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住生活，走向春天 | 新年书单

2022年，从春天的封控开始，在冬天的放开中结束。今年春节，或许终于有机会跟家人们好好重聚一次。但另一层面，那些我们经历的苦难、逝去的人，不是理所应当被遗忘的，这一年，也是无数平凡人扛着自己的生活，在废墟上艰难重建的一年。所以，倘若在春节之际分享一期书单，我会以“重建”和“链接”作为关键词。“重建”，是生的勇气，也是对过往的传递。“链接”，是互助的开始，它让我们建立小共同体，在寒冬看到温暖的亮光。在链接与重建中，我们不遗忘、不胆怯、不孤独，肩住生活的闸门，走向下一个春天。

在《流俗地》里，再卑微的人物也有山河。这是一部世情小说，小说着墨于盲女、马票嫂、细辉、婵娟等小人物，他们如蝼蚁，却并非不值得书写，《流俗地》以盲女银霞的视角展开，但小说无意将银霞作为叙事的唯一核心，而是穿插不同的叙事视角，让细辉、拉祖、伊斯迈、顾有光等人物轮番登场，拓宽小说的流动性和丰富度。与全知视角不同，《流俗地》以“限知视角”为主、以全知视角为辅，叙事者并非主宰众生般的存在，作者使用了“盲女”这一特定，通过盲人对听觉、味觉、触觉特别灵敏的特点，来拓宽小说的感官世界。

《流俗地》是一部民间之书，也是女性的链接之书。黎紫书书写了女性的互助和不屈从于生活的决心，让我们在故事中瞥见一丝温情和尊严。她笔下的人物是受困的，但在这些受困人的心中，保有一种澄明的勇气与自由，这种勇气与自由，非心无旁骛之人，不能写出。《流俗地》写民间、写女性，没有拘泥于任何一种“宣言”，恰恰在于它没有依附在二元对立的思路之下，它尊重人物的暧昧性和多样性，而人物回赠以它余味，使它如长烟落日，有留白之美。

杨苡是翻译家，也是1949年后第一个《呼啸山庄》中文简体字译本的译者，她1919年出生于天津，其兄为翻译家杨宪益，姐姐杨敏如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姐夫罗沛霖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父亲杨毓璋系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她这一生，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她在西南联大生活过，也与巴金、沈从文、巫宁坤等人打过交道。

杨苡是中国20世纪的见证者，她的自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读之也让人掩卷叹息。比如她写到唐若青染上鸦片瘾后，“她在香港，越往后越潦倒，住在了贫民窟里，跟过去的熟人朋友也不联系。后来她住的那一带失火，烧了许多房子，火灭了以后有人看到她坐在街边，蓬头垢面，夹着个小包袱。再往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她写到接受过“知青教育”的何如：“那些年小心做人，生怕担上罪名，不敢联系，多少年不见，又是精神压抑，生活艰苦，彼此眼中，真的是‘面目全非’。

在杨老平静的笔触下，埋藏了许多生活的苦难。而传记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也是一个时代的切片。在宏大历史的光晕之下，属于个人的故事，留给我们回顾历史、思考流向的另一种眼光。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一部好的传记，能够揭开时代最隐秘的风景。

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目前最全面的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陀氏生平事无巨细的介绍，他对于陀氏的作品还有许多精确而深厚的评论，可以说，它既是一部生活史、八卦史，也是第一流的文学评论和作品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值得了解？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人类文学史上最深刻的作家之一，他与托尔斯泰伯爵一道，被誉为俄罗斯文学的两座高峰。陀氏将文学上升到哲学高度，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罪与罚》至今仍指向了人类灵魂的深渊。

如果不去了解陀氏的人生，他的信仰、童年、思想转折点，我们很难真正把握他的作品，明白在当下阅读他的意义。而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很好的向导。比如在分析小说《少年》的时候，弗兰克会连带谈《少年》中的某些主题之后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变体。在分析《作家日记》的时候，因为《作家日记》是纪实性政论、文论，弗兰克也会研究是作家如何将现实中的事件变成《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文学素材。如书评人思郁所说：“(弗兰克）他真正做到了写一部以陀思为中心的经过浓缩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

