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建筑而思考：《北窗杂记》导读及其所反映的陈志华思想初探

作者：

赖德霖，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亚洲建筑和美术史教授

本文摘自“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建筑而思考：《北窗杂记》导读及其所反映的陈志华思想初探”，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24-33

《北窗杂记〉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建筑史学家、建筑评论家和优秀的社会批评家与思想家陈志华在1980 —2012 年间为《建筑师》杂志所写的系列专栏文章，反映出他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发展、建筑创作以及历史遗产保护等诸多事业所做的深入思考。由于各篇均无标题，因而给后人检索查阅造成了困难，也妨碍了研究者对这些文字作整体性把握，并据之了解作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针对这一不足，本文首先根据内容对131篇文章进行分类并代拟标题，借此梳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面对的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建筑创新以及文物建筑保护相关的主 要问题，进而例举他的主要观点，以期对这批杂文所反映的作者思想作一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呈现。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1929年生）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建筑史学家、建筑评论家，又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批评家与思想家。他勤于思考、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见地精深，同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关怀，笔端充满着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心和推动中国城乡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北窗杂记》是他以笔名“窦武”（陈志华先生从1979 年至2003年住在清华大学西南13 号楼1单元302室。其三室一厅寓所朝北的一间小室被用作书房，书桌就摆在窗前，“北窗”之名即得自于此。（感谢先生弟子舒楠帮助确认）另据先生告知，“窦武”是他从中学时代起就用的一个笔名（先生的笔名还有李渔舟、梅尘、史健公等），该词发音在先生家乡宁波意为做事毛糙、调皮、捣蛋、疯癫。（感谢宁波大学姚颖老师帮助确认）在《建筑师》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杂文，从1980年2月至2012年8月，长达32年，共131篇，不仅是《建筑师》杂志，也是中国自有建筑媒体以来，篇幅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反映出伴随着给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的改革开放，作者面对城市、建筑、乡村、旅游景区的发展及其出现的种种问题，结合自己对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认识，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深入剖析。不仅如此，这些写作还体现了他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从现实出发，对中国建筑设计创作、学术研究、遗产保护、专业教育事业等诸多领域的现状所作的反思以及对它们发展未来的期待、呼唤，甚至呐喊。这些杂文是他本人社会观和学术观的集中体现。毫无疑问，它们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上一笔丰厚的思想财富，而且也是今天中国城乡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借鉴，还是后人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宝贵史料。

▲陈志华先生在工作室，2002年，赖德霖摄

然而，对于后人而言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北窗杂记》是《建筑师》杂志为作者开设的专栏，作者本人并未对各篇文章亲拟标题，而杂志在发表时也只是顺序编号，这就给后人检索查阅造成了困难，也妨碍了研究者对这些文字作整体性把握，并据之了解作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其思想的发展脉络。针对这一不足，本文首先试根据内容对131篇文章进行分类并代拟标题，借此梳理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面对的，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建筑创新以及文物建筑保护相关的主要问题，进而例举他的主要观点，以期对这批杂文所反映的作者思想作一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呈现。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归纳出作者在《北窗杂记》系列杂文中所关心和讨论过的十大主题。根据各类文章首篇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序，它们分别是：一、提倡民主，抨击长官意志和官僚特权（5篇）；二、提倡创新，抨击愚昧保守和以“民族形式”为旗号的复古主义（18篇）；三、提倡社会关怀和人性化，抨击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铺张浪费（20篇）；四、赞扬劳动者、宣传优秀学人品格（7篇）；五、关心建筑学术健康，抨击“理论”脱离实际（19篇）；六、呼吁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抨击商业主义、崇洋媚外（29篇）；七、提倡乡土建筑和农村研究，关心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19篇）；八、提倡科学，抨击“国学”和风水（5篇）；九、呼吁文保制度改革，抨击践踏法规（3篇）；十、提倡建筑师社会责任心和人格培养，抨击权力崇拜（6篇）。

《北窗杂记》各篇代拟标题及内容分类

▲可上下滑动

第一类主题“提倡民主，抨击长官意志和官僚特权”共包括编号1、3、4、7、9共5篇文章，它们均发表在1980年，针对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建筑活动中依然存在的独断专行、长官意志和特权做法。或许是对“文革”时期的“文字狱”仍心有余悸，作者在这几篇文章的写作上采用的主要是借古喻今的曲笔，抑或用革命领袖与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警示今人。但当说到“远远超出了合理需要的、许许多多的贵宾席、贵宾室、贵宾厅、贵宾站台和宽敞豪华的‘长官楼’、‘书记院’、别墅、宾馆等”时，他依然难以克制自己的气愤，引用西谚“建筑是石头史书”说：这些建筑告诉人们“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残余还是多么根深蒂固”。他大声奉劝那些当政者：“青史无情，好自为之呀！”（编号7）

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作者视创新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愚昧保守则是它必须克服的障碍。《北窗杂记》的第二类主题堪称是“提倡创新，抨击愚昧保守和以‘民族形式’为旗号的复古主义”，其中包括编号2、5、6、11、12、13、14、15、16、17、28、46、48、50、51、58、63、64共18篇文章。从1980—1998年，他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前后长达18年。

