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文化的影响：从成长于清华学校的中国留美建筑家谈起
作者：
赖德霖，[美]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亚洲建筑和美术史教授。
本文摘自《校园文化的影响：从成长于清华学校的中国留美建筑家谈起》，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8月刊，总第206期P84-92。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本文关涉中国近代建筑教育。不同于以往研究对于专业教育本身的探讨，作者以1910—1920年代出自北京清华学校的留美建筑家为例，揭示了校园文化对于人才发展的长远影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自由多元的个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程、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义和社会关怀的陶冶，以及知行合一的作风，这一近代校园文化传统对于中国今天建筑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依然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德育：“立身处世之根本” 二、智育：“自动的作业、创作的精神、练习的机会” 三、体育：“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
引言
中国近代建筑教育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议题。它不仅有助于从现代建筑人才的出现、专业知识系统的形成和它们的历史渊源的角度揭示中国建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而且可以帮助今天的学校梳理自己的发展谱系和学派基础，从而提高师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在近年受到建筑学界普遍重视。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院系创办的时间、主导教师的教育背景所体现的教育体系来源、教程设计与课表所反映的学派风格，以及一些名师的教学方法。概括而言，它们所关注的对象还只是专业教育本身。与之相比，学校办学方针影响下的校园文化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在目前有关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中却鲜有涉及。毫无疑问，在校专业教育的质量是学生出校后专业发展的基础。但事实上校园文化对于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爱国情操和社会关怀的煦育，合作能力和工作作风的培养具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值得所有教育家和任何教育史研究加以重视。本文即试图揭示校园文化对于一批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中国留美建筑家人生和事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美、英等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并按约对1900年（农历庚子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损失向各国赔款；清华学校（初名清华学堂）就是美国国会决议将赔款中支付美国部分中的超额部分返还中国用于资助留美学生教育而开办的预备学校。从其1911年创办到该校在1925年改办大学并在1929年放洋最后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受其培养和资助，日后回国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国现代化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的留美学生不胜枚举。仅在建筑和市政领域就有庄俊（1910年）、吕彦直（1913年）、关颂声（1913年）、巫振英（1915年）、张光圻（1916年）、林澍民（1916年）、朱彬（1918年）、董修甲（1918年）、赵深（1920年）、庄秉权（1920年）、杨廷宝（1921年）、董大酉（1921年）、陈植（1923年）、梁思成（1924年）、黄家骅（1924年）、童寯（1925年）、张锐（1926年）、哈雄文（1927年）、王华彬（1927年）、梁衍（1928年）等20余人，另有李铿（1916年）、薛次莘（1916年）、裘燮钧（1917年）、庄秉权（1920年）、蔡方荫（1925年）等留美学习土木工程，回国后成为著名的建筑工程师。他们与建筑界密切合作，一道推进了中国建筑业的发展。作为一个群体，这批清华学校放洋的建筑家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的贡献巨大，体现在建筑组织、建筑设计、建筑教育、都市计划与设计、建筑学术、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建筑行政、建筑工程，甚至国货建筑材料的倡导等诸多方面，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因此堪称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家精英中的精英。