多年以前，杨本芬曾在《红豆》《滇池》发表过作品，但默默无闻，直到《秋园》出版，她终于被许多人记住。就像是秋园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两代女性的命运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她们渴望读书，渴望上学，但这样的愿望又屡次被打断。非常努力地生活，但又总是在快好起来的时候迅速下坠。秋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惠才（也就是《秋园》中的之骅）在少女时期就失去了亲人，好不容易上了学，却又经历学校停办，孤身一人流浪他乡，没有任何准备就进入了婚姻，遇上了一个“对其他人都好，独独对妻子不好”的丈夫，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自己承担……

从《秋园》到《我本芬芳》，你也可以从两代女性的一生中看到不断传递的生命力。无论是“秋园”还是“惠才”，她们都支撑起了一个家庭，起起落落的人生中都凝聚了她们对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或许，有无数的中国女性都和她们一样，善良、坚韧和智慧。即便自己受制于当时的条件，没能自由地读书和生活，也拼命努力让自己的女儿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人生。这些故事如果没有人写，可能也就忘记了，女儿和母亲的故事将无人流传。这可能就是杨本芬给予读者的最大意义。

安妮·埃尔诺是一个中国读者陌生的名字，但在法国，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作家，她的代表作《悠悠岁月》出版不久就被视作经典读物，她开拓的无人称叙事、用社会学方法写自传体小说的手法，深刻影响了一代法国写作者，例如《回归故里》作者埃里蓬，就坦诚自己受到了安妮·埃尔诺的影响。无独有偶，萨莉·鲁尼新书《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人物也提到了埃尔诺的作品。

2008年，埃尔诺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悠悠岁月》（Les Années），这部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和写作的作品，是埃尔诺将小说与历史回忆录结合的典型。在《悠悠岁月》里，她用法语中的无人称代词去写作，不同于普通第三人称，她书写的是许多女性深处的集体潜意识。

在《悠悠岁月》里她像是一个聪慧机敏、历经沧桑的雍容老太太，语调时而刻薄诛心，时而细水长流，既有那种知识分子般嬉笑怒骂不带脏字的聪明劲儿，也有个体被大时代淹没的那种浸透感，埃尔诺能够一个人制造出女性的多声部，她让女性自己的记忆成为一个广阔的文学世界，在如同交响乐般的女性声音中，战争、革命、总统选举、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堕胎合法化运动，和工人阶级家庭的愁苦、普通小市民的生活、女人对于男人的讽刺、对于情欲、爱欲和亲密关系的探索，被一同纳入一个暖湿、焦灼、气息绵长的世界。

对于埃尔诺来说，写作是她克服羞耻感的方式。她承认自己的耻感源于母亲的教育，女孩子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母亲严厉禁止她发生性行为，当她在与丈夫分居后和他人恋爱时，母亲责问道：“你不感到羞耻吗？”但埃尔诺就是要将“羞耻”的事原原本本写在纸上。她不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强调自己的女人身份：“我觉得自己是女人。一个写东西的女人，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自己是单一个体的存在，而更是一个经验、社会、历史、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并不断地与世界(过去和现在)对话。”

放眼望去，皆是身不由己。历史是金瓯与雀台下的累累白骨，史官是为无名者赋予名字的人。此书借王钟儿的一生重述“子贵母死”制度的血腥与流变，用小人物的浮沉折射出大历史的无情。作者在有限的材料下努力将传主与时代对照来写，不只是一座北魏宫女的纪念碑，也是对源源不断被历史淹没的女性的哀叹。漫长余生，苦难也成了日常，或许是这杀戮与不安的历史太过煎熬，作者也试图在王钟儿的生命中寻求些许光亮，到头来却更反衬出历史的残酷。在利用既有材料讲一个好故事这件事上，罗新的确是一位高手。

《缘起香港》是一本切入角度很妙的文学研究作品，在今年读过的文学评论和研究里，这本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本。因为黄心村，我知道了张爱玲和斯黛拉·本森、许地山等人的联系，更深入地了解了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原来张爱玲很喜欢一位名叫斯黛拉·本森（另说斯特拉·本森)的作家，此人与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朋友，1944年，张爱玲在上海参加一个女作家聚谈会时，被问起最喜欢的作家，她说：“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又有人补充道，她那天说自己古代女作家里喜欢李清照，近代喜欢苏青，外国女作家她喜欢的就是这个斯黛拉。)

