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百年住宅的包豪斯精神 ——以四届国际建筑博览会为例
作者：
孙淼，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助理，斯图加特大学硕士；
李振宇（通讯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摘自“德国百年住宅的包豪斯精神 —— 以四届国际建筑博览会为例”，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4月刊，总第198期P33-42
包豪斯过去和当今均是充满活力的运动。它的目标是：“多样的统一性”和“克服自我崇拜”。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 1960年）
引 文
康德曾说：“人的知识源于经验的理性和自由的意志。”这构成了德国文化的两面性——理性的统一和感性的多样。自19世纪以来，德国建筑强调技术、创新、科学的理性建造，亦执着民族、艺术、自然的感性体验。住宅亦不例外，理性和感性发展出多样化需求，并遵循工业时代的特征，这在卡尔·弗莱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和彼得 · 贝伦斯（Peter Behrens）的作品中均有呈现。
20世纪初，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世界大战的惊人破坏以及德国从民族自豪跌入绝望，都使“是建筑还是革命”成为建筑师们严肃思考的问题。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学校，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应运而生，从一开始就背负着鲜明的时代主题。其承载的不仅是教学方式、建筑形式，更是一种建筑精神，一种探寻应对当下首要问题的多样化建筑手段的包豪斯精神，其中住宅以其社会意义成为重中之重。包豪斯的建筑师们一方面沿承了德意志制造联盟的目标，致力于结合艺术和工业来强化住宅的产品属性：另一方面，鉴于政治动荡、经济困窘、社会混乱的战后疮痍，强调住宅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是避免激烈革命的基础。住宅由此成为包豪斯精神乃至德国建筑百年变迁的代表。
作为德国建筑最重要的国际建筑博览会（IBA，Internationale Bauausstellung），至今已举办14届。IBA既是反映当前紧迫的建筑和规划问题，也是探讨未来生活的可能性；既呈现为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形制，又涉及文化、经济、生态和社会等多个层面；既由一个建筑师统一筹划，又赋予参会建筑师自组织的权力。第二届魏森霍夫IBA是包豪斯建筑师首次集体巡展的盛会，从此IBA成为包豪斯精神本土传承的重要载体，肩负起展现德国前沿、灵活和多样的住宅技术、理念和形式的重任以及统一的时代主题。这彰显了格罗皮乌斯所强调的“多样的统一性”。因此，本文以其中四届住宅导向的IBA为主要研究线索，结合分析缘起背景和后续影响，从百年变迁历史中探寻包豪斯精神对德国住宅发展的影响。
一、世纪之交的新住宅探索
彼得·霍尔（PeterHall）曾指出，糟糕的居住环境造就了19世纪西方的“梦魇之城”。建筑师们迫切希望通过先进的工业建造技术来探索新的住宅形式。1903年，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在富兰克林25号公寓中使用新的埃纳比克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1907年，赫尔曼·穆特修斯（HermannMuthesius）等人成立了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并在1914年科隆博览会上提出通过类型化的标准生产方式来设计建筑产品。同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提出多米诺体系，倡导通过中性单元体实现自由平面，将住宅作为“自有体”纳入现代主义思潮中去。
▲ 埃纳比克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
▲ 柯布西耶的多米诺体系