事实上，他们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建筑界。如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中国科学社是中国近代一个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民间跨学科综合性科学团体。通过办刊、办图书馆和研究所，并在全国设立分社或支会，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对近代科技在中国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图1是中国科学社成立时的一张合影，摄于1914年，其中有胡适、赵元任等近代文化名人，还有著名化学家及该社第一任社长任鸿隽、著名数学家胡明复、著名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周仁、著名农学家过探先、著名动物和生物学家秉志、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杨铨（杏佛）、中国现代科普事业的奠基人杨孝述，政治学家刘寰伟等。令建筑史家们惊喜的是，日后以设计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闻名于世的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竟也在其中，显然他还是近代中国这一重要组织的创始会员之一。
1929年3月吕彦直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曾对他颁令嘉奖。这是民国时期的国家级奖励，在1949年之前，吕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1949年以后还有一位建筑师在台湾获得这一奖励，他就是关颂声（1892—1960）。二人都是清华校友。对关的嘉奖令高度赞扬了他对社会多方面的贡献，说他“早岁留学美国，专攻建筑工程，学成归国，服务社会，贡献颇多……抗战期间，从事国防工程，筹划驰驱，不避艰险。比年对海外侨胞之联系，与手工业之推广，悉力以图，咸收绩效。更热心体育，培植人才，选拔所得，于国有光。”关在台湾有“田径之父”的美誉，嘉奖令对此特别称赞。仅此一点，就可见其贡献已经超越了建筑的专业范畴。
这批清华毕业或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能够对中国建筑和社会影响如此广泛和深远，其背后的原因颇值得后人深思，更何况他们还只是近代这所学校所涌现出来的大批杰出人才中的一小部分。固然，一名个人能否取得突出的业绩有赖于其个人稟赋、家庭条件、专业训练、时代的机遇等多重因素，但一个学生群体的成功则必与学校的教育方针以及相应的校园文化有关。所以探讨这批建筑家成就的原因，我们还有必要深入他们度过青少年时光的母校，深入考察校园文化对他们事业发展的影响。
在1921年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专辑里，编者介绍了当时清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其中德育居首，内容包括自治、社会服务、爱国运动、救灾，以及砥砺的团体等许多方面，可见清华对德育教育以及学生的德育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鼓励。爱国运动中包括“五四”“五九国耻纪念”，以及天安门游行等。智育方面包括会社，其中有“宗教的”和“学术的”两类，而在学术类中有普通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技艺的。可见当时的清华学生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而学校也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在智育方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训练，就是“技艺的”，包括演说、戏剧、音乐、绘画。体育方面的课程和活动更多。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本文将要讨论的清华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德育：“立身处世之根本”
清华学校（初名“清华学堂”）在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但在同年2月制订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已明确指出，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7年1月29日新学期开学，校长周诒春（任期：1913—1918年）给全体学生演讲，训育学生重视反省、克己、务本、注意功课、操练身体及顾全大局等。同年2月，他又为高等科四年级即将毕业学生做择业问题的演讲，提出“择业不当贪货利、鹜虚名，亦不可拘于时事之盲论，及父兄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清华办学之注重德育亦可于有“清华之父”美称的校长曹云祥（任期：1922—1927年）在1922年上任伊始对《清华周刊》记者的谈话之中窥见一斑。他说：“余更有希望于同学者，即平时于讲求学问之外善能于道德上加功。盖学识易求，道德难修。至道德一端，尤以大量涵养毅力为立身处世之根本，盖其人学识虽强，而于以上数节未能修养，则虽大材大用，以其眼光浅窄，贪图小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因此不能成大业。”由此可见，从建校伊始，清华的主政者就以德育为学生教育之本。
如曹云祥校长所言，清华的德育包括立身和处世，即自我修身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关于修身，癸亥级（即1923年）毕业的校友梁实秋（1903—1987，在校时名梁治华，著名文学家、学者、翻译家）在其回忆文章《清华八年》中有许多具体的记述，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品行，如按时起居的习惯、对个人卫生的重视、定期给家里写信体现的家庭观念，以及日常的自律和守法。清华学校为奖励学生品行曾设有“铜墨盒奖”。日后与陈植和童寯两位校友合办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赵深（1898—1978）在清华学校学习时曾在1915年获得过这一奖项。
