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西莉 | 用镜头与笔，记录1960年代的上海众生相
林西莉的《另一个世界》自出版以来受到很大的欢迎，60年代记忆遥远的北大、古琴社、故宫、前门大街、苏州、杭州等等，让中国读者觉得亲切又陌生。今天推送的是《另一个世界》里有关上海的描写，林西莉遭遇到群众的围攻、听西洋音乐、抽雪茄的中国男人，竟让人觉得有一丝丝魔幻的味道。历史与现实就真的如此魔幻。
但是要理解上海不那么容易。旧的阶级冲突以及对长期使中国遭受屈辱的外国人的仇视是明显的，还有自朝鲜战争以来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美国的仇视。
一天上午大喇叭响起，号召大家到旧跑马场参加群众集会，抗议“美帝国主义”谋杀刚果总理卢蒙巴。大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市中心的街道交通已经封闭。当我来到广场时，那里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很明显各路队伍都是精心组织的，每一批有三十五至四十五人，大家手里拿着旗子和千篇一律的抗议标语。靠近南京路的地方搭了一个讲台，上面铺着化纤地毯，每个灯柱上都挂着一个扩音器。讲演者一个接一个从讲台上发出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摄影机和麦克风对着公众、对着主席台，整个过程都录制下来。
有一位中年人站在我旁边，他长着一副和蔼可亲又文质彬彬的面孔。我谨慎地问他，人们是否知道关于卢蒙巴被杀害的更详细的情况。
“这件事刚刚发生几周，”我说，“人们怎么能知道就是美帝国主义者犯下了这起谋杀罪？有什么委员会能来得及调查清楚这件事？”
“没有，”他用温和的法语回答，“不过事实将证明，美帝国主义要负责。”他继续用同样温和的语调说。
南京路上的住宅
后来我听说，同一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近二百万游行者。那里真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人吗？
回宾馆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很热闹的中国人居住的旧城区。在外国人到来之前，那里是一个有围墙的小渔村。在街角处有一个说书人和一个戴着白色无沿帽拉二胡的人。周围有一群听众，主要是孩子，他们随着说书人强调重点之处的手势聚精会神地听着。远处有一位算命先生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前面有一个放签的瓶子。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算命先生，只看到过革命前很早拍的照片。我问他算一卦多少钱，我们交谈了一会儿，老人向我展示我抽的签，不过我们还未来得及细说，周围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这是迷信，”他们高喊着，“你为什么与这种人打交道？”
他们把我逼向老头和墙壁，被夹在成年人大腿中间的小孩子喊叫起来。我立即中断了与算命老头的谈话，竭力想保护自己，不再后退。我大声呼吁、打哈哈、开玩笑，请大家不要再挤了，但无济于事。不过最后我总算幸运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不远处有一辆三轮车，赶紧跑过去。我跳上车，迅速告知我要去的地方。但是人群穷追不舍，他们高喊不要拉她。这时候已经聚集了几百号人。蹬三轮车的害怕了，我赶紧下了车，快步离开。在大街不远处，我又碰到另外一辆三轮车，我说明我要去的地方并登上车。他开始用力蹬车，但是很快就被赶上了，一群孩子把他围住，高喊他不要拉我。但是车夫使劲按着车铃，迅速甩掉那群孩子，我安全到达宾馆，毫发未损，但惊恐不已。我至今记得车夫脊背上的盐花和黑色衣服上的一圈一圈的白色汗渍。
一年后我再访上海，一切都变得安定很多。有一天我同从北京来的一位朋友去昔日的法租界，她要到那里看望自己的父亲，并想让我们看一看她成长的环境。富丽堂皇的房子，漂亮的街道，两边绿树成荫——这里的树被称作“法国梧桐”——那么安静、祥和。我们能有幸去她的父母家感到很特别，外国人与中国人密切交往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所以我们都很谨慎。
上海文庙（孔庙）
她的父亲仍然住在他曾经拥有的那栋大房子里，不过如今只有底层属于他，有一个狭窄的厨房，一个房间——昔日的客厅现在放了一个开口炉子。屋子里唯一能令人想起他昔日的富有的是摆在墙角的那张大铁床，上面铺着有紫罗兰色神奇大鸟的金黄色绣花缎子被。
他那把心爱的椅子放在窗边，还有一个长把烟斗和一把茶壶。他坐在那里戴着帽子，这是必备的，因为屋里冬天很冷，三层厚的丝绸棉袄很严实地穿在那件粗糙黑色皮大衣里边。他心满意足地抽着一支古巴雪茄，是一位朋友——刚从苏联回来——给他带来的。桌子上放着纸和笔。