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则在《新住宅》（Die neueWohnung）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荷兰、日本、巴格达、巴尔干和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不同住宅的适应性特征，并称这些都可以引为德国住宅的经验。他设计的柏林马蹄铁住宅，将一个350m长的巨型建筑分为25个单元，用变化的颜色以及凉亭、楼梯间等元素来建立可识别性。这一将艺术、地方性和变体理论融入住宅的理念，影响了柯布西耶、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等人的住宅创作。
▲ 布鲁诺陶特的《新住宅》的扉页，1925
包豪斯精神正是在这一工业理性和自由感性的双重背景下衍生而出的，两者均反映出一战后对功能建筑的迫切需求。格罗皮乌斯倡导装配式和经济性，试图设计空间灵活、可控预算且能批量生产的住宅，强调包豪斯学校是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创新设计和改进模型的实验室。这一思想被应用于包豪斯校舍。汉斯· 梅耶（Hannes Meyer）则呼吁社会公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建筑”十三项原则还是“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抑或是开设的“大众住宅”课程，均标榜包豪斯住宅是服务于普通人民大众的。密斯则通过结构的逻辑哲学来创建匀质流动的空间，以满足不同类型的人群，在方法论上回应了前者孜孜追求的“大众需求”，在1927年的魏森霍夫IBA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二、功能导向的住宅：1910—1940年代
1. 历史背景：抚慰战后的创伤
《凡尔赛条约》的巨额赔款和出口骤降，触发了1920年代初的德国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飙升让社会摇摇欲坠，中低收入阶层民不聊生，社会暴动不断爆发。住宅问题由此作为战后最紧迫的政治任务被纳入社会政策范畴，强调“最低居住条件”的住宅理念应运而生。
1）大起居空间。奥托 · 赫斯勒（OttoHäsler）设计了起居和卧室融合的“包厢式平面”，而汉斯·舒马赫（Hans Schumacher）则提出将半开放厨房融入大起居空间。
2）空间-时间适应性。约根·沃纳（Jörg Werner）研究了日式住宅和普尔曼车厢，指出功能重叠将提供住宅以开放性和可变性，特奥·范·登斯堡（Theo van Doesburg）则将其归纳为空间和时间的一致性可能，并在卡尔·菲格尔（CarlFieger）设计的40㎡住宅中得到体现。
3）新技术的普及。阿道夫 · 路斯（AdolfLoos）为其“片墙”体系申请了专利，恩斯特·梅（Ernst May）开办了生产预制构件的住宅工厂，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设计了德国最早的预制混凝土板住宅柏林施普朗曼住区。这些理念和技术上的变革对魏森霍夫IBA产生了巨大影响。
2. 魏森霍夫：新建筑的见证
1927年的IBA由德意志制造联盟主导，委托密斯在斯图加特北郊魏森霍夫组织一个以“新建筑的见证”为主题、旨在为德国工业化住宅树立品质和品牌的博览会。16位现代派建筑师设计了33栋住宅。功能的时代主题演化出多样的住宅类型和建造方式。
▲ 魏森霍夫的多样化住宅代表-密斯
密斯在1~4号住宅中采用了钢结构体系，贯彻了“少即是多”的理念，试图通过有限的介入建立一个“匀质”的空间秩序，这在其后期的范斯沃斯住宅里发展到极致。他同时沿用了黑斯勒的多家庭住宅概念，设计了一系列平面变体，以“使用方式的自由性”，来应对家庭结构变小、单身人士增多、艺术家群体兴起的德国社会的转变。格罗皮乌斯通过标准网格设计了16、17号住宅，两栋建筑分别采用了半干法和全干法预制，强调理性建造和经济适用。柯布西耶的13、14号住宅则在诠释了新建筑五要素的同时，展示了一个可服务于白天和夜晚的可变平面，并通过活动隔板来实现。雅各布斯· 奥德（Jacobus Oud）选择了南北通透的小面宽联排住宅模式，标准化和集约化的服务区域实现了大起居空间的理想，折射出荷兰住宅特殊的诗意的功能主义。夏隆尝试了斜顶和弧墙，这在战后高层住宅中呈现更为清晰。建筑师们通过各自的住宅语言呈现了功能导向的时代主题。
3. 后续影响：被压制和全球化
