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底层物语：你没穷过你不懂+穷都是因穷人不努力？+全民焦虑赚钱时代的蝼蚁+她杀死孩子的理由，城里人永远不懂 |想象法学2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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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底层物语：你没穷过你不懂
编辑来源 2016-09-11 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
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
作者：缓缓君，来源：缓缓说（ID：huanhuanshuo520）
这不是鸡汤，也不是砒霜。
只是从纷繁复杂的现状中，抓住背后的暗潮涌动，分析我们将面对的未来：
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1你的下一代将被迫逃离家乡？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出自《圣经·马太福音》25章29节，后人以此为典故，归纳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马太效应是世间最冰冷的规则，却又无处不在。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在网上大热时，公众号“城市数据团”发表了一篇爆文《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文章以各省人口流动的大数据为依据，得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大都市就像抽水机，不停地从落后省份抽取劳动力，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就会像今天的日本一样，无数村庄和城镇凋零衰败，但东京和大阪都市圈繁华依旧。
在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大都市将毫不留情地吸干周边地区的血液，以便自己能够生存。
残酷吗？不，因为这是年轻劳动力自己用脚（投票）投出的结果。
（图片来自“城市数据团”）
大都市拥有优质的政治资源、商业资源、教育资源、人力资源……
这些优质资源吸引着无数优秀的年轻人，而优秀的年轻人将推动大都市的繁荣发展，从而让大都市获取更多的资源，于是形成了一个优势迭代的良性循环，这就是马太效应中的强者愈强。
而由人口迁徙引申出来的推论，则更加触目惊心：
你还能在这些选择（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中犹豫，说明你无比幸福，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可能不会再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假如你最终选择留在了一个生活安逸风景如画的小城镇上，你也许会幸福地过完一生；
但在你的子女到了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且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逃离他们终将衰落的家乡。
文中所谓的“无比幸福”其实“无比残酷”。
因为大都市在攫取优秀人才的同时，也在用高额的房价和户籍制度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挤到繁华都市的边缘，将他们赶到逼仄的地下室，脏乱的出租房，直到他们梦碎的那一天，收起行囊，滚回家乡，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再背起行囊，逃离家乡。
这就是马太效应的另一面，弱者愈弱。
2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汤玛斯·皮克提认为，当今的资本回报率已经大于经济的增长率，这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集。
也就是说，越有钱收入增长越快！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
最近30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收入都有所增长，但是高收入群体（政企管理者、金融从业者、IT从业者）的收入增长更快。
投资财富的积累犹如滚雪球，同样的速度下，雪球越大体积增长越快。
当王健林“先赚它个一个亿”的小目标刷屏时，你有没有算过：王健林身家2600亿，一个亿只占他总资产的0.04%，对他而言真的只是一个小目标啊！
而对于没有家产且年收入十万的年轻人而言，一个亿的小目标也不算太难，也就是不吃不喝工作1000年而已。
3寒门再难出贵子
1980年，一个农民家的孩子踏进了北大的校门，邻里乡亲都以他为荣。
可他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
自己没读过课外书，跟不上同学的聊天话题；
穿衣搭配非常土，女生找他扛包打水，理由居然是为了让自己的男朋友休息一下；
做个自我介绍，也被当众嘲笑，说他普通话讲得像日语；
除了插秧是能手，他一样都拿不出手。
就是这样一名农家子弟，他创办了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教育机构，他入选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领袖”，他的名字叫俞敏洪。
寒门出贵子，逆境出英才，俞敏洪的人生经历书写了读书改变命运的传奇。
（俞敏洪照片对比）
可是，如果俞敏洪再晚生几年会怎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2005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
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时代，三成以上的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90年代中期农家子弟的比例开始下滑；
