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交通大学创始人沈琪——中国近代卓越的铁路工程师和建筑师
作者：
程力真，北京交通大学建筑艺术学院建筑系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北平交通大学创始人沈琪——中国近代卓越的铁路工程师和建筑师》，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8月刊，总第206期P93-100。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日子里，收到赖德霖老师来信，提及沈琪曾在1920年代受命组建北平交通大学，并发来1930年8月14日《益世报》：“交大教员学生公祭沈琪”的报道，这位值得北交大建筑人自豪的前辈在不平凡的一生中于建筑、交通、教育领域都留下深深的足迹。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登上中国近代建筑舞台的第一人，沈琪与陆军部衙署建筑群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作为建筑师的成长途径对“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补充，2021年是沈琪诞辰150周年的日子，特撰此文以纪念这位出色的铁路工程师、北平交通大学创始人和重要的建筑先驱！
沈琪是目前已知姓名的第一位中国本土近代建筑师，本文通过对他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时代背景的梳理，探讨本土现代工程学教育对建筑人才的催生，目的是研究中国建筑现代化开端的基本特征，分析以现代工程学为基础的新式营造如何在本土产生，探寻近代中国本土建筑师的起源，并纪念这位建筑先驱。
目录概览
一、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幼童班的教育
二、早期的铁路与市政工程实践
三、晚清新政与沈琪的贡献
四、民国交通体系的中坚力量
五、鞠躬尽瘁的北平交通大学校长
六、沈琪及陆军部衙署研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意义
关于中国本土建筑师的出现及建筑的现代转型，目前研究关注较多的是留学途径以及欧美和日本的影响，这是“外来说”。但不可否认，在外来影响的主流之外还有本土的现代转型，包括晚清现代工程教育和在来华外国建筑师事务所从等转型途径。
沈琪生于1871年，天津静海人，家族祖籍浙江湖州吴兴地区，北洋武备学堂首届幼童铁路班学生。1991年，赖德霖因对清末陆军部衙署南楼的测绘工作而关注到他，这位年轻军官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设计并监工陆军部建筑群，总计盖了一千六百三十三间房，成为目前已知姓名的，登上中国近代建筑舞台的第一位本土设计师。赖德霖十几年间陆续发表寻找沈琪的成果，将这位卓越的近代工程师引入建筑界的视野。出身军事学堂的铁路工程师为何会主持建筑设计？他与笔者所任职的北京交通大学有何渊源？沈琪跨越铁路、建筑、教育三界的经历中，隐藏着中国现代建筑转型和建筑师培养的一条不同寻常的途径。
▲沈琪
一、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幼童班的教育
北洋武备学堂，也叫天津武备学堂，是李鸿章于1885年在天津开办的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清末民初，军事和交通是两个关系国家命脉的重要新兴领域，而北洋武备学堂正是这两个领域最早的人才摇篮。这座为“造就将材而设”的学校建立了新式军队制度，培养出大批近代的风云人物以及众多的知识技术型军官。学堂虽然只存在了15年，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洋武备学堂先后招收过三类学生。1885年起，在北洋系统各营挑选年轻而优秀的子弟入学；1887年起，为了培养高级军官开设幼童班，招收13~16岁，受过相应中文教育的学童；1895年后又增设满族子弟班。这座学堂不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也是最早培养铁路专门人才的学校。许勇在《天津武备学堂与中国铁路精英》一文中认为：为适应唐津铁路通车后铁路人才的急需，北洋武备学堂于1888年成立铁路班（科），招收幼童，这些幼童“前三年学文化，后两年学军事”。姚锦祥在《论北洋武备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学校初建时，设步兵、骑兵、炮兵和工程兵科，1890年增设铁路一科。资料显示，为了改善唐山开滦煤炭外运的状况，1887年李鸿章奏准修筑唐山至天津铁路的计划，并把开平铁路从开平矿务局中剥离出来，成立中国首家独立经营的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公司任命英国人金达担任总技师，其技术阵容全部都是洋人。李鸿章认识到铁路除了运兵之外，还可获得运营的巨大利益，因此极力主张由中国人自主修路，据此，笔者认为1887—1888年即在北洋武备学堂筹划成立铁路幼童班的说法更可信。
