如明亮、黑暗和噪声。我们往往只注意到用视觉上看到的东西。也许你们也知道“联觉”这个概念。比如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东西，这让你突然想起童年时的场景，那时也存在着这么一个相似的东西。不用摸你便知道它有着怎样的触感，怎样的气味，怎样的味道，或者它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我认为，这些才是对人有着深刻影响，并伴随一生的体验。正如一个人对某些东西有好感，而对另一些东西则不那么喜欢。相较于那些只用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认为这些体验会对一个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创建事务所
雷德勒在多次公开讲座访谈中都强调，LRO事务所不是一个人的事务所，而是由多个合伙人组成。事务所最早的合伙人是他的妻子，尤亨·哈格纳斯多提。哈格纳斯多提生于冰岛，19岁高中毕业后来到德国，在斯图加特大学建筑系就读。1982年做毕业设计期间，与雷德勒相遇。在看了她的毕业设计后，35岁的雷德勒主动提议，与25岁的哈格纳斯多提合作参加了一个位于图宾根的幼儿园竞赛。他们的设计获得一等奖，两人的合作关系也因此得以延长。之后，哈格纳斯多提主动向雷德勒求婚，这对建筑师夫妇由此诞生。马克·黄是事务所另一位重要的合伙人，他是一名出生于斯图加特的印度尼西亚华裔，曾就读于斯图加特应用科学大学，雷德勒是他毕业设计导师。黄在毕设提交前两周开始在雷德勒与哈格纳斯多提事务所工作，并于4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
时：您通常是怎样推敲设计呢？是借助手绘草图、工作模型、参考案例？还是直接与合伙人、建筑师讨论？
▲ 阿诺·雷德勒手绘图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图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图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雷：我太太与我常常通过画草图来做设计，这仍然是很传统的设计方法，同时，我们也做很多模型。事务所的员工们当然都是用电脑画图。我也能用电脑画图，这不是问题。但是我认为，手绘保留了更多的开放性。手绘虽然不是那么精确，但是通过手绘可以想象每一部分多种可能性，设计是未完成的。相反，电脑绘图精确到厘米，潜意识中便会让人认为设计已经完成，这是电脑的特性。在设计中我们更喜欢手绘。如果竞赛允许，提交图纸时我们更喜欢用水彩或彩铅来进行表现，这样的表现图暗示着多种深化发展的可能。渲染图看起来则像是一张完成的照片，这会让人在设计中总是试图去追赶这张照片所表达的意象。然而，这其实是一张错误的图像，因为建筑设想会在设计过程中不断改变。
杨：LRO事务所建成项目中的细节，例如楼梯间、开窗，甚至是家具，总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您们是如何控制这些细节的呢？有遇到过实际建造与设计图纸不符的情况吗？
雷：这只在我年轻的时候发生过。那时候我经验不足，在一座房子中设计了一个信箱，然而工匠告诉业主，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设计图纸来做，因为按照图纸施工的话这个信箱无法正常使用。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自己设计扶手、门把手等细节，这些贯穿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对我们而言，手会触碰到的细节非常重要。因此，当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一遍遍、一件件地修改这些细节设计，我们的设计与手工艺关系密切。
杨：我们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这样不匹配的情形在中国比较常见，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建筑师需要时时在现场监工。
雷：没错。我们在德国也会这么做。通常来讲，从参加竞赛开始，前期设计，再到施工管理，工地监工，都是完全由我们负责。这与在美国不同，在美国，项目会被分包给别的公司，在没有建筑师参与的情况下完成施工。我们在参与项目时，会在项目早期就列出之后需要完成的所有工作，包括图纸及其他任务。我们会去现场监督施工，也会去工厂监督制造。当然这与我们的建筑理念有着特殊的关系。我们非常看重细节。
时：您和您太太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工作上的搭档，您们的日常状态是怎样的呢？您会和您太太做同一个竞赛主持参与同一个设计吗？我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识一对建筑师夫妻，他们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从不参与同一个项目，因为他们担心，那样会造成许多争吵，并有可能影响到日常生活。
