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兴 | 在盛夏，一座城市中的岛屿(上)
来自江苏扬州的“城市民谣音乐人”郑兴，擅长用看似简约内敛的创作，刻画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表达自身对于世间万物的注视与理解，细腻且迷人。
在今年六月即将举行的第29届金曲奖中，郑兴一举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以及“年度专辑”三项大奖，评审团主席陈子鸿这样评价他：“郑兴以其创作脱颖而出，为颇具发展性的新生代歌手。”也因此，郑兴开始以一个“新人”的姿态逐渐走入大众视线，于是借着偶然的机会，在这个炎热的周末午后，我和郑兴聊了聊创作，以及其他。
Q：郑兴你好，相信你的乐迷们已经对你非常熟悉了，但仍有很多朋友仅在今年的金曲奖提名名单中看到你的名字后，才开始慢慢接触你的音乐，作为开始，不如先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A：好的。我在去年的夏天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在这之前我是在台湾政治大学读研究所。这张专辑记录了我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还有在我的家乡扬州，以及我读大学时生活的城市北京，是我在这几个城市之间往返的心情。
Q：得知自己获得金曲奖提名后，你是怎样的状态？到目前为止，生活节奏上有没有因此发生改变？
A：我其实在公布名单之前是很紧张的，得知提名之后松了一口气，很开心，但是也很出乎意料，因为除了新人奖之外，还入围了专辑的奖，一开始完全是懵的状态，大概过了一阵子，才慢慢平复当时激动的心情。
坦白说，我的生活的节奏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基本上该处理的工作还是要处理，只是多了很多邀约而已，我该留给我自己的时间，我还是会留给我自己。所以还好。
Q：距离发行《忽然有一天，我离开了台北》，快要一年过去了，你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自己的这些作品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A：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又回过头来完整的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感受很不一样，我好像从过去制作专辑时的状态抽离出来了。作为歌手或制作人时，我的焦点会放在技术层面上，比如说这首歌做的够不够或好不好，我常常会太过度关注这些地方了。
反而现在去听，更像是一个听众，抱着一个很放松的心情去听，很多地方在当时觉得做的还不够的，现在听来，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它属于当下的某个时刻或者状态，所以我现在听的时候，好像觉得比当时要变好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Q：这张唱片的名字是怎么确定下来的？
A：其实在我最早做企划和选歌的时候，就在想到底要叫什么名字，我自己写了很多题目，我们就一个个的去讨论和筛选。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忽然有一天”，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离开台北，但不知道哪一天会离开，它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所以我就给了一个开放性的时间状语。
Q：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比较悲伤的基调，关于离别。
A：是的。事实上，做完这张专辑其实就是我离开台北的时候，所以我当时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我做完之后就要离开了，这当然是伤感，但同时也是一种提醒。
Q：关于这张唱片的创作和制作过程，想必是非常曲折的，有没有不为人知的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A：其实还蛮多的。写歌对我来说，已经是能够融入到生活中的一个动作，但制作专辑对我来说是头一回。所以不管是前期的企划，还是我们开会讨论编曲方向、录音以及配唱这些过程，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其间的每一道工序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再加上我们乐手的经验和帮助，才一步步完成的，所以有很多曲折。
我记得在录《台北下的雨》时，那是我第一首进录音室配唱的曲目，前前后后录了有四五次吧，前几次已经录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唱了，我的制作人把我喊出来，倒了酒给我喝，可能他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进入状态。然后我喝完酒后，基本就宣告那天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我很不胜酒力……