作者认为，“创新就是突破，突破才有创新。在不断的突破和创新之中，欧洲建筑文化的积累，真是无比丰富。……欧洲建筑文化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同历来多少都有的民主传统有关”。（编号6）“创新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人生的选择。创新是一种国民素质。国民的素质是否富有创新的进取性，乃是一个国家命运兴衰之所系。”（编号48）

在他看来，当时建筑界保守主义的体现就是无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对“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的顽固坚持。他说：“想一想，在经过20世纪头几十年的大变革之后，建筑已经从手工业转化为大工业，建筑学已经从艺术转化为技术科学，再来说什么‘民族形式’或者‘民族传统’，还有什么意义，什么好处，什么必要？”（编号11、12）他一再质问：大型公共、纪念性建筑就该是民族形式吗？（编号13）只有旧事物才有文化吗？（编号14）历史主义是创新的必由之路吗？（编号15）追求仿古风格的城市怎有建筑创新？（编号51）他认为，大屋顶这一“民族风格”的象征不仅是设计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国民心理问题和文化问题。（编号46）

他反思当下不利于建筑师在艺术上创新的因素，指出中国社会、文化，甚至制度在这方面存在的弊端。虽然竞争可以多少抵消一些建筑和建筑师劳务商品化产生的负面效果，但他依然不无担心地说：“没有健康的竞争和竞赛，我们就没有减轻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办法。”更重要的还有机制问题。他说：“与市场经济配套，建筑市场需要建筑评论，这是建筑质量的社会监督机制，……但是，我们这里，呼吁了多少年了，评论就是开展不起来。‘炒作’倒是有兴旺的趋势，这当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至于为什么建筑评论开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独立撰稿人制度，……没有让真正的评论家存在和活动的条件。”他希望，“能多几位不甘平庸的建筑师，丢掉驾轻车、就熟路的积习，不在克隆古人和克隆洋人中没完没了地克隆自己。并且不要太过于屈从老板和长官，敢于对他们讲些科学的道理和百姓的利益。也希望评论家们多一点儿锐气，不要把历史‘文脉’和环境‘文脉’（我指的是‘中国式的文脉’，不是context）弄成教条，诱导建筑师们犯傻。”（编号63）

在一个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作者自觉地充当了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在建筑方面，他大力提倡社会关怀和人性化，强烈抨击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他的相关文章构成了《北窗杂记》的第三类主题，其中包括编号8、19、36、38、43、53、54、62、70、72、74、78、85、86、87、101、105、107、110、126共20篇。这些文章的写作从1980年持续至2011年，前后长达31年，可以说是《北窗杂记》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心主题。

在文章中他提倡建设富有人性和人情，不仅宜居，而且宜“死”——即方便医疗和养老——的城市生活环境（编号43、53、70、101、105）。为此他大声告诫建筑家们抛弃“建筑是艺术”的“专业”思维，将专业的价值观建立在人民普遍的、迫切的需要之上（编号19、86）。他说：“片面的介绍，片面的知识，又会助长我们建筑观念的片面性，助长我们对建筑师这个职业的认识的片面性。……我们的一些文章家，多年来只在那百分之一二三上立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给建筑下了个‘艺术’的定义。为了论证得有力，甚至说建筑设计的思维是‘形象思维’，以此自标‘高格’。作为一切建筑物存在的最基本前提的实用功能和结构合理，被一些文章家看做不过是一家之言，所以他们开列的近年我国的建筑流派之中，赫然竟有一个‘功能—结构派’。更有一些文章家，大谈‘气’‘道’‘符号’。就是不谈建筑的基本任务，它的本质。”（编号19）

他还强烈批评一些当权者不顾民生、铺张浪费，追求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视它们为人性和人情化环境的大敌。最早一篇发表于1980年12月，笔锋直指围占城市绿地的“公仆”（编号8）。此后他又质问许多城市的政府花巨资建造大剧院（编号110）、洋草坪（编号78）的做法对于民众意义何在，痛批“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的各种所谓政绩工程（编号62、72、74、87）。同时，他呼吁政府部门从国情出发（编号38），关心民生，从厕所等小事做起，切切实实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编号36）。他揭露一些城市地产项目，大搞旧城拆迁，将原有居民赶出老城，名义上是改善老百姓生活，实际上是进一步堵塞了弱势群体的谋生之道（编号85）。