雷：从最终成果来看，无论是谁做的设计，我们事务所设计的建筑都有某种相似的风格。然而对一对夫妇而言，要在同一张桌上做设计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时候，我太太会觉得我画的图很丑，她就会说：“这张图真可怕。”我们的员工不知道该相信谁。我和我太太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其实这对我们的设计过程有极大的帮助。我和我太太从不会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做设计。我们三个合伙人都喜欢做竞赛，我太太做得最好。我们彼此在讨论方案的时候，通常只会讨论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你们这个问题非常具体，能问出这个问题很厉害（笑）。
从事建筑教育
雷德勒在德国各地任教，对建筑教学也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反思。雷德勒上学的时候，联邦德国适逢革命浪潮，学校全面罢工，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雷德勒对建筑教育有着较为开明的态度。他极力反对教科书式、生搬硬套的教育模式。他主张激发学生内在的兴趣、因材施教。面对教育是应该针对极少数的那5%的学生，还是应该面向大多数的95%的学生，他回答道，“我在很早以前就说了，学生应该先尝试做他们喜欢的设计，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实现这样的设计。这是一种逆向思维，不会很轻松。就像我为何要设计某种形式的屋顶，我并不是为了遵循某种既有的建造逻辑，而仅仅是出于不愿意雨水浸入房子的想法，才决定设计这种形式的屋顶。这样的设计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时：如许多其他欧洲建筑师一样，您也长期在大学里授课。您认为这些教学工作对您的建筑实践有影响吗？
雷：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如果当初我没有成为教授，我现在会不会在做不同的实践呢？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一个是建筑教育，一个是建筑实践。有些人是才华横溢的建筑师，却是糟糕透顶的老师。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好老师，却是令人厌恶的建筑师。当然也存在这样的人，既是好老师，同时也是优秀的建筑师。
我认为，一个老师不应该让学生模仿自己的设计。在教学中，最有趣的是去观察学生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毕竟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建筑设计。而我的任务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个体，提高每个学生的个人优势。因此我认为这和在实践中做的工作没有太多联系。当然，老师需要把实践中的一些经验带入课堂，比如某个物件的大小或某一空间的尺度。然而这不是建筑,只是设计。设计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过程。你们也知道，建筑系学生在评图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图纸挂在墙上，老师和同学都会看到，设计者也因此紧张得面红心跳。这就像你在公共场合进行诗歌朗诵一样，你必须把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展现出来。
杨：所以您不希望学生仿效您的事务所的概念或者作品？
雷：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是我并不提倡这样的做法。有时候，某个学生的设计看起来和我们事务所的某个项目很相似，我会对这个学生说：“你没必要抄袭，你应该独立思考。”
时：那么，是否出现过学生的作品或者想法对您的设计产生影响的情况？
雷：是的，偶尔我可能也会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但我的收获并不是来自学生们画的图，而是来自他们提出的意料之外又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这些问题有时极其幼稚，却恰恰是最好的问题。
杨：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雷：我们有过一个课程作业是设计一座住宅。自然会有那些崇尚现代主义的学生，他们不愿要这样的（用双手画一个坡屋顶），而是想要这样的（用双手画出一个平屋顶），以此宣称自己的现代性。不过有一位学生说：“不，我要这么做（用双手画一个上下颠倒的坡屋顶）”。咦，这是什么情况？我回到家以后才反应过来，这又何尝不可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设计？在此之前我居然从来没有这么思考过。
时：具体来讲，在设计课上您是如何教学生们做建筑的呢？
雷：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去听音乐会，你会想，在这样一个有戏剧、交谈、音乐、移动与舞蹈的文化场所活动，建筑不是一个可以被割裂，并单独存在的东西，建筑是一个文化项目。