如果说修身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斋务教师的严格管理和相应的奖励措施，处世的培养手段则体现在学校开设公民课，邀请校外著名人士演讲社会和文化问题，并鼓励对学生组织社团和参加社会活动。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说到自己因偷看禁书被斋务主任发现而与“铜墨盒奖”无缘。不过他依然为清华的教育而感到自豪。他介绍说，“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地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其中公民课和修身课应都与德育有关。1933年参与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过元熙（1904—2005）建筑师是清华癸亥级（即1923年）毕业生，他在1923年毕业时曾写文章讨论清华生活并特别提到公民一课对他的影响。他说：“我现在所顶喜欢念的学科，就是公民学。因为那里头所讲的东西，完全是普通智识，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去造福社会，我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都是个个（原文）人所应该知道的，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于我将来的责任，又明白了好多。”他的话有助于后人了解这门课的内容，并认识它对于培养学生公民精神的意义。
学生们在清华学校上学期间还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校外著名人士，听他们演讲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例有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讲“中国教育现状”（1914年4月2日），韦尔德博士（西文拼写不详）讲“知行合一”（1914年4月16日），美国律师罗士（西文拼写不详）讲“学生之爱国心”（1916年2月10日）、孔教会会长陈焕章讲“孔教与中国之关系”（1917年3月10日），蔡元培讲“人道至义及爱国心”（1917年3月29日），胡适讲“我国文学改良词题”（原文）（1917年11月23日）。其中影响可能最大的是梁启超在1914年11月5日讲“君子”。他提出“君子之道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了清华的校训。不难看出，这些名家演讲都会起到激励人心和启迪心智的作用，非常有助于青年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杨廷宝1915年进入清华，他是学校孔教会的成员，很可能听到过陈焕章的演讲。他还酷爱武术。而他日后在建筑设计中坚持探索中国风格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之路的努力或许就源自他在清华读书时所培养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与“德育”类中的“社会服务”相关，清华学生组织了很多社会团体，目的都是为社会服务。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清华学生的社会服务早在建校不久的1912年就已出现，至1917年，校方正式组织清华社会服务团，之后虽然该团消失，但各服务团体依然活跃，校方有专款支持各团体活动。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生，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禅学家顾毓琇（1902—2002）和同学梁实秋在毕业时曾对清华的教育作过一个总结，其中关于社会教育，他们说：“不明白清华内容的人多说清华是贵族学校，我却不愿替它辩护。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清华实在当得起这个名词。但是清华学生的生活却不是贵族式的生活，如果说清华学生大半是贵族的子弟，我更敢大胆说清华学生大半是托尔斯泰式的贵族子弟。他们的服务精神却非普通一般平民所可及。”学生们办的社会服务组织前后有16种，其中包括给学校的工友办“校役夜学”，与周围农村的民众结交“村人友”，还给附近的民众开办“城府职业学校”（1915—1921年）、“西柳村露天学校”（1919—1921年）、“星期六学校”（1914—1918年）、“星期日学校”（1916—1918年）、“平民图书馆”（1920—1921年）、“改良乡村教育研究会”（1919—1921年）等。这些组织的名称显示了清华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为社会所做工作的性质，即借助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去启蒙社会。但这些工作还会有回报而不会仅仅是一种单向的付出，因为它们有助于这些身在象牙塔的学生走向社会去了解现实，同时通过策划这样的工作，联络同道，并提高组织能力。
这些收获可以在他们的一次文艺创作中略见一斑。1916年第66期《清华周刊》曾在《校闻》专栏中报道“演剧记事”，介绍了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贫民惨剧》。这部剧展现了他们对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悲惨生活的了解与同情，在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演出时，“观者甚众，咸为动容，若亲历其苦境。”剧组中的总干事之一是日后成为建筑师的张光圻（1895—？），爱好美术的朱彬（1896—1971）担任了布景设计。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洪深，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国学大师的汤用彤是这部剧的编剧。由此可见，这部剧不仅体现了这批清华学生们对社会的关怀和理解，还体现了他们各尽所能的贡献精神，以及团队工作的合作精神。
德育教育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影响深远。朱彬留学回国后与校友关颂声和杨廷宝创办了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华人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他在清华时曾以智育“绘造图样”获得清华学校金牌一面。1918年他到美国后给母校的老师Danton博士夫妇写过一封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在费城的生活并不好。但他说：“能够克服的苦越大，我越会为自己高兴。毕竟我们的政府送我们来不是让我们享福” 。这就是一名清华学生的志向，他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所以对所经历的磨砺能泰然处之。