2000年之后，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仅占一成多。寒门子弟进名校的通道正变得越来越窄。
农家子弟的名额都被谁占了？
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于2012年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报告通过研究50年数据，得出了一个让全社会哗然的结论：
90年代后，考上北大的精英子弟比例快速攀升，这些社会精英只占全社会人口的1.7%，却有40%的北大学生诞生于这样的精英家庭。
寒门再难出贵子，精英扎堆进名校，这是马太效应的又一次胜利。
（为什么80年代是农家子弟的黄金年代？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太效应日趋明显。）
4绝望的底层，高喊读书无用
前几天，有读者转给我一篇“半城”的文章，标题是《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
在此之前，我早已在朋友圈刷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标题实在太刺眼，而刺心的是，它反映的难道不就是现实吗？
作者余秀兰借中科院社会学博士后的一项调查得出结论：越贫穷越认同“读书无用”。
村庄贫困层认同度62.32%、农村中间层37.24%，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认同比例最高，于是作者用了这样的小标题来描述底层人民对待教育的态度——绝望的底层人民：干脆放弃高等教育。
作者的结论对吗？
对，虽然情理难容，但却在意料之中，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论据之一：家里越穷，读书的代价越高。
2014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一项报告指出：包括书本费用在内，高中三年的学费动辄数千美元——这往往超过了贫困农村家庭一年的收入。
论据之二：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2014年，瑞典隆德大学的薄家珉(Benjamin Lillebrohus)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
2012年复旦大学新招收的农村学生占比为10.36%，同济大学占比18.98%，天津大学28.14%，吉林大学32.27%，西北师范大学59.85%，南昌大学43.68%，喀什大学（原喀什师范学院）56.98%。
就像《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的那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难以被逆转。
论据之三：学校越差，越难找到好工作。
当社会的教育起点越来越高，应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时，好工作的门槛也必然越来越高。
毕业生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人才市场中所有竞争同一岗位的人，所以对于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笑话。
另一方面，无论寒门学子为上大学背了多少债，付出了多少代价，企业顶多只会表示遗憾，仅此而已。
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教育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了他们对教育的绝望。
（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5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
当“读书无用”的声音在底层日益高涨时，社会中上层却在教育的投入上更加疯狂。
今年上半年，一篇名为《北京的无奈：海淀拼娃是怎么拼的》的文章在各路家长的朋友圈疯狂转发。
当主流媒体炮轰课外班是培养应试教育的机器时，作者透露了他孩子在辅导班的课程：
语文由北大的老师上课，孩子读的是《大学》和《春秋》，但很多内容讲的其实是历史，而且是把中国历史发生的事情与外国历史横向对比，带有文化和哲学的启蒙。
英语则是新东方的名师上课，孩子从自然拼读开始，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讲英语故事。
数学则是国内985名校的毕业生授课，小学低年级的奥数就足以让文科生缴枪，但孩子学会了就会有乐趣。
作者称儿子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晚上八点课外班下课，赶回家还要写作业，做完作业还要看课外书，一般是儿童读物，一周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完一套，内容包括科技、历史、地理等等。
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家长很残酷，居然把孩子逼得那么苦，说好的快乐教育呢？可更残酷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孩子自己要求的。
一般控制他晚上十点要睡觉，但他经常会比这个睡得晚，孩子才七岁啊！真的很担心，每次都对他说你不想学了课外班就不要上了，但他总是不愿意，他有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赢了老爸，要有他会他老爸不会的内容。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成功真的不是一代的积累。
更耐人寻味的是：龟兔赛跑，如果兔子拼命向前跑，会怎么样？
答案依然是马太效应。
6社会越发达，阶层越固化
《人生七年》是BBC的一部纪录片，它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从7岁开始，每七年记录一次，一直到他们的56岁。
这项历时49年的研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阶层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7岁本该是个天真烂漫的年纪，但不同阶层孩子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上流社会：John和Andrew就已经养成了阅读《金融时报》、《观察家》的习惯，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会上顶级的私立高中，然后读牛津大学，再然后进入政坛。
