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庙会
东岳庙又名东岳行宫、东岳行祠、泰山庙、天齐庙等，是道教重要庙庭。东岳庙最早源起于泰山崇拜，后来经过不断传播，发展成影响全国的信仰。隋唐以后，凡是泰山信仰所及的地区，几乎无不建有东岳庙。所以历史上有“东岳之庙，遍于天下”的说法（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历史上围绕东岳庙定期举行的群体祭祀活动，称为“东岳庙会”。
泰山东岳庙会之源头，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汉代《盐铁论》卷六《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鱼菽之祭，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汉代泰山已奉为“五岳之长”，深为朝野所尊奉。此处所言“名岳”，自应包含泰山在内。而所言“今”（西汉）人远出家门，“祈”、“望”名岳，并“椎牛击鼓”、“戏倡舞像”，已表明当时已有大众群聚山岳的祭祀风俗以及大型游艺活动存在，这与后来的庙会形式已极为接近。所以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在引述这则史料后论称：“则出门进香之俗，已自西京而有之矣。”庙会的几项特征——区域性、季节性、集体性、与神秘性，在这时都已基本具备，因此完全可以将西汉时期的“祈名岳”风俗，视为泰山东岳庙会的远源及前身。
严格意义上的泰山东岳庙会，其形成时间则应为唐末或五代。五代人景焕《野人闲话》中相关记载，堪作旁证：“灌口白沙有太山府君庙，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设斋，乃至诸州医卜之人，亦尝集会。”根据景焕所记，可知晚唐五季时远在四川，已有三月举行的“太山府君斋”，而举行地点，则在灌口白沙的“太山府君庙”。唐代泰山神行祠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如兖州天齐王庙、鱼台泰山府君祠，均见于唐人之记录。五代人笔下的这种三月“泰山府君斋祭”，应是随着东岳庙祀的传播而传入各个地域的。既然《野人闲话》已记蜀地府君庙有“集会”，推想泰山神祖庭东岳庙也必有此风俗，因此，三月东岳庙会的形成时间，或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
北宋极崇泰山，所谓“申严帝号，以彰洪德，……是于今日尤为尊崇，非诸祠庙所得拟议也。”（宋陆周《海盐东岳庙记碑》）完整意义上的泰山东岳庙会，便在此时确立。不仅庙会地点确定于东岳一庙，举办时间为“东岳圣诞”也约定俗成，成为影响巨大的民俗节日。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云：“世俗相传，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生日，然不见于记载。” 按“东岳圣诞”定型于北宋前期，见于宋人的相关记录，有胡宿《东岳生辰贺词》（《文恭集》卷三四）、夏竦《东岳青词》（《文庄集》卷二七）、王珪《东岳仁圣帝生日祝文》（《华阳集》卷一四）、《东岳生辰贺词》（《华阳集》卷一六）、郑獬《东岳帝生日奏告会圣宫三清玉皇圣祖九曜岳帝佑圣真君表》（《郧溪集》卷一○）等。胡宿等四人皆曾为撰拟制诰之职，而以上八篇祝文或青词，篇中又有“申命近珰”之语，当是代皇帝所撰之文。对于“东岳生辰”，其文或称“暮春”，或称“季春”，或称“杪春”，均指三月。而称“既暮之春”，更隐指是春季之最末之日，应即世所称“三月二十八日 35 29445 35 10531 0 0 4791 0 0:00:06 0:00:02 0:00:04 4793”。四人皆为北宋前期之人，而这一生辰乃“纪旧传于嘉俗”、“旧云”、“相沿”，则其出现应更早于此时。而诸文同系为帝代笔之作，又可知此风俗不仅流于民间，且已为皇室、大臣所认同。
那么，东岳之生辰何以会被设定于三月二十八日呢？明人王逵《蠡海集》之《鬼神论》三月二十八日者“乃少阳位也”。而红学家周汝昌则解析为：每年之三月二十八日，是“中国春季的结尾”，也是“花木禾谷一切才正在盛开的芳春时期”，故人们将东岳圣诞设定在这一天。泰山在五岳中位属东岳，在五行中属春，其色为青，青帝司之。故春季祀泰山，自先秦已然。《王制》云：“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宋人苏颂有《春祈岳庙文》便是这一祭俗的例证（《苏魏公文集》卷七）。自汉魏以后，随着各种自然之神的人格化，信众大都设定某日为其神诞日，以便定期聚集致礼。因泰山五行属春，便选定春意最盛的三月二十八日为岳神圣诞。庙会日期也随之确定。宋儒陈淳《北溪字义》卷下《鬼神·论淫祀》记云：“世俗鄙俚，以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圣帝生朝。”自宋迄今，这一圣诞日再无更易。