魏森霍夫IBA是现代主义住宅的第一次大巡展。然而不到6年，包豪斯建筑师们就在纳粹政府压迫下流亡海外：在美国，格罗皮乌斯研发了通用面板体系（General PanelSystem），密斯设计了范斯沃斯住宅和河滨公寓，路德维希·希尔博西姆（Ludwig Hilberseimer）则提出了垂直城市的概念。在东方，拉扎· 里茨斯基（Lazar Lissitzky）构想了服务于大起居空间的活动墙系统，汉斯·迈耶则参与了苏联“一五”计划的莫斯科建设，强化了包豪斯对社会主义建筑的影响。这预示了战后包豪斯建筑风格的全球化趋势。
▲ 格罗庇乌斯的通用面板体系原型——可延展住宅（The Expandable House）
三、技术驱动的住宅：1950—1960年代
1. 历史背景：分裂的国家和意识形态
尽管遭到纳粹政府的压迫，但奥托· 巴特宁（OttoBartning）、恩斯特·诺伊福（Ernst Neufert）、爱德华·路德维希（Eduard Ludwig）等人仍留在德国直至战后。二战摧毁了德国近一半的住宅存量，无家可归者随处可见，住房供给压力巨大。如何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住宅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在东德，格罗皮乌斯的追随者理查德· 鲍立克（Richard Paulick）、赫尔曼·汉塞尔曼（Hermann Henselmann）和埃德蒙特 · 克莱因（Edmund Collein）建设了斯大林大街住宅，构件全工厂预制，立面极富纪念性。在西德，鼓励高强度、社会性、多用途的住宅建设。如诺伊福的“单身之家”设计了大量极小化功能空间的标准体。夏隆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住宅则是艺术化了剪力墙体系，利用其长短变化塑造出弧线轮廓以增加形式张力。建造技术逐渐演化为实现意识的手段和时代的主题。
▲ 东柏林的斯大林大街住宅
▲ 斯图加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住宅
2. 汉莎区：体系的竞争
1957年的IBA旨在实现平民化、工业化、标准化和多样化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重现，以回应东柏林传统且壮丽的大规模住宅建设。巴特宁组织了来自13个国家的53位建筑师，其中包括了格罗皮乌斯、路德维希等包豪斯师生，最终建成以住宅为主的36栋建筑，在柏林市中心的汉莎区，基于技术的时代主题来实现多样化的建筑形制。
▲ 汉莎区总体规划
首先是自由平面的再现。路德维希在庭院住宅中再现了自由平面和流动空间，通过预制构件的组装，构建了由8个庭院和5套住宅交织的综合体，大面积落地窗串联室内外空间，平屋顶向外悬挑并和建筑体量形成错位，俨然密斯设计的德国馆的复制品。
其次是装配式高层。格罗皮乌斯延续了其住宅产品的理念，将通用面板体系应用于高层住宅：建筑通过统一的模块拼合，并在结构、热工、建造、立面等所有方面予以标准化。格罗皮乌斯亦采用微弯的形态和错位的阳台以及装点了橘色混凝土板，以契合民主世界的自由主题。
最后是新户型的探索。柯布西耶的单元体住宅以一个三层的条形体块为“理想居住单元”，其可变空间能满足几乎所有家庭需求，亦能转化为超市、办公等公共功能。同时立体的鸡腿柱、裸露的混凝土表皮和彩色的分隔墙饰面体现出粗野主义倾向。汉莎区IBA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在于将预制组装技术应用于行列式（Zeilenbau）、高层式（Hochbau）和平层式（Flachbau）三种主要住宅类型，并发展为多/高层的低密度住区以代替战前盛行的低层高密度住区的趋势。这深深影响了未来20年德国住宅的发展，埃尔文·海尔勒（Erwin Heinle）规划的慕尼黑奥运村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则。
▲ 全预制组装的行列式、高层式和平层式住宅-格罗庇乌斯
▲ 全预制组装的行列式、高层式和平层式住宅-路德维希
3. 后续影响：现代主义盛极而衰
汉莎区IBA是盛况空前的，包豪斯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热捧的“国际风”，奥斯卡·尼迈耶（OscarNiemeyer）、阿里赫· 沙龙（Arieh Sharon）、贝特朗·古登伯格（Bertrand Goldberg）、哈利·赛德勒（Harry Seidler）等包豪斯追随者亦在各自国家扩散影响力。但包豪斯运动脱离了德国的社会土壤，开始由盛转衰，最终被另一场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运动所替代。但艾尔曼、鲍姆加滕、古斯塔夫·哈塞普罗格（Gustav Hassenpflug）等德国建筑师仍在坚持包豪斯精神。此外，夏隆的助手、华裔建筑师李承宽（ChenKuen Lee）沿承了有机建筑的形式张力，并在住宅动线中融入东方园林的移步换景效果，为技术的时代带来一阵清流。