根据黄心村在《缘起香港》中的考证（李欧梵归纳):“本森曾在香港住过，也和中国有缘，她嫁给一位在中国当差的英国官员安德森（James Anderson），在内地到处游走。本森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朋友，然而二人写作的风格不同。……港大的校长就藏有本森的小说，后来捐给港大图书馆，张爱玲就是在这里读到的。”

类似别具心裁的发现，在《缘起香港》里还能看到，这是好的文学研究的趣味，它能让我们用全新的目光看旧的东西。张爱玲研究已经数不胜数，要做出新意很不容易。

小说从一位女画家回多伦多举办画展说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这种过去和现实交织的叙事中，诚恳地探讨女性的友谊、亲密关系、身份认同、父权制对于女性潜移默化的影响。读这本书会让人想起费兰特的小说，两位作家都敏锐地感受到女性关系之中微妙的角力，阿特伍德很细心，她尽量避免对关系的刻画沦为狗血，而是耐心地铺陈女性交往中的暗流。

《猫眼》讲的其实是女性的主体性如何被塑造，在这塑造的过程中，有多少是自我的，有多少是社会文化与周遭目光、权力关系潜移默化的规训。

小说中伊莱恩与科迪莉亚的关系复杂而微妙。起初，童年时习惯了游牧生活的伊莱恩在随父辈回到城市后，很不习惯人类主流秩序里的目光和规范。在女孩们的世界里，伊莱恩如同一个闯入的异类，一个不守游戏规则的野蛮人，为此以科迪莉亚为首的女孩们试图戏弄她、惩罚她，令她服从既有的相处规范。

她们把她埋进后花园一个新挖的洞里，令她在黑暗中感到被孤立的恐惧。又将伊莱恩的帽子扔进溪谷，命令她自己捡回来。她们是女生，却在男权社会的浸泡中习得了男权的控制术，而她们不自知，或者享受上位者的感觉，在权力和情感操控中无形中内化了男权。当伊莱恩终于习惯了父权社会的法则，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她开始用画家的眼神重返记忆的现场。

《猫眼》的结构也对应了画家的叙事视角，此书总共十五章，除了第一章“铁肺”之外，其余十四章均以伊莱恩创作的画作为题，而她创作的过程不仅是找回写作权、历史叙事权的过程，也是“反抗凝视”的过程。整部《猫眼》，其实就是阿特伍德用文学写的《凝视与反抗凝视》，是她通过具体的故事入手，告诉我们父权社会如何通过密集的凝视规训一个女性的心灵，再到通过伊莱恩的笔触，展现女性自我的凝视，用女性的笔触，去拆解到一切冠冕堂皇口吻下的控制、物化与将女性视做客体的手段。

这不禁让人想起思想家、女权主义者波伏瓦的箴言：

“男人的幸运——在成年时和小时候——就在于别人迫使他踏上最艰苦但也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就在于她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一切都促使她走上容易走的斜坡：人们非但不鼓励她奋斗，反而对她说，她只要听之任之滑下去，就会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受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在这种冒险中已经消耗殆尽。”

春节返乡既是一次团圆之旅，也是我们重新与家人对话，重新理解故土和父辈的一次契机。这本《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家庭在20世纪中经历的风浪。

作者么书仪是中国戏曲史学者、北大中文系洪子诚老师的爱人。1990年代起，么书仪老师一点点积攒起来了36盘录音带，在这些录音带里有关于父亲向女儿回忆过往的声音。双亲去世后，么老师把录音整理成文字，随后梳理了父辈留下的各种遗物，包括：信、账本、单据、思想汇报、合同……而这些，就是她写成本书的基础。

在这本家族之书里，么老师本着“不溢美，不隐恶”的原则，诚恳而耐心地还原出自己所在家族近百年来随时代变迁而起伏的过程。不同于宏大历史的叙事，它有着许多质朴和闪光的温润细节，透过这本书，我们能够更加理解时代和人的关系，也能够在茫茫史海中，看到一个真实的北方家庭的生活印记。