宋代东岳庙会举办地点，已确知是在今岱庙庙城之内。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五《张太博》云：“太山庙据县之中，令兼主庙事，岁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又旧题宋王暐《道山清话》云：“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两书均称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天下信众皆集于泰山，其地点一言“东岳祠”，一言“太山庙”，皆指今之岱庙。以上两则史料，是泰山东岳庙会的最早记录，据此遂可推定：泰山东岳庙会，无论时间与地点，在北宋一朝都已最后定型。
伴随着逐渐定型的东岳庙会，种种庙会活动与风俗也不断产生。最为闻名的当属《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岳庙打擂”。据考这一打擂是宋代庙会实景，而非小说家所面壁虚构。除去擂台演武比赛，近年岱庙出土宋代石华板上表现的捶丸、踢瓶、狮戏等，推测也可能是当时庙会的“社火”之一，因为人喜闻乐见而雕之岳庙石栏。
宋真宗在泰山行封禅、加帝号，促使东岳庙祀在南北进一步普及，成为全国性庙宇。而东岳庙会伴随着东岳庙祀的传播，也发展成影响南北的社会风俗。如北宋魏邦哲《常熟东岳庙记》中云：“每岁季春，岳灵诞日，旁郡人不远数百里，结社火、具舟车，赍香信诣祠下。致礼敬者，吹箫击鼓，揭号华旗，相属于道。”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条云：“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城有行宫者五，……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答赛心愫，或专献信香者，或答重囚带枷者，或诸行铺户以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或僧道诵经者，或就殿庑举法音而上寿者。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从这些关于常熟、杭州东岳庙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风俗的流行之广与传播之盛。
金元之时，东岳庙会因局变化，而致两次中衰。金初金廷为防民众借庙会为变，严加禁止，东岳庙会遂告中绝。至金世宗时，金廷于大定二年（1162）正月甲戌诏“除迎赛神佛禁令”（《金史》卷六《世宗纪》），庙会始渐次恢复。大定间《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中有“四方士民远致奠献”之语，可见金代香会又盛于当时。延至元初，东岳庙会达到第一个高潮。据元初赵天麟《太平金镜策》所记：“倡优戏谑之徒（戏曲曲艺艺人），货殖屠沽之子（商贾），每年春季，四方云聚，有不远千里而来者，有提挈全家而至者。”当时东岳庙会的盛景，除史书多有记录外，在《刘千病打独角牛》、《黑旋风双献功》、《小张屠焚儿救母》、《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元杂剧更有极为生动的铺叙。《独角牛》第三折香官云：“今日乃三月二十八日，乃是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圣诞之辰，……端的是人稠物穰，社火喧哗。”《小张屠》第二折《紫花儿序》曲云：“……您觑那车尘马足，作戏敲锣，聒耳笙歌，不似今年上庙的多。普天下名山一座，壮观着万里乾坤，永镇着百二山河。”《看钱奴》第三折庙祝云：“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诞辰，多有远方人来烧香。”下《逍遥乐》曲云：“这的是人间天上，烧的是御赐名香，盖的是那敕修的这庙堂。我则见不断头客旅经商，还口愿百二十行……。”均可视为元代庙会的真实反映。
由于元廷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集会深怀戒心，不断下令对东岳庙会加以限制。至元二十八年（1291），东平人赵天麟上书元廷，重提禁会之策，其称：东岳庙会实“干越邦典，渫渎神明，停废产业，耗损食货，亦已甚矣”，“伏望陛下申明前诏，……凡非典所当祀而祀之者禁之，无令妄渎；凡祈神赛社、浆酒藿肉、饰立神像、泥金镂木者禁之，无令妄费。如是则使巫风浸消，抑亦富民一助。”。但庙会相沿成俗，一直禁而不止。