中产阶层：男孩会拥有自己的理念，如反对种族歧视，帮助有色人种；女孩则想着长大嫁人生子。
底层社会：有人希望当驯马师赚钱，有人希望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爸爸，而贫民窟出生的Paul，甚至把“吃饱饭、少罚站、少被打”当成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49年之后，他们已是56岁。
上流社会：John成为了企业家并致力于慈善事业，Andrew成为了律所合伙人，他们的孩子继续接受着精英教育。
中产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是中产，也会有个别滑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底层社会：Paul成为了泥瓦工，Symon则成为了司机，他们生了一大堆儿女，儿女中的大部分人继续在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弯道超车，一夜暴富都成为可能，但社会一旦进入到发达又稳定的阶段，阶层的分化和固化将变得日趋明显。
哈佛公开课《公平的起点是什么》中指出：“即使是努力本身，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幸运的家庭环境。”
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布什家族”四代都是耶鲁校友，小布什在竞选的时候甚至开玩笑说：“我继承了我父亲一半的朋友。”
上层社会的人脉、财富、精英意识、教育资源等等，父传子，子传孙。
而社会中下层的孩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所谓的“快乐教育”后，构成了新一代的社会中下层。但不管怎样，发达社会至少能为他们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
这是社会稳定的另一种形态。
7社会即将分层，你将会在第几层？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荣获2016年的雨果奖。
雨果奖是世界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堪称科幻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可《北京折叠》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社会隐喻：
顶层操控规则，中层高节奏工作，而底层的穷人，将连被剥削的价值都不再会有。
当底层人民对着邻里乡亲高喊读书无用时，阿尔法狗已经战胜了李世石，一场“人工智能”的革命正悄无声息地到来。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换人”是必然的趋势，当一批又一批“自动XX机”进入各行各业之后，社会对蓝领的需求将大幅降低。到了那一天，那些放弃教育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有打破阶层的可能吗？
有，当然有！
即便是在阶层高度固化的英国社会，在纪录片《人生七年》中，依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阶层的天花板成功晋升精英，他就是Nicolas ——一个农夫的儿子，他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成为了美国名校的教授。
十四分之一，从概率上来算，约为7%。
无独有偶，全球复杂网络研究权威、美国物理学会院士巴拉巴西在《爆发》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行为的93%是可以预测的，而剩下的那7%无法预测的人则改变了世界。
书中没有给出7%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世界上永远存在这样一类人，他能够超越自己的家庭、血缘、环境，他能够挣脱时代对他的束缚，让世界另眼相看，这一类人被称为英雄。
那么问题来了：社会即将分层，阶层正在固化，而你，能成为英雄吗？
作者简介：缓缓君，985高校工科男，时代华语图书签约作者。
你没穷过你不懂
编辑来源 2016-09-09 拾文化
作者 雷斯林
灰烬与尘埃又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
写在前面
昨天朋友圈被“逃离北上广”的推送刷屏了。
一方面作为一个还算文艺的人，非常喜欢这一活动中的理想主义内核。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很清楚，对于大多数都市人来说，逃离北上广是一个只能作为精神乌托邦却很难真正实施的事情。
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了城市机械化的生活，高物价房价的压力而回到中小城市，却猛然发现让他们更承受不了的是三四线城市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和混混日子。那里不像北上广承认他们的努力，最后不得不又逃回北上广。
中国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城乡之间差距不大，只是选择问题的地步。地球人也还远远没有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地步。事实上，大城市和非大城市之间从机遇，价值观，情感体验上都有了越来越大的鸿沟。甚至是否在大城市出生，是否生长在富裕家庭对一个人影响都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特别讨厌那些“穷人穷都是因为穷人不努力”的说法，他们既消解了真正穷人的奋斗，也给穷人加上了一道原罪。
然而贫穷并不是罪孽，而是一种不幸。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要贫穷。
今天略忙，发一篇很早之前的文章，也是我知乎突破2万赞的答案：
《他们穷不是他们不努力》
周围常常听到有人持有这么个论调：