四、回归城市的住宅：1970—1980年代
1. 历史背景：城市蔓延和内城更新
1960—1970年代初是战后德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大型居住区建设亦愈演愈烈。东柏林建设了欧洲最大住宅区马尔昌街区（11万人），慕尼黑则开发了劳尔普拉赫城（5.5万人）。1967年西德颁布的住宅设计规范（DIN 18011）将设计原则界定为最低尺度标准和社会保障价值，1970年东德开始普及WBS70大板住宅，这进一步限制了想象力。而大规模的拆除、蔓延的郊区化以及千篇一律的住宅开始引发人民的质疑。这催生了德国住宅发展的两个新方向：
1）面向城市的结构主义。受“支撑体-可分体”（FS&SS）住宅理论影响，德国于1963年开发了马尔堡建筑体系，运用65号预制栅格混凝土搭建匀质的住宅结构网格，易于安装和拆卸。这一旨在实现空间的开放、中性、灵活、生长和适应性的技术，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环境。
▲ 马尔堡建筑体系
2）石油危机引发的内城复兴。在柏林，弗里茨·埃格林（Fritz Eggeling）第一次保留了历史住区的路网。在科隆，戈特弗里德·伯姆（Gottfried Böhm）规划了以步行交通为导向的住区空间。而约瑟夫·克莱胡斯（Josef Kleihues）设计的270街区采用了柏林传统的周边式布局，哈特·海默尔（Hardt Hämer）在法兰克福海伦霍夫住区改造中建立了标准和工艺。这为城市成为时代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2. 柏林IBA：批判重构和谨慎更新
1984年的IBA，城市的文脉连续性成为关注重点。克莱胡斯和海默尔组织了奥斯瓦尔德· 马提亚斯·翁格斯（Oswald MathiasUngers）、罗博·克里尔（Rob Krier）、罗西等100余位海内外建筑师，以“批判的重构”和“谨慎的更新”为原则，在南弗里德里希城、克劳伊茨贝克等地区设计172个项目，强调城市空间交织和多元化的重要性，以打造一个尺度宜人、高品质的内城居住环境。
▲ 柏林IBA的南蒂尔加藤、南弗里德里希城总体规划（克莱胡斯）
城市既有空间作为原型，成为新住宅的设计准则，并演化出三种类型。
1）城市别墅，即18世纪面向中产阶级的3~5层的单元式住宅。如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的假面舞会住宅，通过夸张的三角形来打破方盒子，交合了古典和现代元素，隐约浮现文丘里母亲住宅的手法。亨利希·巴勒（Hinrich Baller）的防火墙住宅则再现了有机建筑的生命力，弧形的轮廓和阳台凸显了形式张力。
2）周边式住宅，代表柏林传统的多层高密度住宅街坊，内庭园出口穿过底层直达街道。翁格斯的1号街坊将方盒子打造成一个颇具纪念性的住宅综合体，密斯网格出现在从平面到窗洞的不同层面，强化了从设计手法到建造实现过程中的抽象化理念。这种匀质化的手法在他1995年设计的无特征住宅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正如翁格斯所说，如果你想清晰地表达概念，你需要助其达到极致。
3）老城空间的重塑，采用嵌入等方式修补被战火摧毁的城市肌理。赫尔曼· 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在三角形基地里植入一个弧形住宅，其两翼在进深、高度和立面肌理上和相邻住宅吻合，正面则饰以夸张的露台以定义街道端点的意义。而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设计的路易森广场住宅，倾斜的巨构屋顶让人联想起柯布的朗香教堂。
▲ 三种基于原型的住宅类型：城市别墅、周边式住宅、老城重塑-海达克
▲ 三种基于原型的住宅类型：城市别墅、周边式住宅、老城重塑-翁格斯
3. 后续影响：自我崇拜和理性回归
1987年的IBA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场盛宴，包括矶崎新、博塔、库哈斯、扎哈等中青年建筑师，在未来都成为国际建筑大师。这些建筑师多留学英美，设计显现出后现代特征。这对包豪斯建筑的形式语言无疑是一次致命打击，但彰显时代的主题的包豪斯精神并未泯灭。同时随着德国建筑界的理性主义再度降临，另一场依托技术的住宅革命即将拉开序幕。
五、生态友好的住宅：1990—至今
1. 历史背景：可持续发展
