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舢，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
朱天禹，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从建筑自治到集体价值——与伯格维施事务所关于瓦格尼斯阿特的对话”，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2月刊，总第197期P13-22
伯格维施事务所（Bogevischs Buero）由建筑师利兹·利策（Ritz Ritzer）和莱纳·霍夫曼（Rainer Hofmann）于1996年共同创立，现已成长为慕尼黑知名建筑事务所之一。事务所设计风格多样而富有个性，目前已完成近50余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作品，遍及德国。2016年，由事务所和社区成员共同设计的瓦格尼斯阿特（WagnisART）获得了2016年德国城市设计奖。项目建成后获得广泛的好评，目前成为德国经济适用型住宅与社会合作社的讨论与研究的热点。我们有幸在事务所位于诺伊豪森的办公室采访了项目主创莱纳·霍夫曼和尤利乌斯·克拉夫科（Julius Klaffke），和他们就建筑自治性、建筑师的权威、住宅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1996年，建筑师利兹·利策（Ritz Ritzer）和莱纳·霍夫曼（Rainer Hofmann）共同创立了伯格维施事务所（bogevischs buero），现已成长为慕尼黑知名的建筑事务所之一。事务所设计风格多样而富有个性，目前已完成近50余项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作品，遍及德国。其项目以住宅为主，兼顾其他类型。他们的设计获得同行高度认可，赢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奖项，比如，2014年雨果-汉宁奖、2015年优秀住宅荣誉奖、2016年德国城市设计奖、2017年德国景观设计奖、2018年德国可持续性建筑协会大奖（DGNB）、2018年德国建筑博物馆奖（DAM）。瓦格尼斯阿特项目（wagnisART）是建筑师和社区成员共同设计的项目。
▲住宅合作社瓦格尼斯阿特黑白总图©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项目建成后获得广泛的好评，目前正处于德国经济适用型住宅（Affordable Housing）与社会合作社的讨论与研究的焦点。和德国其他小型建筑设计事务所一样，伯格维施一开始起步于公开的设计竞赛。1999年，事务所赢得了斯图加特一座大型办公楼的竞赛。两年后，他们又赢得了慕尼黑北郊一栋学生公寓的竞赛。从此事务所在竞争激烈的设计市场中站稳脚跟。直到今天，事务所主要业务来源仍然是设计竞赛。而慕尼黑学生公寓的成功也将事务所主要业务带入福利性集合住宅领域。事务所两位创始人，利兹·利策和莱纳·霍夫曼早年同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系学习，毕业后又曾在德国、英国、美国等多地学习工作。霍夫曼早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期间曾探索过“非确定性建筑”的设计方法，通过制定简单的规则体系引导学生完成形式的自由创造。在与住宅合作社组织合作过程中，霍夫曼将过去的参与式设计研究融入设计实践中。这一探索在瓦格尼斯阿特项目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有幸在事务所位于诺伊豪森（Neuhausen）的办公室采访了项目主创莱纳·霍夫曼和尤利乌斯·克拉夫科（ Julius Klaffke），就建筑自治性、建筑师的权威、住宅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慕尼黑是德国南部中心城市。城市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年GDP增长率达到4.4%，远高于德国和巴伐利亚的水准。根据统计，城市人口将从2016年的157万增加到2035年的185万，20年将净增30万人口。与此相应，住宅年需求量将达到8500套。目前85.2万家庭使用着78万住宅单元。显然，快速增加的人口和相对紧张的土地资源将会导致住宅短缺。▲自2004年以来，慕尼黑家庭数量与住宅存量的比较©Referat für Stadtplanung und Bauordnung, München. Bericht zur Wohnungssituation in München 2014– 2015[R]. 2016: 91. 作者翻译整理紧张的住宅供给势必会推高城市房地产价格。逐渐上涨的房租和土地价格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这种状况威胁着城市的社会可持续性。“确保充足的可负担住宅供应是慕尼黑城市发展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成为慕尼黑市政府的行动政策计划——“住在慕尼黑”（Wohnen in München）——的基础。为缓解居住空间的紧张，应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慕尼黑市政府试图挖掘城市的空间潜力，增加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供应。“再密度化” （Qualified Densification）、“结构转化” （Restructuring）、“边缘区新开发”（Development on Urban Fringes）成为城市发展的三个主要策略。其中，“结构转化”是将城市原有因功能衰退、突变造成的闲置地，如前军事用地、机场等，转化为新住宅和商业建设用地。