杨：您认为最好的建筑学教育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雷：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因为我总是批判我们现有教育模式。现有的课程设置是这样的，一个本科学生，来到学校，早上9点到10点是建筑构造，10点到11点是建筑物理，11点到12点是社会学，接着是这样或那样的课程，其中间或穿插着一些关于设计的课程。同理，打个比方，你想学习钢琴并成为一名钢琴家，你来到一座音乐学校，结果最早学习的课程却是琴身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琴弦是由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材料制作的，钢琴有多重，有多大。但你其实只是单纯地想演奏。尽管你弹得很差，你还是想弹。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学习建筑，他就是想设计一座房子。也许他最开始画出来的房子非常糟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欠缺的知识，于是他会自己想办法，并在教授的帮助下去弥补不足。比如，我想要设计一面墙，然后我会开始想它有多高，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然后我就会去找别人请教，直接询问：“你知道我应该怎么设计这面墙吗？”以这种方法学到的知识通常很难被忘记。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单纯的学习防水层的厚度，或者窗框的密封，而不结合设计进行建筑学习，那么会很快忘记这些知识。
这和做菜具有相同的道理。比如你很喜欢做菜，一直以来都想做番茄汤料理，但是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烹饪。于是你小心翼翼地去买番茄，然后查阅食谱，看这道菜该怎么做。一切都自己尝试，自己学习。有了愿望和动力，不管你想要做什么，你都能够自己慢慢学习和摸索。当你学会了如何做番茄汤料理之后，你可能会想做其他的料理。比如，你的女朋友明天会来你家，你不只想做一份番茄汤料理，你还想给她表演如何做意大利番茄面。如此一来，你将会持续不断地进步下去。
这被称作“内在学习”（intrinsisches Lernen）。这种内在的学习过程来源于本身。想得到的东西，想去的地方和目标，这一切会很自然地引领你不断前进，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也完全不会让人有费力学习的感受。
在现有的建筑教育体制中，学生们必须死记硬背，因为必须通过考试，在试卷上填写答案，尽管第二天大多数人就已将背下的东西忘在脑后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建立这样的学校，在这里，老师应该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真正的心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计出漂亮的建筑。不管学生有什么疑问和请求，老师都会尽量去解答和满足。
杨：不过这样一来，学校会需要更多的老师，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集体教育，而是个体教育。
雷：是的，学校需要更多的老师。另外，集体教育还应该包括建筑历史与文化教育。学生们还应该去剧院参观，应该去旅行，去接触结识不同的人，应该广泛地阅读。我认为，这些远比第一学期去学习密封或者墙体的知识重要。毕竟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曾经学到的密封做法可能已经过时了。
快乐秘诀
雷德勒教授身上始终洋溢着幸福平和的味道。他与太太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他们的爱犬布鲁诺，这条顽皮的小黑狗把整个事务所当成自己的游乐场，来回穿梭于办公室之间，不断搜寻着被员工遗落的午餐，建筑师们也时不时在走道里陪它玩耍。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就是事务所的日常状态。
杨：我们看到了您出版的肖像速写图集，其中有209幅画，速写的人物对象似乎都是老人，为什么您不画小孩子呢？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阿诺·雷德勒手绘速写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雷：我们有4个孩子，我必须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我想，我之所以喜欢画老人或许是因为岁月总是让人印象深刻。老人们面容不再年轻，你更容易从一个老人身上看出他们本身的特征。一个人越老，就越能看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看起来都青春美好。然而一个人如果这样（做出一个面容枯槁的模样），那么他的形象就会越发的明显，因为一切都写在了脸上。
杨：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观点。