“我们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的税去养群人，那些穷人自己懒，所以穷，却要我们负担。凭什么？你弱你有理咯？”
而在号称“中产阶级聚集地”的知乎，前两天也有人问出了这么个问题：
是否应该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
我当时的回答是：
总有那么一二三四个逗货否认阶级壁垒的存在，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不够努力。
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从小富裕的人往往觉得自己现在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而只有出生贫寒的人才知道一个好的家庭究竟有多么重要。
01
先说两个故事。
晋惠帝执政时期，有一年发生饥荒，百姓没有粮食吃，只有挖草根，食观音土，许多百姓因此活活饿死。消息被迅速报到了皇宫中，晋惠帝坐在高高的皇座上听完了大臣的奏报后，大为不解。“善良”的晋惠帝很想为他的子民做点事情，经过冥思苦想后终于悟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曰：
“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美国废除黑奴前，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特别喜欢榜出一个黑人模范，说他辛苦工作，任劳任怨，所以每个月可以多获得一些粮食和报酬。而对于那些吃不上饭，对奴隶主不满的人则批评他们工作不认真，没法养活自己的家人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够努力。
这两个故事，前一个傻，后一个坏。“为何不取消对穷人的补贴和福利以激励他们上进”这一问题就兼有前者的傻劲和后者的坏劲。
它不仅把穷人之所以穷完全归结于穷人不努力不上进，是活该，而且认为只要取消了对穷人的补贴，穷人就会上进努力工作，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为之提高。
我想，他们大概是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
02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喜欢标榜自己的痛苦。
比如说早上七点钟起床去上班，晚上十点才回家，比如说为了考研笔记做了整整一抽屉，一大早去图书馆占座，把真题集一页页翻过去，唰，唰。
可是他们困了可以靠在办公椅上休息一会，饿了可以去学校食堂吃一顿再回来工作，在温度适宜的空调房里，书桌里，电脑前，做着和书籍有关的事情。
这就叫努力，这就叫痛苦了吗？
太原富士康的流水线员工忙的时候每个小时要加工900个产品，平均每个产品的加工时间不能超过4秒，整整十个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每一秒钟都必须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做着机械又重复的工作。很多员工承认，“感觉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然而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他们知道，富士康就是流水线工厂中的麦肯锡，离开了这里，他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单位了。几十米之隔的富士康保安常常羡慕地看着他们，表示自己也想去做工人，但因为犯错太多，只能来做保安。
2011年，一个普通的富士康工人如果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那么他的工资是“令人羡慕”的1800元。所以他们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60个小时。
大同黑煤窑的工人的工资就稍微要高一点。每天6点天没亮就要下去拉煤，一直拉到晚上没办法工作了为止。从地下七八百米的地方把几十斤重的煤运上来，一名工人每天可以得到一百元左右的报酬，大致等于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实习生每天的报酬。除了工作环境艰苦，工人们还要面对矿难塌方，老板拖欠工资，自己身体扛不住等风险。即使如此，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从四川农村来的陈姓工人还是这样说：
“这里比在家乡要好上１０倍，这儿干一年，比得上在家乡干６年”
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夏尔巴人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提供向导服务。他们为登山者背负行李辎重，遇到危险的难以翻越的障碍搭人墙让雇主通过。这样他们每年可以赚取4000美元的工资。为了这换算成人民币4万元不到的收入，许多夏尔巴人都死在了登顶珠峰服务的路上。
“我的朋友和兄弟都死了，事实上最后能活下来都靠运气。”夏尔巴人巴桑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唯一赚钱的方法。”
那么，当你吹着空调，坐着地铁，上过大学，用过电脑，在城市里做着还算体面的工作时，面对着这些为了基本的生存挣扎的底层人民又有什么立场说“应该取消穷人的福利来激励他们上进呢？”
你要知道，他们中的不少人，别说识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而你甚至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交流。
有的人可能每天都和中央领导一起去吃打卤面，有的人可能和正厅级干部说一句话就能回去吹上半年。
这就叫阶层，代表着受到的教育，接触到的信息，能触及的圈子完全不同。而以上三点，是影响赚钱的最大因素。
“美国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1998年，为了体验底层美国人民的生活，选择了六个地方，在不同的城市去打工。为了确保她能真实体验当地底层人民生活，每到一处她隐瞒自己身份，断绝和过去朋友来往，全靠1000美元的积蓄开始。不过她还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必须要有一部自己的车子，否则太不方便了。在美国养车成本真比国内便宜太多，这个有车族一样可以是穷人。