除了增加住宅供给，城市政府还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社会住宅建设中。这些多元主体包括慕尼黑住宅联合会（Städtische Wohnungsgesellschaften）、建造协会（Baugemeinschaften）、住宅合作社（Wohnungsgenossenschaft）以及一些基金会。它们和其他大型开发商相互竞争，在实现可负担住宅发展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多元主体一方面抑制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稳定了住宅的价格，同时也扮演起社会稳定者的角色。一般而言，住宅合作社、建造协会以及其他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社团没有足够经济实力按市场价格购买建设用地。市政府以多种形式向他们提供资助。1989年颁布的“社会公平的土地使用规定（Sozialgerechten Bodennutzung）”是市政府资助方式之一。按照这一规定，40%新推出的土地需面向社会使用，并按照不同比例向不同的次级住宅资助模式分配。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社团，受资助的联合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市政府获得土地补助。
▲各类资助程序与资助类型下，其新建住宅的（城市产权）用地比例©Referat für Stadtplanung und Bauordnung, München. Wohnungspolitisches Handlungsprogramm “Wohnen in München VI” 2017-2021[R]. 2017: 44. 作者翻译整理慕尼黑目前有超过40余家住宅合作社。成立于2000年的瓦格尼斯（Wagnis）是一家年轻的住宅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一样，其宗旨是通过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居住为其成员提供社会和经济可靠的住所、自我决定的居住形式、建设和睦的邻里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购买和租赁方式，这种自我资助，自我建造的方式被称为“第三种模式”。瓦格尼斯成员是他们自有产业的租赁者，每个成员仍需为其住宅支付一定的租金。但相对于市场价格，这种租金低廉很多。合作社成员拥有终生使用权，也可以把这种使用权继承给后代，或是自由退出使用权，只是个人没有独立的产权。住宅所有权属于共同体。所有资产收益归属合作社，所有的债务亦由合作社来承担。对于合作社而言，住宅不是投机物。瓦格尼斯主要根据三种资金模式和条件来招募成员，即EOF（收入定向资助/ Einkommen-Orientiertes Föderung）, MMG （慕尼黑模式合作社/ München Modell Genossenschaft）, KMB（概念租房/ Konzeptioneller Mietwohnungs-Bau）。它们是慕尼黑市政府以资金补助社会住宅的三种模式。前两者是市政府资金补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模式，KMB是私人融资参与租赁住宅的一种模式，通过这种模式，租户可以享受优惠租金。迄今为止，瓦格尼斯有7个项目已完成或正在进展中，并斩获各类奖项。访谈中将要介绍项目——瓦格尼斯阿特被授予2016年德国城市设计奖和2017年德国景观设计奖。瓦格尼斯阿特完成于2016年，有5栋单体、138套住宅单元、总建筑面积10610m²。它所处的基地多马克帕克（Domagkpark）原为城市北部边缘区的一片24hm²大的军营用地。▲多马克帕克住宅区，住宅合作社与建造共同体的不同用地。建造共同体用地（淡紫色方框）占总用地17%，共建有230套住宅，住宅合作社用地（深蓝色方框）占总用地19%，共建有267套住宅©Referat für Stadtplanung und Bauordnung, München. Wohnungspolitisches Handlungsprogramm “Wohnen in München VI” 2017-2021[R]. 2017: 91. 作者翻译整理军队撤出后，该用地被艺术家接管和占用。自21世纪初开始，在“再密度化”和“重构”的策略下，这片利用率不高的用地被整合为住宅开发用地。整个基地上将建设1800套新住宅，其中半数获得市政府的资助。时间：2017年12月6日，14:00~15：00地点：伯格维施事务所，慕尼黑舒尔大街5号，80634受访者：莱纳·霍夫曼（Rainer Hofmann）——事务所合伙人，尤利乌斯·克拉夫科（Julius Klaffke）——项目建筑师杨舢：感谢您能接受采访，首先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伯格维施事务所，它的成立时间、现有规模、事务所和瓦格尼斯合作了多长时间？莱纳·霍夫曼：很高兴能向中国读者介绍我们的事务所。