北洋武备学堂的教育体现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原则，一方面借鉴西方近代军校模式并聘请西洋教师，要求学生学好军事科学和自然科学；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必须“兼习经史以充根底”。对比著名的“留美幼童班”，这种教育模式的目的一目了然：1872年到1875年间，清政府曾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后因幼童生活和思想急剧西化，9年后被全部召回，清廷认为留美幼童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幼童在思想文化上缺乏“中学”的根基。笔者认为，北洋武备学堂幼童铁路班正是继承了其学习西方技术从幼童抓起的方法，通过加强经史课程和背诵古训的方法修正“中学为体”的欠缺，以期培养理想的“中西合璧”人才。
学堂的教学包含军事、工程技术和外语。铁路幼童班必须先学习三年德语，其余课程分为理论课和技术课，理论课在教室讲授，内容包括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本国经史和军事理论基础，自然科学知识中又包括数学、物理、兵器、战略战术、测绘学和筑城学等。技术课在操场训练，内容包括队列射击等军事基础，修筑营垒和炮台方面的技术，另外有一个月练习测量和绘图等野外工作的技术。由此可见，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幼童班的教学中有非常扎实的土木建造基础，尤其是测量、绘图和一些军事工程的实地营造能力，这类训练与传统建筑师事务所中学徒的基础训练相比，应当更严格和规范，因此沈琪完全具备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的基础技能。
二、早期的铁路与市政工程实践
沈琪于1893年毕业，作为新式军官，他入职的部门应该是天津小站练兵处，理由后文另述，最早参加的工作应为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关内外铁路，这条铁路全线通车后称“京奉铁路”，自1881年清政府修筑唐胥铁路开始，到1911年京奉铁路建成通车，修建的时间跨越30年。北洋武备学堂的幼童铁路班就是因关内外铁路唐津段的建设需要而开办，1893年沈琪毕业时这条坎坷的铁路正在修建天津至山海关段，同年，关内外铁路总局在天津法租界白河岸边设置了总部。沈琪应该就在关内外铁路的总局或天津至山海关段工作。
笔者推测沈琪对建筑设计的认知与在天津学习、工作的这段时间有关。天津近代建筑工程活跃，北洋武备学堂校舍1886年建于天津紫竹林，校舍对面就是租界，想来在此学习了五年的沈琪对于西洋建筑的风格和格局非常熟悉；关内外铁路云集了西方工程师，主要受英国技术影响，1903年后又雇佣了日本工程师，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能够传播土木工程技术的途径很多，比如1898年修建了山海关桥梁修理厂，1906年创办关内外唐山路矿学堂并建起校舍等；当时在铁路总局工作的柏龄庚 （A.W.H.Bellingham）任关内外铁路天津段的工程师，他同时也是1890—1909年间天津市英租界市政工程负责人，并且开设了建筑事务所，设计天津利顺德饭店等作品，是天津的第一代建筑师，《中国名人录》记载沈琪清末曾在天津市政工程局担任技师，工作上很可能有交集。
1905年9月京张铁路开工前，詹天佑为了修建这条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向袁世凯要来大批关内外铁路上的技术人才，其中包括沈琪。根据材料分析，詹沈二人应相识于关内外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的“滦河铁桥”工程。1894年竣工的滦河铁桥是当时中国最长的桥，跨度达670.56m，由英国工程师考克斯负责，1893年沈琪毕业后“驻扎天津至山海关段”时，詹天佑正在参加滦河铁桥的修建。袁世凯既是直隶总督，也是督办铁路大臣，集军事和铁路大权于一身，为京张铁路汇聚了大批优秀的中国铁路技术人才。但是1906年2月起，沈琪另有任务，即赴陆军部军需司设计监造新的陆军部衙署建筑群。
三、晚清新政与沈琪的贡献
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宣布进行官制改革，将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为新的11个大部，其中包括陆军部和邮传部。