“过去我每天早晨都要写一个小时的字，”他说，“但是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动过笔了。”他讲，革命前他娶了两房太太，两个都是好女人，从来不吵嘴。大房和她生的孩子住在二楼，二房和她生的孩子住在三楼。二房的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我那位朋友。他一共有七个孩子，如今他们分散在四面八方。两位太太都回老家了，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过了大半辈子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后，如今他孤身一人在这里。
他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的香港之行。香港确实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餐馆。坐在室外木制吧台旁边低矮的小凳上用餐，舒服极了！可惜他摔了一跤，折断了腿，一位没有经验的医生给他误诊，很遗憾，那条腿成了终生残疾。
“因为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双手从来没有干过活儿——所以我没有粮票和其他副食券。但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有路子，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随后我们在他家与他一起共进晚餐。他打开一张折叠式塑料小桌，在他女儿的帮助下，我们吃了一顿美餐，有炸豆腐、腌白菜丝、粉丝虾仁和佐以姜和百合的猪肉炸丸子。
我这次访问上海的时候，应邀到唯一留在上海的一家瑞典公司的代表家里做客——其他所有的瑞典公司都撤走了。这个家庭在这里差不多已经住了五年，主人请我们吃了美味的西餐、喝了好酒，我们进行了有趣的谈话。但是他们取悦我们的方式有点儿不合时宜。我们坐在起居室时，他们自始至终都在放瑞典民歌手、作曲家埃维特•陶贝的民歌作为背景音乐，然后放瑞典演员马丁•雍的一部很长的独角戏。啊，当然不错，两位都很优秀。但是此时不是在上海吗？他们大概以为我们像他们一样想家吧？午饭以后主人带我们出去走一走，到一个全新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居民区看一看。一条全新的柏油路通向那里。但是这条路却被当作打谷场，这让我们感到很惊奇。路两边堆满谷粒和秸秆，路中间放了很多谷穗让往来的汽车帮助“脱粒”。动作敏捷的姑娘迅速取走秸秆、收起谷粒，又铺上新的谷穗。
人们说，上海的新城区是按照西方的样式建造的，但显得很单调，看起来已经很破旧。窗子外边挂着食品袋和其他需要冷冻的东西，阳台上晾着洗过的衣服，还放着桶和各种坛坛罐罐。没有什么建筑风格可言。楼层很矮，也没有任何安全通道。
然后我们去看一个很大的基督教堂。在一条小路旁边，停放着三口沉重的棺材等待下葬。其中一口棺材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死者为女性，八十二岁，七月某日去世。上边还贴着棺材的价钱——一百一十六元，差不多三百克朗，一笔不小的钱。气氛很悲凉。陵园里很多石碑有瑞典人名字，黑红颜色——都是印刷体，很容易读。主人和他的妻子问上边写的是什么，我说是死者的生卒日期，他们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我怎么能认识大写的中文数字呢？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回我们小汽车停放的地方，我们坐前边，靠近车夫，主人夫妇坐在后面。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问多少钱——四毛，合成当时瑞典钱四十厄尔。我付了钱，他们惊奇地看着我问，“毛”是什么？
我为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国家一无所知感到羞愧。将近五年了，连中国的数字也没学会——其实用不了几分钟——甚至连钱叫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讲美元、美分不讲元和毛。家里只有主妇、三个孩子和一个把一切具体的家务事都做了的仆人。他们，特别是不上班的她，怎么受得了呢？也就有时候逛一逛上海市内当时还营业的古董商店，偶尔应邀赴宴。这是什么生活？难怪他们想家。
[ 瑞典 ] 林西莉 著 | 李之义 译
活字文化策划 | “给孩子”系列
2016-08
这本书是林西莉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耗时8年完成的。书中集录了五百多幅图片，直观形象地表现出相关汉字的造型来源。
[ 瑞典 ] 林西莉 著 | 李之义 译
活字文化策划 | 中华书局出版
2016-08
这本书讲述的是林西莉本人半个世纪前在中国的难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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