1986~1996年，我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伦敦东巴黎大学、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学习。当结束了慕尼黑的学习过程后，我开始与现在的合伙人，利兹·利策参与设计竞赛。1999年，我们赢得了第一次设计竞赛。那是斯图加特的一个大型办公楼，办公空间面积达到15000m² 。最终我们获得设计合同，并得到工作机会，从这个大型建筑物开始，我们启动了事务所。两年后的2002年，我们赢得了第二个设计竞赛。这是慕尼黑北部的一个学生公寓项目，红色外立面的学生公寓菲尔斯塞内肯盎格（Student Housing Felsennelkenanger），项目委托人是慕尼黑学生工作处（Studentenwerk München）。▲慕尼黑学生公寓菲尔斯塞内肯盎格©摄影师Julia Knop女士授予版权这两次设计竞赛让我们获得报酬颇丰的合同，它们是这个年轻事务所的两块奠基石。目前，设计竞赛仍是我们获得项目委托的主要途径。事务所尝试范围有限但匿名的设计竞赛，我们喜欢这些设计竞赛的决策方式，它们根据最好而不是最大“名气”来比选方案。事务所目前仍有很多设计合同来自这些竞赛。现在我们成长为一家有45名员工的事务所，有五位主创设计师，尤利乌斯以及其他人。他们职责范畴不同，共同支撑着事务所的运作。事务所事业始于斯图加特的办公建筑。但赢得第二次设计竞赛时，我们就转入公共资助住宅的设计领域。在巴伐利亚州，学生宿舍的50%建设费用由州政府资助。自此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住宅领域。在欧洲，尤其在德国，公共项目必须通过公开招标合同来展开，且有严格的申请标准。只有在这一专门领域有相应业绩记录（Track-record），才可以申请。而事务所已经拥有社会住宅领域的业绩记录，因此申请住宅领域的竞赛资格会相对容易一些——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开拓一开始并不是刻意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德国社会住宅领域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一领域不断增加的潜力客户——它们被称为合作社（Cooperative/ Genossenschaften）。不同收入、社会地位、背景的人聚集于这些合作社中。他们共同拥有土地和建筑的产权。合作社是非盈利的。也就是说，他们仅仅是实现合作社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获得建房之外的收益。相对于传统项目开发，这是个重要的优势。由于不会受困于营利目的，他们能够详细地设定自己的目标——想在哪里造房子，可以用这些房子做什么，内容是什么，用什么结构。因此这成了一种更进步的研究设计和项目内容的方式。在为合作社设计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生活和开发这些合作社建筑的人们会表达出一些独特的需求。传统开发模式中这种需求常被否认。比如，瓦格尼斯阿特有大量的共有空间。这样空间很难在传统住宅开发中实现，因为客户一般没有这样的需求。新合作社实践证明共有空间需求很大，之后很多人也开始确信这一点。在合作社，客户和租户是一体的。如果你去看瓦格尼斯阿特，你会意识到，每个剩余角落总会用于公共用途，比如工艺室、图书馆、洗衣房、聚会场所或音乐场地。▲傍晚的瓦格尼斯阿特东侧内院©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四楼天桥外景，近景为东侧内院©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除去这些用来会面的场所，这里还有大量用作其他用途的空间。有些空间是用于理疗诊所，有些是艺术工作室。这里还有一家很大咖啡店，不仅服务于合作社的成员，同时还为整个社区提供会面场所。杨舢：您在住宅项目中有很多积累，特别是和住宅合作社、建造共同体的合作。我很感兴趣的是，您的事务所如何引导合作社成员的参与以及参与过程，如何引导不同利益群体最终走到终点的？霍夫曼：这是个好问题，但很难回答。我们和不同的合作社一起工作过。我们最初一起工作的合作社是“大众住宅协会”（Verein für Volkswohnungen），位于瑞纳塔大街（Renatastrasse）。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合作社项目。“大众住宅协会”是一家很老的建制化合作社，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组织方式很传统，由三人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管理。他们对共同空间（Communal Space）以及人们如何更好地住在一起很感兴趣，和他们讨论也很有收获。但不像在瓦格尼斯所做的那样，那里没有后来使用者的参与。我们现在还为慕尼黑市立住宅协会（Beamtenwohnungsverein München e.G.）工作，这也是一家建制化的合作社，正在施瓦宾的帕克施塔特（Parkstadt Schwabing）建造新的住宅。我们可以详述很多在瓦格尼斯阿特项目中创立的点子。但还是这样，这只是一次传统的参与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和两到三名董事会成员讨论方案，而将要搬去居住的人们不会牵扯到设计过程中。与瓦格尼斯的合作则有些不同。15年前，瓦格尼斯启动了他们的第一个项目。他们的目标之一是重塑合作社成员参与创造建筑的方式。