畅销书容易引起更挑剔的目光，但这本书比想象中更透彻和诚挚。铃木凉美把“自己作为方法”，上野千鹤子用深厚的理论储备和人生阅历去指出问题，终点不是说教与厌弃，而是坦荡而充满珍视地接纳一个人的复杂性。铃木是一个决绝的感受者，她不惜以毁灭部分自我为代价去面对母亲的压抑，她介入情色产业又反思“情色资本”这个词汇的用法，去思索父权森林里女性的联结方式。而上野在掷地有声地批判父权制文化后，依然渴望建立一种新的同盟，在对男性心理深入剖析后，并不放弃探索一种跨越性别的反抗父权制同盟。她们的书信，既是差异，也是理解，使我读到了一种理想的书信体形态。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从工具理性和官僚机构运作的角度分析了大屠杀“如何成为可能”。他首先梳理了犹太人流亡的历史和西方反犹主义的由来，指出由于宗教信仰和习俗的特殊性，犹太人长期处于“无民族的民族”状态，被污名、被驱逐，在欧洲的土地上只能作为“永恒的边际人”而存在。但是，鲍曼并不认为犹太人的特性是造成大屠杀的根源，他质疑两种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陈词滥调。一种是犹太人特殊论，即仅仅将此事作为针对犹太人的特殊事件；另一种是将其视为广泛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并最终把责任归咎于几个政治强人身上。针对这两种观点，鲍曼提出质疑：“大屠杀究竟是现代性语境下一种极端性的失败现象，还是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扉页上，鲍曼引用了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1年出版的《英格兰，你的英格兰》里的一段话：“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施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利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鲍曼全书论述的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大屠杀并不外在于现代文明，纳粹式的大屠杀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现代文明缔造的科层制、发达官僚主义和先进技术，为大屠杀中大部分人的道德豁免提供了条件。鲍曼的论述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解释。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的关键在于作恶者的无意识——他们不认为自己在作恶，而只是在完成任务或随波逐流。有时候，他们甚至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而参与到集体的恶行，阿伦特希望人们意识到，“平庸之恶”是一种更普遍的恶行，沉默和附庸并非道德的豁免权，当集体之恶发生时，沉默或者趋炎附势也在加剧恶行的爆发。

这是一本让人读来饶有兴味的小册子，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交流描述了那些成名的大艺术家、不那么知名但生平有趣的艺术家或者只是艺术爱好者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重新思考艺术对于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认为艺术从业者就是一群“拒绝遵循心安理得的常规，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丰富”的人。

如果你细细品读可能会重建你的人生，就像画家高更那样抛下一切奔赴艺术。因为很多人的艺术梦想已经被他们自己遗忘，就像《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说的那样：“当初可能沉睡在你内心的音乐家、诗人、天文学家，就再也不会苏醒了”

即使你无法放下现实的种种，至少阅读此书能让你感受艺术广袤的边界和无穷的魅力，重建你的思想世界。

我们通常能从历史中获取现实意义，反观我们的生活该如何重构。《追寻千禧年》正是这样一部杰作。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这本书：“价值重大，也妙趣横生……充满了被大多数史书忽略的事实。”

本书的着力点在于中世纪神权与皇权是如何反复交替进行统治的。这些模式经过生发、沉寂、再挖掘、变体之后，成为被不同的时代套用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了此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我们现代的生活范式。

2017年，一篇名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在网络上走红，使更多人看到了写作者范雨素，和她所在的皮村文学小组。

2022年，《劳动者的星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劳动者的书，它收录了皮村文学小组创作者们的精选文字，展现了一群普通而诗意的人的命运轨迹，它关于劳动者的理想，也关于尘埃里的花。书中提到的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这里生活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劳动者的星辰》，就是他们的一份阶段性创作结晶。

书中，张慧瑜在序言里提到一个关于范雨素的细节，说有记者采访她，看到记者的艰辛，她也采访记者，写记者的故事作为回报。在这种关系中，记者和范雨素变得平等，她们都在观察和记录彼此，而不是一方凝视另一方。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也在于它不再是他者对于打工人的凝视，而是工人们“我手写我心”，展现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

CAST

撰文｜宗城 陈药师

责编｜蒲潇

视觉｜Sean

   排版｜徐梓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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