在这些地区，一个没有学历的普通人能找到的工作一般时薪是6~7美元，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也就是50美元，一个月工作25天也就是1250美元。
但是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一点的话，往往房租就得占到600美元以上，这对一个月收入1000多美元的人负担太重了。
所以她不得不到离工作地点几十公里的地方租房，但这样养车的成本，还有吃便宜且没有营养的快餐，一个月还得400~500美元买食物和汽油。然后，然后就所剩无几了。
在一个陌生城市最开始找工作的几天会更难，因为还没找到稳定的住处，不得不去旅馆过渡几天，这几天的住宿会很快把1000美元积累耗光，等找到工作，拿到第一笔薪水，钱得赶紧支付房租。
芭芭拉在不同的城市，换了六种工作，有零售，有清洁，有老人服务，但是结局都一样：
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困局。
-->因为没钱，不得不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在偏远地方，所以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她用于提升自己和发现更好工作机会的时间越来越少
-->为了应付房租和生活成本，她不得不说服自己承担更多小时工作或者兼职
-->因为花了太多时间做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进入下一个循环。
是的，换了六份工作，不管多么努力，也不能换来一个未来，在沃尔玛也不行。一个可笑的事实是，她们这些在沃尔玛做服务的人，买不起在沃尔玛做促销的商品。
这就是阶层。
当你看到一个贫寒子弟在北京辛苦打拼，最后终于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拿到20万每年的税前薪水，却因为要还全家人为了供他上大学借的债，照顾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而不得不依然每天省吃俭用。而另一个富人子弟仅仅通过出租家里的房子就年入20万时。
这就是阶层。
当你发现马化腾的父亲是盐田港公司上市董事，97年的时候开着奔驰给马化腾做账。柳传志的父亲是人民银行，国贸委高层。王石岳父是广东省副省长时。
你会感到这就是阶层。
03
原先英国人也认为贫穷是因为懒惰，是种罪孽，
比如《贫困法》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
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
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
后来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勤劳节俭的“体面”家庭也破产，流离失所，和之前那些贫困的人没什么两样。
终于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一种懒惰，不是罪孽。贫穷是一种不幸，需要救助。
一是因为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其实和底层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往往有着收入不算高但还算体面的工作，辛辛苦苦攒了十多年钱，终于还清了房贷，车贷，成功从一个底层后代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转而自信心爆棚，喜欢指责世界上的穷人为何不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其实一场天灾，一场人祸或者一场大病就能让他们上演“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的闹剧。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既没有很快重新聚集起财富的能力，周围也没有真的可以无私帮助自己的中产朋友。自己有的只有一双勤劳的手，以及不断辛苦劳动攒下的点点积蓄。
现在这些积蓄没了，于是中产梦碎，一夜之间中产变访民。这时他们才像英国人一样意识到，贫穷离他们这些“伪中产”并不遥远。
所以啊，救助穷人不但是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是救助我们自己。
况且，真把无产者逼急了。听说过这句话吗？
“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结
以上是文章，以下是一些吐槽：
中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兴起了一股屠戮底层人民的风气。
“你弱你有理”，“我为什么不给你点赞”，“我为什么不帮助你”“我为什么不借给你钱”“我为什么对你见死不救”，“你不过是圈子弱，家里穷，智商低”，“我为什么不和穷人交往”，“又穷又丑的男人肯定花心”，“穷人一定也人品坏”
这些文章大行其道，每天每夜都在揭露或真或假的所谓“穷人原罪”，先是把底层人民的心态充分解构，然后明确指出不要和底层人民来往。最近又冒出来“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这样的论调，开始诛底层人民的心。
于是那些起早贪黑，为了生存努力挣扎的底层人民就这样被他们打入了懒惰，贪婪，不值得帮助，没有智商没有情商活该灭亡的无间地狱，仿佛把他们打到底层还不够，还要踩上千万只脚才罢休。
这些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自己姓赵吗？
如果不是。
灰烬与尘埃又为什么要互相憎恨呢？
周贵长：致甘肃康乐被亲生母亲杀死的4个孩子：愿天国的盛世光华能够普照到你们
编辑来源 2016-09-12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实战沙龙
这是发生在甘肃省临夏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老爷湾社的一起悲惨故事。数日之内，一个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6口人身亡，其中4名6岁以下的儿童被母亲杨改兰在喝农药前杀害。