这带来了两重效应。第一重效应是，形成建筑的方式被改变，这即意味着建筑师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第二重效应是，这一大量深度参与过程会让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对整个过程，随后对整个项目产生极强的认同感。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建筑的建成部分有种私密性，有种被占用感觉，尽管这里没有个人所有权。这点很有趣。合作社成员没有住宅和地块的个人所有权，任何东西都不能声称是个人的。他们有共同所有权和很强的集体认同。比起其他合作社，比如“慕尼黑市立住宅协会”或“大众住宅协会”，他们的集体认同要强很多。因此，把他们和实际的土地、实际的建造物联结起来的方式会改变一些东西。我回到您的问题。我们和瓦格尼斯的合作始于十年前的瓦格尼斯3（Wagnis 3）， 这个项目位于利姆（Riem）。▲位于利姆的瓦格尼斯3住宅外景©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瓦格尼斯3住宅内院©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我们知道的只是传统的设计（方法），不了解合作社如何工作又如何思考。我们开始时很天真，直接就去找这种东西。这很艰难，因为他们要求极其苛刻，而我们又没有事务所现在这样的（工作）结构，可以处理持续变化的大量功能诉求，我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这些诉求。他们有一个要求很高的会长——伊丽莎白·霍勒巴赫（Elisabeth Hollerbach），她掌控着整个过程。但某种意义上，对他们要求的参与结构中发生的复杂性和权威的丢失，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今天当我再回头看瓦格尼斯3时，这是一座好建筑，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去那儿，而且人们也认同这一建筑。这很有趣，他们在这里很快乐。但这里有些地方，如果他们没有和我交流，如果他们没有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可能当初我会设计的不同，更合乎逻辑，少些混乱。因此，很有趣的是，这些住户很认同这一项目，他们真的很高兴住在这里。而唯一不高兴的人（如果有那么一点的话）似乎是我们建筑师，因为那里有些地方缺乏设计合理性。现在来谈瓦格尼斯阿特，我们想反思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对过程本身进行思考。这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我们要找到一位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一位积累了很多能力的人。很幸运，尤利乌斯·克拉夫科几年前加入了事务所，他天生是名建筑师，此外还有从教经历，可以胜任这一工作。他对住宅做过研究，知道如何构建特定的方案，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并对渐进式设计方法很感兴趣。第二，重新设计实际的设计过程，一开始它就是一场实验。我们觉得必须用基于规则的建造方式来工作。这几乎就像是基于计算机的参数化设计方法，同时也依赖于集合规则。简单规则允许简单变化从而获得复杂性。可以重复变化或以某种改变参数的方式实现变化。但是这些后来改变设计规则的参数由未来的租户和他们个人投入决定。租户成为这一过程的启动者。产生的附加好处是，整个过程让参与者不仅认同项目和设计过程，同时也认同项目背后的体系。这既有趣，同时又有挑战性。住户成为项目和过程的一部分，与整件事情不可分离。比起“瓦格尼斯3”，这一项目中所能实现的使用者与项目/过程的内在联系要复杂的多。瓦格尼斯阿特关键的设计理念是让建筑师脱离传统理念，即认为人们能在设计的早期阶段能终结掉方案。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所研究出来东西，已成为瓦格尼斯阿特的工作基础。杨舢：德国城市设计奖评审委员会的获奖评语提到“一开始，设计师就用设计草图和模型让众多客户参与到共同设计过程中，过程的调节很谨慎：建筑师称这一过程为‘参数化群体设计’。”你们设定了规则，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定义规则？霍夫曼：要再次指出，我们仍处在实验的层面。我们不得不采用这样的方式，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则手册。多年来，我曾用许多不同方式实验过这种非确定性建筑。经历这一过程后，这种非确定性建筑对我们并不是全新的。在美国作助理教授时，我曾教过三年级的学生。我们用混凝土块工作，动用过3000块混凝土块。我试图和学生们一起设计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让学生们建造出自己的共同住宅。我们研究非常简单的规则，一个规则的集合体系，如何在空间里安放混凝土块——只有两三条必须要遵循的原则。可以看到，这其中完全简单、寻常的规则有产生极为复杂结构的巨大潜力。而关键是要允许这些规则存在。人们必须接受它们，就像是一个游戏计划。我们能通过这个游戏在里面交流。但首先必须接受写进手册里的规则。如果你承认有约束力手册，尽管需要放弃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性，也要参与进来。