第66期《周刊》还介绍了高、中两科的（年）级长、班长及自修室长的选定结果。张光圻当时是高四级的级长，梁思成是中等科国文班一乙班的班长。与张光圻同级的甲班班长是日后成为著名医学家的孙克基（1892—1968）。由孙投资建造的上海妇产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妇产科医院，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名作。它的设计者是庄俊（1888—1990）。庄在1910年通过考试获得庚款赞助，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的中国人。他在1914年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学校的驻校建筑师，负责监造校园建筑。学生们的这些自我管理工作非常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1927年张光圻能够想到并做到联合吕彦直、庄俊、巫振英（1893—?）等清华校友及在沪的著名中国建筑师范文照发起成立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以“联络同业，组织团体，冀向社会贡献建筑事业之真谛”，因此并非偶然。
梁思成在1923年担任了学生会交际科的正主任，当时的主席是徐宗涑（1900—1975）。徐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工程系，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海水泥公司任职，对中国水泥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曾说：“学生时期的梁思成的另一与众不同处，就是他具有冷静而敏锐的政治头脑，同学们称他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除了黄举出的例子——梁是1919年五四运动清华学生中的小领袖以及“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之外，1922年《清华周刊》第238期曾刊登一篇署名为“思成”的一篇文章还可以作为这一判断另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在文中他针对清华同学们在校长选择上提出的“中英文兼优”“办教育有名望”“没有政党臭味”三个条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针对第三条，他说：“人类是有‘群性’的动物，他们群性的产品就是社会，在社会上的团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是不能分离的，除非没有社会，有社会便有政治……一个人既与政治有关系，他就必定有所属的政党。” 他针对有人担心学生受政党利用的顾虑说：“受不受人利用，本来权就在学生自己，不是别人所管得着。若说不受人利用，天下哪有这种事。若说怕人受利用，那人便是没有意志。”文章还说：“我们学生若是遇着政党要来利用我们，只要是正当的，于社会有益的，于我们自己有益的，我们自然不反对他利用，并且应当欢迎。若说不正当的，我们自己把持住主意，不受他利用就是。有谁能干涉我？”这篇文章显示出梁的“政治头脑”和对于政党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能够在与政党的关系上保持自主的自信。这一自信可以帮助后人理解他在1949年时选择留在大陆的决定以及他之后所经历的命运。
梁思成还是《清华年报》社1922—1923年的美术编辑。童寯比他低两个年级，当时是他的助手，一年后也升任美术编辑，而过元熙则担任了发行经理。《清华年报》的英文编辑主席曾由清代大儒全祖望的后人全增嘏（1903—1984）担任，他日后成为《中国评论》《论语》和《天下月刊》等中国近代著名英文刊物的编辑和著名哲学家。童寯三篇有关中国园林研究的英文论文就发表在《天下月刊》。《清华年报》英文编辑中还有江元仁（1902—1968），他1926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由陈植向大夏大学磋商借读，陈植和童寯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江元仁也曾出手帮助，负责教授工程。由此可见，这些校友学生时代的友谊日后发展成为他们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与合作。
说到童寯，这里有必要提到1925年5月1日《清华周刊》第345期上刊登的他致总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344期《清华周刊》刊载消息说“社长王慎名君随足球队南下，社中职务交童寯代拆代行。”但童寯特别解释道：“王君只委托寯向司达女士（德霖按：Miss Florence Esther Starr）接洽演讲，其余社务，由梁衍君代理，请为更正，以免社友误会。”就是说他绝对不贪他人之功。这封信虽短，但足见童寯的君子品性。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清华校园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闻一多曾作画表现当时学生在天安门前演讲的情形。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也曾说：
“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的回忆强调了“五四运动”对清华学生智育的影响，但事实上这场运动也为清华的德育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这就是爱国主义，尽管这一内容并非校方的有意灌输。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民众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捍卫中国权益而引发，但广义的五四运动还包括1915年中国民众为抵制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而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方面被迫在于5月9号签字。“五七”或“五九”因此称为中国的“国耻日”。清华学校自此每年举行国耻纪念一次。1919年举行国耻纪念年会时，“同学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故举会时精神较前更为诚挚恳切”。会上发出《誓言》：“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