冷战结束为德国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意识形态不再是主题，新的时代属于生态。1973年以来的石油价格上涨飞速，迫使德国人开始关注能源问题。从1977年《热能保护法》到1991年《电力入网法》，再到2007年《节能法》、2008年第二代可持续建筑评估体系DGNB，德国经历了从节能住宅到生态住区转型的过程。1987柏林IBA的生态住宅中，弗雷 · 奥托（FreiOtto）将他的“整体性”（DasGanze）理念扩展到人和自然的和谐，推崇基于气候、节能及生态导向的住宅设计。这拉开了“形式追随生态”的序幕。在阳光资源丰富的南德，托马斯·赫尔佐格（Thomas Herzog）在1977年即设计了由斜屋面、光伏板和阳光房组成的节能住宅，并在巴伐利亚州掀起了建设低能耗住宅的热潮。1991年，德国第一栋被动式住宅在达姆施塔特落成。而在弗莱堡，丽瑟菲尔德和瓦邦社区成为生态住区的典范，其中罗尔夫·迪施（Rolf Disch）设计的向日葵住宅在实现能源和水的内循环同时，可将多余电力回流城市电网，是为增能住宅。此外，赫尔佐格的霍尔茨大街住宅采用可控中庭技术，马提亚斯·萨尔布鲁赫（Matthias Sauerbruch）的GSW大楼运用彩色防晒面板，维尔纳· 索贝克（Werner Sobek）的R128住宅将玻璃盒子转化零能耗住宅。这些技术为接下来的汉堡IBA提供了支撑，生态成为新时代的主题。
▲ 弗莱奥托的生态住宅
▲ 弗莱堡瓦邦社区
2. 威廉斯堡：明天的住宅新标准
大洪水和经济衰退让汉堡作为全球贸易枢纽的地位不断下降，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严重闲置，人口在1970—1989年间回落近15%，重振居民对城市的信心显得尤为迫切。2006年，汉堡承办了主题为“跨越易北河”的第八届IBA，乌里 · 海尔韦格（Uli Hellweg）作为总规划师，邀请了包括B.I.G、埃克哈德·盖尔伯（Eckhard Gerber）、萨尔布鲁赫等欧洲建筑师，共建成63个建筑项目。其中威廉斯堡被定义为试验区，以探索“明天的住宅新标准”，包括智能材料、经济适用、混合功能和可持续4大方向，全面展示了德国住宅的生态内涵。
跳出技术和形式之争，汉堡IBA诠释了生态的四大前沿。
1）智能材料住宅选用热工性能好的木材为围护结构，同时构筑了一个可控的材料体系。阿克塞尔·豪希尔德等（Hauschild+Siegel）在立面玻璃中植入微藻系统，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交替将太阳能转化为室内热能；施普利特威克事务所（Splitterwerk）的“软屋”采用适应性透光膜作为住宅外层表皮，可根据需求调节透光量，并将多余光能转化为电能；米歇尔· 齐勒（Michael Ziller）的“聪明绿色住宅”选用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PCM立面材料，能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热环境产生适应性反应，储存热能并在夜间释放。
2）经济适用住宅的目标是通过批量预制、干法装配、系统建造和多元融资的方式，让中低收入阶层也能住在市中心。保罗·福希（Paolo Fusi）的“共谋”住宅提供了一系列45㎡的模块，居民可按需选择租赁的个数，依稀浮现密斯“使用方式自由性”的影子。拜尔事务所（Bel）的DIY住宅则鼓励用户参与建造。开发商完成结构和管井后即交付，居民根据建造手册对空间进行划分装修。这种统一结构的“半成品住宅”体现出“联建”特征。
3）混合住宅的目标包括提供高度灵活性的空间、展示引领潮流的住房、满足居民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全生命周期中为居民提供服务。“岛屿公园中心”以三年为周期，在办公、游客中心、居住和商业之间转换功能。阿诺· 布兰登胡贝尔（Arno Brandlhuber）的套叠住宅利用十字交叉的复式模块构建单元，仿佛旋转了柯布的单元体，确保每套住宅都有合适的办公和居住空间并获得相同的采光。
4）可持续住宅展示了住宅如何同水和谐相处，以打消居民对历史上洪水的恐惧：水一方面是景观要素，另一方面也提供可持续能源。建筑师将预制装配的方盒子在水上进行错位延伸，以增加南向景观和采光面。阳台亦是错位布置，让人联想起格罗皮乌斯大厦。此外，创意性的水下花园和水墙的使用，弥补了住宅的私密性缺失并增加了景观。水蓄热和太阳辐射让被动式住宅实现了可再生能源的全覆盖。
试验区内的典型案例
木方块住宅 | 共谋住宅 | 混合交通住宅 | 水上住宅 |
3. 后续影响：未来住宅产品的探索
2006年的IBA不再是明星建筑师的聚会，回归技术和社会责任感，仿佛让世人再次看到100年前包豪斯建筑师们使用钢、玻璃和混凝土等前沿建筑材料的惊艳，有关自由平面和模块生产的激烈讨论，将住宅定义为产品时的大胆进取，抑或是设计为人民服务的无比热情。之后的十余年，一批德国建筑师进行了更多技术方向的探索。