所以当第一套规则启动时，我们买了150或200个折叠的、可移动的卡纸板盒到工作室现场，让人们按照完全自由的规则来创造他们想做的东西，创造分隔，空间化的工作。很自然，其结果一定程度被使用的元素所决定，这个元素就是卡纸盒。▲瓦格尼斯阿特住宅合作社成员参与住宅设计，用鞋盒搭建出可能的住宅形态©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合作社成员用木杆联结住宅单元©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第二步，在这个短期工作坊中，他们不得不自己置身于这一结构，发现并创造自己的场所。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过程很困惑；因为，首先对于大多数合作社成员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可以直接和建筑产生联系。当他们不得不定义自己的空间时，所有的自由和解放都开始土崩瓦解。这一切对我们理解个性非常关键。在建筑师的要求之下，个人的利益开始出现。当其他人也想做同样的事情时，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放在有限空间。如果空间是有限的，行动的自由就至关重要。▲合作社成员按照建筑师设定的规则设计住宅立面（每个住户不能设计自己住宅的窗户，只能设计邻居的窗户）©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突然，我们开始陷入冲突。在这种个体的、私人的、社区的临界线中，项目开始逐渐呈现出来。基本上，我们就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开始工作，在一系列方向更明确，运行规则更精确的工作坊中继续推动项目。工作坊里的这些规则也是我们发展的。朱天禹：我发现这个建设共同体的办法很聪明。当你们真正开始做实际设计时，先让人们习惯游戏化的过程。毕竟对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一起做事，成员们可以为共同行动做个准备。霍夫曼：他们大部分人之前没有接触过建筑设计，也没有接触过这种参与式结构，这是一种新的共同开发模式。杨舢：这一过程发展顺利吗？会不会存在一些冲突？是否我们可以说建筑师承担着仲裁者或法官的角色，可以评判哪些事务或部分重要，哪些不那么重要？霍夫曼：是的，这里是有问题的。丢掉了自治性后，总会缺少一些权威性。一般而言，因为方案里的自治性，至少会有些权威。人们认为建筑师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常会被要求给出解答。但在瓦格尼斯阿特项目中，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开始，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自治性。但要没有自治性，什么是建筑师的权威？建筑师是谁？以建筑师过去常有的权威方式来告知他们要干什么，但实际上建筑师没有这些权威！所有这些个体，这些合作社成员，以某种方式和建筑师一起做项目。这样就制造出一种权威的真空。从这个原因上看，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有点随意。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这一过程的潜力所在。这种潜力确实是在行动中浮现的，去理解另一种形式，一种新的权威形式通过共同的层面创造出来。我们的角色融化了——突然间，我们成为某种游戏老师（Game-Master）。随着进展越深入，就越深信不疑，这种共同过程会带来一些东西。我们认识到，通过遵循规则和工作坊中迭代过程的再指引，一些有价值事情会被创造出来。我们不仅想做出一些东西，同时想构建对特定结果不同价值的理解。一种共同的权威生成出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其价值，其结果很少能预料到，任何人都不能提前想到，但它们确实有价值。不仅如此，这个过程持续的越长，其价值越大。合作社成员赋予这一项目更多价值。有些不一样的事物发生了——尽管有很多冲突，在这种经验中他们一起成长。特定的精神出现了，把他们吸收进来——我们已经把共同体带到一起。朱天禹：尤利乌斯介绍过，您设置的一个规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设计但恰恰不能设计他自己的公寓。我觉得这是个很睿智的做法，因为您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从自己关心的事物中转移出来，创造了一个超越他们自身的共同价值。最后，通过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们达成共同目标。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成功的社会过程。尤利乌斯·克拉夫科：当进入这一参与过程中，对品质我们会有基本概念。比如，对室外空间我们还是特定的看法——人们如何进入住宅组群中，如何从公共空间去往那里，直到最后进到他们自己的公寓。▲站在天桥上向南眺望，近景为西侧内院©站在天桥上向南眺望，近景为西侧内院有关空间的这些理念是由我们来设定的，整个设计过程中，它们会被传递出来，它们有时很丰富。以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在调节过程，同时自始至终还在引导他们最后到达所要求的特定品质。