《北窗杂记》第四类主题共有7篇文章（编号10、52、66、84、99、111、122）。首篇是赞扬劳动者（编号10），但之后皆为对于杰出学人优良品格的宣传。这些人中有著名建筑史家莫宗江和汪坦（编号52）和国徽设计者朱畅中（编号66），不过与作者的建筑追求和事业关怀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林徽因（编号84）和费尔顿（编号99、111），二者一关乎人居环境的人性，二关乎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者回忆说，林徽因主张“建筑学的入门教育，应该从建筑和人的关系下手。……这样引导学生的目的，就是教学生，也便是未来的建筑师，树立一种理念：建筑是为人而造的，是人的各种活动的场所，它要为使用它的人服务，细致入微地满足人的各方面要求，包括实用的和审美的”。所以他认为林先生的建筑思想 “可以归纳为一句简单的话，便是：‘建筑学是人学’。‘人学’就是‘仁学’，‘仁者爱人’，所爱的当然首先是普通而平常的大多数人，……而不是有财有势，对老百姓张牙舞爪的‘人’”。他说今天之所以依然需要强调“建筑要以人为本”的认识，“是因为人类高度社会化了之后，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些建筑活动‘异化’了。例如，房地产投机商造房子是为了卖钱，某些官员造房子是为了‘政绩’，所以他们造房子常常会不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不‘以人为本’。于是，‘建筑要以人为本’便成了当前条件下他们非说不可的漂亮话”。（编号84）

费尔顿爵士（Sir Bernard Feilden, 1919—2008）是罗马文物建筑保护研究中心主任。1980年作者作为国际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访问学者到意大利访研，二人志同道合，从此结下深厚友谊。陈在纪念费氏的文章中赞扬他说：“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就关怀着人类遗产的保护，不分它们属于哪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事业。这个事业要求一切从事的人有献身的精神，不可以一心追名、一意逐利。”（编号111）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

作为一名学者，作者也十分关注新时期中国建筑学术和建筑教育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属于第三类的编号19、126等文章同时表达了这方面的关怀。不过编号18、20、24、27、29、33、42、44、45、56、59、60、69、75、76、79、113、114、123等19篇文章更集中表达了“关心建筑学术健康，抨击学术中‘理论’脱离实际”主题，它们可以被列为《北窗杂记》的第五类。

面对当时的建筑理论研究之热，他提醒同行要立足建筑本身，面向实际，面向人民（编号49）他说：“这些文章，不论古的还是洋的，大概有三个特色：一是它们名为说建筑，其实并没有说真正的建筑，或者说，没有说建筑的本质、它的社会功能，没有说社会对建筑的真实要求。他们用来‘侃’建筑的那些‘哲学’，都是从别的学科借来的：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等等。……二是脱离了建筑本身，就必然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也同样会脱离历史。……三是，这种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也脱离建筑本身的纯思辨理论，很容易滑进‘心决定物’的泥沼，喜欢用观念性的东西去解释建筑的形成和发展。”（编号18）他认为，建筑介绍须戒片面（编号20），建筑理论应提倡少说废话，多说白话（编号42），建筑教育要重视宏观问题，但更要重视微观，做到脚踏实地（编号56），建筑学著作要人物互见（编号59）。

而面对从国外引进的种种新概念和新理论，他提醒同行们，研究外国当代建筑理论，除了应该提高西方哲学史知识、外语水平，思维科学，文字表达能力，并要熟悉和关切中国当前实际的建筑实践，热爱生活，了解普通老百姓之外，更要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它们。他说：“要真正弄懂一些当代建筑理论，作出恰当的评价，汲取有益的成分，必须了解这套理论产生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文化思想，还要知道这些理论家的教育、职业、政治倾向和社会地位等等，甚至还应该知道他们的代表作发表时的情况。……扎实的世界建筑史知识，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各种建筑思潮和理论的基本功之一。”（编号27）

他还提醒中国学者们要警惕市场经济对建筑理论的利用和建筑理论沦为商业文化的广告。他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眼花缭乱地见到了一大堆西方——包括日本——的建筑理论和相应的设计。我们震惊于它们的‘大乘’‘小乘’‘禅学’震惊于它们的‘符号学’‘现象学’‘类型学’‘语言学’，努力去读大本大本艰涩的‘后现代’‘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那些深奥的‘哲理’弄得我们晕头转向，但是，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看看那些房子，似乎又未必有那么多‘哲理’可言，只不过是一些花巧的手法而已。于是，参照我们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切身的‘新体验’，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不给西方建筑‘理论’作一些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分析？在那些老牌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建筑师的心灵是不是纯洁得只剩下‘哲理’了？难道他们就摆脱了商业化的种种无聊和噱头？摆脱了市场经济下社会关系的烙印？那种皇帝的新衣式的建筑理论，是不是有很大的广告成分？建筑、建筑理论以及那些‘哲理’本身，都是社会历史现象。对社会历史现象必须作社会历史的分析。如果完全不考察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味地闹什么纯净的‘哲理’，从前苏格拉底一直闹到海德格尔，恐怕也只会是缘木求鱼。暂时拨开那些‘哲理’的迷雾，看一看直截了当的主张，‘波普’（大众化）、‘双重译码’（雅俗共赏）、‘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商业气息），‘要装饰’（包装），问题就清楚得多。原来，他们主张的是建筑艺术的通俗化。通俗化，在那个市场经济社会里，意味着商品化。所以，那些主张不过是为商业文化吆喝而已。”