据甘肃康乐县公安局介绍，2016年8月26日20：30分许，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老爷湾社发生一起5人死亡案。2016年8月26日下午18时许，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小路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子女：杨某帆（女，6岁,系因钝性物体作用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杨某利（女，5岁，系因钝性物体作用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肝破裂起加速死亡作用）、杨某清（男，5岁，系因钝性物体作用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为双胞胎，杨某福（女，3岁，系因钝性物体作用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肝破裂起加速死亡作用）致伤后服农药自杀。其中杨某利、杨某福当场死亡，杨某清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杨改兰、杨某帆被送往县医院进行抢救，杨某帆抢救无效死亡，杨改兰于当晚12时转往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救治，于29日凌晨0时55分死亡（死因系2、4-D丁酯中毒死亡）。
“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镇上一家猪厂当小工，妻儿出事后，他被叫回家中，后陪同抢救妻儿，但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均死亡。李克英在8月27日早上回家后，先是给孩子料理后事，9月2日离家出走，村民们发现他去向不明后，遂报警，后经过两天的查找，发现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毒自杀。数日内，一个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6口人身亡，仅剩下52岁的杨满堂(杨改兰父亲)和70杨兰芳(杨改兰奶奶)母子两人。”
上图为：52岁的杨满堂(杨改兰父亲)和70杨兰芳(杨改兰奶奶)母子两人
“当时看到重孙子一个个不行了，我扑上去问我的孙女(杨改兰)为什么要这么做，改兰这才握着我的手说，她要把她的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 70岁杨兰芳称，她对孙女的这种做法无法理解。
进入这个不日前发生极端变故的家庭，首先映入映入眼帘的是异常的贫穷和难以言说的破败。院落三间房屋全部已经成为危房，其中供老人起居的房屋已经有52年的历程，住人和厨房混用。杨改兰生前居住的房屋同样异常破败，很难想象一个年轻的目前带着4个孩子在10平米左右的房屋里如何活动。而院落的另一间危房里，拴着一头猪。门外拴着的3头牛成为这个8口之家最值钱的家当。
“他们家里实在困难，孩子们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冬天炕上不下来，夏天不穿衣服跑来跑去，三年前他们家还是有低保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几年村上和镇上把低保取消了。”有村民们这样说，“也有人说他们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头牛，可是两头牛主要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牛崽子还没长大，这些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没有办法变现的。”（以上内容根据公众号“社评”@微甘肃发布内容整理）
根据今天下午财新网《甘肃一家六口死亡案事发村曾被当作精准扶贫典型》，澎湃发布的《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被发现时在笑，亲属称两年没领低保》、康乐县人民政府网的《“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该户没被评为贫困户》的相关报道，基本可以对于杨改兰的疯狂举动有一个合理判断，她们就是死于贫困：
（1）杨改兰的母亲在她十岁左右时离开家，“跟别人走了，留下她和妹妹杨改青。”家里只有父亲一个男丁。可父亲在村里人的眼里，“整天放牛，别的啥也不干”，是“撑不起家的男人”。
（2）19岁时经人介绍，杨改兰招到了入赘女婿李克英。李克英为人十分老实，“脑子不太清楚，你说这个呢，他说那个。出去打工，都不知道自己赚多少钱，老板说是多少就多少。”尽管夫妻感情不错，但（奶奶）杨兰芳脾气不太好，不太能看上入赘到杨家的李克英，在家经常骂他。
（3）家里总是穷。养了三头牛三头羊，十几亩地一年只收一次麦子，一次大豆，卖下来总共三四千块钱，有时候连这个数都拿不到。李克英在外打工，拿多少钱自己都不知道……除了7月拿回来1500元，似乎之前没赚到什么钱。
（4）奶奶在家也不干什么活，大概是因为杨改兰劳作时太忙，杨兰芳吃饭和杨改兰分开吃，自己吃自己的。杨改兰则做自己、父亲和四个孩子的饭。家里有十多亩地，都是杨改兰在种。
（5）6岁的大女儿杨一雪在阿姑山大庄幼儿园上学，杨改兰每天走山路一个多小时来回接送，眼看着，再过几天孩子就要开学了。从21岁起至今七年，杨改兰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家里穷，超生的社会抚养费一直拖着没给，四个孩子的户口近年才上。
（6）“他们家被取消低保的原因是有三头牛，可是两头牛主要是耕地的劳力，另一头牛崽子还没长大，这些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没有办法变现的。”杨家低保被取消，是村民经过投票、商议的结果，因为杨家人老实，不爱说话，因而人缘不好，低保被分给了其他比杨家境况好得多的家庭。
（7）杨改兰死亡时，家中现金存款1800元，其中1500元为丈夫从养猪场老板处预支的大女儿学费，家中养殖有牛3头、奶山羊3只、鸡12只，有农用三轮车1辆、摩托车1辆、彩色电视1台、洗衣机1台。
（8）杀光孩子后，杨改兰坐在一边，情绪平静，还在笑着。杨兰芳难过地揪心，问杨改兰：“你做的这是啥？”杨改兰抓住她的双手，“阿奶，我把你顾不住了。我要过我的去了，你过你的，我把你顾不住了。”“把我逼得……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