我们想要的不是一种外形或物件，而是追求一种软的品质。整个过程中，所有人意识到，我们头脑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当时所讨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开窗，同时还包括如何把所有事物塑造在一起，如何把它们组织在一起，这方面的问题。恰恰是这个层面很清楚说明了这一点，即为什么在整个过程，我们还是建筑师，我们是那些把所有事情组织在一起的人。杨舢：在这个过程中，认同的生产非常成功。但另一方面，这种强认同是不是阻碍了合作社与周边邻里的交流，阻止这一邻里最后融入城市肌理中？作为陌生人当我走进这个社区时，我会觉得很强烈，噢，这不是我的社区。霍夫曼：是的，这确实是（笑）。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但又不真实。说它真实是因为您能感觉到这种认同。但这个结构自身很开放。天桥把五个单独的建筑联结起来。人们可以进到社区空间的中部。这里虽没有可见的界限，但仍有边界，某种程度上被人可以感觉到。首先人们能自由地进入到这些空间。但是进入里面后，会有感觉，知道这里是私人场所——你处在一个不是你自己的社区空间里。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人住在这里，这种感觉像老朋友，让空间安全。晚上，可以漫步而感觉安全，但不会闲逛或放自己的音乐。人们会尊重这里的隐私性，某种程度上这里是没有大门的私密空间。但另一方面，建筑里面还有很多空间，比如咖啡店，还有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表演空间。瓦格尼斯同时和其他两个合作社共同发展一个交通系统（小汽车体系）。我们能够在很多层面发展出良好的公私关系。▲东南主入口，底层为集会空间©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住宅单元的内厅©伯格维施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事务所当人们在里面漫步，感觉到很强的共同体，这更是财富而非劣势。人们可以感觉到这里的人在场，即便他们物理上并不存在。这甚至让访客感到有点熟悉、可触摸、被感动。杨舢：我同意，如果有个公共空间对所有人开放，那么没有人会在久留。如果有什么东西可能让人感觉安全，那就是家的感觉。我有个新的问题，在瓦格尼斯网站上，我看到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居住并工作”。这个社区还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是这样的吗？霍夫曼：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在这个项目中，他们确实有少量工作岗位。首层有一个很大的共享办公室。这些办公室为兼职工作的人或那些有孩子的人准备。这些人可以在这些社区工作空间中工作。这里还有一些理疗诊所，还有些人在咖啡厅里工作。整个区域在底层提供了混合使用的机会，所以这里总是有些工作机会。这些首层空间的50%不会用于住宅功能。这种情况反映了施瓦宾这个历史街区的状况。这些首层单元提供了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创造了些选择。有些人可以在家中工作，有些外面的人来社区工作，比如理疗。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把居住和生活混合起来，因为这会缩短工作路径和旅程，缓解汽车使用的问题。当然步行或骑单车上班更方便，不用担心交通干道是否准时。杨舢：如我们所知，合作社的理念和实践在德国非常流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授予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德国，合作社不止瓦格尼斯这一个。和其他合作社相比，瓦格尼斯是否在项目启动前就有特别要求，有他们自己的、特别的共同生活理念？霍夫曼：我认为很多理念是在项目中发展出来的。但这个方案开始设计时，瓦格尼斯合作社已存在一段时间。合作社成员对于新理念极为开放。但其实可以说，他们想与众不同，关键是和别的任何人都有所区别，不只是一种营销噱头，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德国住宅领域已经出现很多问题。这些平常和简单的信息反而为可能性打开了巨大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这个项目中看到很多在其他当代住宅设计中没有发生的东西。所以我们能探讨不同的共同居住模式，比如“集群”（Cluster）住宅。七八个人共用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大公寓。这个理念并非全新的，首先可以在汉堡的斯泰斯胡珀（Steilshoop），之后是苏黎世的洪兹克埃瑞（Hunziger-Areal）看到它的现代模型。基于这些方案，我们重拾这一概念。但更重要的是，瓦格尼斯给了我们建造它们的余地。引入不同寻常的东西要冒点风险，因为这是未知的，你不确定它会不会成功。霍夫曼：这可能会完全失败！推广这些集群公寓时，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许多人们声称对这些集群公寓感兴趣，但是等到他们要做决定时候，会对和其他人分享公寓有顾虑。