雷：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种过苹果树，你就会知道，当苹果树刚结出小苹果的时候，它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到了苹果成熟的时候，果子们就长得千奇百怪各具特征了。
杨：在这本图集的扉页上写着这本书是献给您太太的。我们有一种感觉，您属于那些极少数的生活得很开心的建筑师。您幸福的秘密是什么？
时：我们总感觉，大多数建筑师都是闷闷不乐的。
雷：的确。我太太来自冰岛。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很美的地方。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是首要问题。所以，一旦出现太阳，他们便会感到快乐。或者天气不那么冷，他们也会感到快乐。我的岳母说，当我们打电话或者回家的时候，就会有阳光，其实太阳根本不会出现。我的岳母还说，如果你们圣诞节来冰岛，清晨便会日出，傍晚才会日落。然而现实是，你站在窗边，看着太阳差不多11点半才勉强升起，下午3点就匆匆落下。他们非常乐观，否则他们将无法适应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是一种简单但也始终艰难的生活，这种生活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而我快乐的原因可能就是单纯的幼稚吧。
杨：幼稚，像一个孩子？
雷：没错。在建筑师的工作中常常要应对种种不快，如果没有孩子般的幼稚，我可能无法忍受建筑师这份职业。我对那种大学里的学术讨论没有太多兴趣，建筑不是科学。我相信，一个人之所以想成为建筑师，出于很简单的原因：想要建出好看的房子。这是个很平庸的原因。可当你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房子好不好看并不重要，你得学习画图、建筑物理、生态学。这些首先与建筑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与建出好看房子的愿望更是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建筑师的根本目标就是设计出好看的空间、建出好看的房子，或者创造出好看的城市。这是一切的驱动力。
杨：那么您对建筑系学生或年轻建筑师有什么建议吗？
雷：除非你确实能在建筑设计中找到乐趣，否则千万不要成为一名建筑师，因为这真的是一份可怕的工作。
建成项目
LRO事务所，一名德国人，一名冰岛人，一名华裔，事务所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基因。虽然三位合伙人都曾在斯图加特学习，他们的设计却总能摆脱地方传统的束缚，形成自己的风格。除了勒·柯布西耶、路易斯· 康外，他们还推崇包括阿尔托、劳伦兹、安塞姆、塞尔辛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师。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德国建筑事务所，LRO并没有沉溺于现代主义的风暴里，非主流的他们依然钟爱有重量的建筑，厚重有力的墙体，若有若无的开窗，石材砖材的反复使用，让他们的作品在钢结构和玻璃盒子的城市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雷德勒对现代主义抱着警惕的态度，同是德国建筑师，他却笑称密斯的房子永远都是四根“牙签”和两张“啤酒垫”，既不能看到上面，也不能往下看，立面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在勒·柯布西耶的房子里，人们则可以上下打量，四处瞧瞧。
对雷德勒而言，失去厚度的立面是没有生命的。他批判那些由薄薄的玻璃幕墙构成的现代建筑，由两根细线组成的立面，失去了原有的凹凸起伏，再也无力承载阴影和时间。虽然欧洲城市有着修建厚重建筑的传统，但他并不担心自己走入的是一条复古的死胡同。他曾说，正是这样有深度的界面，才建立起了人与人的关系，建立起了公共建筑，建立起了公共空间。LRO 并不是只专注表皮的建筑师们。“里面和外面就不该相同”（Drinnen ist anders als draußen）是LRO事务所一次展览的口号。德国有一系列繁琐的古建筑保护法规，尤其关注城市立面的保护。仅保留外墙面，重建墙后整栋建筑的案例在德国屡见不鲜。雷德勒提出了里外不统一的观点，打破了建筑法规的束缚，同时解放了外立面与内部空间。
雷德勒常说“先城市，后建筑”。这种基于城市的设计理念根植于事务所的每一个公建项目。对他而言，没有哪个建筑可以独立于城市单独存在，它们只能也必须和城市中的其他建筑发生关系。如果一个项目所处的城市区域，周边建筑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新建的建筑就应该站出来，起到提升整片区域质量的作用。如果一个项目所处的城市区域，周边建筑有着很好的质量，比如在一个古建筑保护区域，那么新建的建筑则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角色，只需要保持这片区域的良好质量即可。
拉芬斯堡美术馆