2003年，作者为搬新家，忍痛卖掉了“文革”以后20余年积累的研究资料，包括卡片、未完稿、异体稿以及五分之二的藏书，包括全套的《建筑学报》《世界建筑》《新建筑》等杂志以及一批有关外国建筑史的俄文书籍。想到常言所说，学术上的成功，一靠天分，二靠努力，三靠机遇，他感慨地说：“我想，恐怕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要靠一代又一代的积累。”有鉴于此，他呼吁：“我们应该有一种积累学术成果的机制。这成果不仅仅是造成的房子，出版了（的）书籍，也应该，甚至更应该是收集的资料和未定稿、异体稿。要建立这样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学统，有承传，有发展，才能最有效地造就人才，出高水平的成果。”（编号76）

他强调城市史和建筑史要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编号113），建筑史研究不应忽视田野调查（编号114），他也谈到了自己一生堪称最重要的著作——《外国建筑史（十九世纪末叶之前）》——的编著过程和背后的理念。该书第一版书稿在1958年，即他29岁时完成，1962年面世，1979年修订后又作为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第一版出版。2003年他又完成了教材第三版的修订。他在编号79（编著感言）中回顾了成书和修订的过程，又针对一些读者对自己史观的质疑，强调了自己坚持的理由和这一坚持在当下的必要。他说：“（第三版）修订期间，有一位朋友问我：现在全国形势好多了，学术有了比较多的自由，你为什么不彻底改写外国建筑史，还要用阶级分析方法写历史？这问题很有意思，有一个由成见造成的漏洞。我回答，既然学术有了比较多的自由，请允许我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写历史罢。我并不闭目塞聪，顽固守旧。我平时也还留意各种新生的或新介绍进来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学方法论，但我经过比较，觉得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一种最深刻、最全面、最切中肯綮的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论，我乐意进一步学习它，努力去掌握它。当然，这就不免要对某些历史现象作一番社会经济的和阶级的分析。我知道，在我们民族最困难危急的时期里，曾经有一段话起过煽风点火的作用，那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站在这个立场上看问题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站在它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个极端简单化、极端庸俗化的思想，导致全国的‘革命者’觉得要革命就得斗人，把整个国家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现在一些朋友听到历史唯物主义，还心有余悸，这当然值得同情，也值得警惕。不过，平心而论，问题出在把历史哲学和方法论极端简单化和庸俗化上，出在把它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上，不是它本身的罪过。而要理解这种现象在中国长期统治和肆虐的原因，仍然要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也要认清它的阶级根源。”“从我这一辈子几十年的经历，我觉得，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分为几个群体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并且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着。别的不去说它，只说近二十年我们的建筑行业，从城市规划、城市基础建设、建设立项和选址、土地使用、房地产开发到‘危改动迁’，哪一项都可能牵涉到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且为这些利益发生着‘斗争’。”（编号79）他还在编号106（建筑教育应包括对建筑师人格的教育）文中对自己的史观作了进一步解释。

他曾呼吁：“我们迫切需要认真地建立我们完整的文物建筑保护学，把文物建筑保护，从基本观念、原则到普查、鉴定、评价、登记、确定保护单位名录、划定保护范围、制定保护的具体技术措施直至立法，当作一门完整的科学来下功夫研究，并培养专业人士。”（编号34）

不过他着笔更多的则是抨击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错误和有害做法。他首先抨击各地为所谓旅游开发，大兴仿古建筑，制造假古董，注重经济效益，忽视文化教育（编号21、98），以及“文化热”对历史文化的庸俗化（编号31、119），揭露了这些做法背后的商业主义本质。他抨击商业资本和运作的介入导致中国现代城市被体现了封建色彩、以“帝”“皇”“御苑”和“宫廷”为名的建筑和街区占领（编号41），文物建筑则被“戏说”化（编号47）、被崇洋媚外的旅游“营销策略”改变历史文化定位（编号37、83）。针对一些地方政府提出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口号，他指出，“利用文物古迹得点儿经济效益，本来未尝不可。不过，文物古迹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毕竟是文化、历史、学术、教育方面的价值。经济效益应该是合理发挥它的这些根本价值的结果。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去‘开发’文物古迹，恐怕难免会弄得鸡飞蛋打，文化荡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动物’来”。他提出，“保护文化环境，一是要爱惜一切好的、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二是要防止各种各样的文化伪劣品的污染。在当前，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应该认真研究的问题。……文化自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一个社会里，如果文化失去了尊严和价值而成为金钱的婢妾，这个社会就是精神侏儒的社会。”（编号22）

1980年对国际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访研大大扩展了作者事业的范域。从意大利回国后，他翻译并出版了《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还撰写了《意大利古建筑散记》。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也成为《北窗杂记》一个重要主题。尽管按出现时间它属第六类，但却是《杂记》关注最多的主题，因为这部分有编号21、22、23、25、31、34、37、39、41、47、55、57、77、80、81、83、89、97、98、104、108、109、116、118、119、127、129、130、131共29篇文章，数量居各类之首。这些文章在呼吁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抨击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以文化和文物为代价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主义，以及崇洋媚外对于中国文化的摧残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建筑、城市、村落，乃至风景区的种种破坏。他对这一主题的关注从1993年到2012年，前后共19年，直到《北窗杂记》封笔。