假如你很累，或面容不佳，当你走进住宅时每个人都可能看到。但现在所有集群住宅都填满了，最后运转的极其成功，虽然刚开始确实有点困难。杨舢：所以您恰好碰到了一些思维开放的业主，你们很幸运。霍夫曼：是的，我们很幸运，有思维非常开放的业主。当然，这是事实，需要有人有这样的开放性，必须的！霍夫曼：对于瓦格尼斯阿特项目，我们开始的很早，确实支持过他们的土地投标。当土地招标开始时，瓦格尼斯已经在这个进程中，而我们在住宅方面的经验确实会带来帮助。尤利乌斯·克拉夫科：他们和艺术家成立一个团队。原有用地上有一些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聚集场所和工作室。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项目会被称为瓦格尼斯阿特，因为他们和这些艺术家一起去参与这块土地的招投标。杨舢：这后来成功了吗？那些艺术家后来回来了，并住在瓦格尼斯阿特？霍夫曼：老实说，我觉得这不太成功。现在只有少数原来在那里的艺术家仍住在这个社区。那里有个艺术家容身处（Artist Refugee），一些很小的个体空间环绕大的共同空间。毕竟这是慕尼黑的新建建筑。在慕尼黑，经过所有努力后，住宅还是不会便宜到必然能满足艺术家的需求，他们往往希望有更大的空间，但花费更少。确实会有些支持存在，比如说，交叉资助（Cross-Financing），但这仍是一个新建筑，必须负担一定经费。霍夫曼：我们能为一些艺术家建造共享工作室，但这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份额。霍夫曼: 这是好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一问题最好询问瓦格尼斯合作社。他们的资金方案相当复杂。一共有三种收入类型的人住在里面：第一类是自由资金者；第二类属于慕尼黑市资助体系的，这种模式名为慕尼黑合作社模式，第三类是EOF（收入定向资助），城市支持的和收入相关的资助。霍夫曼：是的，资金资助依据三种不同收入类型。所有这些群体平等地混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些建筑物各处混合。这里没有收入带来的区隔，比如钱多的人住在顶上，或住好一点的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完全混合的。当然，如果你和很多未来邻居参与设计，那么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和他们联结在一起。过了段时间后，他们收入如何，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将人和人分开的想法通常都源于偏见。杨舢：一开始你们在鼓励参与上做了很不错的工作。但我想问，在这个项目中，是否会为未来预留了一些弹性和可能性？生活会变化，有些人会迁出，还有人会迁入。就像你们所说，艺术家的容身所并不很成功。是否这里为未来生活留有可能？霍夫曼：这是好问题。这一建筑特点之一当然是启动之初的大动作。在其中，建造它的大量能量被自由释放出来。这个项目具体显现出瓦格尼斯的组织方式。他们每个月都持续碰面。在这个项目中，有些管理是活化的。当然，变化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住户生活在其中，很少有人想事情变来变去的。但是，参与这个项目的可能性仍然很多。这些可能存在于共同使用和建筑物维护上。有些空间尚未最后定义，比如共同空间或人们相遇的角落空间。它们可随使用发生转变。也许2~3年的，或是10年，这些空间将会有另一种使用。这些可改变的空间中还有很多弹性，然而公寓自身改变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将看到有多少住户10年或15年时间里被粘合在一起。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在所有的公寓——整个项目——是由共同体来拥有的。这里没有个人所有权，所以没有人可以声称他有特定的权利，因为这会限制他人的权利。他们共同拥有建筑物，这里没有个人的所有权。这不像我们中间三个或四个一起来建房子，每个人投入250000欧元，然后每个人明确地拥有建筑的1/4，比如一套公寓。这里（瓦格尼斯阿特）没有人独立拥有自己的公寓，但所有人共同拥有所有事物。大家都不得不接受共同体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其他人也是公寓的一分子，共同体中同样也有一些利益。我认为这是它未来可以运转的基础。杨舢：如果没有个人所有权而只是集体所有权，当有人迁出时，是不是会把他的份额传递给下一个?霍夫曼：是的。如果有人迁出，稍晚合作社会收回他的份额。然后共同体会找到一个新人。现在的情形是，慕尼黑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热。找到一个新人并不难。这是合作社的组织方式。杨舢：我们知道瓦格尼斯在招募新成员时会遵守依据收入和社会地位制定的特定标准。是否这些集体所有制规则会固化合作社的社会结构？我的意思是说，是否成员关系转变也不会改变合作社社会结构，或合作社社会结构会保持固化，它不会变化，即便成员也发生变化了？霍夫曼：是的，您是对的。社会结构——不同收入的人混合——多多少少总是一致的，因为邻里中有部分租金总依赖于特别的租金。他们不能改变这一点。如果某个依靠社会资助的人迁出，那么他必须找到一个有相同资金支持方式的租户，否则社区会逐渐因为使用而区隔。它总是要多多少少保持一致。有那么一点弹性，但总是相似的。杨舢：我们有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共同生活不是个新概念。