拉芬斯堡美术馆位于德国南部小镇拉芬斯堡，地处德、奥、瑞三国交界处，镇子上保留了大量的欧洲中世纪建筑。LRO事务所于2009年赢得该美术馆竞赛一等奖，2010年项目开始施工，2013年建成，总建筑面积1900㎡。项目有两个特色，其一是首次在博物馆设计中运用被动式节能屋的概念，其二是回收再利用了大量的旧砖材。
美术馆的主要设计理念是，在学习悠久的建筑历史的同时，不陷入历史主义的漩涡。项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体块、砖石与拱券。雷德勒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这三个词是设计该美术馆时依据的基本原则， 当“先城市，后建筑”的概念面对一个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时候，体块、石材与拱券是最令人信服的回答了。美术馆位于旧城区的南部，在发展了若干个世纪的城市背景里显得很合群。一方面，极度克制的开窗使得建筑体块更加封闭，与欧洲古建筑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外立面回收砖材的模糊性，进一步增强了新美术馆与周边旧建筑的融合感。美术馆的空间设计非常简单，一个入口庭院，一个矩形体块包裹的中性展览空间，流线位于展览空间两侧。外立面由回收砖组成，屋顶跨越整个空间宽度的拱形结构也由砖砌成，这些旧砖是从比利时边境的一座拆毁的修道院回收而来，再现了人们重复使用旧建材的悠久传统。美术馆完全按照被动式节能屋的标准建造，建筑耗能被严格控制。换气、加热、冷却都由中央系统控制，并充分利用地热技术，达到冬暖夏凉的室内效果。
▲ 拉芬斯堡美术馆手绘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拉芬斯堡美术馆手绘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拉芬斯堡美术馆外观及室内 © 摄影罗兰·哈贝（ Roland Halbe）
▲ 拉芬斯堡美术馆外观及室内 © 摄影罗兰·哈贝（ Roland Halbe）
▲ 拉芬斯堡美术馆外观及室内 © 摄影罗兰·哈贝（ Roland Halbe）
▲ 拉芬斯堡美术馆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拉芬斯堡美术馆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拉芬斯堡美术馆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拉芬斯堡美术馆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拉芬斯堡美术馆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杨：拉芬斯堡美术馆项目获得了包括德国国家建筑奖在内的许多奖项。在项目设计与实践中，被动式节能屋的概念与回收砖的应用是否是一个巨大挑战？项目成本高吗？
雷：这个项目成本不高。简单来讲，如果我们用石材来建造一个完全不开窗的房子，这样的房子会比一个由玻璃建造出的房子便宜。因为玻璃每平方米的成本可以达到1000欧元，而石材平方米的成本仅有300欧元。这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而这个项目的开窗很小。在做竞赛的时候，我们设计了更大的窗户，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没有开窗的设计是没法赢得这个博物馆竞赛的。但在设计时我们内部已经商量好了，倘若赢得这个竞赛，便去掉这些开窗。
而我们对回收砖这种材料一直有着极大的兴趣，它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再生材料。在选择材料时，我们有以下几个备选项。一是新生产的，这会耗费最多的能量。二是再生的，举例来讲，比如把铝合金玻璃窗上的玻璃和封条去掉，然后熔化铝材，重建锻造出新的产品，这是一种工业或者说半工业的处理方式。三是重复利用的，从一个旧房子那里获得一些建筑材料，在没有任何加工的情况下，直接把这些材料运用在新房子的建造中，耗费最少的能量。我想这很符合逻辑。使用回收材料关键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那里正好有房子会被拆除，正好有可重复利用的材料。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得知道很多事情，认识很多人。
我们认为这样的建造做法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从几百年前开始，直至今日，建筑材料的重复利用屡见不鲜，它有着生态上的必要性。比如在许多意大利的教堂中会看有罗马时期的柱子和柱头。西西里岛上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教堂，人们在建造这座教堂时，就是直接从别处取来柱子当作建造材料。这样的重复利用一直持续到19世纪。
另外，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也希望减少玻璃的使用，因为玻璃窗每25年就必须更换一次，而一面墙则能坚持两三百年。我们希望，这个房子能够可持续。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可持续性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你在夏天进入欧洲的旧建筑，你会觉得很凉爽，因为建筑的墙体和结构都很厚实。而在冬天，这些旧建筑中被暖气加热的空间能保温更久。我们对这种热惰性的原理一直很感兴趣。我们并不想建造轻型建筑，而想要真正厚重的建筑，通过这样的建筑形式我们能获得更加稳定的室内气候。