受其同事和学生回忆的影响，今天人们印象中的杨廷宝先生是一位与世无争、无可无不可的谦谦君子。但作为一名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至少曾经也是一名热血青年。杨的家国情怀清楚地体现在他于1924年3月31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给众议院河南省议员陈铭鉴的一封有关西藏问题的信。信中说：“校中古物陈列所有人演说西藏之风俗人情，直谓该区为独立国家，界乎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闻之异常诧异。西藏向为我国藩属，又为组织民国五族之一，外人何以遽出此言？岂英人虎视狼食，宁造言惑世，以冀遂其兼并之野心耶？吾国人似不可不于西藏问题，特加注意。”这一来信到后，“未数日各报纷载”，而英兵侵入西藏之警耗，连同随后收到的川边人民来电报告，遂引起社会以及包括陈铭鉴、黄元操等在内的20余位参议员的高度关注。
一个重视德育的校园对于学生人格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必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林澍民（1892—1987）晚年致亲友的一封信或许就体现了这一影响。他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之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工程系，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信中说：“我们的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们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所能购买的任何东西远为宝贵的遗产：读书受教的头脑，慈爱人类的心，和对祖国的爱。”
日后成为著名市政学家的张锐（1906—1999）曾在1930年与梁思成合著《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他于1926年7月赴美，在船上写下“别祖国”一诗寄赠友人：“别矣：我系恋的祖国！那儿有雄踞的长城，那儿是华胄的血地；太阳照耀着我的家乡，五色旗儿在空中荡漾。看哪：我系恋的祖国！敌人嚼着你的心肝，魑魅爬上你的肩膀；月儿哭向着我的家乡，惨淡得让人不忍再看。祖国——我系恋的祖国！斗（原文）然间我想起秦始皇，我又记起那成吉思汗；看着这破碎的山河，我胸中似海潮般澎湃。同舟：我祖国的青年！离情麻不醉我们的沸血，海风吹不化胸中的块磊；让我们为祖国忘掉了一切，携着手誓将颈血洒遍！” 相信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很多清华同学的心声。
二、智育：“自动的作业、创作的精神、练习的机会”
在智力方面，除了学校规定的课程外，清华学校的学生还“尽力偷出时间在课外下功夫”。《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的编者对此极为强调，并用大量篇幅给予记录。他解释原因说：“（一）这是自动的作业，自己明白他（它）的作用和兴趣；（二）这是创作的精神，自己开发的分外值得；（三）这是练习的机会，由经验里得来的学问实在还有一层最重要的意思，真是许多看不出这项作业用意的人所忽略的。像我们这般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群人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抱着好心肠极力的作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句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值。在学校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要紧。”简言之就是有助于培养符合学生天性的兴趣爱好、鼓励创造精神和锻炼实践本领。这些“课下功夫”中与本文讨论的留美建筑家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艺术类组织或活动。
艺术是清华学校智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并重。在1917年以前，中等科一、二、三年级都有图画课。之后三年级图画课取消，但一、二年级依然保留。爱好绘画的学生于是组织了一个特别图画班，每周六习画两小时。1919年秋天，教师司达女士示意闻一多、杨廷宝、方来以及日后成为著名的民族学家、教育家的吴泽霖四名同学发起创办了美术社，起初会员有20余人。至1920年底，会员已达50多人。
在清华上学期间，杨廷宝就以美术成绩突出著称。《清华周刊》曾出版他所在年级“辛酉级”（按：1921年为农历辛酉年）的专辑《辛酉镜》，其中介绍他说：“杨廷宝，字仁辉，河南南阳人。幼无兄弟，惸惸独居。是以孤静成性。稍长，寝疾经年，故体弱甚。尝肄业邑之小学，好嬉游，课程多不及格。未几，辛亥变作，举家避难迁他乡，流离颠沛。廷宝始惕于事变，恍然知向学。次年秋，海内初定，从戚某走开封，跋涉山野，备极困顿。旋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钻坚揅微，三载如一日，学乃大进。四年秋以咨送来本校，入三年级，居校谨言行，勤诵读，汪汪轨度，有文雅风。试英文輒列前茅。好拳术，本年校中比赛拳术，廷宝击剑获第二。尤嗜丹青，作山水人物，惟妙惟肖。尝得本校图画奖。现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辑及孔教会图画书记。”
专辑中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杨廷宝喜作人物或以铅或以彩皆可观”“杨廷宝以图画冠全级，获奖颇多”“《年报》有图画副编辑二人，皆吾级友充之。闻多（按：即闻一多）、杨廷宝是也。”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在绘画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方来（字孟晋，江苏武进人，1900—1922），他1921年从清华毕业后也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但很不幸，他在第二年就因病逝世。