沈琪毕业后进入的“单位”，还不能称作“陆军部”，而是“小站练兵处”。天津小站自1870年代起，便是李鸿章聘请德国军官操练士兵的地方，袁世凯1895年起奉旨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军，云集了北洋武备毕业的新式军官们为骨干。1903年，清廷诏令正式设置“练兵处”，“练兵处”与旧体制的兵部并存，摩擦甚多。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下令中央官制改革，把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兵部，成立“陆军部”，为此，兴建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承公府”内的衙署，1907年建成后陆军部“移入新署办事”，此即沈琪设计的陆军部衙署。由此可见《中国名人录》中所载“北京练兵公署大楼和兵部大楼” 这个复杂的名字包含着特定时期的真实信息，它的“西洋楼式做法”分明也带有军事现代化转型的含义，所以这栋建筑不但是近代中国建筑演进的物证，更是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历史见证。
陆军部衙署建筑群于1907年8月竣工，共有四座主楼，一般所说陆军部衙署大楼专指其南楼。大楼平面为“H”形，中间主体连接东西两翼。中间主体首层是大厅，二层分割为南北向办公室，主体的中央部分向南北分别突出一个通高的入口门厅，内设主楼梯。大楼东西两翼呈对称布局，为内廊式办公室，楼梯和卫生间设在北侧尽端。
四面外廊的交通与室内走廊相互贯通，使这个中轴对称的建筑在平面布局和立面处理上有了极大的灵活性。东西两翼沿着纵横中轴设置走廊，每一翼可以切分为南北共四个大房间，这些房间可以通过内廊连接中间主体，也可以通过外廊连接中间主体。在首层两翼与中间主体相连的部分，通过预留的门洞，空间还可以有更多的使用方式。中间主体自身可以独立封闭使用，其首层大厅可以作为南北入口的公共交通空间，也可以作为集会大礼堂。当大厅被占用时，东西两翼依然可以通过外廊相互连接，灵活实用。
大楼为砖木混合结构，砖墙承重，上搭木质楼板和三角桁架屋架，砖墙高于屋架，封住坡顶的山墙。砖墙四周搭建起一个外廊，外廊由柱和拱券组成，形成一个比较均匀、规则且华丽的建筑“表皮”。承重砖墙体和外廊分离，柱廊的形式使外廊开敞度达到最大，承重墙与外廊的洞口基本对位，局部有错位，既保证了光照通达室内，也使内外洞口可以有一定调整余地。外廊除了辅助交通，主要起到打造“样式”的作用，其柱券构图、装饰复杂的铁艺和砖雕令大楼游刃有余地做出西洋式精美繁华的外立面，并在其中融合了众多的中式细节，样式的“洋气”和华丽超出了一个办公楼的实际需要，民国年间，此楼曾被用作袁世凯总统府官邸和段祺瑞执政府。南楼的设计简单又巧妙，复杂的“表皮”与简洁灵活的平面布局相结合，形式与功能各行其道，堪称思路清晰，手法务实。
1907年陆军部衙署建成，沈琪是否又回到京张铁路詹天佑麾下了呢？尚不得而知，京张铁路在1909年完工，而沈琪参加的津浦铁路工程在1908年便已开工。
晚清新政及官制改革产生的另一个与沈琪密切相关的部门是“邮传部”。交通是近代新出现的事业，官制改革前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船政、招商、商船、邮传、路、电等分别附属于不同的部门，非常混乱。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宣布“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应设专司，著改邮传部。”同年，袁世凯因政治斗争失利辞去督办铁路大臣职务，京张铁路改由新成立的“邮传部”管辖。铁路归邮传部，沈琪的工作也必然从陆军部转到了邮传部。
1909年袁世凯的智囊徐世昌出任邮传部尚书，并接任津浦铁路督办。据北京交通大学老校友金士宣先生回忆：“1909年初，主管路、邮、电、航四政的清政府邮传部，鉴于向英、德两国借款修建而管理权由政府保留的国有津浦路即将完工通车，向英国和比利时借款修建的国有京奉和京汉两铁路已经通车……以及由詹天佑先生用国款修建的京张铁路也已告完工通车，以上四条干线铁路需要的管理人才如站长、副站长，以及路局主管运输和会记两处的人员为数以百计，乃决定在北京创建铁路传习所……”。另据校史资料记载，邮传部司员曾鲲化考察国内铁路现状后，于1907年提出“上邮传部创办铁路管理学堂书”，获批在邮传部北侧购地，1909年建“铁路管理传习所”，1910年，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奏请将“铁路管理传习所”更名为“交通传习所”，增设邮电高等班，推动了铁路和邮电管理教育的跨越，此为北京交通大学前身铁路管理传习所和交通传习所的由来。沈琪于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多次出任学校负责人直到1930年7月辞世，1930年8月14日《益世报》刊载北平交通大学教员师生于1930年8月12日公祭沈琪的报道。
辛亥革命之前，沈琪还做过哪些重要工作？《中国名人录》记载沈琪在清朝的任职还有“北京外城市政工程局副总办、奉天工程局总办、盛京铁工局总办、川粤铁路总管理局顾问、京浦铁路北段总稽查及会办、津浦铁路黄河大桥监修，以及京浦铁路南段副总稽查及会办。”可见他在多个城市和地区参与过市政建设，也曾参与川粤铁路的工作，而之后的大部分时间主要在1908—1912年间修建的津浦铁路工作。“京浦铁路北段”“京浦铁路南段”应为“津浦铁路北段”“津浦铁路南段”之误。