1993年，他针对当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盛行的“保护古城风貌”的主张，指出给古城建筑“统一着装”的做法行不通（编号23）。他更近一步指出保护风貌的主张是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他说：“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必须保护它的古老的体素，也就是保护古老的建筑、街道和城区。有了体素，才有风貌，古老的风貌的惟一载体是古老的体素。而且，古老体素的价值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有历史的、考古的、文化的、社会的、科学的、审美的、情感的，等等，这些价值有已经认识了的，还可能有潜在的现在没有被认识而将来会被认识的。风貌不过是这些价值中的一个因素，不但不是惟一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未必是重要的因素。所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就是它的体素，而不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编号25）在2010年，他再次强调了整体保护的重要性（编号118）。他还反复指出，要想文明化就必须认识文化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编号55），文物建筑首先是文物（编号116），文物意识必须超乎功利（编号39），不能唯利是图、不重文化（编号127）。他还抨击一些房地产商、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历史文化遗产的存留问题上所鼓吹的要遵循市场导向的主张，义正辞严地说：“历史文化遗产上属于创造它们的祖祖辈辈，下属于将要继承它们的子子孙孙，小属于一个民族，大属于全人类。它们属于从前、属于未来，它们属于历史。没有哪一代人，更没有哪一个人，有资格决定毁灭它们。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他们的责任就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好它们，把它们尽可能无损地传给下一代，一代又一代。这责任是道义的、哲理的。”（编号97）

从1989年，也即他60岁开始，作者获得了开展乡土建筑调查和研究的机会。此后他在《北窗杂记》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记录了他在这一过程中的观察和思考。这些文章可以被列为第七类“关于乡土建筑和农村研究、保护与发展的思考”，其中包括编号26、32、40、49、65、68、71、92、93、95、100、112、115、117、120、121、124、125、128，共19篇。

从1989—2011年底，前后长达22年。对于自己初次以研究者的目光看待中国乡土建筑时的感受，他曾以几个“大吃一惊”来概括 ：“第一个吃惊是发现祖国大地上，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汉满蒙回，即使在穷乡僻壤，乡土建筑都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不但个体，而且聚落的整体都是如此。它们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其丰富，决不下于多少个博物馆和图书馆，它们是了解我们民族的重要教材，极其鲜活生动，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二个吃惊是，在一些地区，它们近几十年里竟遭受了那么严重的破坏。寺观祠庙自然不在话下，连公益性的风雨桥和路亭都所剩无几。典雅精致的住宅，失于维修，残败不堪。砖雕木雕，凡是人头，都被砍掉，过去被许多几人合抱的大树浓密遮掩着的村落，赤裸裸地在烈日下暴晒着，侥幸留下的一两棵树，也瘦瘦的，在山坡上伶仃可怜。第三个吃惊是，一些乡人对先人创造的水平那么高的建筑文化，竟丝毫没有知觉，一点也不懂得珍惜，飞甍叠拱的门楼里睡着肥猪，细木格扇上挂着镰锄，雕栏玉砌上举手之劳便能修复的伤残，竟漠然不顾，渐至不可收拾。全村赖以生存的供水沟渠，成了臭不可闻的垃圾场。新房子乱造，阻塞了水道，一下雨全村渍水。雕梁画栋精美无比的祠堂，拆了卖瓦片，木材则当柴烧掉了。”（编号40）

面对这一紧迫情形，他将记录、研究和倡导保护中国乡土建筑当成了自己晚年工作的主要内容。十年中他与合作者楼庆西和李秋香出版了《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1993年）、《新叶村乡土建筑》（1993年）、《诸葛村乡土建筑》（1996年）、《婺源乡土建筑》（1998年）四部乡土建筑研究专著，还有若干部已经完稿（编号68）。《北窗杂记》编号100（晋东南）、编号117（江南明清建筑木雕）等介绍了他发现的乡土建筑的成就，编号32（研究乡土建筑，其实是非常孤独、非常寂寞的）、编号68（乡土建筑研究十年杂感）、编号120（我与乡土建筑研究）、编号121（我的新叶村）和编号124（乡土建筑研究历险记）等文章则记录了他和同事在调研中遇到过的甜酸苦辣。

在乡土建筑研究中，他试图引入社会学视角，突破先前以个体建筑为单位，以造型、空间和构造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民居”研究。其特点是以一个个村落为单位，借助家谱、碑刻和题记等文字材料和访谈所获得的口碑材料，研究村落的社会历史，其影响之下的村落形态和建筑形态特点，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在村落社会活动中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他还以徽州住宅为例，探讨了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伦理思想对住宅空间和建筑形制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学者对于徽州民居外观粉墙黛瓦之美的欣赏，他指出要理解这种形制的住宅，必须联系到南宋以来程朱理学对家庭秩序的规训和明代以来科举和徽州商业发展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他指出，这种住宅是这一地区经常离家在外的男人约束留守家眷的手段，其结果就是“一方面，住宅越来越封闭，成为禁锢妇女身体的牢笼；一方面，贞节牌坊越来越多，成了禁锢妇女心灵的石锁”。（编号49）