六、面向共享的住宅：信息化时代的新精神
回顾以IBA为线索的德国百年住宅变迁，多样化的住宅类型和建造方式均是映衬统一的时代主题。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格罗皮乌斯所述的包豪斯精神——“多样的统一性”（Einheit in der Vielfalt）。住宅追随功能、技术、城市、生态，但住宅归根究底是追随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唯一性主题，反映的是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政治导向、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人的居住需求等背后推动力的综合诉求，这不仅是包豪斯精神，更是德国建筑学的精神。2016年维也纳的第13届IBA提出“新社会生活”主题，2017年斯图加特的第14届IBA提出“发展中的转型”主题，所强调的居住内涵均从传统的空间、功能、技术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责任、经济和就业、文化脉络等层面延伸，建筑师应从更广泛的维度去探寻新的住宅理念、技术和实现形式。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化时代，人和社会的关联性变得支离破碎。整合复杂的社会网络，创建让个体“拼合”到集体网格中的共享空间成为建筑学的责任。“住宅追随共享”因而成为信息化时代的主题。在德国，依托共享理念的住宅呈现出四点特征：
时代主题的背后推动力
1910-1940年代 | 1950-1960年代 | 1970-1980年代 | 1990-2000年代 | 2010-至今 | |
社会背景 | 一战结束、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盛行 | 二战结束、人口激增、两德分裂及意识形态之争 | 郊区化和内城衰败、家庭结构变小和单身人士增多 | 两德合并及冷战结束，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凸显 | 金融危机、家庭结构碎片化、人口增长停滞和难民涌入、民族主义有所抬头 |
政策导向 | 《魏玛宪法》定位社会福利国家，住宅合作社得到支持 | 《住宅建设法》推动社会住宅建设和租金控制房价政策、DIN18011强化标准 | 《现代住宅促进法》催生“三分天下”格局，《住宅改造法》推动城市更新 | 可持续发展理念、《能源节约法》、DGNB标准和装配式住宅DIN设计体系 | 《移民法》鼓励人口导入、装配式建筑工业列入工业4.0范畴 |
经济发展 | 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降低住宅成本迫在眉睫 | 市场从萧条到繁荣、开发主体由国家向市场引渡、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 | 经济低速增长，住宅商品化程度提高 | 石油价格攀升和住宅能耗成本上升，两德统一导致社会负担加重 | 工业智能化导向的住宅产业政策、快速上涨的居住成本 |
技术进步 |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PC构件装配技术 | 剪力墙结构体系、预制楼板和墙板实现机械化生产 | 马尔堡建筑体系、大跨装配式框架结构和木结构技术体系 | 节能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和绿色装配体系的完善 | 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复合建筑构件的研发和生产 |
人的需求 | 解决工人阶层家庭的最低居住标准 | 弥补因战争导致的700万套住宅缺口 | 追求多元的城市文化和便捷的生活-工作模式 | 追求居住舒适性、个性化和环境友好 | 更高标准的适应性、智能化和互联互通的要求 |
1）生长性单元。信息化时代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转换不断加快，瞬息万变的外部城市环境要求住宅不再是“凝固的艺术”。正如新陈代谢派和结构主义所倡导的“生长”理论，住宅应成为能增长或收缩的单元体集合。如汉斯·茨威普福尔（Hans Zwimpfer）的专利“叠加”住宅，强调单元组合成一个建筑系统而非建筑物。单元的数量和组合方式能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而改变，其厚墙系统则容纳了可干法对接的结构和管网。这让人忆起格罗皮乌斯1920年代的干法预制钢木住宅和“铜屋”。