在历史中，这类意识形态总会以不同形式出现，不同实践重复发生。是的，这种共同居住理想和相应建筑实现已经促成了建筑革命，比如苏联的纳康芬（Narkomfin），或勒·柯布西耶的马赛公寓，这也是共同居住的实现方式。同样在城市规划领域，有花园城市运动，早期的合作社居住实验。您认为您有推动建筑实践前进的机会吗？霍夫曼：这听上去不错！我们总是希望，能做点重要的事情，不仅是对我们直接影响到的人很重要，同时也是对讨论事情的方式上。是的，我们现在确实处于建筑实践的临界点，我们需要适应于环境，而其他许多专业已经开始这样适应了。控制性的理念非常不合时宜。无论何时启动一个项目，总存在一个原初的目标——一个纲领。在瓦格尼斯阿特，我们也有一个纲领，为大约140个伙伴建造住宅的纲领。根据它如何被看待、功能运转方式等事务定义新的目标。建筑设计领域不像其他产业，我们不会太多进入到预制结构领域。我们建造似乎为几百年而准备，但现在的生产过程在转变，这必然会改变设计的过程，所以现在正处在一个有趣的节点。我们能够对设计住宅和未来城市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一点很重要，不仅仅是对建筑师，同时对所有人。引用慕尼黑工大教授迪特里希·芬克（Dietrich Fink）的话来说，“城市是人类最大的文化发明”。某种意义上，发生在瓦格尼斯阿特设计中的恰恰是我们认识到的，即放弃自治性，并不是意味着失去了权威性。权威性在改变——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揭示的。而这是我们此时拥有的最大变革机会。所以希望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在这一过程中工作，可以驱动建筑向未来前进。朱天禹：我读过你们网站上的文章。对于每个项目，你们事务所并无固定设计方法。你们总是让设计自己演化。但是瓦格尼斯已经赢得很多关注，特别是赢得大奖之后。对于其他瓦格尼斯项目或其他合作社项目，它会不会在未来成为一种范式？在这个过程中，瓦格尼斯阿特的模式不知不觉就赢得了某种权威。霍夫曼：这点很难回答。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项目，其中一个理由是我们实际上无法预测结果。当然我们事务所能处理更多设计过程标准化的项目。在瓦格尼斯中，我们试图分析结果，比如空间关系、混合质量、非直角建筑的品质。肯定这会在其他项目中产生一些表面的影响，比如设计模式，如果你想这样认为的话。但是，复制这个过程或进一步发展它的项目会更有趣——我们正在研究它们。对于我们而言，瓦格尼斯阿特打开了很多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对慕尼黑的一个市场做研究，也许尤利乌斯已经告诉你们。维克图阿利恩市场（Viktualienmarkt）是慕尼黑最受欢迎游客到访地，然而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需要重新来过。基本上是小商贩和他的家庭出售些简单的物品。自从2016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研究框架和理念，即如何使它焕然一新，不是去拆毁它，而是让其从已有基础上生长出来。我们和这些零售业主一起工作。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目，但其工作方法根基于瓦格尼斯阿特。我们不是展开一个新的设计，而是重启原来的过程。两周前，我在比伯艾克应用技术大学（Hochschule Biberac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做过一次讲座。这个系列讲座的题目是“姿态展示 ”。“Haltung”一方面可以被翻译成“姿态”，但是第二层意思是要站直了，也就是说，我知道在做什么。讲座中的第一张幻灯片是两个合气道拳师。合气道是一种日本武术。很多年前我曾练习过，直到膝盖受损。我很喜欢合气道，因为其中你可以利用和你对练之人的气。没有公开的打斗，你只需控制一些动作，只有当他或她动起来，你才能控制机会，而你的反应是使用朝你而来之人的气并反转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让你理解并学会如何利用向你而来的气。当气向你而来时，你得更有创造性。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建筑应该发展下去的方式。也许瓦格尼斯是个例子。当气过来时候，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是你对之作出反应。在这个气中，你创造着，你从中获得更美好更强大的东西，在反应和反转之中，你制造了影响。朱天禹：我觉得，事务所、瓦格尼斯、慕尼黑市场，我们都是动因。我们都在细微的运动中不知不觉相互影响着，就像蝴蝶效应，或是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本文节选自“从建筑自治到集体价值——与伯格维施事务所关于瓦格尼斯阿特的对话”，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2月刊，总第197期P13-22，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197丨2019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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