作者视乡土建筑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破坏，他曾在心里痛苦地呼喊：“有钱的人们，你们快来买去吧，只要能保存它们，不管你们把它们弄到哪里去都行！”（编号26）他抨击地方官员以讲文明为名的野蛮执法以及为求政绩对文保村强拆乱改（编号65）。他还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发展，传统村落和民居受到了旅游业的青睐，但旅游开发在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机遇的同时，也给历史遗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他表达了极大的担忧（编号115）。

在编号112（诸葛村保护）中他提出要把一个文保村子建设成一个历史文化博物馆和图书馆，为此“首要的当然是保持住村落的原真性，进一步还要下功夫把它各方面的历史文化蕴含发掘出来，一方面搜集实物，一方面做文字记录，整理成若干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给它们建立各种专题的展览馆，写成各种专题的书，拍成各种专题的碟片，如此等等，贡献给社会，不但给大众长知识，还可以采取措施支持专家学者的研究工作”。他还说：“如果我们的乡土村落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保护一座村落的建筑群体，而忽略了利用乡土文物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并且由于一再迟误，错失了时机，待老人家都不在了，各种农耕文明时代的生活和生产的遗物也都没有了，那就会根本没有办法补救。那么，我们就犯了天大的错误。”（编号112）

作者不仅仅关心乡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还关心地方的发展。他曾就古村如何开发旅游提出建议（编号93）。针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他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发展医疗保健，而不是放在为凸显“政绩”，无视法治、产权和农民自由意志所做的形式主义、简单化、“大跃进式”的“规划”和“设计”（编号95）。

作者追求现代化、科学，因此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文化中反科学和阻碍科学思维发展的因素。《北窗杂记》中有5篇文章（编号30、88、90、94、102）的内容就是提倡科学和抨击所谓“国学”与风水，它们构成了其第八类主题，在其中他针对有关风水的夸大其词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例如有些作者认为的“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术的主题和首要使命”以及“不仅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城市选址大多也参考风水的原理”，对此陈志华坚决批评道：“这种‘选址观’是违反起码的常识的。古人，老祖宗，给村落选址是为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选址的首要条件当然是看这块地方是不是有支持他们的子孙们生存的条件，而不是‘四灵守中’‘来龙翔舞’，或者‘建筑与山水间的和谐’，更不理会‘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些什么。”（编号88）他以浙江省兰溪市永昌镇的《赵氏宗谱》为例，说：“这篇‘序’写出了在广大农村里实际被普遍遵循的聚落选址的基本原则。”因为“序”的作者首先“感谢老祖宗选址的眼光，说永昌镇（从前是村）‘田亩阡陌，坦坦平夷，泗泽交流，滔滔不绝’，这便是说耕地广阔，水源丰沛，有水有土，就活得下去。接着说，永昌‘山可樵、水可流、岩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市可易’”。（编号88）

在举例说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水陆运输条件对村落选址的决定性影响之后，他又指出“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说：“田夫野老们传说的风水故事，可以教我们知道，在漫长的宗法制农耕文明时代，农民们希望着什么，追求着什么。如果我们真正认真地调查过、分析过，就可以发现，祖坟或者村落的风水所反映出来的，农民们第一个愿望是子孙繁衍。所以，‘老蚌含珠’‘美女献花’‘蜂腰’‘男根女阴’这一类‘喝形’的数量最多。其次，是希望子孙们‘科甲连登’。科甲成就是贫困的农民攀升社会阶梯的唯一道路。”“许许多多现实的因素都是人们选择定居点的根本原因。形成聚落以后，在民智未开的农耕时代，还需要一种超自然的信仰或迷信来加强人们对所居住的地点的信心，这就是风水。阴阳家们编造出一些说法，使人们相信，山、水、地形等自然因素能够决定居住在某方土地上的人们的吉凶祸福，他们要说服人们，经他们选择或稍加改造过的环境是一方‘吉壤’，只要老老实实在这里居住下去，就能子孙繁昌，从而培养居民对这块土地的依赖心理甚至眷恋。迷信命运，这是专制统治者希望于民众的，依恋土地，这是宗族的稳定和团结所需要的。”（编号88）

《北窗杂记》另有3篇（编号35、82、103）与乡土建筑和遗产保护有关，但它们涉及的问题更大，因此值得单独分类，这便是第九类“呼吁文保制度改革，抨击践踏法规”。

1995年北京发生东方广场事件。作者在《北窗杂记》编号35中高声质问：“是谁在左右着我们的城市规划？我们的城市规划法还管不管用？”在文中他针对事件，严词抨击了中国城市发展中长官意志，以及长官法外优惠外资和商业权力对规划和法律的践踏。他希望“一，对北京其他的外资工程，也要教它们循规蹈矩，凡有不符合我们现行规划和法令的，都照东方广场的例子（停工）办理。然后，搞一个连锁反应，在全国都整顿一番，并且以后不再给外资以可以违法的 ‘优惠’。二，这类事情，以后不要再靠专家学者事后出来呼吁。有政府、有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管的人，切实依法管起来，不该管的人，不要来插手，那不就政清事简了吗？”但他痛心地说：“我想起 ‘大跃进’时代的一首民谣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可惜，现在这个‘我’竟是海外投资者，而我们的河山，我们的文化历史，我们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竟要为他们开道了。”他叹息道：“国际上正流行着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说法，我们也有人提出了‘空间殖民主义’之说，虽然都还有争论的余地，但认真地想一想，怕不会全是空穴来风罢。”（编号35）