皇庆二年（1313），因泰安东岳庙会期间发生香客刘信在火池焚死其幼子事件，元廷遂借此下令将庙会全面禁绝，《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载：“泰山东岳，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馀人，连日纷闹。近为刘信酬愿，将住三岁痴儿抛投醮纸火池，以致伤残骨肉，灭绝天理。聚众别生馀事。岳镇海渎，圣帝明王，如蒙官破钱物，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在元廷极为严厉的措施下，兴盛三百年的东岳庙会被迫停息。
明清时期，东岳庙会又告重兴。但庙会内容已与此前有明显不同，其转型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崇祀对象的淡化，二是娱乐交易功能的强化。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则是明代开始的“祀典复古”政策。
泰山之“祀典复古”，起议于宋儒陈淳、元儒吴澄，其要点在于：恢复泰山山川崇拜的原始意义，淡化泰山神人格色彩，取消泰山神的偶像设置，清除其神作为冥府神之含义；同时认为泰山只宜祀于本土与官府，理应废除各地所建东岳庙，禁止庶民预祭泰山；泰山祭处应去庙宇而复坛壝，其祀典由官方专办；泰山神既淡去其人格色彩，当相应撤去其历代封号。明廷立国后，太祖朱元璋部分采纳其议，宣布废除泰山神历代封号，泰山祀典局面为之一变。
自明开始的这一祀典复古政策，对东岳庙会深有影响。——民间举行东岳庙会，主要缘于对泰山主生主死神异的尊崇。这与官方界定的泰山神神格形象大异其趣。因此，作为对民间的东岳崇祀，各级官府自一开始便持严予禁止的态度。弘治时户部尚书周经在《重修岱庙廊庑记》对此有所申论：“天下之人，所以捧香赍帛奔走山麓，仰观庙貌，果皆仰体圣祖之意，而极崇奉之道哉？不过求生以受福，死以免罪，不赴所谓七十五司，以堕锉烧舂磨之狱而已。呜呼惑哉！福善祸淫，天之道也，神果能死生人，亦奉天以行其祸福耳，岂求可得而祷可免哉？今远近之人，纷然狂惑，不知止极，亦岂非有土者之责乎。”
官府既严禁民间“非礼之渎”，不允准民间将东岳神作为生死之神加以祭祀，而作为国家祀典的东岳神又与民生漠不相关，很难得到大众认同与崇拜。在这种信仰背景下，自宋代以来肇兴的碧霞元君信仰开始风靡世间。成弘之后，泰山进香，上自朝廷，下至民间，皆系奔碧霞元君而来。东岳庙虽仍为岿然巨观，但仅为朝廷遣祭官样文章举行之所，已失去群体信仰的生命活动。缘此，以尊崇东岳大帝为宗旨的民间香社，至此已成陈迹。
不过，作为历史惯性的延续，入明及清，以三月二十八为标志的东岳庙会仍继续举行，至于庙会实际内容，已与宋元时期明显有异。如清乾隆时唐仲冕《岱览》卷六《总览三·岱庙下》述庙会称：“每当祈赛云集，布幕连肆，百剧杂陈，涩譶喧豗，肩摩趾错者数月。旧传三月廿八日为岳神诞辰，是日尤盛。”庙会的描述中，对祭祀活动一语带过，重点则是描摹“布幕连肆（商业），百剧杂陈（戏曲曲艺）”的场面。遣词造句之中，已点出清代东岳庙会重商贸娱乐的时代特点。而此前明末张岱《岱志》中所记东岳庙也是“货郎扇客，错杂其间，交易者多女人稚子。其馀空地，斗鸡蹴踘，走解说书，相扑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各占一方。锣鼓讴唱，相隔甚远，各不相溷也”。本来商贸与娱乐就是庙会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过在东岳庙会中，这方面却一枝独大，完全成为庙会的主流。以至于后世的东岳庙会的文化记忆，是“岱庙书场”与“岱庙市场”，而绝非是“岱庙祭场”。
综上，明清时期的东岳庙会，虽名目依旧，但实质上已发生巨大变化，其表现东岳大帝逐渐淡出民间的祭坛，庙会的祭祀功能迅速减弱，而交易与娱乐功能则日渐增加与突出，从而使得这一时代的东岳庙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文化色彩。
正如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所指出：“以泰山庙会为代表，形成我国广大地区的东岳庙会源，这在我国庙会文化乃至世界庙会文化中都是一个典型。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哲学观念、人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泰山东岳庙会是融宗教文化、商业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它发自民间，信仰鲜明，规模盛大，内容丰富，会制规范，辐射全国，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具体体现，是也我国传统经济民俗的集中反映。泰山东岳庙会2008年已被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赢得社会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