雷德勒钟爱那些能被触碰的、常见的建筑材料。对他而言，触摸这样的材料，能唤起人的回忆。同时，使用常见的建筑材料，也有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例如LRO事务所对铝合金材料的使用始终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铝合金的炼制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使用这类材料。
另外，颜色也一直是LRO事务所关注的话题，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很多建成项目都被赋上了特别的颜色。雷德勒认为，建筑类型和建造目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色彩设计。同时，光会受到颜色的影响，事务所对彩色光线、彩绘玻璃、镜面反射的设计很感兴趣。当然，彩色立面也不是事务所唯一的选择。当项目资金十分充裕的时候，事务所会首先考虑使用自然石材或者砖材，因为有了自然材料的颜色，也就不需要额外的颜色设计了。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
该项目是对“先城市，再建筑”理念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一栋建筑永远是整体的一部分，是景观的一部分，也是城市的一部分。该项目位于斯图加特市中心，曾经是一处教堂废墟。LRO事务所于2007、2009年先后赢得该地段新建和改建竞赛一等奖，2012年开始施工，直到2017年建成。
项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处理二元遗产问题。地段上的原有建筑包括两块，一是损毁的哥特式教堂，一是战后重建部分。设计的原则是尽可能恢复地段原有的模样。这片街区被统一矩形格网划分出来，教堂与网格之间有一个天然的微小偏差，对街道公共空间起到了一定的加强。LRO事务所在设计该项目时，保留了这种现有的偏差，重现了往日的街道形式。教堂废墟位于地段东侧，新建办公楼位于西侧，以L形与教堂围合出一个庭院。位于东北侧的主入口被保留下来，庭院东南侧有连接另一主街的侧入口。主入口退入庭院，以一个混凝土雨棚的形式连接新旧两侧。教堂废墟内部被修缮，增加了采光，轴线上的圣坛被设计为新的入口。庭院中的树完全按照教堂原有柱子的位置栽种，对教堂室内空间进行了视线上的延伸。沿着主街一侧的教堂侧墙被延伸至新建建筑一侧，一方面是为了重现教堂往日的体量，唤起人们的记忆，另一方面是为了对庭院空间进行更好的限定。新建部分首层面向庭院一侧是开放空间，可作为展览空间使用。西北支主要承担了剧院厅的功能，剧院厅顶部采用了帽子形式的剖面，形成良好的采光和丰富的内部空间。西南支主要是办公室空间，家具设计和内部空间细节都有细致的考虑。楼梯间采用了柔和几何形式，配以镜面反射和人工采光。外立面也出现了事务所惯常使用的形式语言，重复的圆形开窗和三角拱形的落地窗。立面材料选择是浅色砖石，因为这种材料为人熟知。初看之时，人们不会留意到这是个新建的建筑，因为砖石能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但同时浅色的特征又说明了这是新建的建筑，一种奇妙的平衡就此产生。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手绘 © 阿诺·雷德勒（Arno Lederer）绘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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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技术图纸 © LRO 事务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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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外观及室内 © 摄影阿诺·雷德勒（ Arno Lederer）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外观及室内 © 摄影阿诺·雷德勒（ Arno Lederer）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外观及室内 © 摄影阿诺·雷德勒（ Arno Lederer）
▲ 斯图加特医院教堂外观及室内 © 摄影阿诺·雷德勒（ Arno Lederer）
时：您完成了很多重要的古建改建、加建项目。其中一个是位于斯图加特的医院教堂，我们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如此一个复杂的项目，您是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始设计的呢？是从城市设计、庭院空间，还是从每栋建筑入手的呢？