清华学生还在1920年12月成立了以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美术的女神“美司斯”（Muses，今译缪斯）命名的艺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关系”。它的宣言里说：“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活底（原文）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昧’，并用我们自己的生活作试验品。”梁思成和徐宗涑是该社的干事。根据美术社合影可知童寯也在其中。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后能够很快适应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并表现突出，母校为他们打下的美术基础功不可没。
会员们不仅练习各种工具和各种题材的绘画，还研究中外图案、美术史及名家传略，并通过读书报告会相互交流。他们的思考在童寯于《清华周刊》发表的《参观惠具利展览会记》一文中可略见一斑。童于1925年2月20日参观了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瑞士艺术家惠具利（Charles Adolphe Egli，1894—1979）作品展。惠氏作品具有塞尚风格，在当时属于现代主义。童的参观记录了他与画家本人就日本绘画、中国绘画和当代西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讨论，以及他对画家作品的评论，反映出他在学生时代就对东方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极为关注，美术观念颇为前卫。童在毕业旅行、职业生涯和晚年著述中对现代建筑的探寻或许就可追溯到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对世界美术新思潮的关注。
清华的智育教育还包括音乐，留美建筑家中不乏音乐爱好者就与此有关。童寯毕生爱好古典音乐。董大酉和梁思成在清华时曾先后加入学校铜管乐队。梁还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1923年《清华周刊》报道学校12周年纪念，说道“江元仁、黄自、梁思成、应尚能四君合唱。四君服一色制服——淡青色的竹布衫同玳瑁边的大眼镜——歌声亦和谐可听。”陈植的音乐造诣也非常高，他曾与美国人同台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四重唱，是中国人在海外以男中音演唱这首歌的第一人。而母校《清华周刊》对他在美的报道更为生动：“陈植（1923）他倒是个善男子，一片婆心——希望大家发财，盖新屋。建筑家的功课，本来就不容易，去年又入本校乐歌团，更见其难了。这一来，穿起燕尾服、白领结、白衬衣，配上黑亮的皮鞋，真个‘写意’。”1961年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建筑类比音乐，对北京天宁寺塔的建筑设计作节奏分析，童寯也曾指出建筑的黄金分割与音乐节奏有密切关联。体现出他们不凡的音乐素养和对“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西谚的深刻理解。
除了美术和音乐的教育之外，这些清华学生在留美之前甚至还有机会接受建筑学的熏陶。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庄俊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建筑师。他回国后在清华当驻校建筑管理员，期间他曾给同学讲测量课。更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就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四大建筑”正在兴建之时，设计者茂旦洋行（Murphy & Dana，Architects）的建筑师雷先生（Charles E. Lane）进驻清华。他曾给学生介绍建筑学。《清华周刊》的报道说：“高四演讲：上周五晚八时，周校长特请本校工程师雷先生，在物理教室为高四级学生演讲建筑学事项，极多经验之谈。并由狄铁满先生（按：狄授高等科历史、经济），排置电影机械（按：当即幻灯机），以古今有名建筑，现之壁面。听者观者如当卧游也。”以往人们在谈论梁思成选择建筑专业时常常以为他是受到林徽因的影响，说林又是因为受到英国房东的影响。但为数颇多的中国近代建筑师曾受教于清华这一事实说明，校园文化对他们的专业选择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笔者在研究杨廷宝的建筑时曾注意到他设计的很多立面都遵循了1∶1、1∶2、2∶3、3∶5等斐波那契数字（Fibonacci numbers）的比例。非常巧，清华大礼堂的立面设计也暗含了1∶1、3∶5的比值。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杨廷宝受到了茂飞设计的直接影响，但我相信，清华校园建筑的古典氛围对于培养一代准建筑师的审美并使他们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院派（Beaux-Arts）式建筑教育一定不无裨益。
三、体育：“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
清华从办学初期就非常重视体育，延续至今已是一个传统。清华体育协会于1911年10月成立。1927年与张光圻等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并任职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的巫振英就曾担任过该协会会长。《清华周刊》在1916年5月10日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真精神”一文中说：“国弱者何？民不强也。民胡为尔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也。”“吾校讲求运动，注意体育，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以之为学，则学业必进。以之服务，则治举必张。”