在编号82（关于乡土建筑的一封信）中，他批判了传统民居“开发”要“高起点、高思路、高标准”并要“大投入、大力度、大手笔”的说法和做法，力陈它们在思想上的荒唐和在实践上的恶果。更进一步，他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管理体制对于文保事业存在的弊端。他说：“在大多数国家，旅游业是企业的事，文物保护是政府的事。政府的文物保护部门要制约旅游企业的行为，不让它越出限度以保护文物。然而，在我们这里，旅游也是政府行为，它在各级政府眼里还大大重于文物保护，因为它能‘来钱’，出‘政绩’。在我们的许多省份里，文物是归旅游部门管的。叫狐狸养鸡，没有了节制，这鸡还活得下去吗？在中国的行政体制设计中，往往为了提高效率而取消部门间的制约，但事实是效率并不见提高。而由于没有制约，‘一竿子到底’了，事情反而办糟了。事情办糟了，还有什么效率可说。”（编号82）在编号103（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意见）中，他又重申了管理体制改革对文保事业的重要性。

身为教师，作者不仅关注“授业”和“解惑”，他更重视“传道”。事实上《北窗杂记》各篇都体现了一种道：对国家的爱和责任，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以及对于独立人格的捍卫。目睹当代中国城市和建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那些为了经济利益放弃职业道德底线的建筑个人，他不能不反思学校教学目标以及学生人格培养等问题。《北窗杂记》编号61、67、73、91、96、106等6篇文章直接宣传了建筑教育所应关注的“道”，并揭露了一种社会力量——特权和权力崇拜——对建筑业赖以健康发展之道的亵渎。它们可以被归纳为第十类主题，即“建筑师社会责任心和人格培养，抨击权力崇拜”。

如他在编号61（建筑史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说：“我并不简单地反对‘用得上’，但我更主张，建筑历史的教学目的主要是提高建筑师的素质，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使（建筑史）更有力地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情愫，启发学生的创造自觉性和个性意识、唤醒他们的人文精神和职业道德，开阔他们的眼界和胸襟、丰富和活跃他们的思维领域，使学生们能登高望远，并且在生活和创作中充满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充满了理想和激情。或许是太顽固了罢，我至今坚持，这些才是建筑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建筑史教师最艰难也是最崇高的任务。”（编号61）

在编号67（从《水木工业公所记》谈建筑的现代化）中他称体制崇拜和权力崇拜为“封建传统的当代形态”。他说：“体制崇拜，当今大致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制成了一种不容检验的超理性力量，体制内的统治力量天然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人被体制奴役，成为它的驯服工具、齿轮和螺丝钉。具体化地说，例如，用各种行政的、组织的手段把建筑师和建筑创作统统管理起来。创作课题越重大，越要管得很紧，而且管理者也越不懂建筑。另一方面，建筑成了体制的象征，为了体制的意识形态需要，常常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建造一些颂扬体制本身的‘光荣伟大’的建筑物，或者强使一些公共建筑物承担这个任务。而人民大众迫切需要的建筑物却被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常常要体制性的建筑让路。”“权力崇拜，当今的形态，一方面是长官或老板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建筑师，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权益。……另一方面，长官和老板在建筑资源的享用上跟普通百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必须把这些封建传统的残余清扫干净。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便只能是畸形的、发育不全的、千疮百孔的。”（编号67）

在批判权力崇拜的同时，他在编号73（建筑教育该怎么办）、编号91（专家论证与知识分子人格）、编号96（建筑师与国民性）和编号106（建筑教育应包括对建筑师人格的教育）等文章里他表达了他对当代国民性与中国建筑师人格培养的关切。如他目睹了建筑师被一名市委书记当众斥为“狗屁”，几十位建筑师和学者专家乖乖地吹捧一名市长的“政绩”，一个很有成绩的省建筑设计院门厅里挂着通间的大红横幅，上写“业主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于是不禁发出感慨。他说：“为了建设‘创新型社会’，怎么可以疏忽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处境。不要以为多给他们几张钞票就万事大吉了，要的是让他们有发展‘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的条件，恢复他们的自尊、自爱、自信。”（编号96）