津浦铁路是重要的南北动脉，由中国人自主管理，通过向英德两国借款得以完成筹款，全线分为南北两段，分别聘任德国和英国工程师负责，因第一年负责的主管人员先后被参，1909年起由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任总督办。徐世昌管理严格，裁撤大批不能胜任者，建立款项调拨管理制度，设立“总核算员”，工作卓有成效。沈琪在南北两段分别担任主副“稽查及会办”并担任黄河大桥监修，是核心的技术力量。
四、民国交通体系的中坚力量
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以交通部取代邮传部，设置路政、电政、邮政、航政四司接管相关事宜，铁路归路政司，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5月成立交通部路政司，叶恭绰任司长。交通系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重要派系，李金全的研究成果《民初交通部研究（1912—1916）》指出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交通系把持着交通事业中最重要的两个单位——交通部和交通银行。2.交通系除了有国家领导层面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外，还有在新旧交通系中的关键人物梁士诒和叶恭绰作为核心人物。3.交通系势力根深蒂固，众多成员身兼交通、金融等领域要职。4.交通系学历较高，薪酬也高。在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年代，交通系凭借自身实力可以确保路政相对稳定，甚至学生毕业有工作保障，可以说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系统。
沈琪作为旧交通系的优秀成员，旋即成为新交通系的中坚力量，民国元年担任交通部技正。《民初交通部研究（1912—1916）》中的“交通部历年正副首长出身背景一览表（1912—1916）”中记载沈琪为“交通部路工司司长”。1917年他与詹天佑同为交通部技监，达到民国技术人员最高的官职。1918年与詹天佑组织铁路技术委员会，分任正、副委员长，负责遴选土木及机械工程人才并制定交通事务标准，同年，徐世昌出任北洋政府大总统，交通部次长叶恭绰任铁路、邮电两校监督（1917年1月起分为铁路管理和邮电两校）。1919年2月，沈琪以交通部技监身份出任铁路管理学校校长，4月詹天佑辞世，沈琪接任铁路技术委员会委员长及中华工程师协会会长。中华工程师学会第一、二、三、五、六届会长为詹天佑，第四届会长为沈琪，詹天佑去世后，沈琪又担任了1919到1921年间七、八、九届会长，并于1921年2月获二等宝光嘉禾章。从上述简历可以看出沈琪在民国交通部内的显要地位，他在专业领域内个人名望堪称是詹天佑的继任者。
五、鞠躬尽瘁的北平交通大学校长
沈琪于1917年6月到1917年7月间短暂地代理过邮电学校校长，之后于1919年2月到1921年4月间正式出任铁路管理学校校长。通过校友们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淳厚”“严肃”“热心校务”“取得学生热烈拥护”的好校长。1919年入学的金士宣先生在《回忆我在京院学习三年的过程》一文中有比较多的描述：
当时校长是沈琪，他和他的前任俞人凤都是北洋武备学堂铁路工程班毕业生，在德国教官教授下学习铁路工程和铁路行车，他们都曾任新线工程师、总工程师并主持铁路行政工作，在理论和经验上具有一定的水平。沈校长对人淳厚、严肃，对教学工作极肯负责。……
以上各位教师多半是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及路政司的技正、技士、科长等兼任，他们都是英、美、日留学生，在铁路工作有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的水平，而且多半是由于沈校长担任交通部技监及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关系聘请而来，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领导人和教师都是适当的人选，也可以说比一般大学的教师阵容毫无逊色。……
我在学校学习三年使我感觉到，按照当时所学习的课程和内容，确实符合铁路运输工作干部的需要，而校长和教师对学生的关怀殷切和监督严格，学生自觉自愿地埋头读书，互相竞争，这都是当时其他北京各大学所不多见。……