2）适应性空间。居民的多样化居住需求、使用对象的不稳定以及职住边界的模糊化，都为信息化时代的住宅提出了更高的适应性要求。基于结构、室内、美学、社会学和人体工程学等学科综合而出的空间形制，应拥有将适应性最大化的可能。如海尔勒·胡巴赫（Haerle Hubacher）设计的斐兰登“均衡”住宅，构建了一个190㎡ 的中性框筒体系，平面呈现均衡对称的古典主义特征。同时其可变模式高达37种，居民可根据需求划分空间、选择家具。建筑再现出设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理念。
▲ 胡巴赫的均衡住宅平面变体
3）联建性开发。住宅开发规模的变小、产权的复杂以及需求的多样，都催生了基于邻里协作的住宅开发模式，公众可以积极参与设计、开发、建造和管理。这早在魏玛共和国的住房合作社里即有体现，并在信息沟通更顺畅的21世纪愈发重要。席尔维亚·卡帕内托（Silvia Carpaneto）的施普雷场住宅是典型的联建住宅，通过成员合作来整合各类资源，强化参与并建立自助互助的生活模式。同时设置了选择性空间和空中连廊，将社群共享的场所置于住宅核心区，为创意实践和互联互通提供条件。
4）开放性环境。让渡、集聚、混合、步行、历史的人居环境，易于营造舒适的生活，减少交通时间和能源消耗，增加人的交往，优化社会和谐秩序，这对于缝合信息时代的社会破碎化具有重要意义。汉堡仓库城（Speicherstadt）正是将伟大的砖表现主义建筑群改造成居住、文化、办公、商业和都市工业混合的历史街区，密集的慢行路网、广场和重要建筑均成为开放空间或公共设施（如承载住宅等多项功能的汉堡音乐厅），这充分展示了全民共享的建筑理念。
因此，“住宅追随共享”不仅是技术和艺术的问题，更是基于更复杂、更多元、更有机的社会发展需求，这也是住宅和其他建筑的本质差异。正如雷姆 · 库哈斯（Rem Koolhaas）阐述“超级包豪斯”（Superbauhaus）时所说，建筑应是一个连同政治、经济、文化、地域、历史多重因素的综合体，多样的要素最终被统一在建筑的语境下。
▲ 库哈斯在中央美术学院阐述“超级包豪斯”
中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百年前德国所面临的挑战。因此，中国的住宅发展需要深入剖析包豪斯精神，结合信息化时代所特有的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来彰显“共享”的时代主题。首先是展现技术的先进性。将住宅技术纳入“中国制造2025”的框架中，将人的居住期望与最前沿的信息和人工智能技术、愈加标准化的建造技术以及快速发展的复合材料相结合，建立能实现互联互通的住宅生产流水线，明确住宅是技术产品而非投资商品。其次是营造空间的适应性。采用框架结构取代剪力墙结构，打造能赋予居民对平面、立面和剖面自由定义权的开放式住宅。同时探索住宅单元的最小模块，采取组装拼接的方式构建可变的住宅建筑体系，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新陈代谢。再次是推动开发的联建性。鼓励住区开发小型化，鼓励在政府支持背景下的多方参与模式，居民不仅是住户，亦是开发方；住宅开发不仅是设计和建造，也是投资和管理。这将为住宅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并强化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原则。最后是开放居住的共享性。创建复合分级的空间来形成更多交叉和让渡的社区场所，既可以融合住区和城市的边界，亦能黏合碎片化的社群关系。同时鼓励住区的功能混合，创造更多社会交往的机遇，将诸如底层和顶层等特殊空间向特定社群开放共享。畅想未来中国住宅发展，回顾百年德国住宅变迁，时代精神永远都是住宅发展的唯一明灯，指引着建筑师开创多样化的居住产品。“多样的统一性”在过去、当下或是未来，都会是包豪斯住宅精神中永不褪色的篇章。
（本文节选自“德国百年住宅的包豪斯精神 —— 以四届国际建筑博览会为例”，略有删减，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4月刊，总第198期P33-42，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198丨2019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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