雷：从城市入手，也许你们读过，“先城市，后建筑”的原则（Zuerst die Stadt, dann das Haus），这也是我们一贯的设计准则。这里曾经是一个修道院，通常修道院都会有一个教堂、一个U形外廊、和其包围起来的内院。这里位于城市中心，这片区域曾被称为都灵近郊（Turiner Vorstadt），具有非常规整的矩形格网。老教堂朝东，与城市格网的方向形成一个微弱的错位。这十分有趣，因为你总是能注意到，这里存在倾斜的不规则的空间，与周边的城市建筑略有不同。我太太负责这次竞赛，当我们讨论方案的时候，她提出我们应该恢复这里战前的模样。老修道院被摧毁了，后来在遗址上又修建了一栋现代主义的房子。我们希望我们设计的建筑能够重构这个区域战前的情形，这也是方案设计的最初来源。
当然，设计还有出于对城市修复、重构公共空间的考虑。现代主义对公共空间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他们宣称房子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没有街道与广场，公共空间也会流淌在城市空间中，每座房子只需为自己服务。然而在欧洲的城市里，房子都是一座紧挨着另一座，在房屋之间存在着街道与广场。我们认为，这座教堂所处的城市空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欧洲城市模型，因此，城市空间在这个项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每次做设计时，都是最先思考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之后才开始考虑建筑单体的问题。
时：我们曾多次参观这个项目。庭院里种着被精心安置的树，实在是非常优雅舒适的空间。不过庭院似乎被隐藏起来，没有完全开放。最初您对这个庭院有怎样的设想呢？
雷：我们在东南边及东北边分别开了一个门。我们也总是叮嘱教堂的人，让他们把门一直敞开。如今教堂是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随意进出。然而德国人总是害怕麻烦，甲方出于管理方便没有把两个门都打开，这很遗憾。他们担心流浪汉会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会这么想，毕竟耶稣说过，上帝会接纳所有人。所以关门的行为与教义不符。
杨：是的，不过南侧的这道门几乎没有打开过。
雷：是的。然而我们作为建筑师也很难做什么。我认为，教堂和寺庙的存在，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思考生命的空间，它们应该保持对所有人开放。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空间，因为你不愿意在商场或者银行里进行精神思考。人类需要一个能够思考人生意义的空间。
有评论家认为雷德勒与亚当·卡鲁索（Adam Caruso）、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属于同一种设计风格， 都是“务实的保守主义”（gangbarer Konservativismus）。他总能巧妙地利用一些来自过去的建筑元素，构筑新的建筑语汇。对于欧洲城市的建设他有着自己的观点，他曾说，城市里的建筑相互依存，然而二战对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后匆忙重建的建筑不伦不类，形成如今令许多建筑师头疼的种种难题。雷德勒相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是恋着过去依样画葫芦的建造，也不是盼着未来盲目创新，而是寻找第三种办法。无论如何，城市有着自身的连续性，而建筑则象征着我们拥有的社会价值，它能体现我们共同生活的理念，这与现代或落后无关。
职业生涯
杨：从您最初执业直至今日，您在工作中有什么变化吗？您能举出一个具体变化的方面吗？
雷：（笑）没有变化。我想我可以这样解释这个问题。如果我问你，你和10年前的你有什么不同吗？你可能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你在镜子里观察自己，想知道15、16、17、20或者30岁时是不是长一个样。但是，即便你在慢慢变老，由于你总是在镜子里观察自己，你也很难看出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想建筑工作也是一样，在你往回看时很难察觉其间的变化。通常你总是期待着明天，期待着未来。这是一个动态的，但同时也自我封闭的过程。它也一直在变化，因为你总是在思考你明天要做什么，十年以后要做什么，一百年以后要做什么。
然而，尽管你一直在移动，你自身却没有变化。这和坐船是相同的道理，你坐船从中国驶向欧洲，这艘船一直是同一艘船，周围的景色则不断变化。你以为船是固定的，然而事实上船一直在行驶，而周围陆地上的风景则一直是固定的。你作为一个人，就像这艘船一样，在成长过程中故事从你身边经过，但你还是那个你，没有什么变化。
当然，我们也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常。可能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有些设计我再也不会做了。当然具体的设计也会存在变化，但这不是人的变化，而是项目本身的变化，比如项目会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功能等等。然而对我们而言，主旨思想从未改变。