为什么录这首歌会这么曲折，是因为原本的编曲是木吉他基底的配制，而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这首歌前面只有电吉他和贝斯在铺陈，所以它整个是松散的，自由的，好像在说话的感觉，所以我在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很难抓它的语气，我光是习惯它的语气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Q：这张唱片虽然被归为民谣，但却又与当下大多数其他被贴上民谣标签的唱片不同，它更多元，更戏剧化，充斥着生活中看似日常的声音和气味，配器上从未拘泥于传统的编排模式，也因你音色中固有阳光和清爽，听感愈发复杂，词曲搭配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关于创作的意图，你更愿意关乎自身内心的探索，还是利用语汇和旋律的搭建，与听众在情绪上形成共情？如若抛开所有技巧和听感上的考量，你觉得自己的音乐会呈现怎样的面貌呢？
A：这个问题有问到我心里去。其实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创作路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写歌大部分都是由内而外的，就是我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挖掘出来，我觉得内心的探索和语汇与旋律的搭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向，它们相互依存。
我觉得创作是一件私密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东西以及我关心的东西，我才要把它们写下来，当然这个过程中一定会用到一些所谓的技巧，它们属于创作的方式和途径，但是回归到创作起点，更像是我在建立自我的感觉，因为坦白讲我在写歌之前，我在动笔之前，我也不确定自己究竟会写出什么来，直到写完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关心的是这些，可能也借由创作更加了解自己。
Q：那么你担心制作时歌曲时 ，精美的配器在某些时候是否会削弱情绪的表达，或者说“精致”和表达是否会存在一些冲突？
A：我的观点是，它们不是冲突的，如果真有冲突这件事情的话，大概是因为配器的复杂和音乐的华丽而削弱了音乐本身原始感动人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我也不会太担心这件事情，后期的编曲是属于一个团队去完成的二次创作，真的要面对这件事情时，我们会进行取舍以及试图达到平衡。
Q：2014年的EP《南方》和现在的作品比起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更为私人化或隐蔽的情感上少有直接的表达。在创作中，你会不会开始害怕过于情绪化的表达方式，转而开始试着在文字的使用上做减法？你觉得自己这几年的创作方式有哪些改变？
A：《南方》对于我来说，更像是Demo集，还不算很成熟的记录。我的创作方式也确实有所改变，我写歌有个毛病，就是会把歌词写的很长，这张专辑里的很多歌，原本的Demo其实要比你们现在听到的要更长，比如《现象学》和《爱人》。
而做减法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未来需要去做的功课，而在这张唱片中没有刻意的去做减法。我创作方式转变的原因，是因为我关注的事情和身处的环境改变了很多，我开始更加关注周围的人和事物，比如说在城市之间的往返过程，这在我生活中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不断的离开出发又回来，它变成了我很多创作的灵感和起点，所以这张专辑都是围绕着“出发”和“告别”这些关键词来展开的。也正因为我关注的事情是在发生转移的，所以对于创作出来的东西就会有不同的影响。
Q：作为整张唱片的Intro曲目《Departure》，对于像包括我在内的post-rock乐迷来说，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节奏与律动，都仿佛是一趟未知旅途的开始，而这之后的曲目《开往三重的慢车》细腻温婉，和它形成了巨大的冲突感，这是刻意为之吗？
A：最早和乐手沟通时，我希望开场曲有出发感，然后我给了他们一个旋律，结果就做了这样一直曲子出来。我们当时是在台东都兰的“爱人录音室”录制的，录了大概一个下午。坦白讲，我自己也很惊喜，我没想过我的专辑中会出现这种有点后摇的东西，当然风格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有我要表达的东西，那就是“出发”。
《开往三重的慢车》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它要放在第一首歌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它的主歌第一段进来的意象，所描绘的场景，就是我脑海中离开台北的场景。而这两支歌曲的冲突感就是这样产生的，再加上我的曲风是比较温暖的，所以放在一起确实会有很强烈的反差。
子衡（郑兴经纪人）：另外，我想分享的是，关于录制Intro时的一些故事，台东其实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现代化的都市，而都兰又不在市中心，“爱人”录音室其实是一个废弃的糖厂改建的。我们这次合作的乐手在以前做别张专辑制作时，也曾经来过这里，所以他们去的时候更像是重温，再加上脱离了城市录音工业的局限，去到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在录音时，鼓手突然想起来他此时在录音室使用的这个看起来破破的鼓，正是他当年学鼓老师曾经用过的，所以这种情感上的冲击也特别强烈，也因此营造出了一些很特别的氛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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