（9）临死前，杨兰芳记得杨改兰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有可能是因为政府统计的家庭收入超过了贫困线导致低保被取消，也有可能是生了四个孩子，严重超生被人举报。
（10）当地政府编造的收入数据可能严重失实。根据当地县政府的报告，2013年12月份，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在入户调查中，其家庭总收入为36585.76元，其中：种植业收入8650元，务工收入21000元，能繁母猪收入5700元，农资补贴976.76元，其他收入259元，人均纯收入为5226.5元，该户人均纯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故核销了该户的农村低保。
从媒体了解的情况看，杨改兰平日性格温和开朗，应该身体上没有什么毛病，这么残忍了杀害自己的孩子后自杀，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有专家说杨可能有严重的抑郁症，但这对于生活不易的农村来说，只要能下地干活，这就不算是病。分析上面的细节，杨改兰确实是因贫困绝望而死。家里8口人，只有她一个人能承担起生活的重担，除了照顾四个孩子的起居，要种十几亩的土地，每天走山路一个多小时来回接送大女儿上学。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以后上学的接送和开销，可能完全超出杨改兰的抚养能力。从死亡时的冷静，看得出杨改兰杀子和自杀，是经过长期思考后的结果，是绝望中对于人生的看破，即使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最后一刻，她也有没有任何后悔的表示。
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的尸体是2016年9月4日被发现的，大家都知道这一天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天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万邦来朝的日子里，在五彩斑斓的西湖边上，显示的是何等的盛世繁华，谁会在乎偏远山区李克英一家的死呢？在GDP高歌猛进的当下，在这富丽堂皇的表象背后，中国的大江南北仍然还存在数量巨大的，像杨改兰一样处于赤贫状态的村民。只是他们太难被社会所关注，如果不是杨改兰以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她和四个孩子的生命、如果没有自媒体的大胆发声，主流社会根本不会注意到她们，这4个孩子的生与死就像卑微的灰尘一样悄无声息。
自从自己有了孩子，对于小朋友的生命价值就有了更深的领悟。一个小宝贝对于父母、对家庭的意义是多少重要，杨改兰最后的那一句“她要把她的孩子带走，一个也不留”说明了她对于孩子是深爱的，她是怕她自己死后，孩子的命运会更惨，不如她把她们一起带走，让她在天国继续照顾她们。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不管这样的想法是多少的荒谬。
想想杨改兰的四个小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3岁，她们短暂的一生只有贫困的记忆，只有因没衣服穿，整日只能呆在炕上的记忆。他们没有选择命运的权利，从生到死，都没有。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死于亲生母亲的杀害，他们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除了痛心，笔者好像也没有帮助这些贫困儿童的能力。面对日益上涨的房价和日常的花销，笔者也每日陷入痛苦的焦虑当中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上海，一千万买不到一套像样的房子，市值几个亿的企业说不定几年后就倒掉了，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只能拼命地挣钱，埋头挣钱，不择手段地挣钱。
国家也并不是不救助像杨改兰孩子一样的贫困儿童。但在普遍没有安全感，不择手段捞钱的全民背景下，这些本不多的扶持资金，有多少真正地到达这些孩子的手里，花在他们身上？就象杨改兰家庭的低保保障一样，突然就没有了，她们也没有申诉和反抗的能力。
媒体报道中展现的自杀家庭的土房破漏，家贫如洗，甚至衣不蔽体赤贫状态，却被当地政府作为精准扶贫的典型。政府对外宣传的景象是：“一座座刚建成的新房显的格外起眼，琅琅的读书声从学校方向传来，一个山区的美丽乡村正向我们走来”。
社会好像也无法救助这些可怜的贫困儿童。自从郭美美事件以后，中国慈善机构的丑恶被揭露，它们除了不干实事，还失去了民心。中国人民对于慈善机构的放弃，导致即使有爱心，也不敢捐赠，即使捐赠了，也担心到不了他们手里。社会慈善的这条路也被封死了。
愿杨改兰的这四位仅有短暂生命的小宝宝在天国，能像其他人一样沐浴爱的阳光，同等享受天国盛世光华的普照！
她杀死孩子的理由，城里人永远不会懂
原创 2016-09-12 大家
文 | 张丰
在城市话语完全主导人们生活的当下，农村的故事只有凄惨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人们的关注。甘肃康乐县农村妈妈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后自杀，刷新了去年毕节4名儿童自杀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冲击。但是，这种悲伤和愤怒，会和毕节儿童惨案一样，很快就被忘记，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个意外，这件事也许压根不会进入公众视野。
9月8日，这一事件最初刊登在兰州当地媒体《西部商报》上，标题为《康乐一家六口相继服毒身亡》，稿件并没有提到杨家的贫困现状，也没有涉及后来受到广泛关注的“低保被取消”。当天下午，一篇《调查丨甘肃因贫致6人死亡惨案，80后母亲强迫亲骨肉喝毒药》在网上开始传播，稿件描写了杨家的危房，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了杨家低保被取消这个信息。