叶恭绰坚信“交通救国”，志在创办交通大学，模仿欧美体制将交通部所辖四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邮电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细心厘定，分别改良”，“而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他于1920年12月拟定统一交通教育办法，提交国会议决并获准。1921年3月8日交通大学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推定叶恭绰为校长，沈琪也是校董之一，但是不久之后因叶恭绰和沈琪离职，继任的交通总长和学校负责人在成立交通大学事宜上处理不善，引起学生抗议，继而学校数易其名。总之，1921年7月1日，跨越京、沪、唐三地四校的交通大学成立，大总统徐世昌题“万汇棣通”匾额以示庆贺，北交大从铁路管理学校时期进入交通大学时期，沈琪当之无愧是北京这所交通大学的创始人。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三地交大再度合并，学校改为交通大学交通管理分院，委任沈琪为管理分院院长。11月成立铁道部，交通大学归属铁道部，孙科任铁道部长，兼任交通大学校长。1929年改为“交通大学北平交通管理学院”，最终定名为“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沈琪担任院长直到1930年7月辞世。1929年入学的王醒民在回忆中谈到“学校当局除沈琪先生做院长时，对校务很热心，取得学生的热烈拥护外，其余的院长都是用做官的办法来办学校，学校衙门化了”，再次对沈琪的工作和为人作出肯定。
《益世报》“交大教员学生公祭沈琪”记载：“北平交通大学院长沈穆涵于上月间在平逝世，该院教职员暨全体学生遽失荫被，莫不同声哀悼。闻于前日（十二日）上午，特备隆重祭品多种，齐赴沈宅公祭”。“遽失荫被”应该指沈琪在任期间突然病重或辞世。祭文中称赞沈琪“惟公道艺、体用兼赅”，令人联想到沈琪在北洋武备学堂所受到的“中体西用”式的教育，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个教育理念。
六、沈琪及陆军部衙署研究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意义
沈琪是近代本土建筑师研究的重要个案。陆军部建筑群包括四座主体建筑，南楼只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者，这个由中国职员自行设计的洋式官署群中大胆创新和遵守传统规制同时并存，正如赖德霖在实测报告中指出：作为清末官署建筑，陆军部衙署南楼建筑风格极为西化而群体布局上却具有“西式的‘形’和传统的‘理’的结合”。时年35岁的沈琪不但“绘具房图，拟定详细做法”，而且“督同监工各员监视全署一切工程”，“总计起盖楼房四座，群房二十七所，马号六所，大门一座，穿堂、游廊、过廊、厕所等房共一千六百三十三间”，整体工程中还包括地库、石阶、铁门、花墙、明暗水沟、月台、甬道、影壁、大门等，囊括了从基础设施到环境小品的各个方面，他承担的正是一个总建筑师的工作，说明这位年轻的设计者已经具备把控全局的工程经验和专业能力。
沈琪获取专业知识的方式迥异于留学生和洋行实习生，展现出一条不为人关注的，通过军事系统培养本土建筑师的途径，其中关联着促成此次建造的众多因素，如近代军事系统率先现代转型的必然、早期交通系统的军事化以及晚清新政等，是时代造就了沈琪这样的建筑师和陆军部衙署建筑群这样独特的作品。
在已知史料中，与沈琪时代最接近的本土建筑先驱是张锳绪。他于1899—1902年之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工科机械专门，期间“稍治建筑之学”，可算作学过建筑学的最早的留学生。张锳绪回国后于1905年负责规划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北京近代建筑史》记载，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筹备处成员中有不少中国人，但是1909年聘请的建筑技师是日本人真水英夫，其余几位参与设计工作的也都为日本人。张锳绪1910年著《建筑新法》一书，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介绍西方建筑学的书籍，根据潘一婷的研究，这本书脱胎于英国《建筑百科全书》，其图文大部分取自于英国建筑师格威尔特和帕普沃思的这本巨著，尽管如此，《建筑新法》在引进西方建筑技术上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比较陆军部衙署中的对称平面和构造细节等内容可知，沈琪在《建筑新法》出版之前若干年，已将书中所传授的建造方式运用于高等级的建筑实践。
笔者对目前已知的出生于1870—1890年间，从事过建筑设计的本土设计师进行了资料整理（表1，按照出生排序）。基于专业教育的视角，毕业于1914年的贝寿同和庄俊通常被业内奉为最早的中国建筑师，而事实上，早期中国建筑师归属于土木工程师群体，1920年代建筑师数量大幅增加后才开始形成独立的团体。沈琪的经历并非孤例，比沈琪小四岁的华南圭是一位更为建筑界熟悉的“跨界”工程师，虽然他们具有本土和留洋的不同求学背景，但在职业道路上有许多共同点。华南圭留法归国后成为铁路工程师，他涉猎广泛，在铁路、市政、建筑等众多领域均卓有建树。1913—1916年间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交通传习所任教务长，期间创办交通博物馆并出版了第一套中国人编写的铁路工程教材；1914年协助朱启钤创办北京第一座公园；1919年又出版《房屋工程》系列，是我国土木教育领域的先驱。1919年詹天佑去世后，沈琪与华南圭曾分别任中华工程师学会正副会长。华南圭的孙女华新民在采访中总结：“在那个时代，工程师和建筑师是不分的，因此课程的知识跨度非常大，毕业后我祖父虽然主要是一名铁路和市政工程师，但同时也精通建筑，尤其在建筑工程的教育和建筑工程实施指导方面作了不少开拓性的贡献”。与今天相比，这些早期的本土建筑师以社会需求为从业导向，不受限于学科分割，他们的人生似乎更传奇，实践的领域也更加自由开阔。