结语：建筑的本源
杨：您在讲座、访谈中曾多次提到：“一座建筑不需要表现出它的建造年代，也不需要让人立刻识别出它的建筑师是谁。”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很谦逊但也很大胆。您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想法呢？您认为建筑应该如何应对历史？
雷：我们认为谈论建筑历史时不应谈论进步或者进化。技术肯定是在进步的，但建筑本身不会随时间而进步。即便追溯到数个世纪以前，也会发现建筑的原则始终不变。你坐下的高度始终是45厘米。如果说这一点有进步的话，我们此刻可能就是悬空坐着的了。你始终需要椅子，通常是四个脚。在古代就已经有非常舒适的椅子了。比如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有个很有名的例子，他在伦敦的一个展览中看到了所谓的“底比斯凳”。这个凳子有2000年的历史，有三只脚，椅面外边微微弯曲，让人坐上去时屁股十分舒服。2000年前，这个椅子就很舒适，直到现在也仍然很舒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需要发明其他钢或塑料的不舒适的冰冷的椅子。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木头是温暖的材料，以前是，现在也是。有些事就是这样永远不变的。比如，光从这里照进来，从窗户里6m远的地方开始衰减。人们永远喜欢坐在窗边。又比如，当我们只有3个人时，我们就喜欢像现在这样挨着坐在大桌子的一角，这样我们能更方便地聊天。当我们是10个人时，我们就需要这整张桌子。床的尺寸没有变过，吃饭这件事也没有变过。只有现代主义认为，我们必须发明新的东西。比如人们吃饭时永远喜欢围着火或者菜，这也是为什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在设计房子时总是将壁炉放在平面中央的原因。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都是固有的，没有任何一样是我们发明的。因此，在我看来，当一个建筑师说他“发明”了什么时，就是在撒谎。
当然，建筑中的一些事物具有固定的现象，我们会对此加以利用。设计会因为不同的地段、不同的场合而调整。但是基本的建筑准则是不变的。
建筑与街道的关系怎么样营造让人舒适的空间，这一点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s）的《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中有详尽的讨论。比如街道应该多宽，两侧房子多高是对行人友好的，当街道在某一个宽度且首层空间很有活力时人们步行其中会非常享受，这就是城市性。从这种思考出发，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或者斯图加特，舒适的街道上的房子都是相似的。因此，我对于每座房子到底是哪位建筑师设计的并不感兴趣。
在现代主义中，这些准则却有些颠倒了。建筑师变成了艺术家。每位建筑师都强调“我”或者说“以我为标志的建筑”，每座房子都“张牙舞爪”地希望更加显眼。每一座建筑都在展示其独特性。我认为，除了教堂、音乐厅等特殊的建筑，大多数建筑不需要强调个体。在城市中，普通的房子一座紧挨着一座，就像大街上的人。尽管有些人会与众不同，比如戴一顶特殊的帽子，或者把脸涂成彩色，或者穿着睡衣在街上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是极少数的。街道和街道上的房子就像一个社会。在一个社会中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人中有10个博士或者有5个教授或是一个百万富翁。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人，所有人。因此，我认为是否能从一座房子看出他的建筑师并不重要。
年代也是如此。一座新建的房子现在炫耀着“我代表着如今的潮流”，明天它就过时了。人们必须区分开现代（moderne）与时髦（modisch）。你可以说一块布料是时髦的，今天你试这一个样式，明天又换一个。而建筑则截然不同。建筑不需要时髦。
相较于那些网络时代的明星建筑师们，雷德勒及LRO事务所一直保持建筑师固有的低调态度。雷德勒说，他听到过的最满意的别人对LRO事务所项目的评价是，没人知道这座建筑是何时修建的，甚至也不知道这栋建筑是谁设计的。
一个设计作品，既没有时间的痕迹，也看不出个人风格，安静地伫立在城市中，是他做设计最大的心愿。
（本文节选自“LRO建筑设计事务所——基于城市与历史的建造”，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4月刊，总第198期P103-113，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198丨2019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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