这篇“调查”被不同的公号刊发，都署名《西部商报》。和《西部商报》的见报稿相比，网稿内容有很多相同，但错别字很多，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编辑修改的原稿。大概，记者对报纸因为把关而删掉的内容感到遗憾，才把它发到了公号上。如果只有见报稿件，杨改兰事件就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它很有可能在第二天就被人忘记。“因贫死亡”“强迫亲骨肉喝毒药”这样“定性”的字眼，最终撬动了舆论，但也注定了会产生争议。
她杀害孩子然后自杀的行为，是不是因为贫困？低保的取消（已有2年），是否促成她杀子后自杀的原因？对这样一起偶然性的极端事件，当地政府到底有没有责任？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地政府的公开回应还是记者的后续调查，都还没有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越是贫苦的农村，妇女的处境就越是绝望。我小时候在农村，经常看到妇女哭泣的场面，邻居们前来劝慰，最有效的一句话是：“可别想不开，你看，孩子还小着呢。”有经验的长者，往往会把注意力往孩子身上引，对这些妇女而言，孩子本身就是希望，为了孩子，她们可能忍受一切，眼前的苦难算什么呢。
在杀害自己的孩子时，杨改兰的心境到底如何？她心中是何等的绝望？或者只是一种精神疾病？如今，她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问号。澎湃新闻是少数几家到当地求证的媒体，也是少数关注杨改兰心理状态的媒体。他们采访到了杨改兰的祖母杨兰芳，那场凶案的见证人。
杨改兰坐在一边，情绪平静，还在笑着。杨兰芳难过地揪心，问杨改兰：“你做的这是啥？”
杨改兰抓住她的双手：“阿奶，我把你顾不住了。我要过我的去了，你过你的，我把你顾不住了。”
“到底咋了，有啥事你跟我说。”
“把我逼得……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
如果杨改兰的祖母没撒谎的话，这祖孙二人最后的对话相当重要。杨改兰差一点就透露了导致她自杀的外因，“把我逼得……”她要说的是什么，会认为祖母根本不可能理解呢？不太可能是死前几天的家庭矛盾，因为那种具体的委屈，她会脱口而出，而且势必也已经唠叨多次了。
到底是什么让她感到了“逼迫”？很有可能是低保被取消，也有可能是取消低保的过程中村民的“投票决议”（她还说了“全村的人都在告我”），让她感受到一种不公平的氛围。澎湃报道的标题是《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事前称被逼，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而每户网站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把标题简化成了《甘肃母亲砍杀4子女事件：亲属称这两年没领低保》。这种做法，忽视了很重要的新线索，仍然是想给人以更简单有力的结论，把杨改兰的自杀和“两年没领低保”联系起来。
贫困很符合人们的想象，在最初的报道中，记者甚至提到孩子没有衣服穿，冬天下不了炕。可是后续的报道，记者又发现，孩子们还没穿过的新衣服，都拿来陪葬了。杨家有三头牛，两头猪，三只羊，还有一点点存款。家里还有一辆农用三轮车，一辆摩托。和城里人甚至同村比起来，依然很穷，但是这种贫困，却和都市人所想象的那种“揭不开锅，穿不上衣服”的绝对贫困不同，贫穷只是理解杨改兰命运的一个背景，却并不是她杀子后自杀的直接原因。
就目前媒体所披露的内容，在那个贫困的村庄里，杨改兰一家是最被边缘化的一家。杨改兰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父亲在村民心目中也属于一个无能之人。杨改兰的丈夫，属于“倒插门”，在农村，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对杨改兰来说，生活中的歧视是漫长的，这很有可能构成一个压迫，两年前低保被取消，可能是这种压迫的一个顶点。
当然，这只是可能而已。我们面临的处境是，这一事件不可能有所谓“最后的真相了”。《西部商报》见报报道，把涉及贫困和低保的内容都删除了，这反映出编辑“良好的风险把控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事件的预兆：媒体的介入将是艰难的。农村低保管理的混乱，精准扶贫是否有效，对当地政府来说，都是敏感问题。
如今，中国的公共舆论，毫无疑问是建构在城市话语系统基础上的，在这样的话语系统中，农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贫困”是一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因为贫困是城市居民已经摆脱但是又害怕回来的东西。去年的毕节4名儿童自杀，公共舆论第一个认识可能是饿死，那个十多岁的大儿子在所留下的遗书上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这样的遗书让人们感到害怕，以至于质疑它的真实性。本质上，这是因为，留守儿童的绝望，城里人是很难理解的。
杨改兰的绝望也是如此。祖母央求她留下大女儿，她说：“一雪（大女儿）给你不能留，你拉到18岁人也去了过呢。”意思是说，她18岁后嫁人也要离开你。杨改兰杀害4个孩子，当然是残忍的，但是对这种残忍你又能说什么呢？一个妇女，自己种十几亩地，还要独力照顾4个子女，这种无望的生活，谁又能坚持下去？
这场惨剧让人悲哀，也让人愤怒，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无力感。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得知杨改兰向子女举起斧头的确切原因。2000年前后，农村妇女自杀高发，很多案例，具体的诱因都是生活琐事。目前，媒体还没有找到杨改兰毁灭家庭的“直接原因”，但是，即使找到了又能如何呢？可以预料，媒体讲述的重心，将从一个触目惊心的贫困故事（夫妻感情很好），转变为一个家庭不幸福故事（倒插门家庭矛盾重重）。很有可能，邻居的一句话或者孩子的一声哭泣，促使她下了这最后的决定，这样的答案，又能说明什么？
人们聚焦于她家到底算不算赤贫，低保到底应该不应该取消，于是就开始以城里人的思维，来计算她家的猪牛的价格。我们只能从自己的周遭生活，来想象杨改兰的生活。从媒体所在的大都市，到杨改兰所在的甘肃贫困村庄，不但是遥远的物理距离，还有遥远的心理距离。“扶贫”就是这样一种思维。这个词本身决定了农村的贫困是“被定义”的，在整体上，农村不能表达自己。
杨改兰最后的话“你谝不过（你不理解），我跟你不说”，不但是给她的祖母说的，也是给这个世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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