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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 or 鸡血针——改革应提倡大无畏精神吗?

2017-03-16 易中天

海洛因 or 鸡血针

——改革应提倡大无畏精神吗?

文/易中天


了解故事背景,请读

《失望的变法》易中天真人配乐朗读版




三不足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



宋神宗

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

不知道。哪三不足?


宋神宗

天变不足惧,

人言不足卹,

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变不足惧:天象的警示不必畏惧

人言不足卹:人们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祖宗之法不足守:祖宗定的法规制度也可以改


王安石

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


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卹人言?


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②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连老天爷都不怕了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

  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

  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


富弼

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敢说话的人的下场


  事实上,并非没人好言劝过神宗他们。

  老宰相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


富弼

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


  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


苏轼

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

  但是结果呢?


 


  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 ④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玩砸了怎么办?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搞砸的可能。

  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


王安石

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


  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 ⑤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


王安石

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


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亢奋




 道德是改革的鸡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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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

  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冰火两重天,岂能不亢奋,不狂躁?

  可能的事实是,青苗法本身有利有弊,实施情况也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有人看见了好的,而有人发现了问题。

  这时,决策者最重要的就是客观冷静



  王安石却做不到,反而暴跳如雷。结果是什么呢?众叛亲离,就连最早将他推荐给皇帝的韩维也离他而去。

  王安石却不在乎,也不能在乎。

  因为在他看来,他从事的是利国利民不同凡响的伟大事业,这种道德的崇高感、使命感和优越感,让他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道德,是王安石的鸡血针,甚至海洛因。




 跨越千年的“两个凡是”



  司马光也一样。

  实际上,历史给了他机会,环境和条件也比王安石好得多。在他的阵营里,能对变法一分为二的苏轼已经要算头脑清醒,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更是客观公正。

  这时,哪怕他稍微冷静一点,事情也不至于像后来那么糟。(故事详情请读《王安石变法》)


 1977年的“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可惜,司马光比王安石还要意气用事和只争朝夕,一门心思沉醉于反攻倒算,“凡是王安石主张的他就推翻,凡是王安石废除的他就恢复。”至于这样做是否当真利国利民,是否有道理和可操作,全都不管,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心为公的道德血液,眼中饱含着忧国忧民的真诚泪水。

  悲剧就这样酿成。




 什么是真正的好政府?


  看来,恐怕要对道德唯一和理想至上的文化传统作出深刻反省了。道德当然是必须的,却不是唯一和首要的。真正好的政府还要科学、民主和法治,这些都比清廉重要。政治家就更是必须审时度势,不能因为动机纯正而一意孤行。



  事实上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共治天下变得越来越难,最高权力受到的制约也越来越少。因为变法原本就有集权倾向,党争则更是便宜了皇权。何况祖宗家法只是政治规矩,不是政治制度。如果连这也不足守,士大夫们又内讧不已,本来就脆弱的文明便会荡然无存。

  显然,政治文明需要制度保障,也需要心理保障,那就是无论在哪个领域,哪怕在战场,都不能鼓吹和提倡什么大无畏的精神。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掌握了公权力的就更是如此。你可以不信上帝,也可以不信天命,但总得有所敬畏有所不为。什么都不怕,那才可怕。



  有敬畏才有底线。

  司马光是有敬畏之心的,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只会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会进行人身攻击。到宰相变成连自己性命都不在乎的章惇,情况就开始急转直下。再到胆大包天底线全无的蔡京,则不可收拾。

  最后,北宋在徽宗的手上终于亡国

  这一切,王安石可曾想到?


  现在的我们,可会想到?


  未来的中国,可会想到?


注释(《易中天中华史18:王安石变法》)


①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三月壬子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三月己未日条。此事发生日期,毕沅书不明,仅系于壬子日条下,黄以周书明确为己未日,今从黄以周。

② 漆侠《王安石变法》一书即认为,三不足是反对派造的谣言,但符合王安石的为人。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则不但认为王安石亲口说过这三句话,而且还认为这“三不足”正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③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④ 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四月丙午日条、五月癸巳日条。

⑤ 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条例司”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二月甲子日条。

⑥ 见杨仲良《纪事本末》六十六“三司条例司”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辰日条,黄以周等《拾补》卷四熙宁二年三月戊子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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