他将这一思考扩展到更大的社会文化范围，说：“没完没了的反民主的‘主子奴才’戏和反科学的‘剑仙侠客’戏，集中反映了我们当代文化思想的堕落，而收视率却‘居高不下’，这种情况真教人寒心。有人说，主子奴才戏和剑仙侠客戏不过是休闲玩意儿而已，累了一天，忙了一天，看看这些笑一笑，乐一乐没什么不好，提不到那么高的纲上。真的是这样吗？‘润物细无声’的可能是甘露，也可能是毒汁。许许多多的知识者对主子奴才戏和剑仙侠客戏随随便便不以为非，不以为耻，甚至还能笑一笑，乐一乐的态度，其实正是非常可怕的‘国民性’。请不要忘记那个‘全民’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年代只过去了一瞬间。”他还说：“建筑师想什么，怎么想，离不开咱们的‘国民性’。这国民性反映着咱们这个既没有科学精神也没有民主思想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国民性里，还有一个症候是‘麻木’，鲁迅先生曾经那么愤慨地‘骂’过的。这麻木和没有探索精神、没有创新动力是一码事。”（编号96）

《北窗杂记》的十大主题反映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作者面对与中国城市发展、建筑创新，以及历史保护相关的种种问题所作的思考和他坚持的主张，这就是提倡民主，抨击长官意志和官僚特权；提倡创新，抨击愚昧保守和以“民族形式”为旗号的复古主义；提倡社会关怀和人性化，抨击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铺张浪费；关心建筑学术健康，抨击“理论”脱离实际；呼吁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抨击商业主义、崇洋媚外；提倡乡土建筑和农村研究、关心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提倡科学，抨击“国学”和风水；呼吁文保制度改革，抨击践踏法规；提倡建筑师社会责任心和人格培养，抨击权力崇拜。

其中他关注时间最长的主题是“提倡社会关怀和人性化，抨击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和铺张浪费”，共20篇，从1980—2011年，前后长达31年，可以说是《北窗杂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而这一时期他呼应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初最为关注的主题是“提倡创新，抨击愚昧保守和以‘民族形式’为旗号的复古主义”。如果说主题三强调的是民主，这一主题强调的则是科学。正如他在编号33（当前我们建筑学的生长点、突破口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所说：当今建筑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依然是七八十年前现代建筑革命时的那几个，依然是科学化和民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这两个生长点的合力所指是人的生活环境的人性化”。（编号33）

《北窗杂记》着笔最多的是主题“呼吁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抨击商业主义、崇洋媚外”，共有29篇。连同主题七“提倡乡土建筑和农村研究、关心乡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19篇，它们的写作从1989—2012年，持续23年，直至《北窗杂记》封笔，可以说是令晚年的作者最为魂牵梦萦的主题。

1994年，作者右眼视网膜脱落，手术失败，导致这只眼睛近乎失明。他在编号32（研究乡土建筑，其实是非常孤独、非常寂寞的）中，面对工作前景不无悲哀地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能干一点就干一点吧。但是，我们的工作明年还干得下去吗？”（编号32）

但身体的衰弱和残障并没能使他停止工作，他还是坚持干下来了，事实上131篇《北窗杂记》中的99篇都是他在此后18年里奋笔写成的。同时他还与同事合作完成了《诸葛村乡土建筑》（1996年）、《婺源乡土建筑》（1998年）、《张壁村》（2002年）、《流坑村》（2003年）、《福宝场》（2003年）、《古镇碛口》（2004年）、《梅县三村》（2007年）等著作。终于他的这个专栏在2012年8月（《建筑师》总第158期）刊登了最后一篇之后关闭。这一年的春节还没过，位于北京东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遭到了房地产商的野蛮拆除。《北窗杂记》最后三篇的内容分别是：“别墅广告”（编号129）、“梁林故居的拆与‘建’”（编号130），以及“没有文化传承，哪里还有民族？”《北窗杂记》的封笔似乎表明，苦口婆心了32年的作者，面对着那些毫无文化担当的当权者以及唯利是图的地产商再无话可说。

哀莫大于心死”。但作者说过的两句话依然令人泪奔地回响在读者的耳畔：

“我怕不久之后在另一个世界里见到费尔顿爵士，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您在我们书里见到过的那些美好的村落和建筑，有许多已经零落如泥了。或许，或许我们师生俩——老哥儿俩，会相拥痛哭！”（编号111）

当我见到那么多珍贵的乡土建筑被一些鼠目寸光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和对当代文明一无所知的人糟蹋、歪曲甚至摧残，我更痛苦得泪流满面。我常常默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把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句诗已经刻在诗人的墓碑上，我真想也刻在我的什么东西上，不知是人在天之灵是否允许。不多说了。再见。”（编号82）

▲2002年夏天，本文作者与陈志华先生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梁思成先生铜像前合影，李秋香摄

（本文节选自“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建筑而忠考：《北窗杂记》导读及其所反映的陈志华思想初探”，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8月刊，总第200期P24-33，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

《建筑师》No.200丨2019年8月刊

长按二维码

快速订购《建筑师》200期杂志

---

《建筑师》杂志由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办

---

内容统筹：陈海娇

实习编辑：王涤尘

查找公众号：建筑师

新浪微博：@建筑师杂志微博

投稿方式：登录系统进行在线投稿

（http://thearchitect.cabp.com.cn/ch/index.aspx）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chinaarchitect

淘宝天猫商城：http://zgjzgycbs.tmall.com

杂志订阅：邮局统一邮发代号82-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