《清华周刊》中还有很多关于学校体育的报道或介绍，其中涉及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不乏其人。如王华彬1932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任助理建筑师，他在清华时是棒球队的队员。办事处的主任建筑师是他在清华的学长董大酉（1899—1973），更是学校一名体育健将。据陈从周《梓室余墨》，董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董恂士之子，外祖父钱恂（念劬）为著名学者钱玄同之兄，清季任驻法公使，民初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用力至勤。梁实秋的《清华八年》曾提到以董大酉为门将的清华足球队力克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辛酉镜》中对他的介绍更为详细，说董“字长秋，浙江杭县人。生一岁迁苏州，就外大父家。明年外大父官武昌，举家从之。又明年举家赴日本。六岁时入幼穉园，七岁改庆应义熟寻常小学。善运动，尤以棒球著。是时不习国文，亦不解国语，特一倭人耳。九岁自东京取道上海，涉印度洋至荷兰，乃习法语。明年至义（原文）大利，始学国文。清【宣】统元年，遍游法德比瑞诸都会及著【名】城镇，秋至义之拿波里，乘舟返国。居杭县，时年十有三也。明年正月肄业仁和高等小学。时识字数甚仅，尚不能缀文语。顾聪明逾恒，所授无不立晓，于时学日进。明年徙湖州，遂考入府中学一年级。洎革命起，避地上海。民国元年正月入圣约翰大学（按：原文，疑为中学），课余惟喜击球。五月随父来京师，六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二年秋，始入本校辛酉级。居恒不喜苦读，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为本校棒球、足球及网球队员。任事亦勇毅，历为《清华学报》及《年报》襄理，成绩卓然可观。”
董大酉对体育的酷爱在他成为建筑师后依旧，他设计的自宅中都有网球场。
杨廷宝是清华拳术队队员。他的老师当是清华拳术和剑术教员、著名的武术教育家李剑秋。他赴美留学后，《清华周刊》仍有关于他的报道：“此地同学中，老杨是数一数二的富翁，他虽是一个建筑学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图纸一出总是洛阳纸贵，得来不少奖金。在清华时，忘不了老杨的拳术。在此地，却见他剑舞梨花，锦绣的衣裳，配着红巾、黑皂鞋，在树叶深丛，五色电光下，几辨不出1921级的老杨。”
关颂声的三弟颂韬（后为中国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是一名体育明星。而关颂声本人到美国在MIT学习建筑工程的同时，还是学校棒球队的队长和田径队的队员。
其实体育不仅可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还有助于培养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公平竞争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为“费厄泼赖”，即fair play），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事实上，这些品德在很多清华毕业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身上都能看到，反映出母校校园文化对他们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并非偶然，这几位酷爱体育的建筑师日后都成为中国现代体育建筑设计的先驱：关颂声和杨廷宝以及他们的清华校友朱彬所办的基泰工程司设计了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场（1929—1931年）、天津华北运动场（1933—1934年）、北平公共体育场（1936年）和南京中央体育场全部场馆（1930—1933年）等，后者还包括有用于武术表演和竞技的国术场；而由董大酉主持和巫振英与王华彬襄助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则设计了上海体育场的全部场馆（1934—1935年）。终于，他们借助建筑专业把自己对体育的爱好转化为对于国家体育事业的推动。
总之，一所优秀学校的使命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还应该包括陶冶他们的心智和锻炼他们的体质。它的学生也不仅仅应该能够自立，还应该能够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和造福世界。要理解出自清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成就并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我们不仅要了解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而且还有必要追溯他们在清华学校学习时的校园文化。综上所述，这一校园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至少有六个方面，这就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自由多元的个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程、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义和社会关怀的陶冶，以及知行合一的作风。对于中国今天建筑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一近代校园文化传统依然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致谢：2019年10月12日笔者获邀参加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联合召开的“归成——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与宾大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本文就是在会上发言的基础上写成。在此笔者再次感谢主办方的信任与支持。同时感谢林慧同学协助查找文献资料。]
《建筑师》No.206丨2020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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