张复合在《北京近代建筑史》一书中将北京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近代建筑分为四种，其中最早出现的是“西洋楼式”，陆军部衙署南楼被认为是“西洋楼式”式样的最后一栋官方作品。赖德霖在《中国近代建筑总览》的实测报告中对南楼的概况、现状与特征、建筑沿革作了研究，并对其布局、机构、形式与细节进行了历史评价。马尧的硕士论文《清陆军部衙署南楼建筑营造做法研究》借百年大修的良机，积累了大量的一手信息，并用计算机软件对南楼的营建作了复原性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成果表明陆军部衙署南楼自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与同时代的传统营造或外来殖民建筑进行比较研究，将进一步呈现这座建筑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南楼作为官方工程，其“实用”的平面布局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特征，表明当时新的营造体系及其价值观已经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外廊做法”使结构与表皮的关系呈现分离的特点，但是与典型的“西洋楼式”作品相比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图9为陆军部衙署剖面与中海海晏堂的比较，图10为前门“西洋楼式”代表瑞蚨祥绸布店入口空间的剖面，可以看出陆军部衙署砖墙承托木桁架屋顶的结构与中式举架外附立面之间大相径庭，随之而来的外立面“样式化”的程度也明显不同。
笔者认为，中西营造体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将主体结构为举架的建筑归入传统建筑的尾声，以现代工程学为基础的结构类型作为新式营造的起始，划分上或许更清晰和合理。陆军部衙署建筑虽然有许多中式的装饰细部，但是其建造体系和组织理念是以现代工程学为基础的，外形的“样式化”细节不能掩盖它对结构和空间的真实体现，是一栋名副其实的近代建筑，而与它类似的其他作品，目前已知都为洋建筑师所设计。
陆军部衙署的外廊式平面在近代建筑史上称为“殖民地外廊”，日本建筑史学者藤森照信认为，中国近代建筑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有一种式样就是“外廊式样”，其基本的平面形式是在简单四边形的单边或多边围以开敞的外廊。这种类型源于殖民国家在热带殖民地区形成的应对暑热天气的建筑处理方式，它的传播使近代中国的城市景观发生了彻底地改变，根据藤森照信的分析，1800—1900年间，外廊样式在中国发展为多种形式，从外观判断，陆军部衙署应该属于最晚期的安妮女王时期样式，内部的屋顶桁架形式虽然最接近于英国屋架，但是究竟属于对其他范本的模仿还是由结构计算生成，尚需经技术分析及建造史研究鉴定。
殖民主义是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根源，殖民主义建筑不但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它自身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也是一个不断影响和被影响的过程。刘亦师认为西方和日本殖民主义在我国近代时期的发展，形成了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相同的经历，呼吁在我国建立近代殖民地城市和建筑的理论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新政时期北京的洋式官署皆为受殖民建筑形式影响的内陆都城中的近代建筑，而陆军部衙署在此类型中又因诞生于最早的本土建筑师之手而具有独特的人文色彩和研究价值。
[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沈琪侄孙沈受元先生的帮助，在相关的讨论中得到赖德霖老师、张路峰老师、潘一婷老师的指点与启发，获益良多，在此表示感谢！]
《建筑师》No.206丨2020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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